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记录了其于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1月底在莫斯科为期两个月的逗留。就我对本雅明文献的了解情况而言，这部《莫斯科日记》是非常独特的。毫无争议，这是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本雅明的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的绝对最具个性的、彻底且无情坦白的记录。本雅明的其他一些保留下来的日记形式的记录往往是开了个头没写上几页就停笔了，没有哪一种能与此相提并论，甚至包括他于1932年考虑要自杀时所写的非常个性化的种种讯息。
在此，我们掌握着一份自成一体的、记录了一段对本雅明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历程的文献。这段生命历程完全未经审查地——这么说当然首先指的是：未经本雅明本人的审查——呈现在我们眼前。所有迄今为止公之于众的、尚存的、写给各类人物的书信，总是有着一种特定的取向，或许甚至可以称之为倾向，一种对收信人有所顾虑的倾向。所有这些书信都缺失了那么一种维度。这种维度恰恰只存在于毫无保留的、诚实的自我省思与自我交代当中而且恰恰就在此中敞开自身。唯独《莫斯科日记》传达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未被明确写下来的东西。当然，在这里或那里，比如说偶尔在本雅明的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暗示里，也有对这些事物的提示，只是，这样的提示始终是谨慎的、“消过毒的”，是经过了自我审查的。而在此处，它们却在其充分、详尽的原始关联中显现了出来。从本雅明写自莫斯科的少数几封留存的书信来看——其中有一封是给我的；另有一封是给尤拉·拉特（Jula Radt）的——此种关联是我们未曾料想到的。
三大要素共同影响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首先是他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进一步考察俄国社会状况的愿望，或许甚至还希望与此建立某种形式的关联并由此对关于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的问题做出决定。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两年多。最后，显然还要考虑到踏上行程之前业已接受的写作任务。这些任务要求本雅明汇报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及生活，即莫斯科的“外在形象”。顺便说一下，一些方面预支的稿费也确实为本雅明在莫斯科的逗留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为此，本雅明日后须撰写与此次行程相关的文章。1927年年初发表的四篇文章就是直接起因于这样的约定，尤其是与布贝尔（Buber）商定的发表在杂志《造物》上的长文《莫斯科》。这篇文章是对《莫斯科日记》中最初的相关记录所做的、往往是大规模的重写，其不可置信的精确性令人惊叹，观察与想象在其中以罕见的强烈程度紧密相连。
日记里有很大的篇幅生动地描写了本雅明与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主流人士以及一些有分量的干部交往的尝试，以期建立一种对其自身而言富有成果的联系，而最终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本雅明作为德国文学界与精神界派驻俄罗斯的通讯员谋求建立此类稳固关系的意图失败了。与此同时，日记里，除此之外别无他处，还详细记录了本雅明关于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的考虑。对各种利弊的权衡最终导致了彻底的放弃。本雅明认清了界限，他不愿意逾越界限。
行程之初，本雅明对自己与莫斯科的文学圈子建立联系怀抱着乐观的期待，而其后等待他的莫斯科的现实却令其大失所望。期望与失望，两者差异迥然。一封迄今尚未公开的书信代表了他的乐观主义，这便是他于1926年12月10日，在其到达莫斯科仅仅四天之后写给我的一封信。我为此书[2]的出版提供了此信。这是唯一一封他确确实实从莫斯科写给我的信。至于这些期待最终变成了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其日记的极尽详细的进展中了解到。本雅明逐渐失去了——不过，因此绝没有使人少了分毫压抑之感——此前所抱有的一切幻想。
至于本雅明如何评价其在莫斯科的经历与体验，我们还可以非常明确地在他于回国仅仅三周之后写给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的一封信里看到（1927年2月23日）。在信中，他预告了其为布贝尔主办的杂志《造物》所撰写的《莫斯科》一文即将收尾。在我看来，此处应该将本雅明写于此信中的总结公布出来。他写道：“一切理论都将远离我的描述。我将能够，如我所愿，恰恰由此而使造物说话：既然我已同样成功地理解并把握了这种崭新的、令人惊诧的语言，它透过一种完全改变了的环境的声音面具隆隆作响。我要对眼下的莫斯科城做一种描述，在这一描述中‘一切事实就是理论’，且这一描述由此而放弃一切推论的抽象，放弃一切预后，甚至在一定界限内也放弃一切评判。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抽象、预后、评判完全可能不以精神‘数据’为基础，而纯粹从经济事实出发。对此，哪怕在俄罗斯国内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足够广泛的了解。莫斯科，如其眼下自我表现的那样，使人如图解般简化地看到了各种可能：首先是革命失败的可能和革命成功的可能。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存在一些不可预见的东西，其形象将大大有别于任何纲领性的未来描绘。如今，这正在人们身上以及他们周遭的环境中生硬而鲜明地显现出来。”
对1980年的读者而言，还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在日记里才初显端倪，即几乎所有本雅明终究还能够与之建立起联系的人——顺便说一下，不管他当时是否清楚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犹太人——都属于反对派，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艺术上的反对派，这在当时差不多还能够互相区分得开。这些人，据我对其命运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而言，都或早或晚地作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在其他征兆下成了当时业已发端的斯大林统治的牺牲品，就连本雅明的女友阿丝雅·拉西斯后来也在“肃反”运动中被迫在一个集中营度过了多年光阴。此外，本雅明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他的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身上的或由恐惧或由玩世不恭所决定的机会主义。他未能避开这样的机会主义，以至于最终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在面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时候。
在本雅明的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对他的精神状态而言，他与那位极富才智的导演伯恩哈德·赖希（Bernhard Reich，早年在柏林的“德意志剧院”）——阿丝雅·拉西斯的生活伴侣（后来在其晚年成了她的丈夫）——的不无紧张的关系比起与其女友的关系更为重要，更富有启发。正如日记所证实的那样，阿丝雅并不拥有赖希所掌握的人脉。然而，即便与赖希，本雅明的内心也早在1927年1月就产生了一种费力掩饰的决裂。
当然，这部日记的核心，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样，无疑是本雅明与阿丝雅·拉西斯（1891—1979）那问题重重的关系。几年前，阿丝雅出了一本回忆录《职业革命家》，其中有专门的一章讲瓦尔特·本雅明。对那一章的读者而言，眼前的这部日记必定会令其大吃一惊，觉得既苦涩又压抑。
1924年5月，本雅明与阿丝雅·拉西斯相识于卡普里。他在从卡普里写给我的几封信里提到过她，并没有说她的名字，只是提到“一个里加来的信奉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女子”以及在谈到“对一种极端的共产主义之现实性的深刻洞见”时所说的一位“里加来的俄罗斯革命者，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无疑，从那时开始直到至少1930年，阿丝雅·拉西斯对本雅明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本雅明主要为了阿丝雅·拉西斯的缘故而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她还分别于1924年在柏林，1925年在里加，也许甚至还有另一次在柏林相处过。继朵拉·凯尔纳（Dora Kellner）和尤拉·科恩（Jula Cohn）之后，阿丝雅·拉西斯成了第三位对本雅明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女性。由本雅明在其作品《单行道》中写给阿丝雅·拉西斯的献词来看，情爱的纽带还与她施加给他的一种强烈的才智上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条街名叫阿丝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个作为工程师在作者心里将它开凿出来的人。”不过，这本日记恰恰未能让我们见识并理解本雅明所爱的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这部讲述了一个几乎直至逗留的最后一刻都未获成功的追求故事的日记，简直恳切得令人绝望。当然，本雅明去莫斯科的时候，阿丝雅正卧病在床，一直待在一家疗养院，几乎直到他离开。然而，她究竟得了什么病，我们却一无所知。于是，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大多都是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只有几次阿丝雅去了本雅明下榻的旅馆。她此前与人所生的女儿，我估计约莫八九岁的样子，也同样生着病，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家儿童疗养院里。所以说，阿丝雅不可能积极地参与本雅明的各种活动。她始终只是他所写的一篇篇报道的收听者，是他所追求的、却对其几乎完全拒斥的对象，以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争吵时的对手。对阿丝雅的徒劳的等待、永远的拒斥，最后甚至还有一种程度不低的对待情爱的玩世不恭，所有这一切都被极度详细地写入了日记，使得任何有说服力的、体现才智的迹象的缺失越发显得不可思议。与此相应的是，所有见过本雅明和阿丝雅在一起的人，在对我讲述他们的印象时都一致表达了他们对这对只会不断吵架的情侣的惊讶。另外，1929年和1930年，阿丝雅去了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竟然为了她而离了婚！如此看来，这里留下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这其实很符合像本雅明那样的人生。
耶路撒冷
1980年2月1日
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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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前言译自苏尔坎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单行本《莫斯科日记》。除特殊说明外，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2] 指《莫斯科日记》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