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守旧，西方重开新，此亦中西双方文化一相歧点。所谓新旧，对象不同。一对器物，一对生命。器物旧则变新，如衣如屋，新以替旧，此之谓变。但属非生命。人身乃生命所寄，但亦同是器物，全身细胞不断在变，新陈代谢，全非故物。但其生命则一线相承，我仍是我。自婴孩至成年中年老年，有成长，有变换。一衣一屋，七十年均嫌老旧。生命得七十年，岂非人所想望。
抑且不止此。世代绵延，生命相传，此则为大生命，中国人称此谓化。中国人言，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又曰“赞天地之化育”，天地言化不言变。中国人观念，天地即一大生命，化育皆生命所有事。变则不同，器物可变，而生命则不可变。
中国人又言“通天人，一内外”。孤男孤女不生，必男女和合通为一体乃有生。故生不由变，乃由化。夫妇为人伦之始，夫为妇外，妇为夫外，夫妇和合即是一内外。人必分男女则属天，故夫妇和合，亦即通天人。父母生育子女，乃有老少之别，老属旧，少属新，非有旧，何来有新。旧亦仍在新中，此之谓化育。故人生必在通与一之中。
人有男女，禽兽有牝牡雌雄。人由猿猴化来，生有人，仍有猿猴，此亦一线相承。非可谓由猿猴变为人，故有开新，仍有守旧，而守旧中亦自得开新。
植物草木不显有牝牡雌雄之别。微生物更显是浑然一体。两性分别从一体来。同一生命，一线相承，故曰化育。而天地则为化育之本，苟无天地，何来此生命。生命从天地化育来，有生无生，亦浑然一体，乃谓之大自然。
中国阴阳家，分阴分阳，谓阴阳和合乃生天地万物。又分五行，火木属阳，金水属阴，土则得其中性。如此则一切无生有生皆浑然成其为一体。人生亦在此一体中，故必通天人一内外，而始全其生之真。
中国为一大陆农国，人民日与大自然生命相亲，故其五千年来历史，亦唯见其生命之悠久而扩大。西方希腊乃一半岛，离乡越海，以商为生。以货品贸易赢利，故其视器物较生命益相亲，生活乃若仅为娱乐享受。后起诸国亦尽承希腊传统，科学发展，四海如一家，而诸国间仍各分立，实则有国一如无国，与希腊之城邦亦无大差异，故个人主义与唯物史观，成为西方人生之骨干，亦即西方人生之中心。于是贫富强弱贵贱，乃成为西方人生中一大分别。此亦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一要端。
人之生命，千古如一，故后人必当奉前人为榜样，唯日新其德，以趋赴其所理想。孔子生周代，其时最高榜样为周文王与周公，但文王为开国之君，不可学。故孔子之志，唯在学周公，所谓乐天知命。但到后，乃知周公也学不得。其为鲁司寇，不得行其道而去，周游列国，归老于鲁。后代国人遂不学周文王周公，而群学孔子。孔子遂为中国此下两千五百年来之至圣先师，永为后人作最高之榜样。孟子所愿则学孔子。若谓孔子为旧人，孟子为新人，则人类之学，乃为以新学旧。前起之旧，又何得学后来之新。是则守旧即是开新，开新亦即以守旧。二者间，实无甚大之区别，而能融为一体，新人生中存在有旧人生，而日进无疆，以日新而又新，此始谓之真人生。
孟子曰：“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讲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人之日新其德，可以上跻于天，而使人同与神。其上跻天而为神者，则为人之德。德则赋于天存诸己，中国人之所谓乐天知命即在此。
生命至广大，至悠久，又无疆。其所表现于动植物者至有限，即人类亦然。孔子孟子所表现，亦限于其时其地，不啻如一鳞一爪。中国人对生命之最高理想，则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至赞天地之化育，以一己之小生命，融入自然大生命中，而成其为无限。在此必有一榜样。孟子言友一乡之士，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更进而上友古人，其榜样亦益高益远，而吾之生命乃始得以日新。若限于其躯体，则亦一器物，而生命乃日以狭小短促，无以达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西方个人主义与唯物史观近之。
人类生命有其悠久之绵延，亦有其宽广之展扩，断不当拘于一己之躯体以为限。农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毕生以之。百亩之田，亦即其生命之所寄。夫耕妇馌，幼童放牧牛羊，耆老看守门户，一家五口生命融成一体。祠堂坟墓，邻里乡党，死生相承，戚族相依，生命扩展，乃成姓氏。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世代如是。天地大自然，亦融成一己之生命中。故农人之安土重迁，自有其内在深藏之生命意识，为之作主张。由是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顶天立地，皆归并入其生命之范围。同此天地即同此生命，乃始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千古之士之分别。皆由其生命之悠久宽广而有异。
生命有大小，而必有一中心。庄周言“超乎象外，得其环中”。生命乃超乎躯体形象之外，非器物之所能限。然每一生命自成一环，而有其一中心。有此中心，乃得成环。人生中心乃其己。故中国儒家主为己之学。群体生命必以各自之一己为中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即立于其群，达亦达于其群。必立之己而达之人，一己之生命始为群体大生命之中心。群体生命绵延展扩，无疆无极，而一己之小生命乃亦由此而不朽。
董仲舒言：“求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文化重道义，西方文化重功利。唯其重道义，故能融器物于生命中，而成为中国之艺术。唯其重功利，生命乃泯没于器物中，而起有西方之科学。中国于群体言风气，西方于社会言经济。风气本源人心，乃生命之表现。曾国藩原才言，“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人心所向成风成俗，一二人之心可以感召千万人之心，而成其共同之趋向。人才起于风俗，风俗厚，斯人才足以淑世济人，而举世大同，大道为公矣。风俗薄，则人务财利，道出于私，人各相竞，而公道沦裂矣。故中国以大同为理想，而西方则以食衣住行之种种个体享受为理想。
中国人日进其德，而圣而神，此乃人生之最高艺术。正德利用厚生，亦皆寓艺术作用。烹调纺织，建筑陶瓷，舟车运行，莫不有甚深之艺术性，即生命性之贯彻。世运衰，而器物制造或仍遵旧规矩，尚有日新之机。礼失则求之野，器物较礼乐尤易留存。小之如鼻烟壶，无关一世之盛衰治乱，而终为中国人生日用中一最佳艺术品。更高艺术如书法，作者有盛衰，而笔墨纸砚之制造亦以器物而益精益美，转不如人文之有衰落。可谓中国人之生命，其人文精神，固多寄存于书法中，而亦同样寄存于笔墨纸砚中。文房四宝，乃人文精华之所聚，为此文房之主人，生活在人生艺术中，虽不成一书法家，而亦甚裨于其德性之修养。即如山水名胜，如泰山华岳洞庭湖太湖西湖大明湖等，亦皆宇宙之精妙，艺术之结晶，为人生向往之高境界，使人心内德与之俱化。故中西方器物亦有大相异，西方器物多可入科学馆，中国器物则当入艺术馆。科学唯求其新，艺术则唯求其旧，愈古愈旧则愈贵。此又中西守旧维新一大不同所在。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其命维新。”易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宋儒张横渠言：“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中国人之精进有为日新其德，乃可返于天命之旧。此非天之日新其命。天则旧，而人日新。人则旧，而物日新。唯旧乃时间之悠久，唯久乃有意义价值可言。亦可谓新只是一功夫，而旧乃是其本体。晚清儒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则西学仅求用，果欲求其体，则非中学莫属。依西方历史言，迄今而其用日新。依中国历史言，五千年来其体仍旧。斯亦其证矣。今日国人之求新，亦主在器物利用上。果使本体已失，又谁用此器物？
西方生理学以人之一切情感智慧意识胥本诸脑。脑乃人身头部一器官，此证生命限于器物乃一科学真理。中国人不言脑而言心，但心不在脑部，亦不在胸部。心乃超乎象外之生命之一环中。生命主于心。人心相同，故各自之小生命乃可融成一群体之大生命，而在群体大生命中亦可建立起各自之小生命。故人生大道即在心，贵能大其心，以进入于人心之大同处，而斯则为大人。小其心，则为小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学当本其自心之忠信以为学，亦即学其自心之忠信。以心学心，不限于器物，如此则谓之灵。又得通于天，通于地，通于大自然，而谓之神。故曰神通广大，出神入化。乃中国人生理想之终极所归。以今日语说之，当谓此乃一种人文科学，以异于西方人之所谓自然科学。若其心不能化又多变，中国人则称之曰变心，绝不当于人道，乃大要不得事。
西方人之唯物史观，实亦不自马克思始。在先已有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之说法。迄今则已达核子时代。此谓人类生命受器物限制，随器物而进退。今已世界大同，然交通器材仍有限制，田野小道，唯可赖脚踏车。都市大道，乃可行汽车。重洋大海，则赖海轮。高空往来，则赖飞机。而进入外太空，则又另有太空船。岂非仍各有限，难可突破。语言文字亦如一种器物，凡属人生情感智慧意识之相通，亦各有限制。故上帝意旨，耶稣圣训，必赖教廷教宗神父牧师为之传递，乃成西方之宗教。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亦赖各种专门语言为之表达，此则西方人生当以唯物史观为准绳，绝非马克思一人所独创，岂不明证显然。故西方人如倡平等自由独立三口号，正为在唯物中，深感人生之不平等不自由不独立而来。中国则心心相通，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生命绝非器物，故于平等中求加品第，自由中求加规矩，独立中求加会通。此又为中西文化大不同之要点。
今日国人又好言表现，此亦向外一功利观，以今日之人生来换取明日之人生。中国人则言，“君子暗然而日彰”。根深而枝亦茂。其根表现在外，则此树生命即不保。枝叶日茂乃其新，深根埋藏则其旧。实则器物亦生命之枝叶，而生命则器物之根柢。一切学术思想，亦皆枝叶，亦皆器物。今人唯此之求，而漫不知生命之真义，则又何新旧之足辨。
庄周言：“薪尽于为火，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西方文化如积薪，后薪继前薪，故言变。中国文化如火传，薪尽于为火，故言化。个体为薪，大群则火。前薪后薪有变，而火则传。篇名养生主，生之主即火，而非薪。今人求变求新，乃唯薪之贵。贵其薪，又何来有火。庖丁解牛，善刀而藏，斯谓技而进乎道。今人则唯技是尚，鄙道不言。言及电脑机器人，莫不惊讶。言及孔孟庄老，置若罔闻。此诚今日国人生活一写照。
今再言社会，西方尚分裂，重个人主义，但犹有神父传道，教授治学，不专在电脑机器人科技方面用心。民主自由，则尚多数。中国主道一风同，乃为四民社会。士尚道，农工商皆尚技，但亦同崇道，故曰“技而进于道”。士则为四民之首。今则士阶层已不再存在，农工业亦将一隶于商，此即近代中国社会尚技不尚道一最显著之大变。
道有是非。果以西方社会为一新，中国社会为一旧，厌旧喜新，则中国可厌，西方可喜。但中国较西方尚属多数。必居少数于多数之上，岂不转成为反西化。但国人一唯科技是重，若对电脑机器人不加提倡，而别有用心，则顽固守旧，若将不得同侪于人类。此其重视道一风同，则有若转更甚于中国之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