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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静与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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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生命中主要一项目,亦可说时间即是生命。非有时间,生命当于何存在。人自婴孩长大成人,乃至六十,花甲一周,则必称觞祝寿。七十则称古稀之年,八十以至一百,此属人生难达之境。近代医药进步,八十不难,而百年则至今为稀。是生命必有时限。然五口之家,夫妇成偶,堂上父母,膝下子女,当有三代。又兼记忆,为孙一代追忆其祖父母,虽人已亡去,而事尚在心,则家庭生命在每一人之记忆中,普通当在一百五十年以上。如此子孙绵延。如举孔子为例,至今已七十余代,共达两千五百年以上。若再自孔子上推,迄于殷商之先祖契,岂不远逾三四千年。其实赵钱孙李百家姓,均可依此推算。人人如是,整个一民族如是,此之谓大生命。一部二十五史,实际只是此一大生命长时间之回忆而已。

但时间必亲自经历,顷刻有变,瞬息相异。禹惜寸阴,陶侃教人惜分阴,今人称分秒必争,又该惜秒阴。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是倏忽即不存在之小生命。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人皆欲效松柏,不愿为朝菌蟪蛄。但今日又人人言求变求新。从生命言,则变与新之上,该有一不变不新者始得。孔子在川上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是,生命也如是。能在不舍昼夜之逝去中,常见此川流,此须一项大学问。便该连带说到静与动。动是过去,是变。静则不动不过去不变,如此常在。但川流中每滴水,果亦不动不变不过去,岂不成了一条死水。必水滴变,川流不变,人类生命即如此。

首要条件在能单纯。时间是单纯的,须要添进内容,否则一片空洞,便无本体可觅。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非阴阳昼夜春夏秋冬,即无天时可言。非山川田野水陆高低,即无地理可言。人生亦然。婴孩即赖父母养育,成人亦必群居为生。故人和乃始是人生。即一身之内亦必和,其食衣住行亦必与外物和。天人内外相和,乃见为单纯。大生命乃始见单纯,小生命则转而为复杂。但复杂则仍必在单纯中。故人生大道贵能在复杂中求单纯。

生命本质极单纯。如川流,纯为水滴相和。若杂以泥土沙砾,则水流不畅。上游盈科而后进,源泉混混,乃能不舍昼夜而前进。两旁又必有堤岸夹峙,否则四周泛滥,即亦无流。人类生命乃不啻如天地大生命一堤岸。不接于目,即无色。不接于耳,即无声。不接于鼻,即无香。不接于舌,即无味。天地虽大,接于身,乃始有之。故此身乃为天地大生命一和。其单纯有如此。若使不赖于目而接天下之色,此即不见有色而为盲。若使不赖于耳而接天下之声,此即不闻有声而为聋。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欲保其聪明,则必减其在外之声色,务勿淫于视听而后聪明可保。庄子曰:“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惑。”即此旨。

世俗人生往往求多有,求增不求减,而尤以自然科学发达后之近世为然。即如电之发明,有电灯,有电话,有电影,有电视,凡耳目所不及,电皆为之增其功能,使视听远超于耳目为用之上。天赋人以耳目,而科学济之以电。视听日增,聪明日减。色声日多,影响日小。前人以一分视听达十分聪明,今人则以十分视听,而仅保有一分之聪明。前人睹一桃花色,听一流水声,诗意自然生于其心。今人目尽天下色,耳尽天下声,而所谓诗意则渺不得其存在。声色纷乘,雅兴转塞。亦可谓科学日进,诗情日退。诗情乃自然人生之所有,科学则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固宜有此趋势。

不仅如上述,一切人生内涵,日浅日狭,外力强而内心弱。耳目生于天,一切科学机械发明创自人。然耳目之用,于心为亲切。而机械之用,则仅以代耳目,与心隔了一层,不亲不切。耳目之用本于心,故能长此心之聪明。机械之用来自外,则转以窒塞此心之聪明。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机械外物乃一有,心则乃一无。故一切科学发明若于人身为有利,实于人心乃无用。人之生命主要在心不在身。故科学日发明,而心生命则日衰退。今世乃不啻以物世界来代替了人世界,即心世界。

人之生命乃天地大生命中一小生命,如川流中一水滴,故其生命实在孤独处。求生命则必求有一我,我即一孤独之我。浮现在外,在众多处,一与人同,则何有所谓我。而科学机械之用,则必在众多处,不在孤独处。如电影,由一人观之,其影像可与众共观相同。但电影乃是一商品,其摄制则只求众人观,不供一人观,宜其与生命意义有别。换言之,科学实不为生命用,转以用生命。主客易位。此下之世界势将成为一机械世界,不复是一人世界。数百千枚核子武器,即可主宰全世界人类而有余,即其证。

何以谓科学非生命,因生命必有情,而科学则无情。中国以农立国,农民日与大自然大生命相接触,可谓中国古人早已读了一部无字天书。学问全从生命来,孔子言,诵诗三百,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姑以草木言,中国人爱杨柳,自古诗人笔下无不咏柳。杨柳富感性,春光初到,柳最先知。桃李未花,柳条已青。柳又富耐性,秋冬群木凋谢,柳条犹在,故诗人亦多咏衰柳。杨柳依依,唐人栽之灞桥之两旁,左宗棠栽之赴新疆之路上,以其若特赋游子以同情。而夕阳衰柳,尤能耐此寂寞。此感性耐性,乃中国人心所同尚。柳无花,而有絮,亦具特性。中国诗人赋杨柳层出不穷,亦可谓杨柳乃中国人一至亲密友矣。

柳之外有竹。绿竹漪漪,竹之入诗亦历三千年如柳。中国人言,不可居无竹。居不见竹,亦如行不见柳,同为人生一憾事。柳则柔婉多情,而竹则刚直有节。个性不同,故柳则栽之墙外路边,而竹则植之庭前阶下。“能益多师是吾师”,天地群生可为我师我友者,复何限,是在我善择之而已。兰则盛唱于屈原之离骚,菊则盛唱于陶潜之诗,林和靖有梅妻,周濂溪则爱莲,中国人之花卉草木,则莫不深通之于性情。天地一大生命,亦唯此性情而已。性情相通,斯生命相通。中国人对此大生命之认识与体验,则多见之文学中。其实亦可谓是一套人文科学或哲学。

草木外言鸟兽。中国人于家畜中最喜羊,美、善、祥、群、义、养诸字,皆从羊。若言利用,不如犬、马、牛。若言斗争,羊最懦弱。中国古人教牧羊者曰,视其后者而鞭之。则羊性亦自能向前,而牧羊亦当一任羊性之自由。中国人又特喜龙。易乾卦言,潜龙在渊,见龙在地,飞龙在天,则龙乃一三栖动物。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唯龙有之。但龙少见,或仅一想像。唯亢龙有悔,在人群中能见群龙无首,乃为大吉。此又是何等景象。生命第一要求当为存在,其次始有表现与活跃。羊能善存在而不争,龙能表现又活跃,但亢龙有悔,则活跃亦有其限度。西方人信仰有灵魂,乃可不尊存在,仅求表现活跃,乃求为亢龙而不悔。

中国古人又以麟、凤、龟、龙为四灵。麟、凤稀见,龟则泥涂中物,易见常见,而能藏身自保,与物无争,又能寿,故亦为中国人所尊。中国人尊龙,同时又尊龟,此又是何等景象。龟甲用以供占卜,藏之宗庙。庄子辞楚相,曰宁为曳尾涂中之龟,不愿藏甲于宗庙。曳尾涂中,则犹潜龙之勿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人生理想之所贵乃在此。但既曳尾涂中,而仍能藏甲于宗庙。既能藏甲于宗庙,而又愿曳尾于涂中。出处进退,隐现荣辱,一以贯之,此诚中国人文社会一特征。而龟又常见易见。中国人乃奉之为四灵之一,屡见文学歌词中。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中国文学中有乌龟,斯亦不啻以乌龟为木铎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别论,兹不详。

中国古代,象亦易见,象亦庞然大物,其性亦和善不争。但象为人用,尚不如羊之无用。佛法东来,始屡言及象,然终不为中国人所尊。佛法亦好言狮,狮噬人,象供人用,两者皆失之,遂皆不为中国人所尊。龟不噬人,亦不供人用,然自保能寿,中国人尊龟过于狮象。近代生物学家好言蜂蚁,谓其能群,但蜂蚁以功利为群,羊则性情之群,而龟则不群。中国人于天地群生间,自有其别择取舍可知。

易乾象龙,坤象马。马效驰驱,亦供人用。然言牛马与言犬马大不同。牛马供人用,犬马则见性情。中国以农立国,牛司稼,岂不为用大。然中国人尊马不尊牛。牛供人用,随人驾使,乃不如马之尤见有性情。马有骏驽之别,骏马一日千里,闻有千里马,不闻有千里牛。牛略同如象,不见个己之别,而犬马则有之。有性情,则有个己之别矣。羊亦若无个己之别,然羊性之能群,则又在牛马之上。朱子言格物穷理,中国人能于有生物中穷格其理,自有一种人文科学之发明。

柏拉图悬榜门外,不通几何学勿进吾门。几何仅一形式,非有生命,亦无性情。严格求之,世间乃无真方真圆,仅有约略相近似之方圆,真方真圆只在天上。中国人则谓规矩方圆之至。方圆属自然,规矩属人文,能善用规矩制器,此即善用自然以与人文,而天人合一矣。仅从方圆求方圆,此之谓不通人情。如言孝弟忠信,乃从人之性情言,各得性情之真,即可为万世之榜样。西方人乃避此不言,谓感情作用即无当于理性之真。此又天人显有分别。

故中国古人于天地万物,不论有生无生,能善观而善为取舍,能比能兴,此乃中国文化之真源。善观是其智,而善为比兴取舍则其仁。仁乃人类一种同情心。自具性情,乃能外择于物,以取其性之所近,而舍其性之所远。中国人好群,故有取于羊。中国人好长保其生命,故有取于龟。两者实相通。不能群,乌能长保其生命。人各不能长保其生命,则其群亦不立。故中国人好群,又好有个性。唯求其个性之不害群而又能杰出于群,则必有大利于其群矣。仅知有群,不知有个性,则亦为中国人所不喜。

周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又曰:“主静立人极。”人极与太极不同。太极自无生有,人极则自有生无。羊虎同群,性不同。羊不杀虎,虎必杀羊。人为五行之秀,万物之灵。使人治其群,则驱虎于深山,善牧其羊。此则羊与虎皆所不能,唯人能之。故太极之下,唯可立人极。天地能兼生羊与虎,但不能使羊与虎必相远勿相近,唯人能之。故曰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如火盛人能喷水以灭火,水盛人能筑为堤防,使水不泛滥。人能尽五行之性,以善其人群,此乃一种人文科学。何以能此,则必全人之性,存而勿失,此曰静。故主静立人极。

人有欲,则动而向外,孟子称之曰“放心”。心放在外,则性亦渐失而不见。故曰“存心养性”。先存其心,而后性有所养。静则心不动而存。故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欲与情有别,先养其性与情,则所欲皆一发于正。性情为之本,则所欲亦可一内外。务于外,求其所欲,则内失性情之正,而欲乃无穷,终不能达,亦于外物有害。如是则人生一于动而无静,与天地之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又大相违。中国人称之为天人之争。天指性言,人指欲言。宋儒曰性即理,则性欲之争即理欲之争。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主得所欲即为理,较宋儒言,可谓大失之。当谓符于理乃为可欲,则始得之。

近代科学家乃谓发明物理可以满足人欲,斯又失之。人欲日滋月长,无可满足。所谓物理,亦本于人之性情而见。以人情见物理,与以人欲见物理,所见之理大不同。如虎遇羊,认为可噬,此乃在虎有欲噬之心,非在羊有可噬之理。而虎之欲噬之心,则本于其性。性不同,斯理亦不同。人性之善,较近于羊。而人性之智,则远过于羊。故人性可以谓之仁,而羊性则终不得目之为仁。盖仁必兼智,智必待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西方人之学,则重智不重仁,又不同。孔子本于性情以为学,西方之自然科学则不仁无情,有失于人之全性。不仁无情而济之以学,则其为害恐将有甚于其为利矣。此诚近代国人好治西学者之所当究。

人性皆然,何以东西方有如是之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西方古希腊以商业为主,商业内不足而求之外,求有得,则益进不已,遂唯见欲而不见性。然亦不得谓西方人性恶,能改其习而返之正,则善性亦自见。但少成若天性,积几千年之传统,一旦改弦更辙,亦自难。唯当就其习以为改,或主先复兴宗教,使与科学持衡得平,为其改革之一途。但如最近耶回之争,则又无奈之何矣。

陆象山言,“人方求增,我唯求减”。西方财富权力,日增无止境。人生正当理想,亦莫如求减。权力减,财富减,庶得与贫弱日增其同情。私欲日减,同情日增,则人性渐复。或疑事减则若闲,不知人生正大有事在。居家则奉老抚幼,此属门内事。出门则爱国家,爱民族,以忠信爱其群,岂不大有事在。事在性情在生命,与在功利在物欲,所事不同。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西方人所有事,重在功利物欲,所患不在忘,在助。揠苗助长,反以丧苗之生。象山主求减,亦在求其勿助长。其门人乃一意静坐,若将忘其必有事,宜为朱子所斥。西方人求助长,印度人则求忘。濂溪主静立人极,静非忘,减亦非求无事。唯事来务助长,则必功利物欲之归矣。

生命寓于时间,时间当下即是,亦转瞬即逝。勿可忘,忘则不觉有时间之存在。但亦不可助长,求其时之住,与其延长,与其速,与其即来,皆不可能。时间刹那即变,但变亦有常。时间永古长在,但亦倏忽即变。如婴孩以至老死,乃有新生继起,此即道家所言之自然。道家转而为长生家言,则又失其真。长生家有铅汞之术,乃引生西方之化学。但铅汞非生命,求以非生命助长其生命,西方一切现代科学皆由此。乃使此下将成为一物世界,而驾于生命之上,生命仅居次位。果使生命得替代,则此下将为一无生命之世界。人之求于物质机构者,其果如此乎?

近人多言科学可减少工作时间。尽得闲暇,自寻快乐,岂非人类文化一大进步。然生命即工作,中国古人言,“小人闲居为不善”。于工作外求闲暇,闲暇中求快乐,人生一切堕落,一切罪恶,皆由此起。一阴一阳之谓道,工作劳动乃生命之阳面,闲暇休息乃生命之阴面,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人当于工作中有闲暇,闲暇中有工作,和合为一体。果分别为二,则无往而不失其生命之正矣。故娱乐工作亦为一体。

中国文学自豳风以至清末,多悯农诗。而农自可乐。工附于农,不附于商,工农皆一生命表现,亦即艺术表现,亦即德性表现。西方商业社会盛行博物院,其中陈列多采自巴比伦、埃及,希腊仅居其次。尤著者乃如埃及之金字塔。凡此皆非人生工作,乃于人生外别创工作。不于工作上表现出生命,乃俯顺屈服牺牲生命以为工作,表现生命中一奴性,亦以显示当时埃及皇帝无上之欲望与权力。以一人之意志,奴役万人之生命,乃有此金字塔之制成。中国最近发掘得秦始皇墓,庶相近似。然始皇墓始终湮没不彰,不为汉后人所知。阿房宫为人所知,则一炬成灰,后世不加惜,反加快。而如四川灌县之水利工程,则修益加修,精益加精,直至于今不废。李冰父子二王庙,亦永受后人祭祀崇拜。即以灌县离堆工程与二王庙之建筑,与埃及金字塔相比,亦可见中西文化相异之一斑。离堆工程,自秦迄今两千年,杀身舍生者又何限,但皆成仁取义而去。故离堆工程遂得为中国名胜古迹之一。

娱乐亦性情,工作者先有乐,乃可得人之同乐。金字塔乃孟子所谓之独乐乐,灌县离堆工程则孟子所谓之众乐乐。金字塔遂使埃及人永失其生命,而灌县离堆工程则使两千年来四川人同得其乐。故离堆工程乃一生命工程,而金字塔则不得称为生命工程。亦可谓近代西方科学之一切进步,多非生命进步。而中国自大禹以至李冰父子,大圣大贤,一切工程一切建设,不仅科学,亦寓有宗教教育之大生命意义在内。凡中国至今尚存之一切传统,一切建设,一切工程,皆如此。此皆中国人所谓之礼乐,乃即生命之崇高表现,而岂专在物质机械上用心者可比。

娱乐中又有绘画与歌唱,此两事原始人类即知即能,然中西双方传递有不同。西方人绘画但求其与外物近似,如画山水,即坐山水前临摹,谓之写真。中国人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提笔作画,乃画我心中之山水,故曰写意。写真即科学,写意乃人文。心领神会,即同是我之生命。故中国人画人物亦曰传神。西方人论女性体段重三围,中国人则曰临去秋波那一转。三围之美具体在彼身,诱生我欲。临去秋波,抽象一动,在彼亦在我,此谓之情。使其无此一转,则三围之美又与我何涉。故三围仅物质之可欲,而一转乃生命之相通。中西双方审美观念之不同又如此。近人又必谓西方重客观乃科学,中国主观非科学。但非主无客,无情不美。中国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实亦一种人文科学。

歌唱,歌者先自乐,而闻者亦同其乐,此乃生命之真乐。歌以求人乐,则歌者先无乐,闻者之乐亦复不真。诗三百,歌者先有其乐。离骚九歌,亦歌者先有其哀。汉乐府亦诗骚之流,每一歌中亦自具一番真情。唐诗人白乐天,咏浔阳江头商人妇之琵琶曲,亦以自鸣其哀怨斯始为贵。若以歌为技,为谋生一职业,斯又何贵。

中国近代京剧,有讽有谏,有劝有惩,功在教谕风化。操此业者,固亦藉以谋生,然毕生情趣,亦寄寓其中,故不为高雅君子所弃。又演剧娱神,民亦同乐。若以演剧为纯商业,观剧为纯娱乐,则中国风俗初不如此。谭鑫培梅兰芳名震一世,但其登台,终非专供人乐。而善唱善演,亦终不如画家之闭门挥毫自得其乐之为高。此皆中国旧观念,莫不有甚深生命意义寓之。

中国又有武功一项,如武当山,如少林寺,道士僧尼,出家闲暇,乃以习武。不为表演,不为比赛,师徒相传,积数百年,乃成绝艺。偶一用之,乃为侠义,无他心。得人崇敬,亦出真诚。清末义和团,亦本侠义心,事败称拳匪。但凭枪炮杀人灭国,恣意所欲,中国人心有不服,乃称八国联军,庄严肃穆,又何词讥之。此则史学文学分道扬镳,各自专门,记载史事不知以文学用心,乃有此弊。至于中国功夫,亦非西方所能。最近忽有人在电影中表演,大获西方人佩服,中国功夫乃成现代一专门名词。但此等功夫纯是一种生命精神之凝聚。若在电影表演,则是西方功夫,绝非中国功夫,此又不当不辨。唯今国人一经西方人称赞,又有重利可得,相习成风,则诚可悲叹矣。

中国人传统心习,看不起机器。但机器胜过功夫,即据义和团一例可见。中国以人为万物之灵,机器则灵过于人。人转为机器操作,得闲暇,别寻快乐,乃成为人生之唯一目的。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又何在?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又曰:“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所乐,即在其日常工作中。西方人谓文化自闲暇来,中国则文化自勤劳来。文化即人生,人生乃勤劳,非闲暇。

故工作当自性情来,不当自欲望来。性情中亦自有欲望,但不当为欲望而漫失其性情。性情出于天赋,亦即自然,中国人合称之曰性命。天人合一即在此。不知性命,徒求生活,则兽生禽生,生而无灵,何得谓之人生。中国人最所寻求者正在此。寻得到此,则工作闲暇快乐苦痛皆一以贯之,又何分别可言。寻不到此,而唯机器功利之为见,则人生最高境界亦唯一项机器一番功利而止。象山之言减,濂溪之言静,诸葛亮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澹泊斯能减而静。孔子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之所好,亦唯心存淡泊始能明之。中国人之理想人生大率如是,而岂能语于今日之西方功利昌行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