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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知识与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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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余与相识近三十年。去岁香港重晤,在宴席上,卢定言,彼治西洋史,觉人类一切祸乱,皆自知识分子引起。不知中国史是否亦然。余答,中国史,治平大道知识分子负其责。卢定问,何以能然。余答,西方知识贵客观,以纯理性求。中国知识兼主观,融情感,不重纯理性。卢定谓,知识中夹杂情感,易有私见,更增祸乱。余曰,此诚中西歧见所在。中国人言,“士先器识”。识属智,与今人所谓有不同。宴席上未能尽言,仅此而止。

别后,卢定自美来书,重提此事。余复书,中国道家老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学无忧”。正与尊意合。但中国更尊儒,信奉孔孟。道家庄老特以补偏救弊。绝圣弃智,终非中国人所尚。余欲特撰一文答卢定,事隔数月,乃始下笔为此篇。

儒家知识从德性起。德性中即有情感。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性之,谓一切知识行为由天赋德性来。反之,谓见人如此,反而求之己,乃见其诚然。中庸言,“自诚明”,即性之。“自明诚”,即反之。德性知识,本末始终,一贯相承。德性为本为始,知识为末为终。情感即德性中一部分,而且为重要之一部分。人而无情,即无以见性,无以成德,亦无以为人。宋儒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实乃读了无字天书,即伊尹所谓天民之先觉。中国人学字有两义,一曰觉,一曰效。觉即自诚明,性之。效则自明诚,反之。知识从德性来,而还以完成其德性。

德性由天赋。人同此性,亦同此德。时时地地人人事事若不胜其相异,不胜其区别,而终必有其共同大通处。中国知识贵通,各种专门知识居其次。如农学、医学、历数、算学、水利、工程等,皆重在事行,唯此等事皆于人群生活关系极大,中国自古即有。然尤要者则在行,即做人方面,即人群相处之道,所谓修齐治平。故知识必贵通。诗经三百首,为中国最古文学鼻祖,然中国人不认其专是一文学。诗以言志,分赋、比、兴,我所志贵能通于人人之志,并贵通于其他生命。如咏夫妇和合,即起兴于雎鸠。而诗以用于政,分风、雅、颂,即通于政治之各方面。政治尤贵能通于事事。故不通人情,不通天道,即无以言诗。不通政事,不通礼义,亦无以言诗。古希腊有荷马史诗,为西方文学之祖,恋爱战争,杂以神话。然文学只是文学,非可通于社会人事,非可通于政治大道。中国古诗亦言恋爱战争,亦有神话,然其本源出发点,则在天道、人情、政府、社会之种种礼义法度。故于中国古诗中,有哲学,有政治学,有社会学,有心理学种种知识学问,而融合会通以为诗。至少不通中国古代政事,即不足以言诗。不通中国古代社会情况,亦不足以言诗。若以近代观念,恋爱、战争、神话,分门别类求之,则全失中国古诗之大意。

又如尚书,更主要者为西周书,乃中国三千年前之原始史料。非通天道,即中国古人之宇宙观,非通政事,即中国古人之政治学,即无以言书。后世奉尚书为中国史学鼻祖,其实史学中,即包有哲学政治学等,非可专以史学求。故中国古代之文学与史学,皆通学,非专门之学。非可如后人观念,专以文学与史学视之。

中国后世之史学与文学。其渊源皆从诗书来,亦非可以专门之知识技能为之限。即如屈原之离骚,屈原非一文学家,而离骚非仅一文学作品。又如司马迁作为史记,司马迁乃以史学名家之第一人,史记为中国二十五史之第一史。然司马迁师于孔安国董仲舒,孔安国治尚书,董仲舒治春秋。司马迁之史记,又明举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义为其著书之大本大法。故以中国旧观念言,史学必本源于经学。以近代新观念言,则史学必旁通哲学政治学。故司马迁亦不得专以史学家目之。司马迁之高出于其他史家亦即在此。

唐代韩愈唱为古文,为此下一千数百年来中国散体文一大宗师。然韩愈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则韩愈之文,乃以明道。故韩愈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以辟佛自任,则韩愈固不以一文学专家自命。韩愈生平并未努力于史,然其言曰,“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两语十二字,已见中国史学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亦可说中国史学仍即是一种做人之学。政治上为奸为谀,掌大权,乘大势,得意一时,然史家乃诛之于后世。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当时政治领袖不能诛奸谀,而后之史家诛之,使后之继起者知有惧。则不通道,不通政,不懂做人,何得秉史笔。潜德尤不易知,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之”。此非潜德乎。司马迁作史记,世家始吴泰伯。伯夷亦让国为一平民,及其终饿死于首阳之山。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司马迁史记列传首伯夷,此皆所谓发潜德之幽光。吴泰伯、伯夷远在三千年前,然三千年来之中国人无不知尊崇此两人,又连带及于虞仲叔齐,此皆由孔子司马迁之发其幽光。使非孔子司马迁之高瞻远瞩,亦何以识此两人之能影响后世如是之悠久。但今人则俱不尊泰伯伯夷,又不信孔子司马迁,则又奈之何。

孔子为鲁司寇,位居三家之下,不久即辞去。孔子亦一平民,然司马迁史记作为孔子世家。孔子非有爵位传其子孙,司马迁宁不知。然古代天子诸侯,爵位皆绝,而孔子则后世崇奉为至圣先师,其家世相传至今两千五百年不绝。司马迁自违其例,以孔子为世家,可谓有远识具百世之眼矣。

汉代崇经学,孔子春秋列为五经。孔子亦与周公并尊。孟子则在百家之列,与邹衍、荀况、老、庄、申、韩为伍。韩愈特提高孟子,是亦发潜德之幽光。韩愈在当时仅弟子三数人,其学不再传而绝。宋代欧阳修,始一意尊韩,此亦发潜德之幽光。欧阳修亦文亦史,其为新五代史,冯道始见贬斥,此则诛奸谀于既死。故中国之文学史学,乃立名教之大防,文化传统赖以维持,赖以发扬。西方人信灵魂,灵魂界与人生界分别存在。人生短暂多变,灵魂始悠久有常。人生善,死后灵魂升天堂。生而恶,死后灵魂下地狱。凯撒之事凯撒管,上帝耶稣不之问。西方唯宗教始稍近于中国人之讲究做人,但又大不同。中国则仅有此一人生界,奸谀纵得意于生前,亦必见诛于后世。潜德虽幽暗于一时,亦必光昌于百代。其权则在知识分子,中国称为士。士者,知识分子之志道、明道、行道、传道者之称。孔子后,战国时代即成为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而士居其首。故有士贵王不贵之论。其时则王者卿大夫莫不贵士。下至汉代,遂成为士人政府。从政者必以士,故中国知识分子,其权则犹高出于政治人物之上。道统之尊于治统亦在此。如三国时,有曹操、司马懿、诸葛亮,皆士,皆政治人物。然诸葛亮则流芳百世,曹操、司马懿则遗臭万年。南宋秦桧、岳飞亦皆士,皆政治人物。然岳飞流芳百世,秦桧则遗臭万年。人孰不愿为诸葛亮与岳飞,又谁愿为曹操、司马懿、秦桧。故中国人言,三代以上唯恐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名者,是非高下之准则,万世人心共同向背之表示。中国人所谓知识,则首贵于知此。

唯此等知识分子,实居社会之少数。中国社会多数多能尊崇此少数,服从此少数。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善钧始从众。西方社会不幸而不见此少数。西方知识分门别类,各务专门,钻牛角尖,一为蛮,一为触,不求相通。西方人重事尤过于重人。人即重其事。各项专门知识之求得,亦即事。中国则在知识与事业之上尚有人。道必求相通。中西史迹昭然。古代如苏格拉底,其社会地位,岂能与孔子相比。中世如康德,社会地位又岂能与朱子相比。即论知识,苏格拉底与康德乃西方一哲学家,孔子则中国一大圣,朱子则中国一大儒,此已大不同。若以中西社会整体与文化传统中之地位相比,则更见其不同。

即就近代论,中国在晚清之末,民国之初,有康有为、章太炎。论其学问知识,决不能定其为一文学家,或史学家,或哲学家、政治学家等。然论其在社会上所具有之力量与影响,亦断非西方任何一大学教授所能比。故中国一知识分子,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责任,实远较一西方知识分子为重大。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指知识分子言。唯知识分子,仅亦一匹夫。天下兴亡,从何负其责。中国人言天下,乃指社会人群,兴亡则指文化道统。反而求之一身,反而求之一心,我身此心即天下万世人之心。此心所明即是道,可以通于天下之广大,万世之悠久。顾亭林日知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明道。而亭林之影响于此下中国社会三百年,亦至大莫与京。康有为、章太炎,则不能与顾亭林相比。故使当前之中国,亦黯淡无前途。

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一种甚深之情感。岂纯客观纯理性之哲学知识可比。故在中国有文学,有史学,而无哲学。近代国人好以一切比拟西方,则庄老道家庶近西方哲学气味。因其疏外人事,戒用情感。其实深求之,亦不然。此处不详论。五经中有周易,近人亦好以哲学称之。然易本为卜筮书,此在周易上下篇有明文,在左传中有具体事例可证。倘哲学而以预卜人事吉凶为其主要功能,则仍不失中国文化大义。于人事预求吉凶,则必于人事求其通。枝节纷争,利于此,或害于彼,绝非大吉。故易曰“元亨利贞”。元者,事之始。亨者,事之通。事必求其始,求其通,又求能通于后事,乃始为有利之贞。又曰“义者,利之和”。一事一物之利,非于相互间求其和,斯为不义,亦即无吉无利可求。

西方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本属同根。下迄近代,亦仍有其紧密之相联。中国古代,农学、医学、天文、历数、水利工程之学,本已早有发展,此皆于人世有大利用。然偏属物理,非人道,中国人乃以次要视之。西方人在此种种专门知识上求通,即彼方之哲学。中国人则在人群修齐治平大道之通则下,再来运用此种种专门知识。此即中西相异。

换言之,西方人求通于物,中国人求通于心。如发明蒸汽,即可通于其他事物,但心不通则争益甚。西方自然科学乃为人生多引争端。而其哲学终不能于此等争端上求会通。则知识诚为人类祸乱之本源。中国人先求通之心,修齐治平大道既立,纵于物有不通处,自可缓以图之。无大不利,亦无大凶。

今日国人一意慕效西方,不知修齐治平大道不可于蒸汽机电机中求之。亦不可分门别类,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种种各自独立。中国自然科学非无发展,但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等,皆不成专学。如孔门,子路治军,冉有理财,公西华外交,当一专职则可,仍必有主持大计总其成者在其上。今日西方大学教育,亦复分门别类,军事更为专门。由中国观念言,非先求人事之通,岂能有政治、法律、经济、外交诸学。故纵谓西方人不通政治、法律、经济、外交诸学,亦无不可。既非所通,而登高位,掌大权。民选仅凭多数,多数无知,不得积成一知。以无知从事大政,引起人群之祸乱,非知识之罪,乃无知之罪。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下,非奸即谀,否则无以膺众选而当大任。而祸乱乃无终极。

中国大学之书,有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之后四,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近代西方盛唱个人主义,但不言修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皆重向外发展,但不言平天下。大学言平天下,则在明明德于天下。明德即指人性,亦指人心,明此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无他道矣。西方文学喜言恋爱,亦人性,但非明德,故恋爱非修齐之道。西方文学又好言战争,战争亦人性,但亦非明德,故战争非治平之道。

明德系何,则非大智不能知。大学八条目,其首二曰,格物、致知。致知首贵知此明德。格物者,物乃射者所立之位,亦射者所欲射之标的。射不中的,不在易射者之位,亦不在易所射之的,而在善求其射之道。格物即指不易其位与的言。如孝子,居子位而孝其父母,父母不欢,则益善求其道以孝。为子女而知如何能得父母之欢心,斯即明其明德矣。西方人言恋爱,亦必求得对方之欢心。然仅止于男女之间。上不及于对父母之孝,下不及于对子女之慈,更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其爱,亦专而不通,即非明德。故专门之知,非大知。斯为小人,非君子。唯君子为能善处群,修身即求善处群。不修身,即无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故大学三纲领,明明德之下即曰亲民,夫亲其妻,妻亲其夫,上以亲父母,下以亲子女,尽人皆亲,而后天下平。此曰至善。知为至善,即当止。故曰,止于至善。西方人言人生,知进不知止。恋爱成婚,即为夫妇,当求白首偕老。而又言离婚自由。以中国人言,此非自由,乃不得已。周公大义灭亲,亦不得已。战争亦人生中不得已事。故曰,止戈为武。必能以战止战,以争止争。但亦非失德以战昧德以争之所能同日而语。

故中国人言修齐治平乃做人大道,首贵在使人人知此心之明德而明之。此义发于大学。大学一书出于战国之晚世,而不知究出于谁何人之手。至宋儒始尊以为四书之一,而成为中国人人一本必读书。此亦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今日国人尽讥中国人好古守旧。然古人何限,何以独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何以于此外又尊吴泰伯与伯夷。古书何限,何以独尊五经,而又于五经外又增以四书。此岂一意好古守旧者之所能与知。

宋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大学言明明德,即是为天地立心。大学言明明德以亲民,即是为生民立命。表章大学,即为往圣继绝学。而其意则在为万世开太平。此岂又一意好古守旧者之所为。明道伊川两兄弟,即同时以张子西铭与大学一书开示学者,又岂专以好古守旧为学。若必专以好古守旧为事,则诗书之外,不容再有孔子春秋屈原离骚,以及此下司马迁之史记。孔子论语以后,亦不容再有孟子与大学中庸之合成为四书。天下亦宁有无旧之新,又宁有无古之今。抑且新转瞬即成旧,今转瞬即为古。本末终始,吾道一贯,又宁有古今新旧之可辨。然而吾今日之国人,则若西方无不新,号为现代。即希腊罗马犹然,因其为中国所未有。在中国则无不旧,是谓古老。不论唐虞三代,即下至宋元明清亦莫不然,因其为中国之固有。此又为当前不争之一种心理事实。然此种心理又何能不变。窃恐转瞬之间,亦将成为一种陈旧古老心理。此则今日吾当前国人所当反而自问之己心者。此亦当前一莫大知识问题。

今再综合言之,知识当为人生求,非为知求知。知识不当外于人生,而认其有客观独立之地位。如天文、历数,以授民时。阴阳寒暑,昼夜晦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仅为农,亦人生日常所当循。抑且人事必有是非、邪正、利弊、得失相反之两端,贵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国人求知天,亦为道,即为人生,非为知求知。西方人发现地绕日,非日绕地。此对西方宗教信仰有大争议。中国人得此,唯加首肯,于中国相传人生大道非有可争。西方天文学为知求知,寻而益远,所知益精益细,其对人生之意义价值亦日进而日德。增一新知,非必于道有裨。

中国古人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此生命,即同禀天德。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德有大小。西方人发明生物进化论,亦于彼方宗教信仰有大争议。中国人得此新知,于人生大道仍无大变,无多争。西方生物学,一蝇一蚋,尽毕生之力以求,所求日精,所知日细,亦可谓于人生非有大裨益。而更可怪者,自然科学本求物理,而西方人乃循此以转向人文。则人文又尽变为自然,乃天而非人,岂不即人世而已变为天堂。

中西双方求知态度不同,故其所求得之知识之内容亦不同。其于人生之意义价值亦不同。此则可一言而判者。其他种种,引申无极,本篇暂止于此,不复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