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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福与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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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二字为中国通俗人生之两大目标。福,条件具备义。如有严父慈母,有良配偶,有佳子女,一家和乐,此即是福。其事非我所能主,若出天赐。今人称幸福,亦庶得之。盖福皆自幸运来,俗又称享福,有福须知享,若有福不自知,不能享,则有福如无福,亦无多意义矣。

福自外至,非可自造。俗称造福人群,我为他人为大群,可为之造福,但不能为己自造。唯可只求,诗曰:“自求多福。”人生孰不有父母,父母不能尽贤,亦不能尽如己意。古人常福德连称,则唯有自尽己德,善修孝道,使父子之间少冲突,少扞格,多和洽,多谅解,斯亦自求多福之一道。人孰不有夫妇婚配,关雎之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使己能为一君子,能知求窈窕淑女为配,此亦自求多福之一端。有子女,能教以义方,此亦自求多福。

富贵亦人生之福。但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人讲道设教,贵于人人可能。富贵则不然,一人居高位,斯必千万人居其下。一人拥财富,斯必千万人相形见贫乏。人人求富贵,斯必启争端。少数人得之,必多数人失之。多数人之所失,成为少数人之所得,其道不可由。至于家庭,则人人可得。邦国天下,则人人不可失。故夫妇父子长幼君臣朋友,中国人定为五伦。孝弟忠信,中国人定为至德要道。为人君止于仁,果使在上位者能仁,岂不即是在下者之福。又曰:“贫而乐,富而好礼。”果使居贫能乐,斯亦是福。富而好礼,则贫者亦自得其福矣。

唯自求多福虽为中国人通俗人生之主要教训,而福终在外不在己,乃终不免有无福之人生。中国历史人物最受中国人崇仰景慕者,必推至圣先师孔子。而孔子实为一无福之人,且为无福中之尤无福者。孔子早孤,幼年即丧父。逮及成年,又丧母。故孔子乃为一无父母之人。大舜父顽母嚚,而大舜犹得尽其孝道,父母感格。孔子方成人,父母俱亡,其福薄矣。孔子有兄,故字仲尼,今国人称之曰孔老二。然其兄从不见称述,殆一庸俗人。孔子出妻,则夫妇一伦之福,孔子亦不能享有。子伯鱼先孔子卒,则父子之福,孔子亦薄于人。家庭之福,在孔子亦有憾。

孔子曾为委吏乘田,孔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则孔子在早期任职上,亦无福可知。年三十左右,即开门授徒,以教为业。逢国难,曾避至齐,不久而返。年五十始出仕,位司寇,为鲁政府三家以下之第一高位。然以不得行其志辞位。去卫,虽受尊宠,然有禄无职,终亦离去。遭难于宋,至陈得安。又罹乱,有绝粮之困。在外十四年,不得意,仍返鲁,以老而死。则孔子生平事业,亦极摧抑流离之苦,无福可言。

故孔子一生,唯有学与教。自称:“学不厌,教不倦。”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即孔子之自求多福。孔子最称赏之弟子为颜渊,先孔子卒。孔子最熟稔之弟子为子路,亦先孔子卒。当此二人之卒,孔子均发天丧予之叹。则孔子即在师弟子之间,实亦可谓无福。中国人既以自求多福为通俗人生之最主要教训,而独选一最无福之人生如孔子,而崇奉之为至圣先师,斯亦见中国人之深智高慧,可谓能善择其师矣。

孔子之后有黑翟,亦如鲸布,乃以黥墨之罪为刑徒。其道以自苦为极,腓无胈,胫无毛,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大禹治水为榜样。谓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其徒千人,然于墨子之家世妻室子女,更无一语道及,则其私人生活乃一薄福人可知。其徒如禽滑釐以下,莫不皆然。有巨子孟胜,与其徒一百八十人,尽死楚难。此一百八十人有家属否,皆不可知,则墨徒皆薄福人。

儒墨之继起有道家庄周,为宋漆园吏。宋乃其时一小国,漆园吏尤卑职。楚聘庄周为相,周辞焉,曰:“愿为曳尾涂中之龟。”其妻死,庄周鼓盆而歌。周之私人生活,可知者仅此。则周之为薄福人亦可知。其他如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见梁惠王、齐宣王,皆当世巨君,皆受敬礼。然孟子卒辞官而归,仅知其有一老母,列女传谓其欲出妻,老母禁之。其他尽不知,则孟轲亦一薄福人。

吕不韦以巨商为秦相,广招宾客,著书悬咸阳门上,能易一字,赏千金。斯其富贵,可谓超绝同时诸子百家之上。然其书虽传,其人终不受后世之推崇。其他诸子如匡章,如许行之徒,皆名高一世,而其皆属非福生活,此不详举。

以言文学,诗三百以后,屈原离骚最受后代尊崇。尊其辞,乃因尊其人。而屈原沉湘以死,其福薄更可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世尊荆轲,此两句诗乃亦两千年传诵不绝。其实此种风气,乃远起孔子以前。如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欲传国于叔齐,伯夷让以去,叔齐亦随而去。则此两兄弟之父,非为能知其子者。及周武王兴师伐纣,伯夷、叔齐在途中扣马而谏。周一天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首阳之山,饿而死。此两人究有妻室子女否,今不知。要之,为薄福人。孔子称之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是孔子只教人求仁,不教人求福。孟子尊伯夷为圣之清,清亦无福之称。伯夷、叔齐以前,尚有西周泰伯虞仲,以让位于其弟王季,远适荆蛮。在当时,其生活之艰辛困苦,亦为一无福人。而孔子称之曰:“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又称殷有三仁,比干谏而死,微子去之,箕子囚焉,是亦皆无福之人。孔子以前,其他无福人备受后世推尊者,尚不胜举。是中国人以自求多福为通俗人生之目标,而所推崇,则多系无福之人。此非中国文化传统中至堪阐申一大项目乎?

以今语言之,福乃人之生活,德则人之生命。中国人看重生命之意义价值,远在生活之上。固然生命必表现为生活,但生活只是生命之外皮,人生一切意义价值全在内,不在外。中国五千年历史绵延一广大之民族国家,此即中华民族之生命。近代西方一切科技发展,物质进步,至富且强,以争以夺,此只是西方人之生活。至论西方人之生命,则自希腊、罗马,以至现代之英、法,皆短命,皆苦命,昭张目前,无待深言。

中国人常德性连言,故生命亦言性命。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命连言即是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尽是矣。至于名为闻达,此乃人之生活际遇,宜属无足深论。也有闻达而福薄者。诸葛孔明高卧隆中,刘先主三顾草庐,遂许以驰驱。及其晚年,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卒以食少事繁,病死五丈原军中。其家唯有桑八百枝。详考其终生,亦一无福人,但诸葛亮乃为三国时代大贤之首选。

又如南宋岳飞父子同受斩于风波亭,但其受后世尊崇,则同时如韩世忠诸人亦远不能比。果专就生活言,韩世忠尚获骑驴西湖之上,岂不较岳飞为胜。若就生命言,人孰无死,而岳武穆之生命,则可与宇宙共存。故中国人之所崇敬尊仰,则在彼不在此。史迹昭然,人心若揭,我无以名之,窃名之曰此乃中国人之同情心。

孔子不言求福,而言求仁。仁即是一种同情心。我之幸,当知同情人之不幸。我之不幸,则更当同情人之不幸。以其同情而加以爱敬,斯对人为有福,而己之福亦在其中矣。中国人既以自求多福为通俗人生之主要目标,遇有不幸薄福,而非其人自身有不当行为所招致,则人尽付之以同情。孔子之教仁,非违乎人心以为教,实本乎人情以为教。而人生之福,亦端赖之。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孰不能孝,而舜之父顽母嚚,超乎常情,而舜心仍不忘乎孝,而其孝乃有人之所难能。人尽付以同情,舜之孝名洋溢乎邻里,以上闻乎朝廷,而尧遂妻以二女,以详觇其日常之行,而遂擢用之于政府,而终受尧禅为天子。此则以不幸而致厚福,乃非常人之所及。禹父治水无道而殛,禹继父业求干父蛊,此亦不幸薄福。十三年劳苦不休,终平水患,而亦得受舜禅为天子。舜与禹能人所不能,皆其不幸薄福之所致。横渠西铭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故中国人常能在危乱困厄中自奋发,自振作,在薄福中得大福,此亦天命。故中国人能安命,而不务求福,此乃中国最高人生哲学。乃能文化绵延达于五千年之久而不衰,而为务求多福者所不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此意。

中国人既主自求多福,其所求不在外,而在内。所谓福,亦可只在人之心情。其心能同情人,斯即对人对己皆有福。如互不同情,即互相无福。孝即对父母之同情,父母与己皆有福,不孝则父母与己皆无福。故求福贵安心,于人有同情,于己无私欲,以福让人,则己益多福。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此唯求福人生足以当之。故老子又曰:“人各安其土,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此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有此俗,有此乐。而行游求乐之人生,乃为中国所忽视。离乡去家,远出在外,羁旅孤单,是乐非所乐,福亦非福矣。故商人重利轻别离,为中国人心所不忍。重利乃一种手段,非即福。轻别离,则父母妻室子女家乡人情皆淡,无福可言矣。而且商人必取于人以为己利,人己之间,先后显别。公私之分,轻重倒置。外在条件摒弃不论,唯图一己之私,又何福之言。

福犹幅,人生必有一幅度,父母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皆在人生幅度之内。如点线面,非面无线,非线无点。非外在之幅度,即无内在之基点。故有德乃有福,即犹言有群始有己,亦即言有天始有人。此就空间言,时间亦然。使无过去未来,又何得有现在,此又即人生之幅度,亦即人生之福,非福即无由得人生。故人生之福乃在过去,乃在未来,而岂得限于眼前一时之有福。

商人向外谋利,非即是福,此已尽人皆知。故必俟获利,乃退而求乐,乃始谓福。但真实人生则早已失去,非能向人生求乐。乃于人生外求乐,故业商而所乐则在商之外。中国人则于人生中求乐,于人生幅度内求乐。幅度大,则称多福,家庭乡里,岁月时令,当下眼前皆是。故中国社会乃不以求福为宗旨。德即是福,生命即是生活,人尽由之,而知者其谁。此乃人文教化之功,故称文化。若西方人则人尽务于物,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全部西方史尽成一部物竞史,将来谁是优胜者,则人无能言,此亦诚可谓乃一福薄之社会矣,而又何文化之可言。

姑举台湾言。中国乃一大陆国,亦沿大海,乃中国人不以出海远游为乐。今人所诟病者,此亦其一端。但闽广人渡海来台,台湾乃一岛,四面大海,孤居岛上,仍不以出海为乐。今台湾人亦能制造游艇,但仅供外销。除渔民外,台湾人仍安居岛上,宁非一怪事。

台湾亦多崇山峻岭,游山亦人生一乐事,乃台湾另有山地民族居之。平地人不登山,亦不动其心。即如日月潭,亦一胜境,乃由山地人发现,非日本人来,平地人若不知有此潭。安土重迁,中国民族性可诟病者诚其一端。然中国人自有乐趣,并不在攀岭越海。居台湾即知大陆。山川胜境何可胜言,然大陆人亦不务游山玩水。隐士居山,道释登山拜神。林和靖梅妻鹤子,在西湖孤山中,西湖实亦一小地面,而林和靖乃终身安居不出。今日西化东渐,人尽以登山玩水为人生一乐事,则林和靖复生,亦不得有此雅兴矣。游人麇集,何从得安。

中国文学中,亦有山水之乐,并成文学一大题材。然名山大川,亦如孔墨为人。以非群众所居,故遂尊为名胜,亲近乃人生一大乐。譬如饮酒,一杯在手,亦人生一乐,但不沈溺杯中。宾朋宴席,相互举杯,必有礼数。而西方人则饮酒尽量,彼此不相照顾。人生乐趣相异有如此。故中国人生为线的面的体的,有幅度的,而西方人生则为点的,分别独立,不相关连,无幅度。此亦人生相异浅显之一例。

尤著者,如当前举世盛行之运动会,尤如拳王争霸,打倒对方,即为成功。年过三十,便该退出。倘求继续,败绩继踵。但此下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五十年之长时间,回视其早年生活,岂不已如隔世,果求另创一新人生,则幼年已失,又何得开始。行尸走肉,情志全消,人生苦痛,又何以自解而自遣。此唯点的人生,不顾前后,仅争一时,宁有是处。抑且尽人为运动员拳王打手,社会成何社会,世界成何世界。中国则家国天下,时空广大而悠久,有其面,乃始有其太平大同之人生。中国人教人,俗有体面二字亦其义。如言孝,自幼到老,百世千世,岂不成体成面。此之谓幅度,亦即谓之福。

又如运动中有少年棒球赛。十年前,台中某少棒队赴美竞赛,荣获冠军,归国来备受欢迎,奖励无不至。队中尤杰出者某少年,斯亦登上了人生之最高峰,此下何以为继。为之长为之师者,又将何以为教。转瞬十多年来,乃为一沦落不肖之人。中国人言,“衣锦尚絅”,“大器晚成”。未成年,出风头,但足丧其前途。

一人如此,国家民族亦然。犹太人积世未能成国,第二次大战后,欧洲人为之创设一以色列,又贷之财,助之军,而不此之安,侵略邻邦,奴役异族,为中东平增祸害,或当为此下第三次大战作导火线。已往数千年历史经验,乃尽不在记忆中。如此不仁无义,此亦开创犹太人三四千年来未所前有之故事。今日国人方务竞财富,求以经济大国进为文化大国。不知当前世界,言财富,言文化,正如运动场上比赛,一人得胜,余人尽负,而此一人亦不得为常胜将军。而且运动项目繁多,专在一项目获胜,与其他项目渺不相干。自求多福,吾国人其深思之。

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富无限,尽求不得所终极。寿有限,百岁即天年尽。故寿富不可求。中国人重孝悌睦姻任恤,通人我以为德。子孙绵延,即祖宗常在。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后即有福。中国通俗人生亦以福寿全归为主要目标,实则福非限于一人,寿亦非限于一人,皆在外不在内。至于富,农业社会无大富,经商求富,则一人富而万人穷,为中国人所不取。

康宁亦在外,不在内,亦不可求。如生乱世,居危邦,苟全性命宁非大福。唯攸好德,则全在己,而人可求。有德亦即有福。其最无福者,转易养成大德,为圣为贤,造福人群,故洪范列之第四在寿富康宁之后。而考终命最居其末,则更非易求而亦更当有求。好如伯夷叔齐,大德无亏,而饿死首阳山,孔子曰求仁得仁,孟子以为圣之清,兼仁与圣,此考终命之尤大者。

伯鱼死,孔子非不心痛,然犹能忍。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又曰“天丧予,天丧予”。孔子福薄,仅希传道于后世,颜子最其所望。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我以汝为死矣。”颜渊对曰:“子在,回何敢死。”则颜渊慎重其生命求以传师道。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岂不知摄生自卫,而卒不寿。但后世以孔颜并称,则亦可谓之考终命矣。子路死于卫,孔子早知其不归,虽亦恸之曰“天丧予”,但子路终不得谓考终命。其与后世诸葛亮岳飞之死亦有辨。孔子曰:“我五十而知天命。”国人欲遵孔子之道,以维持我中华五千年传统之文化,洪范之考终命,乌得不深究其涵义。今百年来,国人慕西化,竞求财富。孔颜之贫,不得成典型。彼此不知足,相与无同情,相争相夺,至于相残。较之中国故有人生,利弊得失,宜可自明。

就通俗言,如当前之美国,富强冠一世,安定亦愈常,然每年交通失事身亡者何限,何得谓之考终命。其他不获考终命者,尚难计数。而此一富强大群之最后考终命又当何若?洪范列考终命于五福之最后,如我中华以五千年历史成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岂不赖于有好德,殆亦可有考终命之望矣。中国人之人生求福,亦可谓乃是最难得,而又最易求者。人在福中不知福,不安于己,不安其常,争求于外,但求大变,则咎由自取。考终命之望,窃恐其或亦将有变矣。愿我国人其再三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