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晚学盲言 » 晚学盲言全文在线阅读

六七 人物与事业

关灯直达底部

(一)

方今世界棣通,五大洲如一家,人生诸相,形形色色,缤纷杂呈。正宜放开眼光,放大心胸,辟新思路,创新见解。不宜孤拘一是,以排众异。美欧各大学设有比较文学一课,实具深义。唯不仅文学,即史学、哲学,凡诸学问,在今日均当作比较研究。自然科学,亦不例外。英国人李约瑟写有中国科学史一书,材料虽不齐备,然椎轮大辂,略有规模。国人正可据此与西洋科学史作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陆路交通,即以无远弗届,乃有指南车之发明。西方古希腊因航海经商,遂有几何学。地理异,斯发明异。中国发明火药,传至西方,遂造枪炮杀人利器。人性异,斯发明又异。人类文化最大工具推印刷术,中国首先发明。如是推阐,便知人类发明自然科学,苟由狮、象、鲲鹏或蜘蛛、蚂蚁来发明,其所发明必各不同。焉可拘一是以排群异。

上陈实已侵入文化比较之范围。文化如一大建筑,实系一大生命。建筑必有基础,生命必有根性。中西文化相异,必有一基础根性之所在。由此措思,如网在纲,如水得源,可以操一以驭万,可以汇万以归一。可供比较一大方便。

文化包罗万象,尽属人事。中西双方观念,对此有轻重之分别。西方重事,中国重人,双方文化大异即由此生出。

二十余年前,余在美国耶鲁大学论史学应重人物。耶鲁历史系前主任卢定教授一夕招宴,席后谈此谓:史学应重人,此义固然。但其人亦必具历史事业,乃得入历史。余答:君言正见双方观念不同。中国史上,不具历史事业之人物为数当占十之三四,而且有极重要之地位。至其表现历史事业者,其历史地位反不重要,亦占大多数。一切历史事业皆决定于人物,此为中国人观念。此层大可深论。

嗣余又论及文学。谓西方重作品,可不问其作者。如莎士比亚,至今其人尚在不明不详之列,而其作品则脍炙人口。中国则唯元明以下,剧曲小说之作者,如关汉卿、施耐庵乃至曹雪芹,亦可不问其人之详,而仅读其作品,一如西方之例。而文学正宗则不在此。如屈原与宋玉,陶潜与谢灵运,作品高下,定于作者。西方有了作品,即成为一作家。中国则先有作者,乃始有其作品。李、杜、韩、柳、苏、黄,皆无逃此例。

以上两义,余皆曾撰文阐申,今乃扩大及于全文化。窃谓西方人重事业尤过于重人物,而中国人则重人物尤过于重事业。西方古希腊马其顿之亚力山大,罗马之凯撒,法国之拿破仑,皆历史上第一号人物。前两人且勿论,专言拿破仑。出生海外一孤岛,未受高深教育,乘时崛起,一跃而为法国之大统帅,又为政府元首,军事上政治上辉煌成就且弗论。其对法律上文学上,亦莫不表现其惊人之天才。然而终于军败身降,幽囚荒岛上。又潜身逃回,再度兴兵,终在滑铁卢一战再次军败投降,又在流放一更远荒岛上,羁留至死。

成败人事难免。但就中国人观念言,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何况以一全国三军大统帅,又为国家政治元首,不惜两次阵前投降,受敌人之宰制,在其为人品格上,终不得谓其无瑕疵。乃法国人一意崇拜,凯旋门永为巴黎市之主要中心,来游者无不瞻仰。又增建拿破仑墓,为巴黎另一中心。全法国人至今仍以能有一拿破仑为荣。其他欧洲人,亦莫不于拿破仑加推敬。此乃西方人重功业不重品格一明证。

回论中国史。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天下,垓下之围,乌江亭长舣船以待,劝项王速渡。项王慨然曰:我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以一身回,何面目重见江东父老。此乃一番真情实话,肺腑之言。一将功成万骨枯,功成者尚如此,何论军败。然项羽事业虽败,其乌江自刎,在其人之品格上,则可谓是一白璧,完好如初。事业可败,品格不可败。至今读史者,对项王之自刎,无不抱同情。较之汉王成皋对语,“愿分我一杯羹”,轩轾显然。

同时有齐王田横,兵败于韩信,与五百壮士流亡一海岛上。汉王既得天下,招之,谓横来,非王即侯,否则遭兵戎。田横卒赴召。距汉王阙下一驿,告其随行二壮士,谓我与汉王并为一国王,今汉王为天子,我为荒岛一亡命,何面目拜之阶下。汉王欲见我一面,我死,汝二人携我头去,汉王犹得见我如生前。遂自杀。二壮士携其头赴汉阙,汉王大惊,谓我欲见田横,何忍置之死。遂封二人,并命速召岛上壮士来归。此两人回至田横死地,亦自杀。其余五百壮士留岛上者,闻之,皆自杀,无一生留。田横五百壮士墓,历世受人崇拜。田横事业无可言,然其不降志,不辱身,气节皓然,可与日月争光矣。

此等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一见。春秋时,介之推从晋公子重耳出亡,重耳回国赏从者,忘之推,推亦不言。偕其母隐山中。文公求之不出,乃焚山逼之,推与母皆焚死。推无其他事业,孤傲负气,不愿再受赏。不降志,不辱身。而其母从死,若终不可以为训。但后世留传,乃有寒食节,继以清明扫墓,推行全国,至今不衰。可见中国人对此之同情,亦国民性之流露。论中国文化,当加注意。

其次又如公孙杵臼、程婴故事,千古流传。元人有搜孤救孤一剧,至今在京戏中尚流行。相传此剧初至欧洲,德国大文学家歌德不胜钦慕,谓中国人作此剧时,德国人尚在林中掷石捕鸟为生。歌德所知中国文学并不深,唯较之当前国人专捧西洋文学,鄙中国旧文学如敝屣,弃之唯恐不尽不速,双方意量相差,不啻天壤之相隔。倘从此等处轻视中国,乃庶近之。

唐代张巡许远守睢阳故事,亦为后世推敬。而民初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斥之为礼教吃人。专就事业论,当时江淮亦赖以保全,唐室亦藉以中兴。论两人之本身,则睢阳终于失守,两人亦相继被擒身死,不知竖白旗,效西方求光荣之和平。比论文化者,岂尽向西一面倒。

余幼年曾读一法国短篇小说,作家及篇名俱忘,犹忆其故事。法国一贵族老妇,寡居孤寂,来一村觅一养女。村东西各有一家,均仅母女同居。村东母拒之,谓不忍割舍亲生女给人作养女。村西母允之,其女遂随去,得入贵族学校受高等教育。越三年,返乡省母,高车大马,仆从如云,礼品盈箱满箧。一村哄动,群出聚观,村东母女亦预其列。三年之隔,一女已俨然成贵族名媛,一女则贫窭如旧,依然一村女。此文作者似盛赞村西母之远见达识,而村东母则为讥讽对象。余初读,亦深受刺激。悲莫悲兮生别离。村西母骤失其女,晨夕思念何堪。其女骤落富贵热闹场中,岂能遽忘慈亲。一夕欢聚,翌晨又散,纵母富女贵,较之村东母女贫贱中天伦之乐,孰得孰失,亦岂得谓西家全是,东家全非。窃谓此一故事,正可为中西文化作写照。商人重利轻离别,中国人亦有此咏,而西方亦同有村东母女。故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唯多少数则随风以变,如是而已。

晚清王国维谓西方文学尤擅悲剧,曹雪芹红楼梦得其近似。此下竞尚西化,蔚成红学,至今犹然。唯曹雪芹绝非教人学贾宝玉林黛玉,并谓大观园唯门前一对石狮尚保得干净。曹雪芹意,乃教人勿做大观园中人。红楼梦虽非中国文学正品,亦尚未脱传统,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作家作品融化合一,与西方文学之仅作客观描述者大不同。而中国人生中亦尽多悲剧,如前述伯夷屈原项羽田横,岂不俱是悲剧人物。唯西方悲剧多捏造无收场,而中国悲剧则真人真事,并有完好流传。乃可喜,非可悲。中西悲剧不同,亦即文化不同。今人乃多嗤中国人好作团圆想,认为乃文学卑品。夫妇好合,乃为不可贵之收场。反之人情,岂果如是。

余读西方小说,颇好托尔斯泰,乃一俄罗斯贵族,震于当时英法人言平等,心存愧疚,所言切近人生,而又多悲天悯人之感,近于东方人情调。晚年不安于家,只身出走,死于道路,可见其心情之一般。作品可喜,作者可悲,仍是西方文化传统,仍是一西方悲剧。中国如屈原,如陶潜,如杜甫,如苏轼、黄庭坚,生平在坎坷困厄中,若亦是一悲剧。然其所悲在对外,其一己之内在心情,则自有安放,我行我素,无入而不自得。托尔斯泰则自心磨擦,自作矛盾。社会生理,个己心理,各有不同,人文化成之相异乃如此。

西方之自然科学最所短缺者,亦在心理学方面。最先是物理,进之乃生理,实皆是唯物的。最后有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乃是一种病态心理,在战争中从医院病床上得来。日常心理,西方人向少研寻。但非实际人生所能缺,于是西方人乃极言男女恋爱,此诚亦人生。但中国人谓夫妇人伦之始,夫妇和合,乃有人伦。西方人重男女更过于夫妇,于是男女恋爱遂为文学主要一题材。近代国人又竞相慕效,一若人生之爱唯在男女。转归宗教,则有博爱。资本主义偏在争利,本亦无博爱可言。故富人入天国,如橐驼钻针孔,耶稣圣经明言如此。则宗教家对资本主义亦所不许。但宗教家教人死后灵魂入天国,亦不重在日常人生之心地上立言。故西方宗教实不干涉人事。总言之,人生日常心理,西方人本未深入。而中国人教训,则更重在心性上。此诚中西文化一大相异。故一重事业,一重人物,实重在心性品格上。今国人摒此不言,则其他尚复何言。

(二)

中国历史以人物为主。耶鲁卢定教授在港与余言,世界祸乱,大率由智识分子引起。嗣又言,智识分子解释安定一义,时有不同。某一时谓安定当在此,别一时又谓安定当在彼。人事动乱,胥由此来。余念此层仍可以前论人物与事业之辨为答。大抵人物必趋于安定,而事业则多趋于变动。人之一生,必经许多事变,但事变则尽在人之一生中。故事有变,人可无变,终有其前后相承之一贯性,即相同性,亦即其安定性。故重人物,则其历史之进程必多安定性。重事业,则其历史之进程必多变动性。

以西方史言。拿破仑、希特勒亦各有其一生之事业。个性不同,斯其事业亦不同。唯西方人重事过于重人,每以事业来评衡人物。故人物活动亦多注重在事业上。必求创造事业来增高其地位,其历史进程,自趋于多变而难安定。中国人观念,则重人更过于重事。立德更在立功之上。有德不必有功,更为一受人重视之人物。如周武王开有周八百年之天下,而伯夷叔齐,在当时并无事业可言,然其德之所表现,或可谓更超于周武王之上。故伯夷叔齐亦名垂史乘,受后世尊重。

德性贵其同,事业贵其异。伯夷叔齐以让德称,人人可让,世世代代亦同可有让,伯夷叔齐之人之德之可尊乃在此。此即谓之立德。周武王伐纣有天下,乃一事业,遇此时际乃得为之,非尽人所能为。故虽立有大功,而其受后世人尊重,或反不如伯夷叔齐。

不仅如此,即尧、舜、禹、汤、周文王,功在人群,德冠万世,然其德可效,其业不可效。周公旦不居天子位,而其立功亦如尧、舜、禹、汤、文、武,庶易为后人所效法,故孔子乃有志学周公。孔子未尝不关切当身人事,有志为天下大群立功,然不能求为尧舜禹汤文武。倘当世或加信用,彼宜可得为一周公。故其周游天下,遍历诸国,其意即在此。然当时诸侯卒未能加以信用,终归老于鲁。生平教导后进,遂为中国之至圣先师。

可知孔子一生,非不有志于天下人群,非不有志于政治功业,而最所重视者,乃其在己之德性。论其功业,远不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论其德性,则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似。从中国后代人看,则孔子之功业,亦已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般圣君贤相之上。故孔子弟子谓“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何以故?因尧舜地位人人所不得望,孔子则以社会一平民,其德性修养,讲学明道,尽人可效法。岂非孔子功业已远超尧舜而上之。故教育事业有功人群,应更超于政治事业之上。而道统则亦更高于政统治统之上。政统数百年必变,道统则可历万世而不变。人群中有道统存在,则终有前途可冀,其安定乃更超于其动乱之上。

就中国后代历史人物言,东汉光武中兴,太学同学得为开国元勋,名列政府高位者,不在少数。独有严光未来。光武登帝位,下令遍觅之,得于富春江上,以渔钓为生。邀至京师,宫中亲切晤谈,入夜又邀同床而卧。亲切爱敬如是,但严光终求还。光武不强留,放归。严光并无事业可言,但亦中国一极有名之历史人物,后人崇拜,尤在光武之上。故中国人崇拜政治人物极有限,而崇拜非政治人物则亲切有加,尊敬更深。王莽乱世,功业成就,非可尽人效法光武。而严光之钓鱼富春江上,则人人尽可效法。天生之德,同样无亏。则其人岂不宜更受重视。故可亲可敬在其人之可师法,而不在其不可师法处。

三国时代,有曹操与诸葛亮。事业成就,诸葛亮不如曹操。德性修养,则诸葛亮远在曹操之上。曹操不仅是一政治家,同时亦是一军事家、文学家。其事业表现,实远超同时及前后其他历史人物之上。但德性有亏,不忠汉室,存心篡弑,伪为周文王,待其子丕起为周武王。此种虚伪手段,更为后人轻鄙。此下中国历史上之长期动乱,亦可谓曹操乃其罪魁祸首。而诸葛亮则奉侍蜀汉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业并无成功,而德性则一如伊尹周公。故其受后人崇拜,乃与曹操受后人之吐骂者,正相对比。同时又有管宁,避居辽东以师教为务。晚年复归中原,不受曹操之邀请,清苦自守,迄于老死。更无事业可言。但论三国人物,则有更推管宁于诸葛亮之上,尊为三国时代之第一人。诸葛亮乃一政治人物,身为汉相,非能人人同有此遭遇。管宁逃亡授教,乱定还故国,食淡攻苦,清节自守,则人人均可效法,故管宁乃更为历史人物之上乘。

唐末梁唐晋汉周五代,八姓十三君,又有十国,分疆割据,其为祸乱,较之三国时代益甚。宋兴,天下始安定。其时有陈抟,隐居华山,无事业可言。又有林逋隐居杭州西湖,无家无室,梅妻鹤子,终其生徜徉湖上,仅留诗数首而已,亦无事业可言。然论五代及宋初之历史人物,则终必首推此两人。冯道终生高居政治上位,经数代为宰相,自称长乐老。国家兴亡,政府更迭,丝毫无异于其身。当时亦受推崇,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乃加鄙弃。较之陈抟林逋,乃如霄壤之别。陈抟林逋德性无愧,供人效法,斯世终可望渐归于安定。冯道无德可言,人人效之,祸乱曷极。

元代蒙古入主,天下大乱,黄东发、王深宁闭门著书,隐居明道,非有其他事业,但亦为历史上有名人物。较之他代,未见逊色。政治动于上,而社会安于下。迄于明代兴起,隐居山林,书院讲学,八十年中继踵相接,乃使明代依然得上承中国历史文化之大传统,而不感有中断之痛。此元儒之功,而东发、深宁亦无愧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流人物。

清代入主,晚明诸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之流,皆无事业,而同为第一流之历史人物。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诸人皆在野一匹夫,而实负天下兴亡之大任。此下清代,仍得为一五千年历史相承之中国,亦诸人之贡献。

更当阐说者,中国史中,女性多占篇幅。全部二十五史,女性成为历史人物者亦不少。并无事业可言,而其德性则同得成为一人物,名列史乘而无愧。依中国文化传统言,则天下兴亡,匹妇亦当有责。即如顾亭林嗣母,身受明廷褒奖,遗命后人勿仕异姓。亭林谓身受遗命,故此身万不当出仕。此虽婉辞逊言,免遭不测之祸,然其母此言,亦足永垂史册矣。更有不知姓名,而亦得传于史册者,则如今平剧中之韩玉娘。其人本无姓名,其传见于明史、新元史,亦中国文化一特色。

中国乃一农业社会,耕耘百亩,一家温饱,传子传孙,两三百年不变,故不言事业。宗亲乡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特重人伦相处,而德性为之首。故重人物轻事业,乃中国传统文化一特征。广土众民,一政府临其上,即可安定无事。非异族侵凌,可以不见兵革。五千年历史相承,敦品修行,可无他道。

余生清光绪乙未年,余家即聚族而居,一村百家以上,绵延五六百年。村中有事,皆由族长裁判。即四围农家,有事亦由我村中族长裁判。距城四十华里,舟行半日可达。然极少有上县署涉讼,县官亦少见下乡。乡人多毕生不见官吏。官民相亲如一家,亦相隔如云汉。唯安定中亦有动乱。余幼年即屡闻长老谈洪杨之乱,举族逃散。家有鸿议堂,即剿匪将帅在此集商得名。六岁庚子,有亲戚仕宦天津,避难来居。辛亥年十七,族中办团练,祖孙同队,余以一中学生,被命为教练,指挥诸祖伯叔兄长,演练兵操。至今思之,乱世应变,亦相亲接,一如平居。一地如此,想他地皆然。

抗日军兴,余一人居云南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山距宜良城八华里,环城四周,余游踪所到,皆安堵如常,若不知在国家民族兴亡关捩之大战中。及移居四川成都郊外,常在乡村茶肆品茗,遇一八十老人,生平足迹未进城市一步。其实此村距成都城仅二十华里。在此大战乱中,而民间安定有如此。以余当身经历,回念历史上种种战祸,恐无大异。一邑之祸乱,不害他邑之安定。一时之祸乱,不害他时之安定。政府少干涉民间,民间亦少预闻政事。民间事由民间管,政府则由民间贤人组成。有考试制度,县试出秀才,省试出举人,京试出进士。全国各地官吏,皆由进士举人出任,又必派赴异地任职。云南人可远仕黑龙江,福建人可远仕甘肃新疆,使全国如一家,大群相处,安定无他虞。

余幼时在上海租界中始见有警察,俗称巡捕。租界与中国社会异,诸方杂居,事端百出。尚有吃讲茶。择定一茶楼,争议双方均到,各申理由,供仲裁人评其是非。旁听者亦许打抱不平,起立发言。亦有流氓参加,但决不愿巡捕房干涉。其他各地尚未有警察,但社会安定则过于租界。

不久情形变,各乡村各市镇,处理公共事务者,皆目为土豪劣绅。民间事尽由官府解决,乃有警察保护治安。实则所谓土豪劣绅,本亦地方乡村人物,其所贡献,未必下于警察。中国四五千年,广土众民,长治久安,何待有警察。岂得谓全部中国史,祸乱其常,安定其变。史籍俱在,焉容强辩。

今日国人尽称中国政治乃帝皇专制,然不派军队,不用警察,而能由帝皇一人专制全国亦一奇。又称中国乃一封建社会,然民间无贵族,无堡垒,即所谓之土豪劣绅,亦不闻有保镖有卫士。人自叩门登堂,听其裁处。封建权力岂果如此。

西方观念传入中国,而一切乃大变。争慕事业,不尊人物。无事业,则不得为人。所谓自由平等,平等当指人,不指其人所拥有之财富与权势。一切事业则不平等。自由指行为,争富为资本主义之社会,争贵为民主尚法之政治。自由争富,终亦有贫,绝不平等。自由争贵,终亦有贱,仍不平等。倘言独立,则人与人相争亦非真独立。故今人仅求此三者,乃仅得一不安定,斯祸乱随之。

中国人不争事业,仅争为人,故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其乃向内向己争,不向外向人争。所争乃品德性行。孝弟忠信,智仁勇,此须各自向内向己争,于是向外向人乃益和。而且所争必得,宁有人而不得为孝子忠臣者。如争孝弟则家庭和,争忠信则乡党和,争智仁勇则国家天下和。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可以不齿之为人。斯非不平等不自由,但不由军警,不由法律,而人群自臻于安定。

重事故尚争,必分而日小。重人故尚和,必合而愈大。即言学术,西方亦主分争,如科学、哲学、文学皆相分争。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必成为一专家,此乃事业,非人物。中国人则立德、立功、立言。凡所言,非在己之德,即对群之功。道一风同,非求各成一专家。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乃指其群相景从,从其人从其言。故西方学术同归于事业,而中国学术则本之德性。

言进步,亦指事业非人物。西方重事业,故易见进步。然违离德性,故终难安定。中国重人重德,乃重大同,不言进步。但日趋和合,常见安定。苟有进步,则必仍在和合安定中。中西文化大别在此。西方学术分疆割席,各专一门,各求进步。亦人生中一事业。故贵自创造,自树立,知人之所不知,言人之所不言,乃成其一己之表现。故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但真理即在其表现中,乃点与线之真理,非面与体之真理。亦各有所见,各有所到,而未能会通和合发现一人群共同之大真理。故虽真理,亦必随时随地随事随人而变,终不能获得一大同安定之境。

故西方学术特缺史学,晚近始有。固史学贵人,贵会通和合,一切人事皆归纳在内。史学非自我表现,亦非客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己有德,不足以见人之德。非己之和且通,不足以见一世之和通。历史记载人事,而史家自身之事则不预。但其所谓史,实即其自身之事。故又与西方异。史学在西方为晚起,而终亦与中国史学异。中国贵通史,而西方无通史。亦如中国贵通人,而西方无通人。身家国天下,各不相通,则亦何有事业相通。故西方人贵专业,无通业。既有史学,乃复有历史哲学之出现。亦非根据历史来创造哲学,乃根据哲学来创造历史,如黑格尔。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仍为一种自我表现。人与中国有不同,对历史所观察所发扬亦不同。历史已过往,亦不安定,仍可各自创造。

中国人从事学问,根本不在自我表现,更非求在人群中自创一事业。所谓学问,乃在其如何在人群中做一人。虽亦千差万异,无可相同,尧自为尧,舜自为舜,周武王、伯夷、叔齐,周公、孔子,亦各自为人,然其大宗旨大根本则亦无可相异。每一人各可有表现,亦可无表现。各可有事业,亦可无事业。即如韩玉娘,连其姓名亦不为人知,而见于史,并播为一戏剧,流传人间。七八百年来,世事大变,而人心终少变。韩玉娘之为人,则仍留在七八百年来之人心深处。西方正为缺少此等人物,于是其文学戏剧,乃特为创造,以资弥补。而史学则特闯进了种种哲学观点,以接近各时代个人之所理想。而历史则如一堆材料,供其使用。为利为害,则在史学家,不在历史本身。故史学亦史学家一事业。中国则人生乃是一事业,与西方人之事业观又不同。

今再综合言之。重事业,重各人在人群中之特出表现,则其群自易趋于变动。重人物,重各人在人群中如何安分为人,则其群自易趋于安定。群在安定中,自易进步。以变动求进步,纵有进步,其群仍难安定。本文大旨在此。至人心所乐,究在安定,抑在变动,或两者融会如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底细他详,兹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