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晚学盲言 » 晚学盲言全文在线阅读

四三 自然与人为

关灯直达底部

近人率称西方近代科学为自然科学,其实西方近代科学主要在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乃一极不自然之手段。如自来水,大城市中皆填塞河道,另装水管,即三四十层高楼皆可输送上达。显属人为,绝非自然。电灯发明,经千次以上之试验始成,至今转夜为昼,通宵达旦,光明照射,亦出人为,非自然。自有电灯与自来水,乃有现代之大都市。此亦出人为,非自然,更可知。

又西方自罗马时代即有喷水池,至今各地林园,几乎到处皆有。中国则筑石为假山,如元代苏州有狮子林,至今尚迄立如旧,尤为奇特。假山较近自然,喷水池则显见人为,以此为例,可谓其余皆然。

深论之,人为必本于自然,而自然中亦必演生出人为,两者不能严格划分,然终不免于有轻重之偏。东方偏自然,西方偏人为,此乃双方文化一相歧。姑就气候历法言,地球绕日运行,同此自然,同此岁月。而计时计月计岁,则可有不同。西方用阳历,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年年如此,每年只有一天之差,此即显见其重人为之迹象。中国用阴历,一年亦分十二月,但以空中月光为准,月圆为一月之中。其他如上弦、下弦、晦、朔,皆以月光定,其与自然若更亲切。唯分年有闰月,则稍似不自然。

中国最先有夏历,其次有殷历周历,岁首相差各一月,但同为阴历。孔子曰:“行夏之时。”以春夏秋冬四时言,则夏历更自然。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皆在冬,不在春。冬春夏秋则为不自然。故孔子主用夏时。以太阳之运行论,日南至宜为一岁之首。中国人亦言冬至夜大过年夜。兼顾季节及农事,则夏历岁首若最为自然。西俗又特重耶诞,虽与冬至相近,然其重人为不尚自然之意,则更显。

又中国分二十四节气,亦最重自然。以三月三为上巳,五月五为端午,六月六为浴佛,七月七为牵牛织女两星相会,八月十五为中秋,九月九为重阳,则因农村人事辛劳,故多择春秋佳日,供其休息娱乐。而配以端午重阳等名词,则若人事必追随于自然,而又必附会之以历代人文故事,则若休闲娱乐之更富自然性。西方城市工商之寻求休闲,从事娱乐,假宗教之名,七日得一假日。又增周末,则每七日得两日假。此等规定,亦显属人为,非自然。中国则五日旬日一休沐,亦似较近自然。

推此言之,一尚自然,一尚人为,事无大小深浅,到处可见。如文学,中国人谓诗言志。人心有志,出言成诗,此亦一自然。西方如荷马史诗,沿途歌唱,博求听众,事同商业,则属人为。故其题材多恋爱战争神话冒险等外在故事,而张皇夸大,耸动听闻,则更见为不自然。神话为玄古人类之自然所有,但亦可张皇夸大,离情离理,失其自然。

中国古诗三百首,亦有恋爱战争神话,但一出于自然。如“期我于沫之上矣”,此亦言恋爱,然仅止于此。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征人远戍,有涉战争,然亦仅止于此。生民之诗,“履帝武敏歆”,此明是神话,然亦仅此而止,更不张皇夸大。周公、孔子以后,神话渐消。墨子言天志,庄老言自然,皆无神话成分。屈原离骚始有之。但离骚乃忠君爱国之辞,神话非所重。近人乃从诗骚中,挑出其神话成分,亦可得数十百条,拟之西方,则如小巫见大巫,不相伦类。

汉魏以下,诗体大变。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皆如小说,可以演成戏剧。然后来此等诗体绝少。孔雀东南飞本言爱情,木兰诗本言战争,而两诗叙述,则皆偏重在家庭伦理方面。此可征中国诗之特性,亦即中国民族特性、文化特性之所在。

唐诗有:“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又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两诗亦兼涉战争与恋爱,而吐词含蓄,乃深入人心,传诵不辍。若亦小说化戏剧化,则事变感人转不如性情感人之深切。中国诗特性正在此。近代国人乃谓中国诗文不昌言恋爱战争,为封建礼法所限,认为其不自由不自然。不知恋爱战争特草昧时期之自然。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务战争,乃进入人文时期之自然。人类之从自然进入人文,乃人类一大自由,进化一大自然。又安得以恋爱与战争为人生终极之止境。

西方自史诗外,又有小说、戏剧,皆主恋爱战争,力求张皇夸大。于恋爱战争外,又有神话武侠冒险侦探等。但真实人生中,此等事极少见。乃又有创为写实体之文学。而写实终非写实,仍必张皇夸大,否则无以刺激人,广号召,即不成为文学。故西方文学终属人为,非属自然,亦宜可知。

中国人言目击道存。张皇夸大非可目击,即失真非道。中国文学则贵能抒情写意。人生情意无穷,然人同此心,则亦同此情意。人能深入此大同中,独自抒写,迥异寻常,此乃是文学家大本领大手笔。故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妙手之偶得,乃始为文学家能事所在。但非深入自然,则亦无可有此偶得。故中国文学不重在外面事务之描写,而小说戏剧乃不得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唐人元微之有会真记,乃当时言情写实一小品,不能跻于文学之上乘。元代乃有西厢记,始成小说,可演为剧本。实则从会真记来,一如搜孤救孤之从史记赵世家来。此皆张皇夸大,而近代国人则必认此等乃始为中国之新文学。明代又有西游记,始近似于西方之神怪小说。但元明兴起之小说剧本,皆非中国文学之正统,在中国文学史上乃后起一旁枝。近人乃必崇奉此等作品,认为到此中国乃有真文学之影子出现。而认为以前文学皆死文学,必如此乃始是活文学。不知在人生中,事变皆易死去,情意则可长存。中国文学重情义不重事变,正亦常求其能成为一种活文学。此则近代国人或尚未深知之。

人类思想亦即人生一自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梦见周公,则日必思之。孔子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自称好学,则绝非学而不思。孔子之于学于问于思三者,乃相互融洽会通一体。下及墨翟、庄周诸人皆然。思必见于行,行必本于思,行与思同归一体,故不得单独称孔子、墨翟、庄周诸人为一思想家。要之,学问思想行为三位一体,齐头并进,中国学者则皆然。专务思想,此唯西方哲学家为然。此亦先有一番张皇夸大之心情寓其间,乃以思想为人生一项最大学问,终身以之。而其与当身当代之日常人生亲切行事反不顾及。于是西方之哲学与文学乃同为专门,同出人为,于人生中之学问行为转多不自然处。中国人从事学问,皆从其当身当代日常人生亲切行事之实际需要,有情意,有思想,一本自然,而不加以人为之过分张皇与夸大。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多通人,少专家。不仅无哲学家,亦可谓无思想家。张横渠著正蒙,程明道犹言其乃苦思力索所致,非自然所得。西方则好言创造,力求自我表现,必别标一格,以求异于他人。此又中国尚自然,西方务人为之一例。

故倘谓一部中国思想史,古今几千年来,先后相承,只就前人所认几项大题目大纲领上,不断推阐体认,极单纯,但亦多变化,如一老树,冬季枝叶凋零,而根干依然。西方则如杂树丛生,虽亦蒙密郁勃,然无巨干大本,不能有老树之参天。又譬之水,中国如长江大河,众流汇归。西方则不择地而出,各成断港绝潢,即有大湖巨泽,亦无朝宗于海之大观。即譬之史乘,中国古代封建上有一中央政府,西方封建则各拥一堡垒而止。故西方学术思想,于哲学外,仍得有宗教。中国则无哲学亦无宗教。近代国人讥中国如一盘散沙,守旧,不进步。但趋新尚异,只是花样多,未必是进步。中国人信古好学,西方人则重自我表现。中国文化寓有极深厚之时间性,西方文化则重在空间之扩张。西方亦有自然,但不如中国乃为人文化成之自然。中国亦有人为,但天人合一,内外合一,乃成为一种极天真极自然之人文。此乃其大异所在。

历史记载人事,亦一种自然之学。中国历史远古即有。西方历史则极为迟起,既重现实,则前代人生有所不顾。罗马帝国崩溃,乃起后人之惊讶。何以若大一帝国,竟而一蹶不振。于是乃旁搜远索,网罗一切零散材料,编排比次,写为罗马衰亡史一书。西方之有史学,可谓肇于此。但史学记往事,须求真实,不当张皇夸大,尤其记一国之衰亡,更无可张皇夸大处。于是遂继起有文学、史学之争。中国则诗有雅颂,宗庙歌唱,文学亦即史学。司马迁成史记,为中国正史二十五史之开山祖。其书之文学,亦卓绝千古。文学通于史学,中国人并不以为异。马迁有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乃马迁之一番历史哲学。文史哲三学,在中国,乃可混然一体,不得显为划分。此下不详论。西方文史哲为学,则可各自独立,相互不顾。故中国学问,和而不争,一若皆本于自然。西方学术间,则争议纷起,尽出人为,违于自然。

重学重问,则其心中常有他人之存在。重自我表现,则其心中常有一自我,求标新立异,跨越他人,以成就其一己。故西方自有史学,亦即分门别类,纷歧百出,政治史社会史等,难可缕举。其在中国,则社会之上必有一政府组织,政治之下必有社会基础,上下一体,无可划分。即如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兴起,岂非当时一大事。但究该划入社会史抑政治史,岂不转成一难题?汉初社会又变,史记有货殖列传、游侠传、儒林传。若此三者尽归入社会史,则仍必并入政治史,乃见当时之真相。若谓儒林传宜归入政治史,则货殖、游侠又何一不与政治有关。合而观之,始成史学。分而成书,则一鳞片爪,真相难明。

又如魏晋南北朝隋唐,门第鼎立,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然若将门第归入社会史,则各朝正史又将如何写?今人则谓中国古人不详知社会史,不知中国社会史已尽融入正史中。今人必以西方眼光读中国书,则宜其有此误解。佛教东来,下迄隋唐,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宋代理学兴起,书院讲学,直迄明清,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释氏出家逃俗,正史中只约略道其情况,山林僧侣之思想行事,则别以专史详之。宋明理学家,仍如汉唐之儒林,正史不得不详。若专写中国社会史,岂可只详释老,更不提儒学?又岂可一并付阙,则不成为中国之社会史。又如宋代之义庄,以及宋代之乡约等,皆归入社会史,则以前之门第,此下之书院讲学,又何得不列入?书院讲学列入,则如东汉马融、郑玄等,俱当列入。而洙泗孔门早当列入。其他当列入者又何限。推类求之,必将见其扞格而难通。

中西社会不同,斯历史记载亦不同。国人尽可不通希腊史,而径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书。亦可不通中欧史,而径读康德、黑格尔之书。但岂可不通春秋战国史,而能通孔、墨诸子书。又岂可不通汉史,而径读董仲舒之书。不通宋史,而径读程朱之书。故专治哲学,在中国学人中,即为不通。因此中国无哲学与哲学者之专称。

近代国人,写中国社会史,乃将端午竞渡、中秋赏月等,尽量纳入。不知此乃社会风俗,而在中国,风俗与教化,又融为一体。风教间,文学又是一大项目。诗经有十五国风,楚辞有九歌,两汉有乐府,魏晋以下有世说新语,唐代有太平广记,宋代有宋稗类钞,元明之际有元剧,有水浒传,明代有金瓶梅等,此等皆文学书。又如清初顾亭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非文学,而实为明代社会经济一部主要参考书。其他有关社会问题之书尚多。不通正史,此等皆无可详论。今人读大学历史系,即不理会文学。又治社会史,即不理会历代正史。又不通历代之教化风俗。又或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相混淆。要之,历史乃一大整体,不会通以求,则真相难得。此乃一极自然之事。多为之分门别类,则出人为,非自然。

西方又有经济史,特为最近国人所重。中国以农立国,国之本在民,民以食为天。敬授民时,乃古代政治一重要项目。又井田制度,受田者既非农奴,而授田亦非西方之封建。又兼有庠序之教,俊秀得进为士。秦汉以下,井田制度废。而轻徭薄赋,俊秀皆得经选举考试入仕。其他如农田水利,更为政治一要项。史记河渠书,历代漕运制度,清初胡渭禹贡锥指所载之历代治河防灾政策,何一不以农业经济为重。其他工商业,自汉代盐铁政策以下,相承有一贯之政策。通商惠工,而不使走向资本主义之途径。考论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舍弃正史,则无所本。汉代如晁错,唐代如陆贽,其所抱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莫不一一与当时之现实政治息息相关。但在中国,乃无特出之经济学与经济学者,正如其无特出之政治学与政治学者。社会学亦然。融通协合,不再多有分别。则其无一部专门经济史,固亦宜然。

中国经济无不与社会政治有其紧密之相关。如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网罗晚明各地经济情况,分别撰述,而追溯渊源,有远至数百年千年之上者。故治中国经济史,不重在年代分别,而尤重在地域之分别。中国疆土广,生产富,工商业各具地方性。利病得失,既相通,又相别。政府之各项制度总其成,又以社会风气立其基。故如经济,必当由通学,不得为专家。即读顾氏此书而可知。

故治中国史,又必通疆域舆地之学。汉书有地理志,唐有元和郡县志,宋有太平寰宇记,明有一统志。舆地疆域之学,遂或从史学中独立,而有若与史学并驾齐驱。各地疆域志,自魏晋以下已极盛。唯其书多失传。至北宋,有吴郡广记续记,类此者当可二十种左右。此下愈兴愈繁,分省分府分县,莫不有志。下至清代,如吾乡有泰伯梅里志,此乃与无锡同城之金匮县所辖之一部分,东西南北各不逾二十里之一小地区,乃自吴泰伯以下三千年来,社会经济,人物文化,靡不毕载。乃成为一最小型之地域史。下至一山一寺有志。一书院有志,风俗经济,人物文化,莫不归入,融为一体。此亦本之自然,非出人为。西方一多瑙河,一莱茵河,既非长川巨流,两旁又疆土分裂,诸国骈立。此皆违背自然,事出人为之证。故西、葡、荷、比,各自立国,不能合并。甚至如英伦三岛,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虽同为一国,犹必分疆裂土,各有其独立之鸿沟。此尤西方史不自然一明证。

西方人群尊耶稣,必分天堂人间生前死后以为二,此亦为一种违反自然之信仰。又必共推一教皇,乃有马丁·路德之新教兴起。新旧教相互冲突,遂成西方史上一大事。而新教中又宗派繁兴,分歧百出,几于难可指数。此又一不自然。中国佛教寺院林立,分宗分派,亦在疆域上。如禅宗有南岳、青原之东西分峙,临济之北方特起,此亦形势自然。倘亦必推一佛教皇,以为一举世之宗主,则纵无争端,必多弊端。人为之不可久,亦自然趋势所必至。余又论东西方之音乐,亦一重自然,一本人为。已详别篇,不再论。其他类此者尚多,俟读者推类求之。

其实此一东西文化之大分别,乃从农业商业来。中国以农立国,故崇尚自然。西方古希腊即以商立国,乃重人为。其相异处,人人易知,不烦详论。而工业则界在两者之间。中国农工相连,即如歌舞,亦属工,故又连称工艺。中国一切工业皆趋向于艺术化,实则乃天人合一化。而西方则工商连言,乃日趋于机械化,而唱歌跳舞等则不谓之工。艺术必求精制,若系人为,而忽视其本源之同本于天,亦出自然。机械则求赢利,亦若自然,但实一出人为。此中奥义,恕不具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