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时候，祖父曾给我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他常常喝醉了酒，醉酒以后一定要骂人：
“武则天，大娘们，男盗女娼么！”
“可自然喽，学武则天，学养大汉，还有好？”
这样，武则天这个人物，在我的心里，便蓄下了一个可憎的影子。我常常不自觉地把社会上所公认的那些坏女人，比做武则天；且在心里描画着她那淫荡的生活，偷偷地嫌厌，却又企慕着。
我这种虚伪的道理传统观念，一直继续到自己也有了想象和理解的时候。
等到自己的思想逐渐形成，而又懂得发问题的时候，祖父的论断自然就很使我怀疑了！
但这样说，也并不是指出我有意要给武则天做翻案文章，这种工作，我预备留给历史学家；至于我，因为所依据的史料有限，也仅仅是凭着自己的见解，给那中外倾注的历史上的怪杰，做了一个不尽忠实的描绘罢了！
所谓不尽忠实，因为在创作过程中，虽说我很为那女杰的倔强性格所感动，但为了要达到我所企图的目的，却有着小小的改动和迁就。自然，这种改动和迁就，是以无损武则天的精神为原则的。
关于历史剧的创作方法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见。但有一个原则，却是我所遵从的：那就是在整理和分析过现成史料以后，怎样在这些史料里才能提炼出它的真实性，使之对于现代会有较强的意义。
古来的史家，大都把武则天的革命，依附在李唐的系统下，这恐怕是对武则天的一种侮蔑。实际上她已经临朝称帝，改号曰周，并遵周文王为祖先。这种改革，依我的揣测，也许并不是偶然的。武则天在当时，以女子当国，常恐民心不服，所以喜欢利用民众心理，以稳固自己的信仰。譬如当时民心好佛，她便加号曰“金轮”皇帝，当时民众对尧、舜信仰甚坚，她便以尧、舜自况。那么，又怎知她不是因为当时“武王伐纣”这故事，在民间有着甚深的影响，她才上国号曰周呢！但这“纣”却也许不是暗示唐代政治的暴虐——因为那时候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骚扰——乃是象征着封建的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与虐害！
这种推断，虽不免无力之讥，但就武则天的一生行业，以及当国时的几件政治改革，也可以找到几点根据。
（一）在她当国的时候，曾下令“王公以降，皆习老子”，这之中，当然有着废孔的意思。
（二）在她当国的时候，曾立法“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当时社会里的母性，是没有地位的，所以死过以后，子女并不戴孝表示哀惋！
（三）她曾修《烈女传》——她的《烈女传》至今不传，看起来，恐怕并不是以节孝立论的；因为倘是那样，后世帝王以及道德之士，正好立为经典，以彰后世，绝不会使之湮灭的。
（四）她当国以后，曾对男性有过极端的报复行为——也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上所谓的“秽乱春宫”——这种行为发生在她六七十岁的时候，恐怕不能视为性的需要。
（五）还有她在幼年遭遇上，可能养成一种对男性仇视的心理。因为她的父亲早丧，依母为生，常受叔伯的欺凌。及至入宫，复被迫为尼，这种种环境上的影响，也许正是她窃位的根蒂。
所以，在写作《武则天》这剧本的时候，我只集中一点来描写：便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男性中心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及挣扎。
这种处理题材的态度，是不是对的，我不敢定，但所有《武则天》这剧本里的故事、场景以及人物，却全是由这一个重心出发的。
因之，剧中的人物，不尽是历史上所有的，而许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如狄仁杰等——我也酌量给以舍弃。
我写了男性中心社会下的几个女性的姿态，她们所受的压榨、虐待和痛苦，虽说是一致的，但以各人的认识和生活态度的不同，而有着差别。这之中，有逐渐在传统生活的磨炼下，变得贪婪、刻毒和妒嫉的老尼；有不满现状思图反抗、却又没有力量而终至疯狂了的妙真；有追求自由、但因认识单纯遂至被骗而不悟的妙玉；有只择目的不择手段、积极反抗的个人英雄武则天；有点缀品的韩国夫人；有安命的王皇后。这种种女性的姿态，因限于我的写作技能，自然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颇使我内疚的。
但更使我内疚的，却是人物的另一面，那作为正统的男性代表人物：徐有功和太子哲（即中宗皇帝）。这两个人物，在我的写作中，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太偏重了封建社会下的必然产物——以玩弄女性为业务，却昏懦无能、得享高位的高宗皇帝，及市井无赖、以谄媚为营利手段的薛怀义，遂使得这两个人物——徐有功和太子哲成为了全剧的穿插。关于正统的封建势力，我的理解是：它虚伪却又刚强，它有它本身的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却无疑是给予别一阶层的迫害，它可以在一个新生的势力下低头，暂时屈就，却随时都可以反悔。把这种概念形象化了的徐有功这个人物，显然是非常无力的。
在排演的过程中，友朋曾疑虑过武则天之失败的结局的不可解。这，我想是无须的。因为武则天这人物，在她以李逵式的反抗姿态一出场的时候，便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综其一生，在政治上并无十分大的影响。她企图突破封建传统，但却处处被封建传统所束缚，无意间且以新的封建传统束缚人家——放纵地玩弄男性。在写作过程中，武则天这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不过是封建社会下产生的一个较强的变态女子，她企图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夺取政权，终因无深邃的政治思想，致不能突破传统的封建势力而失败罢了！
话到此地，似乎已经完了。但还要附上几句：在创作的领域里，“写些什么？”和“怎样地写？”这两个问题，曾被关联地讨论过许久了。但我觉得其着力点还是在于“怎样地写”，至于“写些什么”，却是其次的问题。历史剧不是不可以写，而是怎样地写。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讽喻的历史小品，却都是极成功的作品。所以我是没有悔恨的。但写完了才开始畏难，而仓促草成，却又发生了“急于求功”这一类的自嘲，却始终是我的一点弱点！
末了，我谨感谢在各方面帮助我搜集材料的金性尧先生，及以完整为己任而给了我不少宝贵意见的本剧导演沈西苓兄和许多热心鼓励我的朋友！
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