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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天地与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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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谓中国人重内,西方人重外。外则为天地,内则为心胸。天地愈大,则心胸愈小。心胸愈大,则天地愈小,适成对比。此又中西双方文化一大不同之点。

先以农业人生与商业人生言。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卒于斯,葬于斯。子孙百世,如此相传,俯仰之间,天地岂不甚狭小。然而即此天地便是吾之人生。盈天地吾心乃无不顾及,吾心即此天地。吾此心已充塞天地间,则其心胸之广,自不待言。

古称十室之邑,其生活尽是一般,只各在一狭小之天地内。后人又称三家村,其生活亦尽是一般,亦各在此一狭小之天地内。故农村人天地之狭小,乃仅为其一心之所容。而其心胸之广大,则已能与天地而为一。

五口之家,各有父母子女。我孝,谁当不孝,则孝已尽人道。我慈,谁当不慈,则慈亦已尽人道。三家之村十室之邑相为邻里,我对他家人尽其忠信,又谁不当忠信,岂不已尽了天地间之人道,于我又何憾。

若我不孝不慈,在家即不和不安。若我不忠不信,在乡党邻里中亦将不和不安。此理至明,反之吾心而即知。则天下人之道,又孰能外于此心以为道。吾心即天地间人之心,吾道即天地间尽人所当行之道。简单明白,如是而已。

都市商业人生则不然。生活条件内不自足,必求之外。如古希腊,仅一小半岛及近海各岛屿,通商非亚两洲,复杂多变,形形色色,难以言状。唯求一己赢利而止。然亦多变,亏者倾家荡产,盈者富可敌国。故商人无自足心,亦无自信心。互顾皆然。唯见外在天地之广大,内在心胸则渺小。与农人心理又乌得相比。

孔子亦生农业社会中。自称好学,亦学于十室之邑之忠信,扩而大之,忠于国,忠于天下。信于一世,信于万世。心胸愈扩愈大,求与天地参。则孔子心中之天地,岂不仍是一小天地。孔子不仅在曲阜,至齐至卫至陈至楚,天地亦无大变。其弟子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则孔门之所谓道,亦唯此心之孝弟忠信而止,又何尝离此心胸而别有所谓道。

古希腊之学有两大端,一曰科学,一曰哲学,皆本于外以为学。上本天地,旁及万物,其所求知既在此,则所学亦在此。天地既大,事变既繁,孝弟不得专恃以养家活口,而忠信亦不得专恃以出门营利。古希腊人之为学,其主要乃在向外求真理,而科学哲学遂以成立。不信人性由天赋之善,故在人生行事中无真理。向外求则重客观。在己在人,则为主观,皆不足信。于是其所求,乃在物不在人。在天地万物间求得真理,乃反以限制人,是为法制刑律。人事不越出法制刑律之外,斯可矣。然希腊人尚计不及此,必待罗马人起,法制刑律乃特见重。故希腊仅有城邦,至罗马乃始有帝国之建立。

然法制刑律仅在消极的限制人,不能积极的领导人。总之,法制刑律非即真理,何能成群立国。故罗马帝国未崩溃,而宗教即兴起。但宗教信仰灵魂降谪,人生由原始罪恶来,则人生中仍无真理。果使宗教即真理,此真理亦在外,在上帝,不在人。人生罪恶除忏悔祷告外,别无其他得救之道。故宗教所信仰之天地虽大,而信教人之心胸则更狭。甚至只许有上帝,不许有己心。

西方人之所赖以维系人群,建立国家,则唯科学、哲学、法律、宗教之四端。皆求之人之外,不求之人之内。愈向外求,则天地愈大。愈不向内求,则心胸愈狭。至于今日,因于科学之发展,交通之便利,商业之繁兴,而五大洲人类可以朝夕往来,天地益大,而心胸则益狭。几于人人尽守一个人主义,互不信,互不亲。即男女婚姻双方,亦各站在其个人立场而结合,而离散,亦唯双方个人之自由。其他如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君臣上下朋友,相互之间,又更何亲信可言。此非心胸之日狭乎。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弟子问,必不得已,于此三者而有去,当何先。孔子曰:“去兵。”又问于此二者必不得已而去,当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今日,则首畏兵不足。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为举世两大强,然孰居上,孰为次,美苏各不自信,唯日孳孳患兵不足。继此以往,美苏互争,乃各不能有兵足之一日。其他二等三等以下,全世界百五十国,亦各求足兵,各自争强,各无兵足之一日。又美苏两强,争以赠与武装,出卖兵器,为其敦睦邦交之首务。故兵器精良,武装充实,今日各国已远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然而足兵之望,则渺不可即。小战赓迭不休,计唯美苏大战,两败俱伤,庶有了局。

次言足食。科学发达,足食非难。但饿死事小,失兵事大。今日之世界乃如此。以国与国无可互信故。不仅国际间无信,即一国之内亦无信。民主政治,下不信其上,故必选举。又必分党以争,故必经年改选,而党争终不已。则孔子民无信不立之语,迄今亦信而有征矣。

西方宗教信上帝,而人与人间则无可信,即上帝亦无奈之何。故曰凯撒事凯撒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敌对双方,各在战壕中默祷上帝助我,和平庶可保。胜败既分,而和平仍不可保,第二次大战继起。兵力不足恃,上帝亦无可信,则人类和平其将何途之求。

和平真理唯一“杀”字,以杀止杀,而杀终不可止。中国人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止戈为武。孔子言民无信不立,已不可行于今日。倘明日美苏能互信,则核子武器一切杀人利器皆可废。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又曰:“听讼我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诚使无讼,则一切法制刑律亦可废。然则孔子言政治究何以为道,其道究将何从而得,实仍值深究。

孔子所言道重在信,信从心起。必先信己心,乃能信及他心。夫妇人伦之始。西方人言恋爱,但双方对此爱心均无自信,故对上帝宣誓,赴教堂定约,而自由结婚后仍得自由离婚。中国人则言夫妇和合,爱可信,斯和合亦可久。

晋公子重耳离狄出亡告其妻,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其时本无女子不得再嫁之法律规定。其妻季隗告重耳,我年二十五,待子二十五年,将就木矣,愿终身以待。至齐,齐又妻以齐姜。齐姜亦爱其夫,与其客谋,醉而行之。重耳之秦,又娶怀嬴。重耳因秦力返,又将赖秦力以成其大志。是重耳志在功业,其爱旧之心则自有变。此亦天地大而心胸转狭。女子在闺房,天地小而心胸则大,能自守,能自信,乃能信及他人。狄人闻重耳返,而送还季隗,齐姜则不复有所见。若使当年齐姜不信重耳,乌能许重耳之离。城濮一战,重耳为诸侯盟主。使齐姜尚存,或闻之,其心当有慰。亦可无憾矣。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为道,非有当年之齐姜,又乌得有他日之晋文公。而今人则必为齐姜叫屈,使齐姜当年不许重耳离去,毁其夫,亦即以自毁。而今人仍谓之爱情至上。此则爱心大,而天地为之狭矣。

重耳亡臣中有介之推,重耳归,赏从亡者,忘之推。之推不言。其母从子隐。之推从亡亦其忠,岂图他日之赏。赏不及,无伤其忠。我获我心,何待自言乞讨。其母亦以子心为心,从隐亦一乐。晋文公物色之,之推隐不出,亦非心存怨恨。初不为赏,今又出而受赏,其君必表愧歉,其先受赏者必表仰敬,转滋多端,心反不安,乃终隐不出。搜者焚山迫之出,之推母子卒被焚死。后代有寒食节,即纪念之推,传遍全中国,逾两千五百年不息。在之推则亦唯守其初心不变而已。既不为当前之利,亦不为身后之名。名传千古,亦岂其当年意想所及。则亦心胸大,天地为之小矣。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齐姜,若之推,亦皆其一时之从心所欲。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能有此信,他复何言。

中国人言女子有三从。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寡居从子。此三从皆内在之心德,非外定之法律。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齐姜当时唯劝其夫速离,在妻位则然。之推母从子隐,居寡母位则然。而中国此下逾两千五百年来之历史大传统,则齐姜与之推母,皆具有大影响。故仁义礼智一切人生大道,皆由此心之自信始。则非近代个人主义功利观念之所能相提并论。

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婚后被弃,上山采蘼芜以为食,而其关切故夫之心则仍不变。长跪而问,有情有礼。短短二十字,可谓能深入天下千古之人心,至今传诵,犹有余味。离婚在中国,亦非法律所禁。乐府所咏,亦非重男轻女之意。此心异,则天地亦随而异。非此心,又何来有此辞。

程伊川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指夫死寡居者言。然使寡而有子,其子不当饿死。范仲淹母再嫁,乃得使仲淹长大成人,此乃夫死从子,非失节。故女德之三从,乃一种无我之心,唯以父母与其夫其子为心,其天地乃甚小,其心胸则甚大。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内有欲而求之外,则天地横梗矗立在前,所欲愈多,斯外面天地愈大,而内在心胸则愈窄。郑康成言:“仁者,人相偶。”人必相偶为人,不能独立为人。女性多情,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能知求窈窕之淑女,斯其所以为君子。而岂好色多欲之谓。多欲则在家可以自陷于不孝,既嫁则可以离婚求自由,夫死则人尽可夫。天地更大,一唯己意之所欲,而己则独立为人,可有相偶而不相偶。故有欲斯有我,多欲则多我,多我斯多变。在我多变,尚不自信,何能信人。人亦岂能信我。各不自信,又不互信,斯其心胸愈窄,而外面天地则愈大。乃欲转向此大天地中寻求真理,是亦人心之一欲而已。道在迩而求之远,不知反求之心,而误认人欲为天理,斯其贻害人群将无穷,卒无思以挽之者。此亦诚堪悲叹矣。

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此亦一种无我精神。无我非无忧乐,乃不忧乐其一己之私,斯之谓无我。无我实乃一广我大我,则心胸大,而外面天地则小。不见一己之私忧乐,唯见一共同之大忧乐。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实则颜子亦非有乐无忧,如见卓然有立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则颜子之所忧,亦即颜子之所乐。范仲淹读书山寺中,断齑划粥,非其所忧,实其所乐。故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实亦即其一己之乐。此之谓天地小而心胸大。及其居高位当大政,两子共一袍。兄穿出,弟留家。弟穿出,兄留家。其子赴江南收租,故旧石曼卿三丧无以葬,捐租以济。归告父,父亦大乐。此种心胸,昭在史册。后人读史,岂不以人群中有范氏父子为乐。然范氏上十事疏,卒不行,实无以救当时之社会。此孔子之所谓道不行。而此道则长在天地间。此非心胸大天地小而何。中国之广土众民,至今依然,而益发皇,此即其道之所在矣。

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社既覆,终不复兴,而中国人之天下,则岂不至今尚存。顾亭林自以一匹夫负其责。使当时无顾亭林、李二曲、黄梨州、陆桴亭、王船山诸匹夫,则不知中国人之天下至今当何似。此亦天地小心胸大一例证。有顾亭林诸人,斯民有以立,立则立在其所信。先有亭林诸人之信,继之以大群之共信。明末以下之天下,即立于此信。今则此信失,斯民又将于何立,此则仍必待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出。曾涤生原才言:“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以今世言之,一二人之心,又岂能转移天下之风俗。天地已日大,心胸已日小。但今日之中国,而仍能有范顾曾诸人者出,则其言犹可信。文化传统不同,非可一概而论。今日国人一心模仿西化,心既变,天地亦随之变,虽有范顾曾诸人之言,亦将无足信。

其实新旧即时代与传统之分,故曰新时代,又曰旧传统。时代多重外在空间,传统则必经时间绵延。故每一时代中必存有某种或某几种传统之存在,未有无传统之时代。唯传统则必有其内在精神,以心传心,始有传统。外在事物,无传统可言。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此功字,即偏指外在事物言。故凡重外在事物功利者,功成即身退,此乃历史之大例。专就近代史言,英国国旗遍受全地球各地太阳光照射,英国人之帝国主义可谓已功成。两次世界大战,英帝国皆战胜方,而英帝国亦告崩溃。则老子之言已有信。而今国人则改慕美国。倘美国亦有功成之日,我国人仍当改慕继美而起者。此见天地之大,而我国人心胸之狭。则宜我国人亦尽讥孔老所见天地之狭矣。

帝国主义既崩溃,而资本主义犹存。最近几年来美钞价格时有摇动,不能保有世界市场之标准价格。抑且美国之对外贸易,武装军备为最昂贵之第一项,日常用品反成入超。则美国资本主义之终将身退亦可知。

则试重引孔子言说之。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此言,非不知时代之有变,而终有一不变者存。此不变者,则虽百世而可知。其所损益即其变,所因即其不变。变则成为时代,不变则为传统。所因则因于人心之有信。自信互信共信,则又何变。帝国主义崩溃,即孔子之所谓去兵。资本主义衰落,犹孔子之所谓去食。民无信不立,此一信字,内本人心,外通天道,乃可万世因之而变。西方文化重外在之事功,故随时代而必变。中国文化重人心,重忠信,故可随时代而变而终有其常。不忠无信,则此时代无可长存。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绝不能谓其忠于外忠于他人,而可得外面他人之共信。不共信,又乌能共存。今日西方人唯一口号,曰自由平等。唯其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下,不自由,不平等,故此一口号乃获人人之共鸣。然果使人人自由平等,则何来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然则近代西方人之呼号正不啻自毁其立场,则宜其时代之不可久而必变矣。

然则若使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衰落,而人人自由平等,又如何?曰自由平等正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而发,若使此两主义俱告没落,则此两口号亦将失其存在,此亦功成身退一大例。婴孩初生,若使即获自由平等,则此婴孩亦唯有即趋死亡之一途。婴孩之获长大成人,即正为其不平等,不自由,而获父母之养育,否则何得长大成人。及其疾病衰老,又复不平等,不自由,有待人之护持。忠信乃人生始终所依,方得为人生之大道。

故不忠不信,则人生不能有夫妇家庭,而更何论于君臣与朋友。即论国际,亦赖忠信。如汉之对匈奴,唐之对突厥,皆有实例。而东北之有朝鲜,西南之有越南,中国对之尤复忠信有加,故此两国受中国文化之陶冶亦特深。三千年之史事,举不胜举。今日国人乃称汉帝国唐帝国,尤为妄称。帝国经营有成败,资本商业有盛衰,唯忠信之为人道,则无成败可言。忠信乃德性,非事业。大学之道所谓明明德于天下,亦明此忠信之德而已。使忠信之德而明于天下,则世界大同而天下平,斯曰至善,乃可止矣。

要而言之,人群和平相处之大道,家国天下之大本,必建基于人心之忠信。西方文化实亦不能离此,而演进日远,回头非易。若论中国,此义早揭发于古人,近日向慕西方,此义亦臻暗晦。迷途知返,非无其机。而当前人类之厄运,亦殊堪嗟叹。天旋地转,本于一心。心胸开,天地亦尽归此心中。有心者,曷不反省一试之。自觉自悟,当下即是。是不为,非不能。纵不信古人,宁不信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