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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器与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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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语发于唐初之裴行俭。因时人竞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行俭独不之许,遂有此语。流传迄今,已历一千三百年。文艺何以当后,此暂不论。姑先分别阐释器识两字之来历与意义。

论语言:“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君子不器。”朱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今按:器分别供各种特殊使用,又人人时时处处皆得用之。君子在人上,当能用人,非供人用,故不器。不器非无用,乃用之更大者。又称子贡为瑚琏之器。瑚琏玉制,用于宗庙,以盛黍稷,其器贵重而华美,亦非人人时时处处所得而用。故子贡要异于仅备一才一艺以供用者。老子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则老子乃重器之大。又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以为官长。”朴乃自然气质,原始人生多共相,相互间无大差异。人文日进,于是各就才性所近,演成别相。如孔门,子路治军,冉有理财,公西华掌外交,任职于政府,则皆老子所谓之官长。然必有用之者,老子属之于圣人,是老子亦以圣人为不器。小器易造,大器难成。君子圣人,皆由学至。孔老之义,实本相通。庄子言“无用之用”,仍不抹煞此用字,则人之贵能成器致用可知。易传:“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此即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仅能负,大器乃能乘。若使负物者乘车,是小人而踞君子之位,终将招来寇盗。易传陈义,亦无殊于孔老。孔子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从政贵能使人,能量才任用,乃为大匠。若一窗一棂,一榱一桷,此皆小器,仅备使用。能主宰使用之者,乃为大器,亦即不器。则自春秋末孔子,下逮战国庄老易传,儒道两家,莫不重此器字。人生当为用于社会,贡献于群体,此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精神之所在。唯负物之与乘舆,用有不同,斯即器有大小而已。

此下中国人,常言器度器量,器宇器局,器之大小,即其为用之大小。史记:“晋公子从者皆国器。”汉书:“何武有宰相器。”三国蜀志:“蒋琬社稷之器。”此皆就政治言。政治贵大器,有大用,不贵掌权。

易传:“备物致用。”又曰:“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凡器皆所以致用求利。有自然器,即物。亦有人文器,乃由人类文化所造,则人亦犹物。器物待制造而成,人物则自教育修养而致。凡人与物,皆期于天下有所利用。人之于群,亦如一器一物,以供群之利用。天地生人,乃如一自然原料,人贵能本其文化理想,运用此原料,制成器物,以供群用。故中庸曰“赞天地之化育”。又曰“因其材而笃焉”。天地能造物,人则教化人,故人与天地,并称三才。

人物之成,既需教育修养,而大人物则更需有大学问大修养。中国古人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人物之兴起,乃需历史性,经长时期之栽培。如何使用人,职在政治。如何栽培人,职在教育。故政治与教育之主脑人,皆须大器,或言不器。而推其本,则人亦自天地自然来。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天地君亲师”。天地与亲皆自然,而君与师则出于人文。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文本位,其主要精义,更在作育君师。此处乃所谓天人之际,非深晓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者,骤难与言。

孔门四科,德行为首。德行最是大器,亦是不器。有当于德行之科者,不仅备世用,亦知如何用世以淑世。成己成人,此即君师之大任。其他言语、政事、文学三项,志业各有专长,犹如今世之言专家,非通才。仅供人用,不能当化人教人之大任,则非君师之选。

中国文化传统,自尧舜以至周公,源远流长,亦已远逾千年以上。然其时则传统在上,在君,在政治事业。文化日演日进,孔子出,集千年之大成,乃使师道更尊于君道,传统乃转移而在下。必由教及政,由师及君。庄子言大宗师,应帝王,非主无用,亦主有大用,而亦师在先,王在后。中国此一传统文化意识,建立于春秋战国之儒道两家。下逮两汉,民族日恢宏,邦国日展扩,世运日昌隆,岂无故而然哉。

然而晚汉之季,此一传统文化忽遭挫折。古人所理想之所谓成器以备用者,至是乃不得不大有所变通。魏晋以下人,乃好言一识字。孔子以仁智并言,智字中即包识字。而魏晋以下人,则必举识字来代替智字。此中意义有大转变,非深通于此一时期之历史演变者,亦将无以深悟于此转变之意义。今苦骤难详论。姑举此下人之屡提此识字者,粗为引释。

司马德操告刘先主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一语,亦已流传一千七百年,至今尚在人口。一时则有一时之所当务。时代变,则人之所务亦当变。识此变者,乃为俊杰。此可略分两面言之,一曰通识,知于古,又当知于今。一曰先识,知于今,又当知于后。要当知于时之变。魏晋以下,中国传统文化,似已走上了一条绝路,前无可通。墨守成规,则将器不成器,而用无可用。岂徒无用,转将有害。不徒害己,亦以害群。故魏晋以下人,其所务必将与两汉大殊,须别具一番识见,自觅一条路向,此即司马德操之所谓识时务。

刘劭人物志亦言:“明能鉴机,谓之达识之士。”机亦一种器,而其器善变。时既变,所谓器者亦当变,故司马德操之言识时务,与刘劭之言鉴机达识,其实皆承旧传统来,亦求以致用,非与两汉以前真有违。后人率认两汉以前为儒家传统,崇尚人生之积极面。魏晋以下为道家传统,改取人生之消极面。其实此两面仍属一体,皆主人生在大群中如何致用,特补偏救弊,稍有变通而已。

此下人遂屡言此识字,如曰渊识远识,明识通识,博识先识,而后有器识二字连用者,则始见于沈约之文。沈约上距孔子,亦过九百年矣。晋书张华传,亦以器识宏旷称之。裴行俭之器识二字,乃由此来。而裴行俭上距孔子逾一千年。此器识二字之来历乃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之悠长,积累之深厚,即观于此两字之成立而可见。而又岂粗心短视,所能窥测其义蕴之所在。

今试略再申之。天地生人,亦万物之一,与禽兽无异。但人自有群,自创文化,便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在大群中,当如一器,以供大群之用,而后群道乃昌,人生日进。若由私人来运用大群,则群日窳而生亦绝。盖人之有群,本以对付自然,积久而人群内部自生问题,非以对自然,乃以对人类之自身。此为人类文化问题中更大之问题,非仅以对付自然为问题。

古代如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希腊人,非不一时文化灿烂,而忽然崩溃毁灭,皆不起于外面对自然界的问题上,而起于内部人文方面人对人的问题上。人人重己轻群,噬群以肥,仕群以争,而不知奉己以献群。中国传统文化,则人如一器,备供群用。唯群体日张,内部问题,日臻复杂。因于器字外又增一识字,教人籀出通则,以简驭繁,活变活用。故在两汉以下,虽演出了魏晋,但魏晋以下,终又孕茁了隋唐。唐初裴行俭“士先器识”四字,实乃远承先秦,渊源儒道,如深根老干之上,萌出嫩芽新葩,其为具有深厚的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稍思即知。

但今日国人,则鄙弃传统,一意崇洋。于自己传诵了千年以上之名言,可以漠不关心,而好拾西方人牙慧。闻个人自由则色喜,言知识即权力则首肯。不知西方人谚,亦从西方文化中来。中西文化传统不同,则所语宜亦有差别。试读唐书裴行俭传,其人勋业卓著,岂是一不自由人。其语流传千古,有影响,岂得谓其无权力。唯中国古人好言器,求供群用,却不好言权力。中国古人又好言识,务于变通,却不好言自由。果仅争自由而无识,仅尚权力,而此权力乃不供大群之用,则群道何由而昌。群之不存,己又焉附。然则徒诵洋言,为时代之乡愿,作风气之奴婢,亦仅证其器小识狭,而又何文艺之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