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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历史上之新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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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一体,无所谓新旧。强言之,生命乃是一旧,新在将来,尚未到达,无意义价值之存在。积旧成生,乃有真实性。对此不满,乃对未来之新有憧憬有想望。

婴孩出世,乃是一新生命。但空洞无积,尚待成长。果其夭折死亡,则不得视为一真生命,因此不得入祠堂亦无坟墓,不作久长之礼拜。成年婚嫁,始是生命开始。积累充实,必贵有寿。年老衰退,转为消耗,而非成长,故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亦即失其生命之意义与价值。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大生命,三皇牺农时代,乃其婴孩至幼童期。倘即此夭折,文化更无传递,则其在后世,亦自无意义价值可言。黄帝尧舜乃为中华文化之成年期,自此递传递久,递积递厚,追溯以往,始弥觉其意义价值之深厚而无穷。及今思之,吾中华文化是否已届老死之期,则尚难断言。晚唐五代,乃如一场大病。蒙古满洲入主,则如犯了一场风寒外感。我中华之文化传统生命,则依然坚健不变。今国人崇慕西化,乃谓中国文化五千年来,从头不是,非连根拔起,即无可救药。此实由中国史一气相承,难于切断,指出其中病之所在,则唯有一笔抹杀始稍近是。今再言,生命当视为自未来向过去,乃见其真实而日长而日成。若视为由过去向未来,则生命乃日消日失,为走向死亡一条路。要之,中国文化生命则唯在一旧字上,由此旧乃可有其新,则断无可疑。

故凡属生命,则必好古恋旧,追溯既往,中西无不如此。唯西方之好古恋旧多在事物上,乃属生命之外在表现,而非其内在真实性之所在。希腊罗马亦多古迹,西方人追恋无已,但尽属物质的。精神方面如文学科学哲学等,固亦日新无已,但古旧亦仍为西方人所尊。唯所尊亦仍属事物方面。学问亦如一事业,非个人真实生命之所在。故亦仅传其学,而不详知其人。

如言文学,中国古诗三百首,作者都不可考,然诵其诗,而三千年前之古人生活如在目前。当年之生命精神,亦可依稀接触。古希腊神话童话,故事传统,亦以怡情悦性,但古希腊之真实人生则无可接触。如诵离骚,屈原生命活跃在前。而诵荷马史诗,荷马之真实为人则渺茫难寻。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年之真实生命,即明白传达在此数语中。果能循此为学,则已学了孔子生命之真实精神。故学而时习,乃觉不亦悦乎。学即学此真实生命,只学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阶段,已属其悦无穷。其五十知天命以下,则颜子所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皆生命之真实境界,岂如希腊古哲学,凡其所论,仅是其人生命中思想上之一番表现,不得谓即其真生命所在。比读双方书,自知其区别。

中国人唯多注意其生命之真实,更过于其事物上之表现。故如唐尧虞舜,建都何在,生前宫庭,死后坟墓,皆无可查究。留传者唯其德,即其内在生命之所得。尧舜当时真实生命内在所得,后人何由知之?则以心传心,唯有以己之小生命,通入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之大生命中去,斯乃可以得之。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无锡东南乡,有泰伯逃来荆蛮后之故居,称曰皇山。实一土丘,距余生处四五华里。东汉梁鸿孟光夫妇,亦来隐,故其山又称鸿山。无锡南门外一水,则称梁溪。泰伯距今逾三千年,梁鸿亦近两千年,两人皆无详传史迹,而环此小丘十里内外之乡民,则无不知吴泰伯与梁鸿,清明佳节亦无不来此膜拜。中国古人之所谓立德不朽,有如此。而全国各地类此之名胜古迹又何限。此见历史文化传统,即民族大生命之所在,亦即全国人心所在,岂不真实而有据乎。

尧舜之德难求,大禹治水乃具体易求。但三过其门而不入,其家何在,今亦难求。唯读清初胡渭禹贡锥指,详考历代治黄河水利工程,四千年一贯相承,此亦有如禹之大生命之一贯相承。如四川灌县有二王庙,乃秦代李冰父子治离堆江水之患,亦迄今两千年。自灌县至成都,百里之间,农田灌溉,皆有成规,一贯相承。此亦不啻一大生命之持续。非亲履其地,则无可想像而得之。

又有万里长城,远自战国,下迄清代,积两千年。乃中国历史上极巨大一国防工程,亦民族生命之积累。虽不如大禹治水,李冰导江,有主要人物之代表可举,然同是中国历史上一大生命之表现,则亦明显无疑。

立德立功之外有立言。所言亦贵其有德,乃可有功而不朽。孔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之立德经过,即其七十年之真生命真学问。学问实即是生命,宜该可悦。后人倘能学如孔子,达于立与不惑之境,则在己之生命,亦当甚感其可悦。至于知天命以上,非常人所能企。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卓尔者,即孔子之真生命。中国古人之学,即在其生命上,非生命中一事。学之所得,亦即是生命,非可谓于生命中别有所获。如文学,古人曰“诗言志”。所志即其生命,所言亦即其生命。屈原宋玉之高下,亦在其生命上,不在其文字上。读西方文学,则莎士比亚之乐府,非即莎士比亚其人生命之所在,并亦无由知当时一般英国人之真生活。仅得谓莎士比亚生命中有此一番表现,如是而已。莎士比亚与归有光略同时,试读归集,其为人,及其家及其时代,一一透出。可谓乃映出归熙甫之生命。而莎士比亚之生命则难可稽考,至今成一谜。此即中西文学一大不同之点。

如哲学,真实生命中,可有各种思想。但思想亦仅生命中一事,不即是生命。如耶稣,其生命岂只十字架一刹那可尽。而西方人则十字架即代表了耶稣。重事物轻生命有如此。教会组织,教廷建筑,教皇传袭,全转在事物上。而耶稣则成为神化,只可信,无可学。此亦西方文化一特征。

西方人自始即不悟到宇宙人群之大生命所在。个人小生命刹那短促,意义价值有限,遂转恋到事物上去。事物有新旧,而生命则无新旧。今日国人喜新厌旧,亦从西方观念转向事物去。至如生命,则耄老每念童时,岂有喜新厌旧之理。

埃及金字塔完成,埃及古生命则随以永绝。希腊罗马亦然。最近西方人对希腊罗马之一物一事,好恋崇仰终不能已。余游美国纽约附近,一中国古墓,乃从山西购来,石象石马翁仲林立,规模依然。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此等坟墓寓有一种大生命精神。美国无宗法,但对此等古墓亦可寄其好恋之情。余又在大峡谷见一印第安人之博物馆,印第安人几已歼灭无遗,而美国西部影片则不断流传,印第安人之遗物亦加宝爱。此皆见西方人之恋旧。

中国人重视生命,轻视事物。尤重于能以一己小生命投入群体大生命中。叔孙豹之三不朽,至今犹为国人传诵。而孔孟儒家乃颇不提及。此因叔孙豹仍从个人小生命着想,不知不朽者乃德功言,小生命则终必泯灭。孔子之卒,歌曰:“泰山其颓,梁木其摧,哲人其萎。”曾子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仁即其大生命,死乃其小生命。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其不厌不倦者,即其生命。何所学,何所教,乃其生命之所依附于事物者。所学即学此大生命,所教亦教此大生命,此即孔子之所谓道。孔子乃未敢自信自任,而曰“后生可畏”,则教育终于不绝。不朽乃在此,不在个人小己。故中国人乃论存亡绝续,不论新旧。

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四人侍坐,孔子命各言其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财,公西华志在外交,唯曾点言:“暮春春服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有吾与点也之叹。子路等三人皆志在事,其事皆有关群体大生命,非私人名利富贵。然此等事须有修养,须得机缘,非可必得。浴沂风咏,乃属日常生活,有志必可得。然小生命亦即大生命,故孔子有与点之叹。墨子继孔子起,而其志则在事物上,较子路诸人而益甚。庄老则近曾点,而于事物方面又过分轻视。中国传统文化,于孔门儒家外,不弃庄老道家。大体融括,可进可退,而大生命乃易从小生命中透出,此可谓是中国之文化精神。

以当前论,世界人类中国人为最旧。以小生命言,寿则旧。以大生命言,历史绵延则旧。既生为人,当求旧不求新。今日国人乃至谓四十岁人已无生存价值。求新求变,电脑机器人乃为人生最高目标。如此则何不求早死。最近全世界恐怖事件猖獗,正可为此作例。

程明道言,“观雏鸡可以识仁”。仁即大生命,母鸡孵小鸡,一次可得一二十头。依傍其母,或在腹下,或集左右,此即成一大生命之景象。今日养鸡科学力求多产,不断前进。而此大生命之景象,有近仁体者,乃不可复睹。今又力求人工受孕,循其所知,唯见机器之重于生命。然则喜好机器,厌恶生命,岂不将成为生命之性。

事物若称为花样,而事之变则较物为尤易尤大。如西方历史,希腊人罗马人,以迄近代之英国人法国人,又移转为俄国人与美国人,其在人的方面,可谓日新无已,万变不同,而其中实难有一贯的线索可寻。苟非有古器物之宝藏观赏,则全部西洋史岂不如云烟过眼,一去不回。又如波涛入海,转瞬迁流,无可留恋,无堪爱好。而当前人尚犹昌言突破,则复何所谓内在精神之可言。

中国史则绝然不同。近百年来,殷契古文字古器物发现,国人喜谓当于国史有大开创。其实中国史之意义价值则不在此。读孟子书,商汤伊尹之所作所为,读司马迁太史公书殷本纪,殷商一代之经过,意义价值已具。文字器物之出土,对旧史或可稍有补充,稍有纠正,而大体则可谓其无影响。

最近大陆掘了秦始皇帝墓,轰动一世,争来参观。然欲了解秦代史,则史记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已够详明。阿房宫付之一炬,后人未加以惋惜。其墓地及殉葬诸品,则更无参考价值,何值重视。

余曾浏览一所欧洲中古时期之贵族堡垒,备极周详,但欲明中国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生活,则世说新语颜氏家训诸书,已尽足寻讨,何待当年王谢之居宅。

余又比较游览西方之哥德式教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之新教堂建筑,乃可约略想像西方教徒当年生活意想上之转变。但研讨佛教东来后之中国僧人信仰,则一读高僧传当可获得,何烦必寻访当年遗存之佛寺。又如清故宫,比之伦敦白金汉宫巴黎凡尔赛宫,真如大巫见小巫。然岂得凭此来衡量中西之帝王专制。又清室历代帝王为政之详,岂在故宫可觅。慈禧卧室陈设宛然,当年生活犹可想像。然慈禧之为人以及晚清之国运,则游此室者焉从得之。不读清史来游南书房,则又胥不忽之。数百千年后,此宫保存,可供来游者作一凭吊,史实则绝不在此。在西方,则此等建筑,岂不有莫大价值。倘归消失,一部历史又将从何说起。此亦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大不同一良好之说明。

最近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引起人身携带武器一争论。或认携带武器可以自保。唯凶徒有武器,则益得恣行。又苟无杀意,身携武器亦何害。此亦言之有理。然美国百年来总统遇刺者七人,每日遭凶杀者逾六十人。身怀武器,则易起杀念。但此亦传统久远,原始人无不随身携带武器。中国古俗,生男则门外悬弧,孔子像亦腰带长剑。三国时曹操许剑履上殿,则其时男子带剑依然是一寻常事。此俗革于何时,今不详考。今日国人言中国守旧,不知亦有变,即随身不再带武器亦其一例。中国发明火药,但不制造枪炮。凡变必有因缘,最当注意。国人又言西方史在能变。如随身带武器,凭以杀人,系守旧,抑开新?尚待考论。所携带之武器,则日新月异,为变甚大。则器多开新,人则守旧,论史当重物抑重人,即此一例,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传统相异,又大可研寻。

中国古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为圣帝明王之两大作为,传诵迄今三四千年。西汉尚有人劝王室早作禅让,王莽因之而起。此下则少言禅让,亦不言革命。以郡县一统之大局面,革命不易。晚汉黄巾之乱,董卓袁绍各方武力竞起,直至曹操亦不敢轻受汉禅,但亦不敢轻言革命。历史演变,又岂一两语所能规范。如近代之争民主极权,亦是其例。

近代梁启超言,中国有造反无革命。此言大值深玩。历史形势中国与西方大不同,故中国革命不易。法国巴黎,只放出狱中一群囚犯,革命即成。中国无此可能。东汉以下,中国造反较之西方革命,事势大过数十百倍,但终不能成为一种革命。此乃中国政治史走上了一条稳路。亦如中国人随身不带武器,而自觉安全,无畏惧心。此又中西历史一大辨。孰为进步孰为退步,待读者自定之。要之,不当只凭外国史来作一切之衡量。

清代洪杨之乱,明属民族革命,而亦只成一造反。近人又讥曾国藩既平洪杨不身自为帝,为不明革命大义。不知曾国藩果有此意,同时如李鸿章左宗棠乃至彭玉麟等,心下又如何?即如袁世凯洪宪称帝,部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均表反对。历史乃人心之积累,西方人不明于此,故其史学最后起,仅留一堆古器物,成为历史之至宝。而今国人则目西洋史为最进步,此亦人心之变,良堪嗟叹,更复何言。又如耶稣教,亦只一些物质建设与教会组织。破坏此等建设与组织,即成为革命。所谓信仰,岂只在此等建设与组织上。故对事与物之革命则易,对心与性之革命则难。中山先生革命,先言排满。洪杨亦曰排满,而继之以天父天兄,创为天国,到处焚毁孔子庙,不啻引耶稣革孔子命,不易入人心,故曾左胡李乃得起而平之。中山先生则以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位让于袁世凯,是中山先生于汤武革命后,即继之以尧舜禅让,四千年前之历史往事,仍见今日。而中山先生乃亦常在人心。鉴之以往,得人心则兴,失人心则败。然则人心何在,国人岂不当最作深究。

中国人心当从中国史中求,不得从西洋史中求。一切事物可变可新,此心则不易变不易新。今国人但言专制政治封建社会,以西方语来批评中国,不求之列祖列宗我中国人之内心,则诚新之至,而无旧之可稽矣,夫复何言。故生命必表现于事物,而事物非生命。贵能从事物上来寻求生命,而事物乃亦俨若有生命。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并不高,但自秦始皇帝以下,历代帝王巡狩登泰山,直至宋真宗,上下亦千年。随时随地,并有名人古迹留传。登泰山亦如读一部中国史,有大生命之寄存。中国各地名胜如此者亦尚多。若果漫失其生命,而专一留情其事物,则亦无甚深意义价值之可言。而又何新旧之足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