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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进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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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社会崇退让,西方社会重进取,此亦中西双方德性风俗文化传统相异一要点。中国天地大,物产丰,退让有余步。西方天地小,物产瘠,非进取无以自存。积习成性,肇此两型,而文化展衍遂有大别。

财富与权力,为人群相争两大端。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多,权自大。权大财富亦自多。中国历史上,让位与分财,为两大美德,故事传述,历代皆有。而政治上之权力退让则尤多。尧舜禅让,尚有许由务光故事。司马迁登箕山,明见有许由冢。孔子不言许由,故司马迁亦不加传述。

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明称之。伯夷叔齐孤竹让国,距泰伯虞仲之让不远,孔子亦亟称之。可见让国中国古代屡见。即论周公,亦可谓有让国美德。而尚有大于此者,故后世不以此称周公。春秋吴季札亦让国,乃以酿吴国之乱。从功利观点言,可不让。让乃其德性,亦其道义,尤为人群功利中之更大者。故后人亦不以吴乱责季札。

中国人论学问尚通不尚专,通则大,专则小。道有大小,斯学亦有大小。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功利乃小道,易起争。争于当前,贻害于后,无以致远。中国人讲学问又分等级,有小学,有大学。最大学问则曰治国平天下。论语子夏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政即须学,学当能从政。政学通,既不当专以从政为学,亦不当专于为学而不能从政。求学非为谋求一职业,亦非向人作夸耀,乃在完成其德性以为人服务。而治平之道,则为服务人群之最大者。故从政非为一己之功利,乃为大群之功利,此即所谓道义。故从政不为争权,乃为行道。在道义中则有退让。伯夷叔齐吴季札之让,亦行其道义而已。退让而有背于道义乃懦怯,非退让。中国教人做圣贤,不教人以富贵。富贵途上必多争,不重富贵始能让。伯夷叔齐吴季札,乃圣贤中人。非圣贤,何以当治平之大任。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必自修身齐家始。身不修,家不齐,又何以治国平天下。自尧舜以至于吴季札,亦务在先修其身,非逃避责任。而其于重责大任则能让,乃更犹胜于不让而出其上。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限于书本文字。学贵人事致用,则莫大于治平之道。故文学之上,乃为政事。然立国天地间,贵能治其内,尤贵能平其外。天下不平,国终不治。言语指国际外交,乃更在政事之上。近人谓弱国无外交,不知弱国乃更贵有外交。孔子稍前有郑子产,孔子屡称之。郑以弱小处晋楚两大间,子产周旋得其道,不仅郑政得安,即晋楚亦得和平相处。则外交之责任,岂不更大于内政。然治其内有道,交于外亦有道。非诡诈欺骗之所能胜其任。孔子亦相鲁,与齐会夹谷,而齐人服,返侵地。鲁国地位大增。子贡屡为鲁出使,其贡献亦在子路冉有之上。仅为一国谋富强,适以启争而召乱。孔子亦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革。又曰:“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苟非明通于天下之大道,则何以任国际之外交。故孔门四科言语先于政事,其义尤深远。

今人则以外交处于内政之下。不知国无大小强弱,其国际外交之意义价值,乃尤在一国内政之上。仅有国际公法国际同盟,苟其无道,则徒法不能以自行。近代人能知此义者鲜矣。唯求科学发明,经济繁荣,乃及原子弹核子武器杀人利器之日益精进。富强凌驾人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亦仅以召乱致祸。天下益不平,而国内亦各不安。美国富强冠一世,然其最弱点则为外交无道。如雅尔达协定,以迄于今之承认中国大陆共产政权,岂此乃为外交之正道。子之道,其正其大,岂不鉴于当前世界局势,而益见其彰明较著乎。

然孔门四科于言语政事之上,犹有德行一科,此义益深远,乃益不易为现代人所知。学贵能致用于人事,学者所以学为人。而为人之最高标准,则在其德性。用有大小,有大德,始有大用。非掌大权即可有大用。德性通于人人,所谓通天下之道,实乃通天下人之德。故德行乃为四科之首,亦为四科之本。言语政事文学,亦未有外于德行而可成其为学者。谦让亦德行之大者,亦唯谦让,始能使人服。

如言齐家。妻者,齐也。夫能与妻齐,斯为夫妇之道,亦即齐家之始。父母亦与子女齐。子女主孝,父母主慈。慈则必有教,而教则贵有义方。若唯教子女以服从,则岂义方乎。子女唯知服从,自陷于不义,亦陷父母于不义。岂有不义而可谓之孝。孔子教曾子,大杖则走,小杖则受,斯始为孝。可知父母与子女亦必有一齐。平等相待始为齐。但子之对其父母,可有不服从,而不能不孝。今人乃误以服从为孝,则又大谬不然矣。西方人言父权母权,权则主服从而不齐,而必出于争,又何以为家。唯有小家庭,子女长大成婚,另立一家,始可免争。然夫妇亦贵有离婚之自由,乃可免争。一家如是,何以言国。大禹之治水,乃使水顺流而趋下,非如鲧之为堤以防水,而反使水之横决,为祸益大。故治者乃领导,非仅防制。近人言法治,则亦防制而已。若必求能领导,则在我必有其德性,乃能导人以德性。中国人所谓治平之道,尽于此。今天下乃如洪水为灾,而唯鲧治之,斯诚可悲之尤矣。

今再言修身。必先能自治其身,乃始可以言治人。其身不治,焉能治人。近代民主政治必尚争,大总统竞选,必谓当此大任非我莫属。不谦不让,自中国人言之,绝非修身之道。中国人言道,贵谦不贵夸,贵让不贵争。以周公之才与美,使骄且吝,则其余不足观。骄则不谦,吝则不让,而必出于争。管叔联殷叛周,此即其自心骄吝之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而终不自居天子位,则其大义灭亲,亦终无伤于其谦恭之为怀。孔子后儒群尊周公以治平为任,而必以谦让为德。能自谦让,乃能使人心服。鲁哀公之诔孔子,曰“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则哀公虽不能行孔子之道,而其心则固尊孔子。孔子之道纵不行于当世,亦复传于后世。后代之君,皆知尊孔子,亦知尊儒尊贤。汉高祖爱戚夫人,欲以赵王易太子位。见四皓在太子旁,乃不易。四皓皆高年,高祖招之不至,心尊其人。太子能致之,高祖自以为不如,遂不敢再有易太子之心。此下为君者,未必多能尊贤用贤,而犹知谦与让,不尊孔尊儒,而绝无明白反孔反儒以为尊。此则大道不行而未失。中国两千年传统绵延,其要端即在此。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者各就己位,各射己鹄,其中与否,乃与己争,非与人争。则其争仍是一退让。孔子当时,天子诸侯,列国卿大夫,倘多出位以争,则何治平可言。唯求不出其位,则上下无争。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则以去就争。所争在去在退,不争进取上位。身虽退而道则存。道在己,唯求藏而弗失。非道在外,乃求争而取之也。中国历史多有乱世,而犹有道,唯其道藏而不行,如是而已。今世则争权不争道,故必争于外不争之己。则亦唯有进取,无退让可言。

耶稣言凯撒事由凯撒管,西方宗教不言治道。近代科学如天文、地质、生物、心理、电磁、光力、农矿、渔牧,事事物物,无所不究,但亦不言治道。其他学术分野,如文学亦不言治道。如哲学,苏格拉底仅言人生,瘐死狱中。柏拉图榜其门,不通几何者勿进,几何学亦非治道。其为乌托邦,以哲人王掌治。实则其所想像,一国亦如一几何图形而已。后世如康德,亦何尝措辞及于人类之治平大道。卢梭民约论,亦属一人冥想,何尝有历史根据。

近代西方大学,其先本由教会兴起,此后分院分系,门类繁多,乃始有政治一系。不通法律经济社会教育种种人事,何得通政治。而于大学四年课程中,乃得完成其学业,最多亦只是些常识与技术。与中国人之所谓治平大道则无关。技术与技术间,则必出于相争,而无退让可言。

学问必有一对象。有关此一学问之知识,亦必有一来历。治平大道,则本源于人类以往之历史。治乱兴亡,鉴古知今,此为史学。西方史学特迟起。大学兴起时,亦尚有史学文学是同是异之争。黑格尔有历史哲学,乃哲学,非历史。其谓民族兴衰,文化起伏,如日之自东西移,自中国印度移至日耳曼民族,乃始到达于最高无上之境界。此何尝是历史真相。并多争意,绝少让意。而当时日耳曼民族,竟亦受此鼓舞,孳孳日前。而其他西方史学家,竟亦无人出而加以纠正。此正亦同意于黑格尔西方胜东方之意见,而西方人之不重史学,亦可于此一端觇之。近代国人一切慕效西化,不惜舍己之田以芸人之田,此亦本之当前史实,而其意存谦退则亦可知。史学乃人类生命大总体之一项研究,当通体以观,于古人知有让,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亦当知有让,而不以一时代一部分人之争胜为目标,乃始有当于史学之大义。

历史本是人事之怀念。西方人在人事怀念中,如恋爱斗争冒险诸端,乃及物质经济建设,哲学思维,艺术创造,甚至如古希腊之奥林匹克运动会,罗马之斗兽场等娱乐事项,皆多称述。而独于政治一项,乃至一国家一民族之治乱兴亡,其所怀念,若不甚亲切。希腊亡,则推尊罗马。罗马亡,则迷惘于中古之封建社会。现代国家兴起,乃一意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海外发展。似仅知一味向前,曾无鉴往知来,于古有借镜,于今有警惕之心情。至于中国人之所谓治平大道,似无存胸怀间。世界第一次大战时,德国人写为西方之没落一书,指陈病况,非不知前途有艰难,乃不见有痛悔前非,改弦易辙,针对病情,有所挽救之主张。第二次大战后益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亦毫无一旧方案可资依据。几乎只是走一步算一步,过一程再一程。倘由积极转消极,恐止于停步不前,似无其他可望。

人生在自然中,不得脱离自然而独立。自然必同时有两现象更迭互起,中国人谓之一阴一阳。如昼夜寒暑,晴雨明暗,一正一反,循环往复。人事亦然。而政治则为人事之尤大者。治乱兴亡,人事之最大妙用,在能乱后复治,亡后复兴。政治之大作用亦在此。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中国史之伟大成就,五千年来依然一中国,而日渐扩大,正为有一治平大道之存在。

治平大道系乎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必本于天道。有争则必有让,有进则必有退,而退让尤当为之主。否则政治之对内对外仅成一斗争场合,又或只论法不论人,乃无政治可言。要之,知争不知让,知进不知退,则为其致命伤所在。

中国讲治平大道,又必建基于修齐。身不修,家不齐,何能出而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首贵让。唯知争夺进取,则家亦不齐。故修齐治平,一本于礼,以让为主。亦有争,如射。孔子又曰:“当仁不让。”治平即仁道,当孝不让,当忠不让。不让于此,则让于彼。如孔子为鲁司寇,不得行其道,则让位而去。此之谓大不让,然亦决不争。是其让而争益大,其退而进益远。存其道斯存其人,而政必举。故乱可以复治,亡可以复兴。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其退。刘先主三顾草庐,遂许以驰驱,是其进。而后世论三国人物,管宁犹在诸葛之上,则以其有退而无进。中国传统尚德,而退尤为德之首,即此亦见。

若为政而必出于争以进,一时亦未尝不可以得意。如孔子在鲁,治军有子路,理财有冉有,外交有子贡,先得一都,如阳虎,鲁哀公季孙氏亦可如摧枯拉朽。其他类此者,一部二十五史当可千百见。如乐毅,可拒燕惠王命。岳武穆亦可自朱仙镇回师肃君侧。不退不让,必争必进,一部中国史,可从头改写。但恐不得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亦恐不得绵延五千年之久。如希腊,如罗马,如现代之英法,岂不亦各有其得意之一时,是在人善自择之矣。

近代人物,当首尊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遽辞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之袁世凯,而退居沪上。及广州再起,又北上与张作霖段祺瑞言和。苟使不死,此下不知究将成何局面。而中山先生之让德,则亦可受后世无穷之推尊。能治其国,斯能进而平天下。西方如华盛顿,革命成功,遽告退位,此亦略有东方人气味,惜乎其不多见。

董仲舒言:“行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计功利,则必争必进。如谋道义,则有退有让。今则一世方务于功利,不知道义乃计永久之功利。披读中西双方历史即可知。幸读者其亦审思而慎择之。

(二)

人群相处不能无政治,行政不能无领袖,而政治领袖之进退,乃为政治上一大问题。中国学人有两大特点,一则无不关心政治,二则其对政治姿态每主退不主进。此可谓是孔子发之。墨家主兼爱,主尚同,对政治过分积极,无退义。道家主无为,意态消极,对政治可不闻问。独孔子儒家,执两用中,遂成中国学术大宗师,并为文化传统一中心。绝非无故而然。

孔子为鲁司寇,居三家下第四位,可谓已极一时信用之至。但孔子所抱政治理想高,不迁就,不退让,既不得行其志,终避位去鲁。其周游列国,亦备受礼重。然不符其理想,则宁不出仕,退老于鲁。孔门四子言志,子路主治军,冉有主理财,公西华主外交,独曾点言“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有吾与点也之叹。果使孔子平日讲学,不及于军事财务及外交诸端,则三子何来有此志。但一意于进,则孔子所不与。后冉有为季孙氏家宰,孔子曰:“季氏富于周公,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非斥冉子之善理财,乃斥其徒显己长,违道义而不知退。故曰:“君子不器。”器则特见用于人。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则自达其一己之理想,即以为人。为人则徒供人用,无理想无己可知。

孔子又曰:“不仕无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不欲为齐之稷下先生,但愿正式出仕。不符其理想,则宁退。故不仕乃无义,而不退则无志。志则志于道,斯仕必合于道。此下儒家辞受出处进退之节,大率皆如是。而中国社会亦群知重此。汉初贾谊,抱有政治理想,而不得意于进,后世群尊之。次有董仲舒,同抱有理想,同不得进,后世亦尊之。公孙弘拜相封侯,极一时之显荣。而曲学阿世,后世乃无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贾董之名,贾董生前岂知。但后之学人,宁退不进,乃群以贾董自勉自慰。

故秦汉以下两千年之中国传统政治,纵多不符理想,而终有一政治理想存藏于社会之下层,使上层政治领袖心知愧怍,有所羞耻,有其廉节,而现实政治亦遂不致于大坏。如曹操有述志令,不敢身受汉禅,不得已而貌为周文王。此亦有一种内心潜力隐作主宰。争权争位,亦必曲折以赴,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以为之。故在中国历史上,伪君子常多于真小人,此亦文化传统之潜力有以致之。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既降生为人,尘世百年,不能无所作为,亦不得尽诿为凯撒事。为凯撒者,亦不得尽符于理想。西方自古希腊起,学人各务为一专家,如文学、哲学、科学等,不关心政治。即构思立论及于政治,亦非有心从政,实因其亦并无从政之机会。政教之分,早不自耶稣始。在如此情势下之政治领袖,乃多如凯撒。希腊时代有苏格拉底,罗马时代有耶稣,皆受极刑。教人者与治人者,常可有大冲突,故学人常自居一旁,自守一职业,直至今世犹然。如大学教授,即以传授专门知识为己任。而政治活动,则另有人为之。大学演进逐渐有政治经济法律外交诸课程,然亦皆如专门知识,备现实政治界引用,亦如孔子之所谓器。而君子一观念,则为西方人所无。

政治领袖如何产生,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由多数选举决定。而多数民意,则仅为一种欲望,非可谓即是政治理想。此等欲望,要得要不得,又如何来达成,则仍待政治领袖作决定。西方政治领袖又必定期改选。也有在其任内引发内战者,如美国林肯总统时之南北战争。唯一般有志政治活动者,多好进不好退。结党竞选,成为政治一大事。而政治领袖此种不好退之心理,其从政之或私或偏,亦所难免。

即如最近英阿福克兰战争,本因阿根廷当局身处困境,借出兵福岛以转移国人之视听。英国亦自有困境,当局者本受群情反对,正该引咎乞退。乃转因出兵获胜,又得安于其位。故政治本在解决问题,而西方政治则多引生问题。政治非以求安定,转以增动乱,其病则在此。西方人好争平等,重法不重礼,于上位政治领袖称为公仆,亦不特加尊视。一旦退,即鄙夷如常人。故在位必凭其权力多求表现,即多滋事端亦所不惜。心理不平常,斯其表现亦宜然。

王荆公得宋神宗尊信,擢为首相,推行新政,亦其平日之政治理想所寄。反对者群起,荆公终亦乞身引退。而神宗尊信不辍。既复起,又乞退。旧党用事,尽废荆公之所为,而荆公隐沦在野,亦唯以吟咏自遣。此亦中国政治家传统风格。即其前,范仲淹庆历变政,亦遭反对而退,亦宁静如荆公。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以政治为中心,而尤以不得志而退居下僚,乃及隐沦在野者为其主干。人心重视从政,但不看重做官。从政乃以行道,做官则以求贵。能以做官与从政分作两项看,此亦中国儒家修身养心一大要端。

故中国传统,身居高位,必务自谦抑。尤其为一国之君,更不轻易表达其自己之主张。即如秦始皇帝焚书,亦下政府公议,而出丞相李斯之奏请。在历代政治文件中,唯皇帝诏旨最无浮文费辞,不夸张,不阐扬,只简单扼要一表示。绝少有政治上之大理论大发挥。政治上之大理论大发挥大文章,则尽在奏议中。而宰相大臣亦少此类文字。大奏议则多出新进后起下僚低位。后世传诵者,亦不为帝王之诏旨,而必为臣僚之奏议。此亦中国政治传统精神之所在。奈今人则尽以帝王专制四字诃之。此亦自表达其不读书无知识而止,他又何言。

今人一依西方,好言平等。唯政治则显不平等。中国人称选贤与能,又称贤者在位,不贤则不得高踞人上。然使其人果贤,苟居上位,则益当不敢以贤自负,必更自谦下。贤君则敬其宰辅,贤宰辅则敬其僚属。苟其倨傲自肆,即不宜踞上位。至少当貌为谦下,乃得有安居上升之望。此乃中国传统政治风气,亦传统政治心理所使然。故中国传统政治必尚礼,礼主敬,不仅当敬其在上位者,尤当敬其在下位者。在上位,既受人敬,斯亦不得不益谦。此亦中国尚礼精神之一种精义所在。故中国人又提倡尊君,而今国人则斥之曰帝王专制。必对人不尊,乃见为平等,斯诚无礼之至矣。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必自露头角,广自宣传,到处演讲,认为非我莫属。意态自傲,恬不为怪。及其出膺大任,既有种种法制束缚,又有议会从旁监察,加之评议。果使其以谦退自居,将不得成一事。故西方政治家必当有傲气,有霸道,法治则所以防其傲与霸。中国重礼治,好让,所以全其谦。西方好争,无法则益以长其傲。风气相异,乃其心理相异,据此可见。

中国人在谦退中,实有一番自尊。西方人在争傲中,其内里实含有自卑。其中尚有心理深处,今不深论。唯中国人反己自问,能自知己尊,则乐此不疲矣。西方人务外,反诸己,则常感自卑。此乃双方心理有异。今日国人备受外力压迫,乃亦常有自卑感,故崇慕西化而不知耻。专言政治,在下者不知尊其上,而在上者亦无自尊求退心,则政治自宜西化,再无旧辙可寻。新政治,旧心理,俨如河汉之隔,又乌得以新政治来推论旧心理。

今全国十亿人口,使不先教以尊上,则政治何由得统一而安定。然又必社会同识尊贤更胜于尊上,乃使贤者甘居下不争居上,于是乃能使社会下层高出于政治之上层,而政治亦得其安定。中国人群知尊君,乃其尊孔尤胜尊君。即为君者,亦知尊孔。而治孔学儒家传统者,又率重政治尊上位,斯则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长治久安之道之所寄。大群相处,人心感召,成为风气,尊贤尊上,遂为中国人最所重视之两要项。中国自秦汉以下历两千年,政风学风,常此相沿,迄无大变,虽遭衰乱,仍得复兴,此谓之政教合,但亦当深究其所以合。孔子之所以成为至圣先师,常受国人崇拜,中国之所以成为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其传统文化之所以常照耀于当世,为其他民族所莫逮,则亦唯此之由。今则人心变,风俗变,政风学风均随而变。学者不复以人群治平大道为己任。出仕从政,视为一己之私业。争权谋位,与经商谋利,致富致贵,成为人生中两重要专业。又受社会重视,群奉以为趋新之西化。而西方世界,自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未百年,每下愈况,前车屡覆,后车终蹈前轨,无可改辙。危机昭彰,举世不安。诚使国人能于旧传统之政风学风,大体稍有领悟,重加研阐,或不仅可以救国,亦将可以救世。孔子曰“后生可畏”,或终必有迷途知返之一日,企予望之,企予望之。

(三)

人生有快乐当求,但亦有苦痛当避。唯快乐每在外,不易知,不易求。苦痛则即在身在心,既自知之,亦当易避。并有寻求快乐而转增苦痛者,亦有避免苦痛而即感快乐者。寻求快乐在遇事知有进,避免苦痛在遇事知有退。中国人生每在求其易,求其退,而不在求其难与进。此亦中国文化一要端。

男女各有求。在恋爱中求快乐,其事实不易,故西方文学多悲剧。夫妇和合,而快乐随之。其事在我,较易著手。中国小说戏剧中多以团圆收场,亦教人退而则求其易也。父母子女,不和不睦,苦痛易生。兄弟姊妹,离心离德,快乐亦自远离。故中国人以齐家为修身要务,亦即教人求快乐而已。商人重利轻离别,为一时求利而轻离其家,斯则苦痛即随来,而快乐则可望而不可即。

人有志在求利,而离家去乡,一时不感其苦痛者。亦有安于家乡,而一时不感其为快乐者。则贵有知者之善为指示,善为教导。中国则得天独厚,以农立国,安于家乡,其乐无比,而其事亦易知易得。如古希腊以海屿为生,所得于天薄,不如中国,固易知。而如印度,则得天似较中国更厚。身披一衣,即可御寒。手摘一果,即可饱腹。生事易足,而转亦感人生之多苦。生老病死,莫非人生苦处,乃求涅槃。佛教虽有种种高深理论,虽尽求避免苦痛,而终亦无快乐可得。耶教虽亦知寻求快乐,但不求之于人生之当世,而求之死后之天堂,则亦终非人生之正道。

中国人虽知求快乐,而西力来侵,乃亦有快乐难求之感。西方人求富求强,乃使我有贫弱不能自安之苦。今日国人乃明白自认为后进国家,尽其所能以追随西方而前进。而今日世界形势,已明见前进无安乐之望,则当奈何。而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亲敬心,则更为不可忽。举其要而言之,则仍当知退不求进,知易不求难。我当不求富,仅求贫而安。当不求强,仅求弱而存。不求如美如苏,同为世界大强国,而仅求得喘息之余地,则庶可矣。

即以战争言,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何谓不可胜,我以广土众民十亿人口之大国,而又有累积五千年文化传统,使有自信,即为不可胜矣。以前如蒙古满洲,皆以异族入主。然仅掌握我之政权,不能转变我之社会,彼则一意师法我之传统以为治。今日则其事大不易,西方人不能移来我土,仅求我之服从。如最近俄国之于波兰即其例。故最近世界已可使人不再有亡国之忧。一国之亡,转增天下之大忧。如中东之巴基斯坦即其例。自欧洲两次大战后,而天下形势已变,此一层不当不知。

我既无亡国之忧,又何必定求强。但如当前日本之不求强而尽求富,则断无美好前途可言。今日立国,尽可求为一中等国家,即人亦可尽求为一中等人,斯则为当前最可安而易求者。今日当前之最大问题,则为如何移易国人之慕外心为自信心。此须有人来作提倡,而其提倡则必有当前实例,使人易知易从。

吾当前国人果当何以自处,亦非无例可求。主要当戒者,在莫过分夸耀他人,自居为专家先知,而徒淆国人之视听。果肯人人以中国人自处,人人以中等人自处,则庶乎近之。

近日有一惊人大罪案之发生,即抢劫某银行之独行大盗是也。方其案未破,人人认为此大盗不知系何等人物。及破案,则亦一计程车司机。识其人者,亦以寻常人视之,乃不知其能为此一大罪案。其犯此大罪,亦仅为不甘为一寻常人而已。人人不甘为一寻常人,此乃当前世界人类一共同心理,而种种危乱不安,则胥由此起。苟使人人皆肯安心为一寻常人,则世界自可改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唯此是尚,即所谓中庸是也。人人肯为一中人,肯为一庸人,则社会自安,天下自平,无他道矣。

立人如此,立国亦然。百年前之大英帝国,自不当以一中等国视之。然今日已降为一中等国。果能即此自安,亦尚有其前途。而当前之英阿战争,即英国人不肯以一中等国自安,此下后果尚难预言。要之,为祸不为福,则似可预言者。人人分析英阿之战,率以其所使用之武器言,不知尚有两国人民之心理作用,则更为重要。今日人人言平等,但亦人人知有不平等。阿根廷自不能与英国作平等看,此虽阿根廷人亦自知之。故其双方相战,而阿根廷人之勇气乃可倍加于英国人之上。即如美国在南越之战,其所遇北越人,作战心理之强,亦何尝不如此。即当前苏俄之在阿富汗,亦有如此心理之对比。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日本军队之对美军,则奋勇有加。中国军队之对日军,则亦如日军之对美。就当时中国人心理言,非不知日本之军备武装视我远胜。然而彼亦学习西化,与我相似,心有不服,斯则顽抗难驯。果使中国军队与美英对垒,衷心崇仰,佩服已至,则不知仍能保有此一腔愤慨敌情否。唯当前人类同尊西化,而仅求平等,少如中国人之虚心热忱,一以自卑为怀。遂使强者有其弱处,弱者有其强处,非武器一端之所能衡量。故今西方人竞言平等,已使此世界难安于不平等之处。战争如此,商业亦然。今日世界经济不景气,亦有此等心理作用之存在。此亦中国人所谓中庸之道。且勿太尊视所谓先进国,太轻视所谓落后国,而一以中庸之道对付,宜亦可少其差失矣。

今人又好言自由。其实循乎中庸,则其自由亦易而多。必求超乎中庸,则其自由亦难而少。如一中等财富之家,则自由多。必为一上等财富之家,斯其自由必随而少。家如此,国亦然。一中等国家,其自由转多。力求为一超等大强国,其自由亦必减而少。如今美国,于英于以色列于日本,皆可谓其亲善之邦。然其于此三国,所拥有之自由又几何。即如其最近之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首鼠两端,捉襟见肘,亦见其左右之为难。要之,今日全世界已同趋于西化,则天下唯有分裂,不和不让,相争不已。一若唯有美国,唯有民主自由,乃可和合天下,而重归之于一。则不知到此时亦尚有中国之存在否。今则自居为后进国,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到那时则岂不又将并此国家与民族亦相随于尽,而唯美国之巍然独存于一世之上乎?要之,今日国人只求站在美国一边,其意若谓国内之错综复杂,自可迎刃而解。固不知吾国人之是否抱此期望,而据今日之言论行事为判,则一似非此亦无他途之可期。今日国人亦尚言文化复兴,然所谓文化,亦有一准则。不合西化,不合美国,已尽屏于其所谓文化之外,其他复何言。中国人言物极必反,当前西方文化,亦可谓已到极而必反之程度,而国人则不知情。

然则今日国人思路之变,实已到达一急需之境。百年以前,国人唯慕西化。百年以来,世变已亟,而国人之思路尚不变,则何以为适应。中国实为一中庸性之民族,不喜走极端,好易而不喜难,好退而不喜进,此亦似为我国民性之弱点。然处当今之世,则转见其优处。今日为国人计,当勿好高,勿骛远,勿求速,勿求全,务尽一己之实力,唯期一己之安心。勿求为人上人,勿图虚名,勿希奇功,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乐天知命,不知不愠,各求为一普通寻常之中庸人。则极其所至,最低限度,宜可无大灾祸之来临。试细读中国古圣先贤,上自孔孟,下迄程朱,凡所教人之言,莫不如是。若必轻鄙前人,争为时髦,居心浮薄,宜非福泽之所归矣。日日言现代化,则唯有随现代以俱尽,其他则无可期。国人其尚加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