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我就从这种浪漫主义的感情中清醒过来，而且是最彻底地清醒过来。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玩多米诺牌戏，然后又聊了很久，大家谈得如此投机，谁也没有注意到究竟几点钟了。最后，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不觉大吃一惊，便匆匆忙忙地起身告辞。可是那位父亲送我到前厅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见屋外狂风怒吼，就像有千万头公牛在那儿哞哞乱叫。一场名副其实的倾盆大雨倾泻在屋檐上。开克斯法尔伐安慰我：“我派车送您进城。”我推辞说：这完全没有必要。一想到司机单单因为我的缘故现在十一点半还得再把衣服穿起来，把已经开进车库的汽车开出来，我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对别人的体贴和关心在我身上完全是新的感情，我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刚学会的）。可是，在这样的鬼天气，坐在一辆座位柔软、弹簧很好的小轿车里，舒舒服服地飞快地驰回家去，用不着穿着一双薄薄的漆皮轻便长靴，浑身湿透，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遍地泥泞的公路上跋涉半个小时，这还是相当诱人的，所以最后我让步了。老人不由分说，坚持冒雨送我到车边，给我围上毯子。司机发动引擎，霎时间，我就冒着狂风暴雨，风驰电掣地乘车回家。
汽车轻捷无声地向前滑动，坐在里面非常舒服，十分惬意。可是，正当我们像魔术一样朝营房飞速驰去的时候，我敲敲窗玻璃，要司机在市政厅广场上就把车停下。因为最好还是不要乘坐开克斯法尔伐的时髦轿车开进军营里去！我知道，如果一个小小的少尉像个大公爵似的坐着一辆富丽堂皇的轿车神气活现地开到楼前，让一名身穿号衣的司机侍候着走下车来，影响不好。这样大的派头我们这儿戴金领章的老爷们可是不爱看的。除此之外，我的本能早就劝我，我的这两个世界尽可能少搅在一起。一方面是城外的豪华奢侈，我在那儿得其所哉，独立无羁，受人娇惯；另一方面是我的军营世界，我在这里得低声下气，我不过是一个可怜虫。要是这个月是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我的这一自我无意之中并不怎么想知道另一个自我。我有时候自己也分辨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东尼·霍夫米勒，是在军营里值勤的那一个还是在开克斯法尔伐家的那一个，是城外的那一个还是城里的那一个。
司机按照我的愿望在市政厅广场上停车，离军营两条马路。我下了车，把衣领高高竖起，打算快步越过这宽阔的广场。可是正在这时暴风雨变得加倍地狂暴，狂风挟着暴雨向我劈头盖脸地袭来。所以宁可在一所屋子的门洞里等上几分钟，不忙跑过两个小巷赶到军营里去。那个咖啡馆说不定还没关门，我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坐到老天爷把他最大的喷水壶倒光为止。距离咖啡馆不过隔着六幢房子，瞧，在那模模糊糊的玻璃窗后面还闪烁着昏黄的煤气灯光。我的伙伴们还都坐在他们的老位置上。这可是恢复老交情的绝妙机会，因为我早就该在他们当中露露面了。昨天，前天，整整这一个星期加上上个星期我都没上咖啡馆。他们其实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我既然已经对朋友不忠了，那么至少在礼节上要过得去。
我开门进去。咖啡馆的前半部分为了节省的缘故已经熄灯，摊开的报纸乱七八糟地放在桌上。账房欧根正在清点当天的营业收入。可是我看见后面玩纸牌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光，还有发亮的军装纽扣在闪光。一点不错，这几个玩塔洛克的老搭档还坐在那里，约茨西中尉、费伦茨少尉和团部军医哥尔特鲍姆。显然他们已经玩完了他们那局纸牌，只是因为懒得起来，还瞌睡蒙眬歪七竖八地斜靠着坐在那里。这种咖啡馆的懒劲我是十分熟悉的。我的出现打断了他们那百无聊赖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对于他们不啻是真正上天的赠礼。
“喂，东尼来了，”费伦茨向另外两个大声通报，团部军医随即慢声吟诵一句：“阁下光临，蓬荜增辉。”我们老嘲笑这位军医害了慢性引经据典腹泻症。六只睡眼惺忪的眼睛顿时闪闪发光，满含笑意直盯着我：“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他们的快乐也感染了我。我心里暗想，他们的确是好样的。这段时间我没打招呼也未作解释悄悄溜走了，他们竟然一点也不生我的气。
侍者瞌睡蒙眬地拖着脚步走来，我要了一杯黑咖啡，把椅子挪挪正，说道：“怎么样，有什么新闻？”我们每次坐在一起，必然用这句话做开场白。
费伦茨把他的大宽脸拉得更宽，两只忽悠忽悠直闪的眼睛几乎消失在像红苹果一样的面颊肉里。他的嘴慢吞吞地像面团拉开似的张开。
“要说新闻嘛，那么最新的新闻便是阁下这位贵人又一次仁慈地光临咱们这个陋室。”
团部军医把身子往后一靠，用凯因茨[1]的声调开口说道：“马哈德，这位大地之神——最后一次降临尘寰，化身为凡人中的一员，以便体验其欢乐和痛苦。”
他们三个饶有兴味地瞅着我，我心里立刻不自在起来。我暗自寻思，最好趁他们还没有开口盘问我，为什么这些天我老不在这里，我今天又是从哪儿来，我现在赶快自己先开口。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搭上话茬，费伦茨已经怪里怪气地眨眨眼，碰碰约茨西。
“你瞧瞧，”说着，他指指桌子底下，“怎么样，你有什么说的？这样的鬼天气他竟然穿漆皮轻便长靴和漂亮制服！是啊，东尼可真有两下子，他真会拣高枝啊！在城外那个老讨债鬼那儿日子听说过得阔气极了！药房老板说，每天晚上都是五道菜，鱼子酱、阉鸡，货真价实的波尔斯名酒，精美绝伦的雪茄烟——跟咱们红狮饭馆的猪狗食可有天渊之别啊！是啊，这个东尼，我们大家都把他小瞧了，这小子可是个机灵鬼啊。”
约茨西马上帮腔：“可就是在讲咱们哥们义气方面，他差点事。可不是吗，我亲爱的东尼，你满可以对你城外那个老头这么说：‘嘿，老爷子，我在军营里有几个好伙伴，都是些体体面面的正派人，不是拿着刀子狼吞虎咽的粗坯，我请他们来一次让你看看。’可你没这么干，却暗自寻思：让他们去喝那酸不拉唧的皮尔森啤酒吧，让那乏味的土豆烧牛肉把他们的喉咙辣得冒烟吧！可不是嘛，这叫做满够义气，这话我可非说不可！尽顾自己，一点也不想到别人！怎么样——你至少给我带根粗雪茄来了吧？那么今天就饶了你吧。”
他们哈哈大笑，三个人都咂起嘴来。可是我突然间血往上涌，从颈脖一直升到耳根。因为，真见鬼，这该死的约茨西从什么地方猜出来，开克斯法尔伐——他每次都这样干——在前厅和我道别时的确把他吸的那种精美雪茄塞一根给我？莫非这根雪茄从我上装前胸的两粒纽扣中间露了出来？但愿这帮小子什么也没注意到才好！我在窘困之中，勉强自己哈哈大笑：
“当然—— 一支粗雪茄！再便宜一点你是不干的！我想，一支三等烟卷你也会接受吧。”说着，我伸手把烟盒递给他。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手一抽搐。因为前天是我二十五岁生日，两个姑娘不晓得怎么搞的，探听到了这件事情。晚餐的时候，我从盘子里拿起我的餐巾，觉得里面包着沉甸甸的一样东西：原来是一个烟盒，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可是费伦茨已经瞅见了这个新烟盒——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即便是鸡毛蒜皮一样的小事也会变成大事一桩。
“喂，这是什么？”他咕噜了一句，“一件新的装备！”他二话不说，干脆从我手里把烟盒拿过去，摸一会儿，瞧一会儿，最后放在手掌心里掂掂分量，“嘿，我觉得，”他扭过头去对团部军医说道，“这居然是真金的呢。给，你拿去好好瞧瞧——听说令尊大人就是干这行的，那多少也懂点行吧。”
团部军医哥尔特鲍姆确实是德罗霍比茨地方一位金匠的儿子，他把夹鼻眼镜架在有点肉乎乎的鼻子上，取过烟盒，掂掂分量，左右上下仔细看了半天，很在行地用指关节敲敲它：
“真的，”他终于作出论断，“这是真金的，刻了花，而且沉得要命。用这些金子满可以给全团装上金牙。价值在七百到八百克朗之间。”
这一判决使我自己大为惊讶，我的确只把它当作镀金的呢。军医说完把烟盒又传给约茨西，约茨西接住的时候，神气比另外两人要恭敬得多。（啊，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对一切珍贵的东西怀着多么大的敬意啊！）他来回看了半天，照了又照，摸了又摸，最后一摁红宝石打开烟盒，不觉傻了眼：
“嚯——还题了字！听听，你们听听！我们亲爱的伙伴安东·霍夫米勒生日纪念。伊罗娜、艾迪特。”
现在这三个人都直着眼睛瞪我。最后费伦茨喘了口气：“了不起，你新近倒是好好挑选了一下你的伙伴！真有两下子！你从我这儿最多只能得到一个铜制的火柴盒，这号东西是得不到的。”
我感到喉头一阵痉挛。我从开克斯法尔伐家得到一个金烟盒做礼物的这条使人难堪的消息明天会不胫而走，传遍全团，而且盒上刻的题词大家也会倒背如流。费伦茨在军官食堂为了拿我来显露一手，会说：“把你那高贵的烟盒拿来看看。”而我只好乖乖地拿去给骑兵上尉先生看，乖乖地给少校先生看，说不定甚至于还得拿去给上校先生看。他们大家都会把烟盒放在手里掂掂分量，仔细估量，带着揶揄的微笑看看题词，然后不可避免地要盘问个没完没了，并且百般打趣，而我当着上级长官的面又不得失礼。
我在窘迫之余，急于结束这次谈话，就问道：“怎么样——你们还有兴趣玩一盘塔洛克吗？”
可是一听这话，他们脸上好意的微笑顿时绽开，大笑起来。约茨西碰碰费伦茨：“你听见过这么妙的主意吗，费伦茨？这工夫十二点半，铺子都关门了，他还想从头打一局塔洛克！”
团部军医懒洋洋地往后一靠，坐得舒服些：“是啊，是啊，幸福之人哪分白昼黑夜。”
他们仰天大笑，对这句乏味的笑话又回味再三。可是账房欧根已经走来很委婉地催我们走了：“戒严的时候到了！”门外的雨已经小了，我们一同走到军营，互相握手道别。费伦茨拍拍我的肩膀：“好啊，你又来归队了。”我感觉到，他这句话出自内心。我刚才为什么对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一个个不都是十分善良、正派的人吗，丝毫没有嫉妒或者恶意。如果他们和我开点玩笑，也决非出于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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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凯因茨（1858—1910），维也纳宫廷剧院的著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