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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风气与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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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二字乃一旧观念、旧名词,为中国人向所重视。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好言潮流。潮流二字是一新观念、新名词,为中国古书中所未有。此两名词同指一种社会力量,有转移性,变动不居。唯潮流乃指外来力量,具冲击性,扫荡性,不易违逆,不易反抗,唯有追随,与之俱往。而风气则生自内部,具温和性,更具生命性,自发自主,自有其一番内在精神,不受外力转移。然则吾今日中国社会,如何能适应外来潮流,而不随以俱去,犹能善保其生命内力,与固有的独立精神,使风气与潮流得相与引生而长。实为当前最宜看重之一要点。

中国古人言风气,请举孔子为例。论语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封建社会尚未崩溃之时,其言君子,指在上层贵族言。其言小人,指在下层平民言。而其主要则在德字。德指人之德性,为人人所同具。孔子言,在上君子之德性如一阵风,在下平民之德性如一丛草。风东来,则草西偃。风西来,则草东偃。社会风气之易成易变有如此。

孔子又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转移社会风气,主要不在其上层之政治与刑法。政治、刑法虽是一种力量,但此力量可求避免,而不生愧耻心。于其心可无所转移。故政治与刑法之力实有限。唯能以在上位者之德性为领导,而具体化,成为一种上下彼我共行之礼,则受者内心自生感动。不够此标格,会自生一种愧耻心。能不别加限制而自生限制,不别加压迫而自感压迫,自能到达此标格。

故中国人言政,不重法治,重礼治。此为中国文化自古相传一特性,历两千五百年而不变。西方社会中稍具此力量而与中国略相似者,则为宗教。不尚权力,更不待刑法,进教堂唱诗膜拜,有似中国之礼乐。而耶稣之十字架精神,亦可谓尚德不尚力。其所表现之力,乃出自耶稣内心之德。耶教传布亦近二千年,遍及欧洲全社会,此亦一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信教者自有一种有耻且格之风。其力量不仗政治,不仗刑律,可勿论。所异者,西方政教分,中国则政教合。而宗教所最后归宿则仍为上帝之力,而非耶稣之德。中国则崇尚人类共同之德性,虽曰赋之自天,但所重近在人,不远在天。在中国文化中,并未产生宗教,然亦同具一种信仰。唯其信仰之主要目标,则在人之德性。即在上位者亦无以自外。故其精神有与宗教相异而实同之处。孔子虽非教主,而永尊为至圣先师,其一种德性教育之力量,实即近似一种宗教力量。

中国人言风教,言风化,社会风气乃由一种教化来。注意及此乃能来研究中国之社会史。晚清曾文正有原才篇,开首即曰:“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人才自社会善良风俗培育而成,而善良风俗则从其社会中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来。曾文正所生之社会,距孔子时,已逾两千年,社会形态已大变。而曾文正所言,亦与孔子意无大相异。试以历史事例为证。

中国政治风气之败坏,莫过于三国时代之曹操与司马懿。社会风气之败坏,则莫过于唐末与五代。宋兴,有胡安定、范文正,而风气复归于正,一时人才辈出,此风气之厚薄非由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何?蒙古入主,有文文山、谢叠山、黄东发、王伯厚。满清入主,有史可法、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政权移于上,而社会风气则坚定于下,依然一中国人之中国社会,无可摇移。此无他,亦由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旷观古今中外,此唯中国始有之。古希腊、古罗马乃及现代之西欧,宜皆不能相比拟。此乃中国文化之特可自傲处,非其他民族所能想望。

西方重多数,中国重少数。多数尚力,而少数则尚德。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乃使人心悦而诚服。不尚德,乃始转而尚力。多数压迫,乃若潮流之汹涌。少数主持领导,有同情心,有感召力,乃为大众所归往,始成一理想之风气。中国社会风气之堪贵乃在此。现代西方虽科学昌明,而宗教则依然尚在。彼中有殷忧其文化之没落者,亦唯以复兴宗教为念。可见人类社会不能专尚科学与物质文明立国,即西方人,亦自知之。

近代中国,则唯有一孙中山先生,堪当少数中之尤少数。其倡三民主义首民族,次及民权。民权当由民族来,非团集多数人,即得成为民。而民族精神其深厚基础,则保存于少数,亦唯递禅阐扬于少数。故中山先生有知难行易之论。不知不觉而行易者属多数,后知后觉已属少数,而先知先觉则更少数中之尤少数。故中山先生之革命过程亦分三阶段,一曰军政时期,次曰训政时期,最后始曰宪政时期。中山先生所理想之宪政,实必由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来,当称之曰民族宪政,既非向外袭取,亦非多数能创。故中山先生心意中之国民代表,不仅被选举者当先经考试,即操有选举权者,亦必先经考试。此等主张,今日国人皆不敢明白称引。何者,西方论政重多数,潮流所趋,既不深知,自难违抗耳。

今日国人,观其体肤毛发,则俨然仍是炎黄嫡系。论其心情好恶,则尽归现代化。其实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即属西化。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卷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行易则在中国,知难则付之外洋。故中山先生其人,则必比拟之于华盛顿。其所创之三民主义,亦必比附之于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乃始有其意义与价值。

中国人言道统治统,必曰“作之君,作之师”。并不期望之于人人。中国人言政治,必归之选贤与能。而其选举权,则下不操于民众,上不操于帝王政治领袖,而别有其客观之规章与职位。中国人言生活,亦不专为物质生活与私人享受。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其言明白具在,亦岂林肯之民享一项可相比拟。

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则曰:“必也狂狷乎。”则又曰:“过我门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今日国人,就其在中国社会言,则崇洋排己,有似于狂狷。就其在外国社会言,则舍己从人,皆为一乡愿。唯为洋乡愿,国人仍所崇重。故当前之中国社会,实已变成一洋社会。其名犹是一中国,其形象则全成一洋象,较之蒙古满清入主时,可谓已天壤相别。此诚时代潮流之所迫,又何风气可言。潮流乃外在一种力量,风气则成自内在之德性,由我为主,非在外力量之所能操纵。但德性出于共同之天赋,实属多数。而权力则必掌于少数人之手。故中国传统实为真重多数,此又难于以名言分析之。

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经者,正常大道,乃树人立国之大本所在。此非多数所能知,然多数亦必由知以行。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不可,非不欲。顾亭林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责亦在少数,非每一匹夫尽能负其责。苟欲负其责,则必学顾亭林、范文正,乃知周孔之为人。如演平剧,一跑龙套一打鼓手,同需负责,但谭鑫培、梅兰芳则仍需深厚培养。今必求每一匹夫之同负其责,则宜天下之日趋于亡而不可救。

经不正,民何由?奉公有贪污,居恒恣奢淫,此乃一种歪风秽气,为国法所不容,刑律所当先。若欲正人心,兴风气,首必及此。然正本清源则别有在,当求之于正常之大道。唯此乃我国人之旧观念,旧信仰,又为当前之时代潮流所不容。不知今日国人贤者,其终何去何从。国人今方讨论改革社会风气,漫谈及此,以供贤者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