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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孟子论三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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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有庖牺时,显然还在畜牧时代。下及神农时,则已转进到耕稼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只要大家和平相处,宜可各自安居乐业。因此一般希望都在上面政治阶层。自黄帝以下,尧、舜、禹、汤、文、武,唐虞、夏、商、周各代,圣帝相传。而西周的疆土已自黄河流域南逾淮汉,而达于长江。三千年前的中国,已是广土众民,完成一大一统的国家,为举世各民族所未有。其文化传统之独特成绩,主要乃从上面政治阶层来领导,来主持。

周公起,中国文化进展又跨前一大步。以前全靠一国之主,天下之君,来主宰,来发动。限制狭,机会少。周公臣而非君,西周一代礼乐制度全在他手里创造完成。这在文化演进的希望上,又大大放宽。孔子毕生愿望,便在学周公,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对大群人类有贡献,必要做尧、舜、禹、汤、文、武,其事难。降低一步,做一周公,其事易。中国的文化想望,更要是在政治上。这一点,我们是首该注意的。

其实周公的地位,亦很难期望。周公以文王为父,武王为兄,成王为侄,故虽居臣位,毕竟与其他为臣者仍然有大不同。故孔子在当时,虽群尊以为圣,又说其贤于尧、舜远矣,而孔子在政治上的真贡献,究自不能与尧舜禹汤文武相比,并亦不能与周公相比。下逮孟子,遂又有一番新观念新理论出现。历叙上古圣人,却特地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以下达孔子。后代人惯读其书,习以为常,不感有诧异。其实在当时乃是孟子一番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新创论,新独见。即在孔子亦似乎未尝想到此处来,这真见孟子苦心,而影响后世亦特大。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农夫,其身份地位与周公不同。而自任为天民之先觉,欲以斯道觉斯民,则不得不在政治上求伸展。五就桀,五就汤,终于得志,造成有商一代之治。汤卒,嗣王太甲无道,伊尹放之自摄政。太甲悔悟,始迎归。臣放君,与周公之东征诛其兄管叔又更不同。孔子称诵周公,因其制礼作乐,开出此下一番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使人有所依循。而孔子本是宋臣流亡在鲁一孤儿。孟子先世,当更不如孔子,特提伊尹,称之为圣之任。此乃激励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身份地位,皆当奋发兴起,以大群治平之大道,自负担,自向往。这在教育意义上有其重大之启迪。

但政治乃社会之上层,无论为君为臣,皆高出人上。果使人人尽皆热衷,此种风气,祸患实大。孟子遂于伊尹后又提出一伯夷。当武王周公兴师伐纣,伯夷叩马而谏。伯夷之意,君臣地位不能不尊,征诛革命终是一乱道,不当不防。周室既定天下,伯夷叔齐乃耻食周粟,遁隐首阳山,采薇而食,终以饿死。兄弟为人,后世议论不定。孔子极尊周公,但亦称伯夷为仁人,不论双方行义不同,其居心则一本之大群,一己之生死利害置度外,故孔子称其求仁而得仁。孟子亦以大禹、周公、孔子三人并称,皆指其对天下万世大群之造福言。是孟子非不重功业。又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则当不与伯夷同情。但道非一端,天有阴阳,地有向背,人道亦然。武王周公之伐纣,有功大群,事无可议。有人反对,并亦站在大群立场上来反对。此等事非要不得,此等人亦不可缺。专据政治言,君尊臣卑,乃一心然定理。但有时臣亦可以反对君。武王周公伐纣,即其一例。伯夷叔齐以一穷匹夫,据定理来反对,宁死不屈。孟子特称之为圣之清。所谓清,不仅无功业可言,亦复无权势可仗,一身一志,求仁得仁,实则所得亦仅在其一心。然此心垂之万古,激励兴发又何限,此其所以为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唯其人皆可为,乃得为圣。实则为尧舜尚有外面条件,为伯夷则可无外面条件,则伯夷之得为圣,亦显然矣。

就政治言,有人愿为伊尹,有人愿为伯夷,此等政治,乃始可资人想望。若仅有伊尹,而无伯夷,则此等政治终距理想尚远。但政治终是一大群众人之事,在大群中求如伊尹、伯夷其人,亦终难得。于是孟子又特地提出了柳下惠。在春秋时,柳下惠似无大功绩大名誉,孔子论语亦未称及其人。孟子特以继伊尹、伯夷而合称之为三圣人。在政治上,必求能负责任,伊尹为之代表,故曰圣之任。又求能不争权位,而自守己意,有所反对,纵居少数,亦不屈从,伯夷为之代表,故曰圣之清。更求能和谐相处,不求积极主张,亦不严格反对,不站在正反之巅峰面,只站在全体中之宽平面,一若可有可无,但亦不失其己。政治乃众人事,而此乃众人大家所宜有所能有,始得和成一体,不相分裂。孟子则特举柳下惠为之代表,而称曰圣之和。此如甜酸苦辣咸,各具一味,乃能调和为味。倘其本身无味,多加渗入,亦使全体尽成无味。伊尹只求为此食品之主味。伯夷则保有己味,而不加入此食品中。柳下惠则可以调入任何食品中,而不失其本所具有之一味,故曰“三任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又曰:“虽袒裼裸衽于吾侧,亦何足以浼我。”任何一政治界,可以无伊尹,亦可以无伯夷。但终不可以无柳下惠。柳下惠之与伊尹伯夷亦同样难得。孟子特举柳下惠,可谓深识,尤耐寻味。

孟子乃继此三圣续举孔子,认为孔子乃圣之时。时当任而任,时当清而清,时当和而和,集此三圣而兼之,乃为集大成。孔子绝不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汤,又以割烹要汤。门人四子言志,而曰“吾与点也”。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是孔子亦犹伯夷之清。及为鲁司寇,主堕三都,此乃伊尹之任。社肉不至而出走,则又为伯夷之清矣。然犹周游列国,曰“不仕无义”,“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犹伊尹之任,而又终不失其伯夷之清。其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是孔子实兼任与清,而始有柳下惠之和。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然而柳下惠终不能为伊尹与伯夷,更不能与孔子比。因柳下惠一由外面摆布,不能如伊尹与伯夷之立意为此不为彼。然柳下惠终亦不失其己,斯其所以得与伊尹伯夷为伍而同为圣。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又最恶乡愿,以为德之贼,未可与入道。伊尹之任,即是狂。伯夷之清,即是狷。柳下惠不狂不狷,但亦决不为乡愿,然亦非孔子之所谓中行。中行须能兼狂狷,柳下惠不能。然在中行狂狷三者之外,亦自有此一路,孟子称之曰和。但知和而和,则终不能与中行比。故孔子得兼柳下惠,而柳下惠不能兼伊尹伯夷。孟子此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后世论圣人,亦群尊伊尹伯夷,乃终少道及柳下惠。实则后世之为柳下惠者,乃亦多过于为伯夷伊尹。即非孟子此论所倡导,然孟子固已预瞩其趋势而莫之能违矣。

墨翟继孔子起,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亦伊尹之流。庄周为宋漆园吏,楚聘以为相,周拒之曰,愿为龟泥中,此伯夷之流。孟子愿学孔子,辞受进退出处,备极讲究。其得为中行与否,兹不论。然后起儒家则多近柳下惠。如荀卿,在齐稷下三为祭酒,又为楚之兰陵令,此亦柳下惠之流矣。唯儒家终偏于仕进。既有儒,则墨家不复盛。道家偏于隐退,乃与儒抗衡。中国历史乃成为儒道两分之天下,则益见中国文化深厚之所在。

秦汉以下,政治组织日形庞大,规制日形细密,人事日形复杂,伯夷一流在中国重视不衰。然能为伯夷者日少,亦可说竟无其人。伊尹一流,在政治上亦甚难表现。霍光追法伊尹,废昌邑王,在中国历史上殊不一二见。但霍光亦岂能望伊尹。唯如柳下惠之和,乃在中国政治史上最占重要,为绝不可少之多数。中国政治之长治久安,历数千年,和之一德,最值称道。任与清,皆出其下。亦因中国人天性最能和,而和之为功亦更大。柳下惠之为人,虽若出伊尹伯夷之下,而其影响则犹远在伊尹伯夷之上。知人论世,绝不当不与以注意。

汉高祖得天下,自称能用三人。韩信肯出人胯下,而自负能聚市人而战,多多益善。汉祖不知用,竟亡去。拜为帅,始留。此亦近任之一态。张良为报韩宿仇,遂从汉祖,然每不多言。天下定,即欲从赤松子游,此即近清之一态。唯萧何最无特殊可称,近一和字。然汉之得天下,若萧何终最不可缺。

此下如贾谊上治安策,任长沙王太傅,投文以吊屈原,及传梁孝王,孝王坠马死,谊亦忧伤以卒,此近任。汲黯治黄老言,面责武帝外好仁义而内多欲,武帝惮之,此乃清之一途。然贾谊、汲黯两人,形迹皆微近和,卒不与伊尹、伯夷相类似。此乃中国历史古今一大变,而治史者或未之注意。古人形相,乃有绝不再见于后世者。而如东方朔之徒,则显有近于柳下惠之和。今终不能谓东方朔为人绝不如贾谊、汲黯,亦不能谓其在当时无影响无功效。人之所敬在此,而所需要仍不能只在此,而不知有在此之外者。

光武时,严光圣之清,最为后人所推仰。然光武得天下,不赖于严光。三国人物最推管宁,亦伯夷之清。然严光、管宁亦终不脱柳下惠和之一途。又如徐庶,赴曹操之召,其言行乃不复见,此亦一伯夷,然亦终不脱和之一途。此亦见世变。而有志伊尹之任者则更不论。如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此即伊尹之任。然高卧隆中,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乃许出驱驰。可见后人形迹,自不得以古人拘之。

余尝谓,自秦以下中国政府乃一士人政府。诸士参加政治活动,皆可谓由任清和三色所配成。又凡士皆儒,皆慕效孔子,以为最高之准则。故任不如伊尹,清不如伯夷,和亦不如柳下惠,虽不能如孔子之中行,要皆本其性之所近,斟酌于其所遭遇,而成一任清和之配合。此乃中国之道统,而政统亦追随不离。两千年来,未有大变。而近人不察,乃谓中国士人崇拜孔子,仅能为一臣,以奉侍君主而助成其专制,讥之曰官僚。以为中国政治无革命,非民主,为中国政治传统一大污点。而归罪于孔子儒家。不知士之从政,果能任,能清,能和,则此政府自不待有革命,为君者亦不能恣其专制。则为之臣,为之官僚,又何罪之有。

中国政府,自宋以下,较之汉唐,又一大变。其时如胡安定、范文正、王荆公、司马温公,皆任之一流。而孙泰山、石徂徕,则清之一流。而如周濂溪,则巍然为此下理学开山。其为通书,乃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凡为儒士,则必以治平大道自任。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为中道。濂溪生平,仅为一小县官。窥其意向,似决不欲为一隐沦,但毕生亦未一日臻显达。既非志为伯夷,亦未能为伊尹,终亦近为一柳下惠。其爱莲说有曰“出污泥而不染”,此亦犹柳下惠之言“焉能浼我”也。

继濂溪而起者有张横渠,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得志于仕宦,犹与其弟子划地试行古井田制,是亦不失为伊尹之任。程伊川为帝师,争坐讲之制,其后终贬于蜀,似近伯夷之清。其兄程明道,从者如坐春风,较近中道。然亦安于卑微,犹柳下惠之和。以下理学家出处进退各不同。要之,皆在任清和之间,性之近,时之宜,而不一其趋,其道则一。

元兴,许衡出仕,于当代非无贡献。方其在流离中,坐一果树下,群皆争食树果,衡独不然。曰:“果无主,吾心独无主乎。”是衡亦绝非乡愿之归。然后儒终鄙之,不得与同时刘因为伦。此见中国儒论之严。故每称伊尹伯夷,而颇不称柳下惠。然柳下惠与伊尹伯夷同为三圣人,又乌可轻。许衡不得望圣人之门墙,然亦具柳下惠之风矣。知人论世,或宽或严。前人鄙许衡,其论已严。今人轻鄙前儒,则适以证其无识。

满清入主,李二曲、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乃至吕晚村等,此皆抗伯夷之清,不仕清廷。而夷夏之大防,较之殷周易代,大义所系,抑犹远之。所以不采薇饿死者,则因社会体制变。故顾亭林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代亡其国,而中国人则仍自有其天下,不随国家而俱亡。既有其天下,自可复兴其国家。故黄梨洲特著明夷待访录,维持此文化与道统,自可望政府与治统之复兴。则晚明诸遗老,不仅为伯夷,亦复志于伊尹。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在孔子颜子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亭林、梨洲时,用之不行,只为伯夷,不为孔子。果孔子复生,亦必为亭林、梨洲晚明诸遗老,不复为孔子。是则亭林、梨洲晚明诸遗老,不学孔子,而孔子乃必反学于晚明。孔子圣之时,时之义亦大矣。斯晚明遗老之善学孔子,岂如近代国人之必以反孔非儒为善识时务之狂妄浅薄乎。

清政权既稳固,名儒仍出,仍以孔子为宗师。而如李恕谷、王白田、钱竹汀之流,依然不为伊尹之任,宁为伯夷之清。不得为伯夷之清,即为柳下惠之和。政权虽操于异族,而天下则依然是中国人之天下。文化历史之大任,则唯儒士负其责。洪杨倡乱,号称太平天国,奉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为天弟,所至焚烧孔庙。倘洪杨得逞,中国恐将不存在,降而为欧西人之寄子。如南北朝时,亦有北方中国人慕为鲜卑儿。幸有少数士人,出而任天下之兴亡。其形迹则柳下惠之和,与伊尹之任相配合,其心则伯夷之心,其道统则仍宗师孔子。当洪杨时,乃有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诸儒之崛起,岂果为满清政权作官僚。近日国人乃唯讥其不知革命,是亦浅之乎其视当时之诸儒矣。

民国创建,国人群尊孙中山为国父,认其足以远追美国之华盛顿。不知东西文化相异,传统不同。华盛顿乃于英国外别创一美国,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则仍自为中国。而以临时大总统位,不数月,即让于袁世凯,以求中国之和平统一。革命之后,即继之以禅让。孙中山之与曾国藩,其斟酌轻重,天下为上,国家为下,道统为先,治统次之,皆以柳下惠之和继伊尹之任,而皆有伯夷之一番心意存藏其肺腑深处。知人论世,首贵识时务。使孔子复生,亦当无以大异于曾国藩孙中山之所为。抑别有更大之道义出乎曾、孙意想之外乎?此则有待真识孔子大道者之重为阐申。要之,孙中山与曾国藩皆确然成为一中国人,皆确然无背于孔子之大道。后人善继其风,则中国人之天下必依然常在无疑。

今日大陆又转而亲美亲西欧。要之,今日已无中国人之天下,不依仗一非中国人,即不足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至于国家兴亡,政治转移,此皆次要,不足深论。在今日,中国人若仍然希望自有一中国人之天下,则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十亿十一亿之匹夫中,倘能不断出有伊尹伯夷柳下惠,岂不仍将有中国人之天下存在。而孔子大圣,则自可暂置不论。余读孟子之三圣人论,终不免低徊往复,心向往之,而不能自已。

今试以孟子此意观西方,则自古希腊以来,即为个人主义之商业社会,不论无一共同之国家,亦复无一共同之天下。若谓亦有一共同天下,则市场为其中心,即国家亦建立于市场之上。人各专一业以谋生活,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皆然,政治家亦无不然。有权有势,以凌驾于市场之上,斯即成一政府。强迫市人纳税,既无制度,索取无厌,市人群起反抗,遂有革命。民主政治即从此产生。故在民主政治下,主要问题,一切制度,唯以纳税人代表之多数意见而决定。多一票即为是,少一票即为非。然近代唯英美乃有两大政党分立,可以计多少数。其他如法国等,不成两大政党,各小党分立,多少数亦难计,乃亦无是非可分,遂终成一不安之局。知识分子各治专业,如研究一洋老鼠,即以洋老鼠为其研究对象。亦可在政治上各投一票,有其几百万分中之一分之价值与意义。实则其所寄居之市场与其研究之洋老鼠,即为其人之天下。如英国人迁来美国,即为美国人,不复为英国人,亦何得谓其有国家观。故西方人之国家观与其天下观,实与中国人不同。近代中国人一意西化,其主要途径,亦当先求人生之市场化与商业化。即为一哲学家文学家,实亦等于以一工人资格之参加商场而已。故中国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而西方无之。至少西方社会中无如中国之有士,则何来有伊尹伯夷柳下惠,更何论有孔子。耶稣教亦与中国之士异。故今日中国而求西化,首当求工商化个人化。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今日西方人唯争人权,不论人道。一人有一权,若能得多数权,即人生大道所在,又必随时有变。然则伯夷之仁,孔子之圣,又何从见于西方之市场。

近日我国人用文化二字,传译西语。实则此语在西方甚后起,大意指人事形态之普遍传布,如铁路电灯等皆是。德国城市较落后,不愿专为一追随者,遂另用新语。大意指各地发展,有其自身之传统性,如田野之生物。但中国自古早有文化二字,如曰“人文化成”。文即指道言,学求以道化其时代,则有伊尹之任。坚守其道,不惜违反其时代,则有伯夷之清。不违时,不失道,则有柳下惠之和。唯孔子亦任亦清亦和,能随时而变其三态度,但终不失其为己,亦不失其于道。中国文化二字,兼人事与田野,亦不尽于人事与田野,更要当在大群政治上,尤要则在每一人之德性修养上。依中国字义说之,文化即人道。而其发展与变化,其主要关捩,则在少数人身上。中国人称此少数人则曰圣曰贤。但人群大道与个人德性,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同样观念之出现。依今日国人意见,则孔子亦可,伊尹伯夷柳下惠亦可,且先投入一市场,先做一平等之市民。否则加入无产阶级为一劳动大众,然后乃可追随时代,服从多数,与之俱变,乃庶可耳。唯投入市场中,则必有争,亦无所谓和。孟子之论三圣人,恐将无一而可。今日国人,对于古人轻肆讥评,固亦无怪。故中西双方文化自有分别,该先做一番郑重之分别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