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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同异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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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同不重异。同为人,同处世,则有为人处世之道。如同为子,同有父母,乃同有孝道。然舜则父顽母嚚,舜必仍守孝道,乃成为大孝。周公旦父文王,母太姜,皆圣贤,其孝易。舜弟象傲,舜守弟道则难。周公兄武王,其守弟道易。然武王卒,周公有兄管叔,侄成王年尚幼,天下初定,求治则难。周公辅成王,诛管叔,大义灭亲,而周公孝弟之道亦悬为后世法。舜与周公非求与人异,乃其所遭遇不同,遂得不与人同,为人中之大孝大圣。

孔子圣之时。孔子与舜与周公之时又不同。孔子幼而孤,母亦早逝,其兄无闻,少而贱。然孔子为中国之大圣,其为后世法,则尤过于舜与周公。因孔子非在上位,终其身不得志,不如舜与周公之得意于从政。而其教人以为人处世之大道,则可以历千万世而不变,又人人得为之。故孔子贤于尧舜,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故为人处世不当求异于人,唯当安其同于人。同于一乡之人,更贵其能同于一国之人,天下之人。而尤贵其能上下古今同于百世千万世之人。何以同?同在道。在家为子弟,有孝弟之道。立身处世,则有忠信之道。更大有仁道。尽人未必能守此道,行此道,而我之为人处世则必求其道,是则为我之志。论其志,非求异于人,乃求尽其道而已。道则为人之标准,亦即为人之范畴。

孟子亦幼孤,其母三迁,则其亦少贱可知。韩愈幼时,父母双亡。随其兄,兄亦卒。随其嫂,与一侄,三人同一家,乃得长大成人。颂伯夷,慕其圣之清。辟佛,自比于孟子。好古之文,上同于两汉三代,以下异于后起之八代。范仲淹早孤,母贫改嫁。仲淹读书僧寺,断齑画粥,近成人,始复姓范。其为秀才时,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仲淹亦与人同有忧乐,但其所忧所乐则有异。庆历变政无成,而仲淹终为此下千载一大儒。

孔、孟、韩、范,皆中国古圣先贤,莫不以同于人为志为道,而非求异于人,终异于人,乃使人仰望不可及。颜渊赞孔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亦求在人中能有立,而其立卓尔,使人学从末由,历两千五百年至今犹然。孟、韩、范亦可谓卓尔有立,亦皆已在一两千年之上。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逆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使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苟使生在一平常家庭,平常时代中,得为一平常人,斯即其人之幸福。然而人生不能常希望有此福,唯其生不如人,吃得苦中苦,乃为人上人。一若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使无此等人,则人群之福无由来。

人生不自知,亦不由自主,皆若有命。谁命之,亦不知,乃曰天命。父母子女,皆不自知,亦不自主。生而为人之子女,为人之父母,皆若有命。其他遭遇皆然,则唯安之而已。为父母则必慈,为子女则必孝,为人则必仁,此曰道。命异而道同,唯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乃指小道言。天生德于予,孔子之德,乃成大道。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道不行而仍必以行道为己任,此又谁知之。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乎”。然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则四十不动心,是亦即知命矣。至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是其知天命犹早于孔孟。此非其优于孔孟,乃孔道昌明,后生可畏,大贤日出,乃愈后而愈盛。然天又何不命人尽皆为尧舜,为圣贤,又何必降大任于人中之少数?此则天命不易知,而孔子亦少言之,故必谓之命。道家言自然,其实亦犹言天命,而所言各异。后代中国人则即以自然言天,会通儒道而一言之。

天生人必命其同为人,又必命其各为一己。人相同,己各异。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即必求己在人中能自立,成其己,此亦即可谓之知命。然己有立,即不得尽同于人。如只知求同于人,而不知有己,则为乡愿。孔子曰:“过吾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仅得为一乡之愿人,无预于一国与天下。何者?一乡之内可相同,一乡之外即不相同。故一乡称之曰愿人,他乡未必然。如孝,中国有百孝图,其孝各异而各成其为孝,此则见孝道之大。如圣,孟子以伊尹、伯夷、柳下惠为三圣,乃无一与孔子同。孔子以下,中国人再不以圣归之他人。然两千年来,大贤辈出,亦无一相同。再言学,人各学名儒大贤,未闻其学能尽同于人。若果有之,则不成其为学,亦不成其为儒与贤矣。

故最能异于人者,亦为中国人为然,但非其所求。中国人但求同为人,而不失其己。失其己又何得为人。果求异于人以为己,则既异于人,又焉得己之仍为人。西方人则若必求异于人,而称个人主义。但既同是个人,则亦无以相异矣。此处乃有中西双方对天命观念一大分别。中国人认为天只生人,非各别生每一人,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即生了大群人,乃于大群人中立一统治此大群人之君。君为民立,亦本天命。故唯君乃称天子,乃得上通于天。而祭天之礼,则唯掌于天子,大群民众不得预。故中国古代尊君如尊天。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则为圣君,圣天子。其有不称职者如纣,则孟子称之曰一夫。然圣君圣天子克配上帝者,实不多有。乃如周公,不为天子,不为君,亦克尽为君为天子之大任。孔子则唯有志于周公,又极称管仲。管仲亦仅一臣。孔子亦为鲁司寇,然终不得志而去。终其生,乃仅为一平民,仅为平民中一师,而后人则尊之曰至圣先师。而中国后人所向往者,则为孔子一人,不为君,不为臣,仅为一民。唯有道为人师,则亦克配上帝,不愧其生矣。

孟子于孔子以上,又称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圣,此三人皆不为君,亦有不得于君而不克为臣,并亦未尝开门授徒如孔子,然而其道则同可为人师。故荀子曰“天地君亲师”。纵其道不得为人师,然为人父母,亦代天地自然尽其生人之道,斯亦足尊矣。为人父母外,贵能为人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则尽人可尊,其有不可尊,则不得谓之人。如纣,称一夫可诛,则亦不得为人矣。中国人之人生大道乃如此。大学言“为人君止于仁”。其实人道即止于仁。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此为最自由,亦为最平等,并为最独立。近代人高呼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其实中国人言人道已尽之,而天道亦无外于此。

西方人则认为天生个人,如亚当夏娃,故个人可直接上通于天。而人与人之相交,则与天无预。故耶稣言上帝之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凯撒所管,即人与人相交之事。人在礼拜堂中,人人可直接通上帝,最为自由、平等、独立。一出礼拜堂,亦求自由平等独立,则别有凯撒管。但凯撒终不能使人人自由、平等、独立。此为西方人生实际上一大问题。

天命又有长短,如天生人,则其命可长至千万亿兆年。如天生个人,则其命只限百年。千万亿兆年斯有常,百年则无常而必变。中国人尊其常,常中有变,则安之乐之而已。西方人尊其变,而常则所不计。既有长短,又有得失。如舜为大孝,舜之生命百年则尽,而孝道则与世长存。孔子主仁道,孔子之生命亦百年而尽,而仁道则与世以长存。故中国谓人生有道,得其道则虽死如生,如舜如孔子,虽谓其至今犹在可也。西方人则谓身在即人生,其身亡人死则生亦随之尽,无道可言。故西方之个人主义则必求无死,乃信仰死后灵魂上天堂,可以弥其缺失。此乃中西双方生命观念之不同,亦即可谓天命之不同。谁是而谁非,西方人则以宗教为判。孔子不言天道,故孔子虽为师,而非宗教,实可谓之无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孔子之教,亦仅教人之学而已。耶稣则不学而教,并亦不教人以学,唯求能信而已。但纵信耶稣,又岂得亦同为上帝之独生子。故信孔子,则可同为孔子。信耶稣则不得同为耶稣。今再分析言之,亦可谓天命孔子,乃与其命耶稣者不同,此又谁与辨之。

然而有得于人道,则必有失于其人。如为人子必孝,则于其保持个人主义者必有失。有得于个人主义,则必有失于孝道。故盛唱个人主义,则必孝道无存。又中国人谓乐天知命,孝弟忠信皆天命,尽人道而乐亦在其中。西方人则谓天生个人,又以罪降谪而生,则个人之生,本无乐可言。乐则在个人自求之。而或得或失,则亦尽待个人之各自努力。又有得于千万亿兆年之常,则不能不于百年之变有所失。有得于百年之变,亦不能不于千万亿兆年之常有所失。故西方人盛唱个人主义,而终必主张有世界之末日。百年已尽,则世界末日我已上天堂,又与我何关乎。此又中西双方人生之大异所在。凡此亦皆有关于洪范“攸好德,考终命”之大义,兹不具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