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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广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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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广狭与深浅之两面。如服装,率趋时髦,无多分别。仪表则见教育修养,言辞则深浅更易辨,观其行为,则人无遁形矣。人生自衣装、仪表、言语、行为以及其心地五方面,逐层推进,递见其深度。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求知于人,自当于此五方面努力。然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知人不易。老子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则人之可贵,正在其有难知处。

人如此,民族更然。大概言之,西方人求之外,贵推广。中国人求之内,贵深存。其先乃由其生事来。中国务农,历千年少变。求于外者易,乃转而求之内。古诗:“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农人向晚得闲,远眺村外,山坡草原,易见此景。日日可见,年年可见,一生一世,人人世世常可见,似无足道。但山下全村各户孰不有牛羊,放牧山上,结队而下,岂非各户丰衣足食之根源所在。然其存之心者既久,乃百千万户生命之大共体,安其平居,乐其常然。深言之,此乃一种生命境界。生命与大自然合一,亦即天人合一。人之小生命,乃与其宇宙大生命融洽浸润,俨成一体。故“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八字,虽不失为一幅好风景,但诗人吟咏,则不专为风景。此八字是何等境地,何等情味,乃得为中国文学上品,传诵三千年。中国文学乃有其特殊极深处。

人生即文学,此又中国人生一特殊极深处。陶渊明为一田园诗人,其诗有曰:“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鸡鸣犬吠,从来如此。老子言:“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为一天下太平景象,鸡鸣犬吠,国际声气相通。犬吠非为斗噬声,鸡鸣亦非惊惶声,一片和平欢畅声,不啻为人生安乐大道作呼嚷。今虽村居,亦遍闻机车声,警笛声。一不慎,而死生随之,尚何鸡鸣犬吠之有。故古人言鸡鸣犬吠,即人生一共相。人类之生长,即在此境界中,我此生命即此境界。若无多味,却有深味。而且此味常在心头,既亲切,又悠久。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鸡鸣犬吠之境界岂不广大,而人生之精微亦无逃于此矣。中庸又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日听此深巷犬吠桑树鸡鸣,岂不极平常极庸俗。而宇宙大自然之与人生相会合,其高明处,则亦已深藏其中。中庸又曰:“尊德性而道问学。”其实鸡鸣犬吠,乃与人生之内在德性昕合无间。能学问,始见此德性之可尊。

渊明诗又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篱边种菊,偶往采摘,抬头见山,此乃人生易遇事。而远山景色入吾心头,即不啻我当时生命之一部分。一番真义,乃非言辞所能表达,故乃欲辨而忘言。陶诗所描写,所吐露,通常言之,乃属一种农村人生。实则推至一切人生,乃至宇宙大自然,同此一真义。但在中国,乃非哲学,为文学。故可谓中国乃一种文学人生,亦即人生文学。深处难求,而浅处则易遇易见。

唐人孟浩然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中国农村四围绿树,远山一抹,到处易见,千年常然。鸡犬与桑麻,皆农村人生之共相。但鸡犬虚景,堪欣赏。桑麻实物,须营求。中国诗人先言鸡犬,次及桑麻,亦不得谓非世道人文中一进步。开轩面圃,两人对酌言谈,此境易得,亦可常而不变。一经诗人指点,却见此种人生大可享受,大可玩味,何待厌弃他求。天地之境界,人生之情调,文学之本事,一以贯之,即已成一套人生哲学。反己求之,向内求之,即易得矣。此之谓自得。“足于己,无待于外”,斯又为有德之言。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中国文学,上古西周如是,南朝晋宋如是,唐如是,宋亦如是。陆放翁晚年乡居,作诗如写日记。日常所见所闻,所遇所值,皆入诗中。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外所接触,既无违忤。内所发抒,亦无逾越。乃尽在人生大道中。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孔子晚年人生,可谓已达圣与神之境界。放翁晚年生活,亦可谓成一片大好文章。但较之孔子,则还远有层次,人生深浅即在此。

清代郑子尹,以一经学家兼诗人,老居遵义山中其母墓旁。日有思,夜有梦,皆追忆其母之一片孝心,而皆以见于诗。除此一片孝心外,诗中亦更无多有。孝即人生,即人生千万岁大道,但可当下即得,亦即其诗之所由成家。诗之与心与其人,三者合一,而其较之古诗人,乃至于孔子,亦各见深浅。中国人生有一言即得者,亦有万言难尽者,亦可于此求之矣。倘于人生外,别求文学,得为一文学家,既有名又有利。但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此中深意,大须领略。

孟子曰:“诗言志。”中国人言志,不言求富求贵,而必志于道。此道即人生之大道。人生并不由外面事零碎拼凑而成,乃由一整体人生中流露出此一切事。一切事皆内本于心。志,心之所存,乃人生之主脑。诗言志,即犹近人言文学表达人生。唐人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死于句下,则更上一层楼乃一小事,又何意义价值可言。古诗又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振衣濯足,乃人生寻常事,不知所比兴,则亦无意义价值可言。苏轼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为身在此山中。”此诗亦咏人生。离却人生,庐山面目即不用人识,亦无待吟咏。艺术亦然。山在心中,画山乃画意画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若尽在诗中去求画,画中去求诗,则必两失之。苟其作者于人生深处无体会,则其诗其画皆不得臻上乘。书法亦与人品有大关系,更难言宣,唯有心领。

西方人生则不同,古希腊人乃生活在工商都市中,必向外求取利润。身在都市中,心在都市外。身在工商业中,心在工商业外。其整体人生犹待别求。故希腊有哲学,先创宇宙论,乃以寻求人生论。并无中国人一天人合内外之观念。文学亦向人生外事中求,事务非即生活,乃生中活一手段。文学亦如商品,伪造故事,惊心动魄,得人爱好,乃可沿途歌唱。如荷马史诗,或恋爱,或战争,或神话,惊险奇变,乃始视之为人生。此下又有冒险侦探等故事。要之,非见作者心,乃以迎合读者心。一如商品,唯求合购买者之心。此心乃唯求推广,不求深入。推而愈广,不仅益浅难深,抑且散而无存。

再言工业。工业附属于商,与附属于农者有不同。中国陶瓷业,能在其作品上十分表现出作者个人之心情。仅以给用,非为商品牟利。又世袭其职,历代安心,精益求精,其所作业即其人生全体所在,故得成为艺术精品。一如诗之为文学,同是通天人合内外。故艺术即人生。西方则乃以商业心情制造,求广销,获重利。亦人生一手段,非即人生。心情异,则其作品亦不同。中国庄子称此心为机心。中庸则言诚,实与庄子机心相对。道家言人生,每于其向外处深言。儒家言人生,则多在其向内处。故中国人必兼通儒道,乃能得人生之全。文学亦无逃于此。

西方绘画亦附带有商业心情。故必开画展,作画者每以观者心为心,求广销。其心外向,又焉能深入,与中国画又不同。中国于画品中见人品,亦曰写意。但作画先求形似,尚有外面拘束。书法则可一任其意之所至,而流露出其内心之蕴藏。诗文则更可传其内心,而更达于充实光辉之一境。故中国之文学家,则尤在书画家之上。

中国文学中亦有剧曲歌唱舞台表演,但其品格则较低,故戏剧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登台演奏,不论生旦净丑,演员与剧中角色不同,故只论演技,乃成人生一业务,亦藉以谋生。不如吟诗作画,其本身即人生,非业务。倘亦认为一业务,则一文不值矣。登台演戏者,后台卸装,始是其本人。观剧听唱亦仅是人生一娱乐,诗画之为人生修养,深浅不同。

由此可见,人与事当分别看。人乃生命一本体,事则生命一表现。从广处求,则吟诗作画演剧,可以推而愈广。从深处求,则诗最深,画次之,剧则浅。中国诗最先,画次之,剧最后,此即中国人生贵从深处求一显证。西方演剧,乃文学之开始,文学内容亦即舞台之本事,读剧本不如在舞台下看。多人欣赏,推广更要于深入。故事有大小,人品无高下。吟一诗,听者少。作一画,观者多。演一剧,观者更多。西方人生重在外面广处,则莎士比亚之剧本,宜为文学之上选矣。故戏剧乃西方文学之正统,与中国大异。孰是孰非,此为双方文化传统人生大道所系,非可一言而定。又岂重洋蔑己一时流俗之所能定。

西方人论人生,重事不重人。如莎士比亚其人莫可考,然其剧则几百年不衰。中国“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八字,作者亦难考,亦难上台表演。然能赏及此,即证其人品之高。此即双方人生不同一例。西方人重事,又重财富。但求推广,不求深入。孔子曰:“为富不仁。”深而求之心,则为富稀能免于不仁。孔子又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非不知富亦可求。季氏富于周公,乃冉有为之求之,而孔子曰:“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又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是则子贡亦能求富。则孔子之所谓不可,乃在道义上。孟子曰:“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富人亦必求所好,财富乃是一手段。今虽贫,亦能从所好,则何富之求?岂不更直接,愈易简矣。

富不可求,贵更不可求。孔子之称赏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贵亦在求用,求贵亦仍是一手段。若仅知求贵,则更求权,求强,求武力,求能杀人,推之愈广,而愈无止境。希腊人仅求富,罗马人则转而求贵,既武又强,乃亦终归于崩溃。孔子虽不求贵,而为用则可达千万年无竭。

中国乃广土众民一大国,主政者贵莫能比。乃孔子之称舜,则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此天下,而心若无事。此种人生境界,乃纯属内心,中国人称之曰德。德者,得也。得于心,非得于外。韩愈释之曰:“足乎己,无待于外。”足于己,即是富。无待于外,则不烦权力以争。中国从来之政事,乃亦与西方政事大不同。西方政事重在外,必以权力相争。中国人则曰尽职,曰让,曰为政以德,皆向内求。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故西方之为政者求之事,为富为强,以力相争。中国人为政,则求之心。一人之心即千万人之心,一世之心即千万世之心。得于心,斯得于人人,得于世世,可以无他求。

然而此心则当向深处求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心即忠恕之心。舜居深山之中,与野人居,与鹿豕游,及其见一善行,闻一善言,沛然若决江河,此则舜心开。中国人称人生最快乐事即曰开心。心开则同得他人心。大学言正心诚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即此意。西方人向外求,此心专在事上,知事不知人,又或专知一事,不知他事。政治属众人事,当开放政权,由众人为之。西方则结党竞选一领袖,名之曰民主,实非民主,仍由少数人擅权行政,其心亦仍重事不重人,于是政争无已。竞选必求多数,日趋卑俗,则政事乃无日进向上之望。求富求强,推而广之,唯在力,而离道则日远。

政治固当下通卑俗,即文学艺术何莫不然。唯政事文学同当求深更在求通之上。男女同有恋爱,但必深入于为夫妇。夫妇一伦,其心情可以普天下历百世而常然。今倘谓恋爱乃青春心,夫妇不得谓非老成心。人生岂得常在青春中,而无老成。故婚姻乃始得人心之同。然而西方人又常以商业视人生,贵异不贵同,乃谓婚姻乃恋爱之坟墓,则家国大同天下太平岂非即人生群居之坟墓。故知恋爱与战争,当不得为文学之正宗材料,因其乃在人生之幼稚期,未成熟期。浅露与深藏,亦可论其文而知其人矣。如左传一书所载战争与恋爱之故事,极为繁多,但当看左传书中对此等故事如何描写法,始见文学之奥妙。今读西方文学中之恋爱与战争,则不得不谓其显较浅出。然而遂谓西方人无深入处,则又不然。唯能多赚钱,多杀人,乃西方深入处。岂不然?果能于人道有深入,则此两道绝不深入。苟于此两道有深入,则其一切皆浅出,此又可得而定者。

韩愈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今人则贪财、好色、能武、善杀尽谓之文学,则宜韩愈之深见鄙斥矣。文学必求深入人心之同然。唐人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莺群啼,何等佳事,把它打起,宁不杀风景。但她得好好做梦,此乃夫妇情感,非男女恋爱。而辽西兵役非当时人心所安,亦言外可见。即此一诗,寥寥二十字,儿女私情,亦即治平大道之所本。中国文学深入人心之高处有如此。

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又曰:“听讼我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既不用杀,又能使人无讼,当必有一套学问,能深入人心,一如文学。但文学范围狭,政治学范围更广。子贡闻一以知二,颜渊闻一以知十。故孔门为政,子贡当不如颜渊。子路仅限于治军,冉有仅限于理财,则更非为政上选。故中国为学,求通不求专。通于人心,不专于人事。

西方科学重事更重物。发明蒸汽,一切人事大变,人生亦为之大变。发明电气亦然。当前世界乃有石油之争,石油乃能主宰人生,一国缺石油,其国即大变。愈进步,其国之变乃愈大。但掌有石油主权之阿拉伯国家,却不知如何来善用此大权。犹如拥有原子弹,亦不知究当如何来善为使用。人生前途,则全已为此等石油原子弹诸魔群妖所困扰,所折磨,并将为之所吞噬。不知人类花了几许血汗精力创造发明此诸妖魔,乃转为此诸妖魔所困扰,所折磨,所吞噬,而无奈之何。亦可怪矣。今世界都市林立,凡困扰折磨吞噬人之诸妖魔,皆荟萃于此都市中,农村则少见。但举世群弃农村,涌入都市,认为是人生之进步。苟无农村,人类生存又何赖。

余漫游欧美,好访其乡村。一日薄暮,在伦敦郊外与两英人交谈。知余来自美国,问美英孰优。余对美不如英。两英人惊喜,续问余言何据。余答,此刻村人老幼散步田塍,仰天俯地。美国则大马路上汽车奔驰,乌得有此。两英人颔首,但又懊然言,美国生活不久即迫来,吾侪此刻景象,又乌能长有。又指山坡草地言,此等均历五百年以上,在美国最多不逾四百年,因不胜嗟叹。

人生难言,民族文化更难言。如俄国,显属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地居寒带,又多业农,其民族性显与其他西方民族有不同。余读托尔斯泰小说,每爱其和平忠厚,有恻隐辞让心。在西方文学中,体制题材大同,而心情迥异。又如索尔仁尼琴,逃居美国,乃能直言美国种种缺点,心存故国长处,乃若一时阴云蒙蔽,恨不能顷刻大放其光明。又如沙卡洛夫,见称为其国氢弹之父,杀人利器由其创制,乃竭意拥护人权,遭政府拘禁,宁甘忍受,不乐流遁他邦。凡此人物,显若与其他西方各国有别。俄罗斯本属一农国,工商都市尚未发展。文化系统显属西方,而人心深处则潜存有东方气息。托尔斯泰之小说,便多染乡土气,即其证。

列宁依借马克思共产主义为号召,推翻俄皇专制,解放农奴。使其尽为自由农民,使人人有生产,而不再受商业资本之剥削。索尔仁尼琴之寄想或即在此,但惜其无此知识,因亦不能明白创此理论。而苏俄自斯大林以下,则转成为西方传统帝国主义之变相,仅求在力上推广,不向心处深求。而更侧重在唯物观点上,凭物而丧心,乃致力于发明氢弹,又求保有人权。此见俄国人之内心冲突。诚不失为人类一悲剧。

印度亦农国,非商国,地居热带,民生不在勤,转生厌怠心,遂有佛教出世思想。但虽求出世,不失慈悲心辞让心,戒淫戒杀,与西方文学题材大异其趣。但佛教专重私人人生,不牵涉大群政治,故在印度终自衰歇。其来中国,在大一统政治下,转得滋长,亦因其有深入人心之一部分使然。近代印度人甘地,久居英国,其对西方资本帝国文化终不能无反对心。乃提倡不合作运动,此亦农业民族尚和平退让、不尚斗争一特征。中国战国时代有许行,创农家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帝王与农民同生活,再加上一套政治责任,则其责任又何由完成。故孟子非之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唯政治劳心与资本家之劳心又不同。资本家劳心于其财富事业之向外推广,中国理想中政治家之劳心,则劳于能深入人心。即以己心通他心,复以他心通大群心。即以其人之心,治其人之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亦贯之于此心而止。故在修齐治平之上,复有正心诚意之教。此等知识,则非专务财货事业之推广者所能知。现代印度已久受西方帝国主义之殖民统治,乃转与中国大陆同亲苏联,但中印之与苏,亦终不能会通合一走上同一道路去。

人类文化终不能离其生事,以空言争。而人之生事,则须积年累月,以悠久时间之浸润,深入人心而始然。既不能推广向外求,亦不能于短时间速成。欲速则不达。今日世界问题,究将于何得解决,得安定,诚难得定论。而又加以欲速之心,亦诚难言之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赞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遂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文化传统一大宗师。西方则人争平等,事求实现。阿拉伯人天方夜谭,能言鸟终于在登山寻求人手中。近代攀登喜马拉雅山者又几人?唯耶稣乃上帝独生子,信仰及此,西方宗教乃得成立。

近代美国哲学家杜威,有真理如银行支票能兑现之喻。兑现乃银行与持票人彼我间立时立刻事,非必有时间绵亘。颜渊之赞孔子则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则孔子之可贵,乃在其有无可兑现处。故中国有道统,有政统。有自孔子至孙中山,绵延两千五百年,一线相承之民族文化传统。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若果问何年何月得实现,则诚浅之乎其为问矣。当知修齐治平乃道,言道则再不言得,而改言德。或问“夫子圣矣乎”?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或曰:“夫子既圣矣。”学不厌教不倦,乃孔子之道,圣则孔子之德。故中国人一切人生皆仅言道德,不言功利。而西方人则一切言功利,不言道德。道德在心,深处难求。功利在事,浅处易见。人心深浅即在此。此又为研讨中西文化异同者所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