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八月，动员起来参战的几十万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像我这样漠不关心，甚至迫不及待地出发上前线去。这点我可以肯定。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热衷于打仗，而是因为这对我是条出路，是个救星。我是逃到战争中去，犹如罪犯逃进黑暗。决定出征前的四个星期，我是在一种自我轻蔑、迷惘绝望的状况中度过的，今天回想起当时的那种处境，比想起战场上经历的最可怕的时刻更使我毛骨悚然。因为我当时确信，由于我的软弱，由于我始而关怀体贴，继而仓促遁逃的同情心谋杀了一个人，而且谋杀的是世界上唯一热爱我的那个人。我不敢走上街去，我请了病假，整天躲在屋里。我给开克斯法尔伐写了封信，为了向他表示我的一份同情。（唉，的确是因为我的这份同情啊！）他没有回信，我长篇累牍地向康多尔解释，以便为我自己辩解，他也没有回信。我的伙伴们没有给我一行字，我父亲也没给我一句话——事实上是因为在形势危急的那几个星期，他在自己的部里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把这不约而同的一致沉默看成是共同商量好了的对我的判决。我越来越深地卷入这种妄想，仿佛他们大家都判我有罪，就像我自己判我有罪一样，他们大家都把我看成一个凶手，因为我自己也这样称呼我自己。整个帝国都因为激动而震颤，在惊慌失措的欧洲各地，所有的电话线都因为传递吓人的消息而炽烈地颤抖不已，交易所摇摇欲坠，各国军队纷纷动员，小心谨慎之辈已经在收拾箱子，而我却只在想我那怯懦的背叛行为，只在想我的罪过。因此让我摆脱自我、把我调开，对我不啻是解放。战争夺走了几百万无辜的生命，却拯救了我这濒于绝境的罪人（不过我并不因此而颂扬战争）。
慷慨激昂的词句令我作呕。所以我不说，我当时是去寻找死神。我只是说，我并不害怕死神，至少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害怕，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退回后方比前线的种种恐怖更加可怕，我知道在后方有不少了解我罪过的知情人——再说，叫我回到哪里去呢？谁需要我，谁还爱我？叫我为谁，为什么事情活着呢？只要勇敢不表示别的更加崇高的事情，而只是表示不害怕，那么我可以心安理得、老老实实地宣称，我在战场上的确是勇敢的。因为甚至在我的伙伴当中最富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人都认为比死更糟的事情——甚至打成残废，缺胳膊少腿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把我吓退。我大概会觉得自己无援无助，成了个残废，这正是对我的惩罚，对我的公正的报复。我自己的同情心在当时过于怯懦，过于软弱，所以让我现在自己成为一切陌生人同情的对象。如果说，我没有碰上死神，这可并不是由于我的疏忽。我曾经以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的冷漠眼光去看待死神，几十次向它迎面走去。什么地方有特别艰苦的战斗，什么地方需要志愿兵，我就报名。什么地方发生硬碰硬的激烈战斗我就觉得舒服。第一次负伤以后，我要求调到机枪连，后来又要求调去当飞行员。显然我在那里驾驶我们那些简陋的飞机的确取得了种种成功。可是每次我在一份公告上面看见“勇敢”二字和我的名字印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骗子。要是有人目光过于尖锐地瞅着我的勋章，我就赶快拐到一边去。
等到后来，四个漫长无边的年头一过去，我发现，我又可以在从前的那个世界里生活了，这我自己也深感意外。因为我们这些从阴曹地府返回人世的人，衡量一切事物都用一种新的标准。良心上有条人命，对于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官兵和对于和平世界的人，分量自然不同。我自己个人的罪过，在这广袤无垠的血污的沼泽里已经完全溶解在一般性的罪过之中，因为这同一个我，同一双眼睛，同一双手也架起机关枪，在利马诺瓦把第一批冲上来的俄国步兵扫倒在我们战壕前面。我后来亲自用望远镜看见了那些被我亲手杀死、被我亲手打伤的人的可怕的眼睛。这些伤兵还挂在铁丝网上呻吟达几个小时，然后才悲惨地死去。我在哥尔茨击落一架飞机，那架飞机在空中翻了三个筋斗，然后摔在石灰岩上，喷出一股烈焰，炸得粉碎。后来我们又亲手根据识别符号[1]搜寻那些烧成黑炭、还可怕地冒着浓烟的尸体。成千上万个和我一起走在队伍行列里的人都在干同样的事情，用卡宾枪、刺刀、喷火器、机关枪，或者赤手空拳，都在干同样的事情，我们这一代几十万、几百万的人，在法国、俄国、德国都在干同样的事情——谋杀了一条人命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史无前例、规模空前、比以往任何战争惨烈千倍，范围广及天上地下的人类大破坏、生灵大屠杀之中，一桩私人的罪过又算得了什么？
再说——还有一件新的宽心事——在后方已经再也没有证人证明我的罪过。谁也不能指控这个因为特别英勇而受到褒奖的人过去曾经胆小怯懦，再也没有人能责备我这不幸的性格软弱。开克斯法尔伐只比他女儿多活了几天，伊罗娜嫁给一个小小的公证人，住在南斯拉夫的一个村子里，布本切克上校在萨维河畔开枪自杀，我那些伙伴或者已经阵亡，或者早已把这微不足道的插曲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启示录》中描绘的四个凶年当中[2]，“从前”的一切不是都和过去的钞票一样变得一文不值，毫无用处了吗？谁也不能控诉我，谁也不能审判我。我的心情犹如一个凶手，在小树丛里掩埋了他杀害的人的尸体，这时开始纷纷下雪，洁白的雪花又密又沉。他知道，再过几个月，这厚厚的雪毯就将覆盖他干的坏事，使它不会败露，然后任何痕迹都会永远消失。所以我鼓起勇气，又重新开始生活。既然谁也不提醒我，我自己也已经忘记了我的罪过。因为人的心在迫切想要忘却的时候，是善于深深地、彻底地忘却的。
只有一次，回忆又从遗忘的彼岸返回。我在维也纳歌剧院的正厅里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一个座位上，想再听一次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这个歌剧的纯洁、含蓄的忧伤比其他任何音乐都更加触动我的心弦。序曲刚刚结束，休息时间很短，没有开灯来照亮黑黝黝的观众席，可是还让几个迟到的观众有机会摸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在我这排也影影绰绰地走来两个迟到的观众，一男一女。
“劳驾，过一下。”那位先生彬彬有礼地向我弯下身子。我没注意，也没看他就起身让座。可是他并没有马上在我旁边的那张空位上坐下，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温柔地引着那位太太往前走。他给她指路，简直像是给她开路，而且还体贴入微地帮她翻下座位，然后扶她坐进靠背椅。这种关心的样子实在太不寻常，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啊，是个双目失明的女人，我心里想道，不由自主地看了她一眼。可是这时候，那位身体有点肥胖的先生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心里像裂了道口子似的一痛，我认出了他：康多尔！这唯一的一个了解一切情况，知道我的为人，深知我的罪过的人就坐在我旁边，近到可以感到他的呼吸。他的同情不同于我的同情，不是一种杀人致命的软弱，而是一种牺牲自我的力量，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审判我，我就在他一个人面前不得不感到羞惭！倘若幕间大吊灯一亮，他肯定会马上认出我来。
我浑身哆嗦起来，我急忙用手遮着我的脸，至少在黑暗中可以得到保护。我这心爱的音乐，一个和弦我也没有听见，我的心实在跳得过于激烈。这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我底细的人。他在旁边，使我感到压力。我仿佛一丝不挂地在黑暗中坐在衣冠楚楚、端庄文雅的人群之中，此刻正心惊肉跳地害怕灯火齐明的一瞬间，那时候我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所以在第一幕结束，帷幕开始徐徐落下，灯光将明未明的这一短暂的间歇，我赶快低下头从中间的过道逃了出去，我想，我逃得够快的，他没有能够看见我，认出我来。可是从这时起我又明白了：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人忘却。
* * *
[1] 士兵身上的一个铜牌上有姓名和番号，以此可以鉴别阵亡者身份。
[2] 见《圣经·新约》中最后一卷。四个凶年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