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亡友的悼念
悼齐如山先生
心胸开阔，了无执着，所以能享受生活
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有一组人员从事平剧修订工作（后来由正中书局出版修订平剧选若干集），我那时适在北碚，遂兼主其事，在看剧本时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搔首踟蹰，不知如何落笔。同仁都是爱好戏剧的朋友，其中有票友，也有戏剧学校毕业的，但是没有真正科班出身的，因此对平剧的传统规矩与艺术颇感认识不足，常常谈到齐如山先生，如果能有机会向他请益，该有多好。
胜利后我到北平，因陈纪滢、王向辰两位先生之介得以拜识齐老先生，谈起来才知道齐老先生和先严在同文馆是同班同学，不过一是德文班一是英文班。齐老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除了演剧的事情之外，他的兴趣旁及于小说及一切民间艺术，民间生活习惯以及风俗、沿革、掌故均能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以知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这种禀赋是很不寻常的。
年逾七十健壮如常
齐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剧本、道具、乐器、图书、行头等，抗日军兴，他为保护这一批文献颇费了一番苦心，装了几百只大木箱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胜利之后才取了出来。这时节“中国国剧学会”恢复，先生的收藏便得到了一个展览的地方。我记得是在东城皇城根一所宫殿式的房子，原属于故宫，有三间大殿作为展览室，有一座亭子作为客厅。院里有汉白玉的平台和台阶，平台有十来块圆形的大石头，中间有个窟窿，据说是插灯笼用的，我看有一块妨碍行路，便想把它搬开，岂知分量甚重，我摇撼一下便不再尝试。齐老先生走过来就给搬开了，脸不红气不喘，使我甚为惭愧。还有一次在齐先生书斋里，齐先生表演“打飞脚”，一个转身，一声拍脚声，干净利落，我们不由得喝彩，那时在座的有老伶工尚和玉先生，不觉技痒，起身打个飞脚，按说这是他的行当出色的拿手，不料拖泥带水，欹里歪斜的几乎跌倒，有人上前把他扶住。那时候齐先生已有七十多岁，而尚健康如此。
提倡国剧不遗余力
中国国剧学会以齐先生为理事长，陈纪滢、王向辰和我都是理事，此外还延请了若干老伶工参加，如王瑶卿、王凤卿、尚和玉、侯喜瑞、萧长华、郝寿臣等，徐兰沅也在内。因为这个关系，我得有机会追随齐老先生之后遍访诸位伶工，听他们谈起内廷供奉，以及当年的三庆四喜，梨园往事，真不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由于我们的建议，后来在青年会开了一次国剧晚会，请老伶工十余位分别登台随意讲说他们演剧的艺术，这些老人久已不与观众见面，故当时盛况空前。我们为国剧学会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在齐先生领导之下，我们不时地研讨如何整理、研究、保藏、传授国剧的艺术。我在一九四八年冬离平赴粤，随后接到齐老先生自基隆来信，附有纪游小诗二首，我知道他老先生已到台湾，深自为他庆幸，也奉和了两首歪诗。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因为事忙，很少有机会趋候问安，但是经常看到他的写作，年事已高而笔墨不辍，真是惭愧后生，最近先生所著《国剧艺术汇考》出版，承赐一册，并在电话中嘱我批评，我不敢有负长辈厚意，写读后一文交《中国一周》，不数日而先生遽归道山！
钻研学问既专且精
先生对于国剧之贡献已无须多赘。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之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
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门学问，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即有可观，这点道理虽是简单，实行却很困难。齐先生之于国剧是使用了他的毕生精力，看他从年轻的时候热心戏剧起一直到倒在剧院里，真是始终如一地生死以之。他搜求的资料是第一手的，是从来没经人系统地整理过的，此中艰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而求学之乐亦正在于此。齐先生的这种专精精神，是可以做我们的楷模的。
享受生活随遇而安
齐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着，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果然吃得很满意。他的儿媳黄媛珊女士精于烹调，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齐先生的指点。齐先生生活丰富，至老也不寂寞。他有浓烈守旧的乡土观念，同时有极开通的自由想法，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风度。
老成凋谢，哲人其萎，怀想风范，不禁唏嘘！
悼念夏济安先生
一个人难得在“才、学、品”三方面都出色
夏济安先生在出国的前一天来看我，告诉我他明天动身飞美。饯行是来不及了。我问他几时回来。他眨眨眼，把身体移到椅子的边缘上，吞吞吐吐地说：“别人问我，我都回答说半年后回来，梁先生问我，我得讲实话，我不回来了，能够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听了并不太吃惊，因为我早已听说他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当时还是怔了一下，勉强地说：“在那边多住一些时也好，还是希望你早点回来。”就这样分别了。
三年前我在西雅图遇到他，风采依旧。他问我来此何为，我说：“前来抓你，押解回国。”他好像很吃惊，连忙说：“此处不是谈话处，等一下我请你吃饭。”他开着汽车载着我和马逢华先生到中国城一家餐馆去，我在途中说：“你自己开车，不知保过寿险否？请你注意，我可是没有保寿险。”这是笑话，他其实开车很稳当。席间他把他近来的生活状况约略告我，我觉得他生活大致安定，应该为他高兴。匆匆别后就没有再通过音讯。
想不到没有几年的工夫，济安先生遽做九泉之客！他信守诺言，真个不再回来了！
我和济安先生缔交是在台湾。一九五六年秋间他主编《文学杂志》，往来始勤。一个人难得在“才、学、品”三方面都能出众。济安先生既不写诗，亦不写小说，但是看他写的批评文字就可以看出他卓有见识，并不俯仰随人，这就是才气。他住在温州街的学校宿舍里，斗室之内，獭祭殆满，直令人无就座处。检其左右鳞次的图书，则中西兼蓄。看这间屋子就知道这屋子的主人是怎样的一个学人。济安先生无家室之累，居恒喜欢饮宴，风流倜傥，好整以暇，有“游于艺”的风度，但是和他相处较久的人都知道他宅心忠厚，待人以诚。他说话有一点口吃，但是在熟朋友之间嬉笑谑浪，他有他的风趣。自古以来，患口吃的有时文笔特别好，例如韩非子，《史记》就描写他说：“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在英国近代文人中有高尔斯密，说话时嗫嚅不能出诸口，而才笔绝世。济安先生在朋友群中是很有人缘的一位。
《文学杂志》在第一卷第一期的卷末《致读者》一文是济安先生的手笔。《文学杂志》是台湾极少数的纯文艺杂志之一，可惜没能维持太久，我手边还存留了一套残缺不全的《文学杂志》，偶再翻阅，觉得济安先生主编这个刊物实在费了不少力量。《致读者》一文是表白他编辑的旨趣，节录纲要如次：
我们不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我们只想脚踏实地，用心写几篇好文章。……
我们虽然身处动乱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
我们不想逃避现实。……
我们不想提倡“为艺术而艺术”。……
我们认为：宣传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学，文学不可尽是宣传，文学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在。
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
孔子的道理，在很多地方，将是我们的指南针。因为我们向往孔子开明的、合理的、慕道的、非常认真可是又不失其幽默感的作风。
话说得很平正，也很含蓄。说穿了即是一面反对逃避，一面不肯沦为宣传。这虽然不算高调，却是天下滔滔中不常听到清醒的呼声。从事文学工作，不能学时髦，不能凑热闹，不能视为一种工具而去追求急功近利，文学家多多少少总有些孤特之处。世间最骇世震俗之事莫过于“说老实话”，最滑稽最可笑者亦莫过于“说老实话”。济安先生主编《文学杂志》以“说老实话”为标榜，用心深矣。
可惜杂志如昙花一现，人亦如昙花一现。但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又有哪一事物不是昙花一现呢？
悼朱湘先生
他的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偶于报端得知朱湘先生死耗，但尚不知其详。文坛又弱一个，这是很令人难过的。我和朱先生幼年同学，近年来并无交往，然于友辈处亦当得知其消息，故于朱先生平素为人及其造诣，亦可以说略知一二。朱先生读书之勤，用力之专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神经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变态现象，这由于早年家庭环境不良，抑是由于遗传，我可不知道。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尽，真是极悲惨的事。关于他的身世遭遇理解最深者在朋友中无过于闻一多、饶子离二位。我想他们一定会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亡友的。
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有两篇追悼朱湘先生的文章略谓：“他的死，可说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固然，他的性情，不免孤僻，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不过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即是他自杀的近因，他不知道现在社会，只认得金钱，只认得势利，只认得权力，天才的诗人，贫苦女士，在它的眼下！朱湘先生他既不会蝇营狗苟，亦不懂得争权夺利，所以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只得牺牲一生了。我恐怕现在在社会的压迫下，度着困苦的生活，同他一样境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朱湘先生之自杀，正是现代社会黑暗的反映，也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余文伟）
“这件事报纸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意义并不限于朱湘一个人。这位诗人的性情据说非常孤傲，自视很高。据他想象他这样一个诗人，虽然不能像外国的桂冠诗人一样，有什么封号，起码也应该使他生活得舒服一点，使他有心情写诗，可是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这样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他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既不承认能够纵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样培养起来的某种环境已经崩溃，更不相信那个光明灿烂的时期真会实现，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这种饮命的绝望，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朱湘已经死了，跟他选上这条死路的，恐怕在这大批彷徨践路的智识群中，还有不少候补者吧。”（何家槐）
这两位作者认定朱先生之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简直不给他生活”。对于死人，照例是应该说好话的。对于像朱先生这样有成绩的文人之死，自然格外地值得同情。不过，余何两位的文章，似乎太动了情感，一般不识朱先生的人，读了将起一种不十分正确的印象，就以为朱先生之死，一股脑儿地由“社会”负责。
中国社会之“混乱”自然是一件事实，在这社会中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的确是不容易。不过以朱湘先生这一个来说，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于我这判断。朱先生以“留学生”“大学教授”的资格和他的实学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不是不可能的。不幸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不客气地说，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若说“社会”偏偏要和文人作对，偏偏不给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则我以为社会的“冷酷”，尚不至于“冷酷”至此！
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做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污合流地摄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长处，此真无赖之至。若以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会的逼迫，岂非厚诬死者？
本来靠卖文为生是很苦的，不独于中国为然。在外国因为读书识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业是盈利的大商业，因之文人的报酬亦较优厚，然试思十八世纪之前，又几曾听说有以卖文为生的文学家？大约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贵人赏拔的人才能专门从事著述。从近代眼光看来，受贵人赏拔是件可耻的事。在我们中国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敝的社会里自然是更要艰窘。据何家槐君所说：
他的文章近几年来发表得很少，而且诗是卖不起钱的，要想靠这个维持生活真是梦想。听说有家杂志要他的诗稿，因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爱揩油的编辑就很生气地拒绝刊登。
我所怪的不是编辑先生之“拒绝刊登”，而是朱先生的“要求四元一行”，当然那位编辑先生之“很生气”是大可不必的。文学只好当作副业，并且当作副业之后对于文学并无妨。有些诗人以为能写十行八行诗之后便自命不凡地以为其他职业尽是庸俗，这实在是误解。我们看古往今来的多少文学家，有几人以文学为职业？当今有不少的青年，对于文学富有嗜好，而于为人处世之道遂不讲求，这不是健康的现象。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余，不禁地想起了这些话说。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会逼迫，抑是还有其他错综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实的说明，知其是精神错乱，他自己当然也很难负责，只能归之于命运，不过精神并未错乱的文人们，应该知道自爱，应该有健康的意志、理性和毅力，来面对这混乱的社会吧！
还有一点，写诗是和许多别种工作一样，并不见得一定要以“生活舒服一点”为先决条件的，饿了肚子当然是不好工作的，“穷而后工”也不过是一句解嘲的话。然而，若谓“生活得舒服一点”以后才能“有心情写诗”，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现下的诗人往往写下四行八行的短诗，便在后面缀上“于莱茵河边”“于西子湖畔”，这真令人作呕。诗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到风景美的地方去。诗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在“舒服”的时候。所谓“有心情写诗”，那“心情”不是视“舒服”与否而存减的。诗人并没有理由特别地要求生活舒适。社会对诗人特别推崇与供养，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诗人那方面并不该怨天尤人地要求供养。要做诗人应先做人。这并非是对朱湘先生的微词，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自杀是值得我们哀悼的。不过生活着的文人们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发牢骚，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悼念道藩先生
明辨是非，坚忍不拔
道藩先生于一九三〇年在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住家在鱼山路一个小小的山坡上，我是他的邻居，望衡对宇，朝夕过从。我到他家里去拜访，看见壁上挂着他的油画作品，知道他原来是学美术的。校长杨振声先生私下对我说：“道藩先生一向从事党务工作，由他来主持教务，也可以加强学校与中央的联系。”这话说得很含蓄。
青岛虽然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但是诚如闻一多所说，缺少文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们几个朋友戏称为酒中八仙，其中并不包括道藩，部分原因是他对杯中物没有特别的偏爱。他偶然也参加我们的饮宴，他也能欣赏我们酒酣耳热的狂态。他有一次请假返回贵州故乡，归时带来一批茅台酒，分赠我们每人两瓶。那时候我们不曾听说过茅台的名字，看那粗陋的瓶装就不能引起好感，又据说是高粱酿制，益发不敢存奢想，我们都置之高阁。是年先君来青小住，一进门就说有异香满室，启罐品尝，乃赞不绝口。于是，我把道藩分赠个人的一份尽数索来，以奉先君。从此我知道高粱一类其醇郁无出茅台之右者。以后茅台毁于兵燹，出品质劣，徒有其名，无复当年风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变起，举国惶惶。平津学生罢课南下请愿，要求对日宣战，青岛大学的学生也受了影响，集队强占火车，威胁行车安全。学校当局主张维持纪律，在校务会议中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开除学生的布告刚贴出去，就被学生撕毁了，紧接着是包围校长公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也会因此而和学校当局龃龉。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曾和校内党部发生冲突。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后来召请保安警察驱逐捣乱分子，警察不敢进入党部捉人。这时节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苍白，两手抖颤，率领警察走到操场中心，面对着学生宿舍，厉声宣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学生气馁了，警察胆壮了，问题解决了。事后他告诉我：“我从来不怕事，我两只手可以同时放枪。”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忍不拔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
他在青岛大学服务不久，被调往浙江任教育厅长。我下一次看见他是在南京，他所创办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编者注：以下简称“国立剧专”）第一届毕业生公演《威尼斯商人》，我应邀请前去参观。道藩先生对于戏剧的热心是无以复加的，几十年来未曾稍杀。国立剧专在余上沅先生主持之下办得有声有色，但是在背后默默做有力支持的是道藩先生，这件事我知道得最清楚。
抗战军兴，我应聘参加国民参政会，由香港转到汉口，这时候道藩先生任教育部次长，在汉口办公，因此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有机会见面。道藩先生很健谈，喜欢交游。有一天他告诉我，马当失守，政府决定迁往重庆，要我一起入川。教育部设教科书编辑委员会，道藩任主任委员，约我担任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于是我衔着这使命搭乘国民参政会的专轮到了重庆。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时势变迁，旧的已不适用，非重编重印不足以应后方之需要。抗战前，杨振声先生受国防会议之托主编了一套中学教科书，尚未竣事，其中包括有沈从文编辑的国文、吴晗的历史等，虽然也很精彩，仍嫌不合时代要求，我担任这个职务，虽是完全义务性质，深感责任重大，幸赖道藩先生的领导及副主任李清悚先生的全力主持，得以应付了抗战时期后方中小学的需要。
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因敌机轰炸疏散到北碚后，改由许心武先生任主委，后又并入了国立编译馆。于是我和编译馆开始发生了关系。道藩先生常来北碚，在北碚对岸黄桷树的复旦大学有他不少朋友。如孙寒冰、但荫荪、梁宗岱、吴南轩诸位。蒋碧微女士虽然服务于国立编译馆，却卜居在黄桷树。由重庆到北碚，汽车要走两小时。由北碚到黄桷树，要搭小木船渡过激流的嘉陵江。道藩先生便这样风尘仆仆地无间寒暑地度他的周末，想嘉陵江边的鹅卵石和岸上青青的野草都应该熟悉了他的脚步声。
在台湾，道藩先生主持文奖会，参加审稿的有王平陵、赵友培、侯佩尹等几位，我亦会滥竽其间，平日分别阅稿，每月集会一次。这个组织虽嫌基金太少，但是起了不少的号召作用，多少作者获得了鼓励。其中绝对没有私心，没有门户之见。文奖会结束之后，他曾兴奋地对我说：“我得到了一项支援，将创建一座小型剧院。”不幸他困于胃病和失眠，体力日衰，此事竟无下文。
道藩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出版庆祝会上，他即席致辞，精神还很愉快，但病象已深，不匝年而终于不治。数十年来他待我甚厚，谈笑如昨，遽成九泉之客，临文悼念，为之黯然。
记卢冀野
一副邋遢相，但有才气，生性诙谐，一肚皮笑话
卢前，字冀野，南京人，年与我相若。
他体肥，臃肿膨脝，走不了几步路就气咻咻然，年纪轻轻就蓄了稀疏可数的几根短须。人皆称之为胖子，他不以为忤，总是哼哼两声作鹭鸶笑。有时候他也会无缘无故地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他的衣履从来是不整齐的，平日是一袭皱褶的长袍。项下纽扣忘记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袜上面蒙着一层灰土。看他那样子，活像是江湖上卖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他是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高才生，吴梅（癯安）先生的得意弟子。我在民国十一二年（编者注：1922—1923年）间就认识他。那一年我路过南京，顺便拜访时常通信而尚未晤面的胡梦华先生，他邀了卢冀野和我一同相会，喝高粱酒，吃花生豆腐干，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大学未毕业的学生，意气甚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胖子不是一个寻常人。别瞧他一副邋遢相，他有才气。不知是别人给他的封号，还是他自己取的，号称“江南才子”。
南京一会，匆匆几年过去，我从美国归来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他来看过我几次，依然是那样的风采。
抗战期间我们在四川见面，往来较多。他在北碚国立礼乐馆为编纂，制礼作乐，分为二组，他掌管礼组。馆长是戴传贤先生，副馆长为顾毓琇先生，都是挂名遥领，实际上在抗战期间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制礼作乐？我戏问他：“吾闻之：‘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先生何行何道，而敢言礼？”他嘿嘿一笑，说：“你不知道吗，‘礼失而求诸野’。”因此他把他居住的几间破房子题作“求诸室”。礼乐馆办公室楼上住着三个人，杨荫浏先生，杨仲子先生，杨宪益先生。冀野就说：“此三阳开泰也，吉。”
冀野在国立编译馆兼任编纂，参加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但是实际工作是请了两名本地刻书的工人，由他监督刻木板。经馆方同意，刻一部《全元曲》，作为《全宋词》的姊妹篇。这工程浩大，一天连写带刻可以完成两页，可是累积起来一年可以完成七百多块木板，几年便堆满一间屋。这种古色古香的玩意儿，于抗战烽火连天中在后方慢慢地进行。胜利时工作尚未完成，那堆木板不知是否逃过了当柴烧的一厄？于刻元曲之外，冀野也因此乘便刻了几部他私人所喜爱的词曲，名之为《饮虹簃丛书》。
冀野膺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很高兴，大襟上经常挂着参政会的徽章，出入编译馆礼乐馆，大家为之侧目。他有一天对我说：“参政可矣，何必加一‘员’字？历宋元明清均置参政，不闻称员，民初亦有参政院，皆称参政。今加员字，反为不美。”我告诉他：“此会乃临时性质，既称会，其组成分子当然是员了。老兄真有意参知政事耶？”他笑而不答。第三届参政会他未获连任，意殊怏悒，李清悚先生调侃他说：“先生名卢前，今则成为卢前参政员矣！”
参政会组华北慰劳视察团，冀野与我均被派参加，因此我们有两个月的共同起居的机会。他生性诙谐，一肚皮笑话，荤素皆备，关于他下巴颏上的几根骚羊胡子就有十个八个，不知他是怎么搜集来的。他爱吐痰，关于吐痰的又有十个八个。我们到了西安，我约他到菊花园口厚德福吃饭，我问他要吃什么，他说：“一鸭一鱼足矣。”好，我就点了一只烤鸭一条酱汁鱼。按说四五个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独当重任，如风卷残云，连呼：“痛快，痛快。”他的酒量甚豪，三五斤黄酒不算回事。
我们由西安到洛阳去，冀野、邓飞黄和我三个人在陕县下车，自告奋勇，渡黄河上中条山。事前李兴中师长告诉我们，到中条走一遭，九沟十八坡，只能骑马，山路崎岖，形势很险，要三四天的工夫。我们年轻胆壮，贾勇出发。在茅津渡过河之后就要骑马。冀野从来没有骑过马，而军中马匹都是又小又瘦的那种类型，而且不是顶驯顺的，冀野的块头大，经马夫扶持勉强爬上马背，已经有摇摇欲坠之势。拍照之后，一声吆喝，马队开始前进。没走几步遇到一片酸枣林，下有积水，随行的马夫绕道步行，这时候冀野开始感到惶恐，马低下头去饮水，使得他搂着马的脖颈锐声大叫，这一搂一叫不打紧，马惊了。一马惊逸，所有的马跟着狂奔。冀野倒卧在地，我在马上只听得耳畔风声呼呼地响，赶紧低头躲避多刺的枣枝。邓飞黄从后面追赶上来对我呼喊：“不要怕，夹紧两腿，放松缰绳！”我的马跳跃一道土沟时我被颠落在地上了。邓飞黄也自动地滚鞍下马。几匹马摔掉了鞍辔跑得更快，一口气奔回营部。营部的人看到几匹失鞍的识途老马狼狈而回，心知不妙，立即派人救援，只见我们三个在荒野中踉跄缓步。当晚过夜，第二天营部人员说我们要开始爬山，鉴于冀野肥胖过人，特别给他备了一匹骡子，比较稳定而且能载重，不料骡子高大，他爬不上去，几个人推送也无法上去，最后找到路边一块巨石，让他站在石上，几人搀扶之下才跨上了骡背。入山不久，冀野在骡背上摇摇晃晃，大汗淋漓，浑身抖颤如肉冻，无法继续前进。三人会商，决定派人送他回去。于是他废然单独折返。后来我在他的房间墙上看见挂着一帧放大的照片，他题字曰：卢冀野马上之雄姿。
冀野才思敏捷，行旅中不忘吟诗作曲。每到一处，就寝前必定低声地摇头晃脑苦吟一阵，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砚墨，多半是写一阕曲子，记述他一天的见闻感想。我问他为什么偏爱作曲，较少诗词。他说，曲的路子宽，像是白话，正字之外可加衬子，韵也较宽，东冬、江阳等皆合并，四声亦可通押，应该算是很进步自由的诗体。我也相当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曲在平仄和音韵上很有讲究，和音乐歌唱不可分离，亦非易工之事。他于此道确是造诣甚深。
胜利后大家纷纷还乡，他也回到了南京。他对南京有无比的热爱。胜利之初大家偶尔议论将来首都所在是否还是虎踞龙盘的南京，有人说北平较胜，也有人说西安不错，谁若是说起历来建都南京者皆享祚不久，他必红头涨脸地愤形于色。我还乡路过南京，他特邀我和李清悚等到南门外一家回族馆吃他吹嘘已久的什么糟蒸鸭肝。他叹一口气说：“不是从前的味道了。”
此后时局变化，我们失去联络。听说他在南京很忙，任监察委员、大学教授、保长。有人问他：“保长之事何劳先生费心？”他说：“这你就不懂了，保甲长是真正亲民之职，尤其是有关兵役等，保甲长一言九鼎，关系重大。等到逢年过节，礼物上门，堆积如山……”他就是这样地天真。
更天真的事，是他以为在参政会与某某有杯酒之欢，与某某有一日之雅，时局无论怎样变化，没有人会为难他。他这一估计错误了，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他的监察委员、大学教授、保长一系列的职位都失掉了，他被派给的新任务是扛着梯子提着糨糊桶在高墙上贴标语！据说他曾赋有一诗，内有“安排马列三千册，红旗插遍紫金山”之句，如今果然参与了贴标语的行列。只是太肥胖，执行这个工作时的狼狈，是可以想象的。于是，由于沮丧、劳苦、悲愤，他被折腾死了！
我四十岁生日，冀野写了一首长调赠我，写在一张灰色草纸上，现已遗失。他的墨迹现在保存在我手边的只有一首七绝，题在我三十八岁生日纪念册中，诗曰：
雅舍生涯又五年，册中名氏阙卢前，
岁寒松柏支天地，金石盟心志益坚。
求诸室主人前并记
癸未秋暮为实翁补题三十八初度书画册
诗是临时构想，一挥而就。他未带图章，借用我一颗闲章，“言而有信”四字。
悼念陈通伯先生
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我初识通伯先生是在民国十五年（编者注：1926年）夏，那时候他正在《现代评论》上写《闲话》，和鲁迅先生打笔墨战正殷。鲁迅的文笔泼辣刻薄，通伯的文字冷静隽雅，一方面是偏激侥幸，一方面是正人君子。翌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西滢闲话》一直是新月的一部畅销书，不仅内容丰富，其文笔之优美也是引人入胜的。通伯惜墨如金，《闲话》之后搁笔甚久，新月陆续给他印了《梅立克短篇小说集》和《少年歌德之创造》。最善催稿挤稿的徐志摩遇到通伯也无法可想。《新月》杂志上只发过他两篇通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话说时他可以滔滔不断地讲，没有话说时他宁可保持沉默。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们难得一面。他和叔华都曾回过台湾，晤谈甚欢。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并且答应我寻觅原书影印。后来他果然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借到原书，删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书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写序文，我义不容辞地写了。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事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须再留痕迹，这是他忠厚处。以视“临死咽气的时候一个敌人也不饶”的那种人，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通伯在海外的生活，精神上相当苦痛，老病之身和横逆的环境抗争，国内的人士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苦。叔华告诉我他在巴黎大使馆独力支撑危局的情形，令人听了心酸。通伯退休后，如果不是因为多病，早已返国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遽做九泉之客！彩云易散，天道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