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给韩菁清的情书
凡是真正的纯洁的爱，绝大多数是一见倾心的
七
菁清：
凡是真正的纯洁的爱，绝大多数是一见倾心的，请注意这个“见”字。谁说“爱情是盲目的”？一点也不盲。爱是由眼睛看，然后窜入心窝，然后爱苗滋长，然后茁壮，以至于不可收拾。否则怎能有“自投罗网”“自讨苦吃”（编者注：韩菁清在给作者的信中，形容他们之间恋情说：“我‘自投罗网’，你‘自讨苦吃’。”）的情势发生？莎士比亚有一短歌，大意是说“爱从哪里生长？从眼睛里──”我起先不大以为然，如今懂了。
昨晚我很后悔，没有送你回去，外面下着蒙蒙细雨，相当凉，又是一个凄清的夜，我怎么那样地糊涂放你一个人回去？你去后我辗转不能入睡，唯盼今天早点能在电话里联络。
你给我的药，我已遵照你的意思吃了，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更大一部分是为了使你高兴。
昨晚我们一起消夜，在我是生平第一次。你知道我的生活是拘谨朴素的，几曾深更半夜地在外面吃清粥？为了你，我亲自体验一下你平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实况，我打起精神喝了三碗粥。有你在我身畔，我愉快到了极点，可是我也感慨万千，其中的甜酸不必细说，那一杯又酸又甜的梅子茶最足以代表我心头的滋味。你看见我呆呆的一言不发，其实我心里有千言万语。你说那梅子茶可助消化，可是也勾起伤心人的无限伤心！你知道么，亲亲？
你在社会上名气太大，几乎无人不知，难免不受盛名之累。我决定用我的笔写出一个真实的韩菁清的本来面目，这事不简单，要你和我彻底合作，写成之后那将是我们两个的第一个宁馨儿。你愿意不？
梁实秋
一九七四．十二．九．晨六时
二〇
菁清：
我今天好像是有许多许多话要对你说，但又不知说些什么好，又不知怎么说，更不知应否写在纸上。我刚冲了一杯苦苦的咖啡，吃了几片饼干，心神稍定，还是要写几个字给你，因为我知道你要看我的信。
西谚有云：“施者比受者有福。”但是我问你，在一对深深相恋的人之间，谁是施者，谁是受者？你能分辨出来吗？我不能。亲亲，我要求你仔细思量的事，现在我要求你莫再思量。镜子上写的字，已成陈迹，你不肯揩掉它，也许你有你的理由，我当然不敢勉强你，虽然我不免胡思乱想。你说我想得太多，是很多，但不太多。难道你在爽朗的笑声背后不常陷入于沉思么？
我写此信时，遥想你正在酣眠，像是一朵花在夜晚敛起它的花瓣，静静地散发它的缕缕的芳香。没有一丝的风吹拂你，没有一只蜂蝶趋附你，有无数天使在呵护你，给你平安，甚至于我的灵魂也被摈斥，不准擅入你的梦中。
再过三小时我就又可以和你相晤，你要我午睡之后再去看你，我只能谢谢你的美意。
我永远是你的梁实秋
一九七四．十二．廿三．晨十时半
二九
我的菁清：
我今天四点半就起来了，只睡了四小时。我答应你睡六小时，但事实上不可能。我习惯是一觉睡四小时，若心里没事则可再睡两三小时，否则辗转反侧不能再眠，不如索性起来。
你昨天说，某某人在婚前给他所爱的人剥橘子，婚后就不剥了。我当时听了一惊，只呵了一声。婚前婚后一个人可以判若两人，世俗的人确是如此，因为他的爱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的，自己得到满足，当然不再有所追求，这是近情近理的事。若他的爱是使对方满足，则他将永久地“若有憾焉”，永久地效忠，永久地不变。这样的爱才是真爱。真爱的人希求的不是自我满足，是心里的幸福。幸福是比自我满足更高的境界。你说对么？
日子过得太快，好可怕。我们在暂别之前怎样珍视我们的时间呢？无论如何加以珍视，时间还是毫不容情地逝去！时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但是有你单独地和我在一起，我就忘了时间，一刹那无异于永恒。我们已经尝过好多次的永恒，我们也可以无怨了。
你的梁实秋
一九七五．一．二．晨五时
四二
No.5
爱人：
昨夜我果然睡得很好，约六七小时，这是受你之赐。你的一封信和一张卡片驱走了我的不少的烦虑，使我安然地入眠。不知道我写给你的信是否也有同样的功用。爱，你写的信实在是很好，比我写得好。你的信不但真挚，而且有才气闪烁于字里行间。你的字我也喜欢，潇洒妩媚兼而有之。这不是盲目的称赞，是我真实的感受。
菁清，我这里好冷。雪后连下了三天的雨，雪已不见踪影，到处湿漉漉的，天上是阴沉沉的，这样的天气要继续很久。可是我的心里是温暖的，因为你占据着我的心。我一点儿都不夸张地说，我随时随刻地想着你，有时我情不自禁地对着我的女儿说“韩小姐……韩小姐……”，她就笑我。她一定是在笑我为什么整天提到韩小姐。爱，我真想有一个人来和我谈谈你，胡姐也好，小胖子也好，谢妈妈、田妈妈也好，只要是认识你的人，我都会觉得亲切。我爱的是你一个人，但是附带着我对你周围的人也有好感。老实说，凡与你有关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生疏，你的房子我喜欢，你那乱七八糟的梳妆台、抽屉、衣柜……都使我觉得称心如意！有一桩事你也许没注意，你给我的那把牙刷成了我的恩物，每次使用我都得到极大的满足。我要永久使用它，除非你再给我一把。
爱，我的工作尚未继续开始，心里不安，打算腊八过后重拾旧业，我相信你会愿意我努力工作。你鼓励我，爱，没有你的鼓励我任何事也做不下去。
在我们这短暂离别期间，我也愿你打起精神做一些你愿做的事，要练习写字就立刻开始，要写东西也可以，我若知道你已开始专心做某一种事，我会高兴的。爱，你有才，你聪明，你做什么都能做得好。我愿你集中精力做一两件事，你必有成就，否则是我瞎了眼！
亲亲，你能接受我的请求么？如果你不知道从何开始，我建议你先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你会喜欢的，尤其是你想想那是我费心血译出的。我真无限光荣能得有你这样的一个忠实读者，那真是我万也想不到的殊荣！等我回去之后，我要每天陪你写字，因为我也有此嗜好。
一九七五．一十五．晨五时
等你的第二封信，邮差老不来，故先将此信付邮，免劳你等候。
爱人，好好保重，冬天来到，春天还会远么？
你的秋
一九七五．一．十五．晨十时半
六八
No.31
清清，我最爱的小娃：
送30号信到邮局去，路上遇到信差，得到你的27号信。好奇怪，你忘记了加封，信封口上的那一条胶水显然是没有舐过的样子。看信的内容，好像你这两天很慌的样子，你自己也说“精神恍惚”。喂，你怎么了，我的乖？我好担心你，我怕你有什么不适。你如果有什么不愉快，一定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我有关，你想我心里该是如何地难过！有一次你来信说“心情开朗”，我喜欢得心花怒放，如今你说“精神恍惚”，我又一下子坠入了阴霆。一封信来回约十天，与当面对谈的滋味不同。你说是不是？
昨夜醒来，开灯看宋词，女诗人李清照给她丈夫写的一首《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
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我低吟之下深受感动。情人送别，千古同慨。清清，佛家所谓八苦，其中有两项：一是“爱别离”，一是“怨憎会”，意为自己爱的人，偏偏不得见，自己憎恶的人，偏偏要会面。我们如今就是在尝这两种人生的苦！如此人生，怨谁？
爱，我今天与文蔷深谈，我把你的身世和为人都详细地说了，她大受感动，落下了泪，当然我也是泣不可抑。最后她说：“爸，你写信告诉韩小姐，这世界上至少是有两个人爱护她，支持她，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她又说，“如果胡姐是她的知己，她也应该支持她。”我和蔷都一致感叹，这社会是太残酷了。文蔷是站在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她根本不承认女人应该进厨房，根本否认女人应该伺候男人。清清，你来信说：“除了给你温暖甜蜜快乐和善良的爱心之外，可说我一无所长，一无可取。”我告诉你，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就是你的爱心。你爱我，我满足了。我这个人，和你一样，只有感情，除了这一份情之外，也是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呀！社会上一般人捧我，说我这个，说我那个，其实瞎扯淡。我有自知之明，我只有一腔的情爱，除此以外我根本等于零。如今我把所有的爱奉献给你，你接受了，而且回赠给我同样深挚的爱──人生到此，复有何求？
此信到时应该是阴历年除夕，我猜想你家里一定有几个孤苦无告的人陪着你度此良宵，也许又是谢妈妈把你拖了去。如果是到谢府去，盼你千万不可喝酒，一滴也不喝，我深信你会听我的话。有人说你很有经验，我说你很天真。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心有你这样直爽而纯洁！因此我就格外地不放心。
遗憾的是我不能陪你过年。其实我根本不喜欢什么年和节的。我最忌跟着别人走，我要独立，我想哪一天过年过节就在哪一天过年过节。在任何方面我都是愿意特立独行。所以，你看，我几十年来，在社会上我总是独来独往，落落寡合。什么会，什么团体，我都不参加。有时因此得罪人。爱，你在影歌界周旋了好多年，至今没有一个圈子里的人是朋友，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你喜欢交往的，一个是胡姐，一个就是我。可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话说回来，你阴历年是怎样过的，告诉我。按旧习惯，过年是不到别人家去的，一定要关起门来自家享受。当然，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另当别论，可以附在别人的家里去暂时一乐。我自己么，在文蔷家里根本没有旧历，孩子们都已变成了“洋鬼子”，阴历年免谈。我独自在房里，却不免在这节日回忆以往，悬想你在台湾的情况，长叹而已。
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时
下午二时半专差送来二月二日写的26号快信。26号码重复了，而且27号上午到，26号下午到，邮局一塌糊涂，大概是我们的信太多，邮差也冲昏了头。刚刚让你欢喜一阵子，说是三月一日回去，如今又展期半个月，真对你不起，你要骂我罢？我也是实逼如此，有好多为难的事，否则我早一天飞回去也是好的。
你告诉我在“飞机场上的情绪要先控制一下”，好，我现在就开始控制，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相敬如宾”总可以罢？你要知道，这本是我们梁家的典故。梁鸿娶孟光，相敬如宾，传为美谈。我们至少在飞机场上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以后另议。
知道你血压平复，我很高兴。但是你说这是“小毛病”，是不对的，不可忽视这小毛病，因为血压若是常常高上去就有不良影响，盼注意及之。俟我回去，我会陪你去就医，非去不可。我要你维持最好的健康。
今天到附近店铺看保温咖啡杯，没有像样的，改日到大的商店访求，我一定要买一个好的给你，因为那是你的必需品，每天捧出捧进。我要带几瓶没有咖啡碱的咖啡，味道一样，但不伤胃，名为Decaf，在台湾没见过。严格讲，有血压高毛病的人不应该喝咖啡，茶、酒、辣椒、芥末等刺激物，均不宜。你喝惯了，我也不要你一下子戒。
下午四时半
Bobby有信给你了，我很高兴。但是为何在电话里他自承没给你信？难道此信是在接我电话之后写的？不可能那样快。你虽未把信转给我看，其内容我可以猜到一些。他对我们结婚的消息的反应大概不会只是“高兴”二字？好了，他总算有信来了，你可以放心。瞧你急得那个样子，要我打长途电话，人家也是在筹备喜事呀！
你说九号才可以送新沙发来。咦，你已经去买了沙发？是小胖陪你去的？还是我们看过的那一套？你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可累么？我心疼你，爱。
你说照片已找出几张你所喜欢的，但是不寄给我了，怕增加行李负担。想来你那几张照片重量一定不轻，至少总有几公斤。我的行李箱，是以吨计的。不寄来也罢，等我回去慢慢地一个人关起门来欣赏。
这两天我屋里也乱七八糟不成样了，因为整理东西真不简单。我不愿一切东西丢下就走，我要弄得清清楚楚交代给文蔷。
二月六日六时
喂，我的那间屋里，请悬挂几张你的照片，用许多张盖满了墙最好。我喜欢在我屋里到处都有你的照片，书桌上、床头，到处都是。希望我一回去就能看到你为我做如此的布置。可以么，人？
你的爱人秋秋
一九七五．二．七．晨五时半邮
等到了上午十点，大批信到，就是没有你的，好失望，失望！
上午十一时冒雨付邮
八二
No.44
我最亲爱的小娃：
今天收到你的34号信，比35号信迟到一天，怪事。你说拜年不良习俗能免除最好，我完全与你同意。你希望明年内我们一起到处旅行，尤获我心。我的可爱的人儿，我们两个真是情投意合。我最不喜拜年，若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有多好？情人们最不喜欢有第三者夹在中间，除非是我们谈得来的人偶然聚在一起。好，我们说话算数，一言为定，下一次过年我们外出旅行。你还记得么，《秋室杂文》里有一篇《拜年》，完全是纪实。
橘黄色沙发实在很好，价钱又不太高，亏你一眼就看准了它。大关夫妇陪你去买，我应感谢他们。
橘黄沙发放在饭厅里一定很好看。你会调配颜色，你会布置。
你说精神恍惚习以为常，我就是不准你习以为常。亲爱的，你叫我不必担心，我不担心谁担心？你说！
我那间小屋，小虽小，但不“可怜”。如果我占用那一小间，我会引以为荣，因为那是你为我布置的。几曾听说过一位小姐亲自为她的未婚夫布置房间？我的福气太大了，我应该受人的嫉妒，我具备为人嫉妒的条件。你的照片盖满我的墙，那有什么滑稽？我才不怕人笑话。老实讲，如果有人能窥见我的心，我的脑，他会发现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韩菁清的大大小小的倩影。好，你不好意思现在就悬挂照片，也可以。我要求你：在你确知我要回到台北的那一天，你先挂上一张。让我回到你家，第一眼就看到我那小房间里已经有了你的照片在墙上，行么？（如果实在有困难，也就罢了，不必为难。我的请求虽很诚恳，实则也很孩子气！）
机场相见，不可洒泪。我一定可以办到，你放心。热络镜头我也不预备供给记者。我只是在别离时实在忍不住要流泪。所以我上次离开，不要你到机场，因为我有把握，如果你去送我，我会哭成泪人儿。你来机场接我，情形不同。我会高兴得说不出一句话，不会流泪，更不会发抖。喜极而哭也是常见的事，可是我不。你说我“好哭”，我是在你面前哭过好多次，倒在你怀里也哭过好多次，你也陪着我哭过好多次，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哭么？那是两情相悦到难解难分的程度，遇到困难的或兴奋的情况，不期然而然地滚下的热泪！我的感情不能碰，一碰就颤动，重重的触动就要流出眼泪。我看你也是一样。有一次你哭，我问你为什么，你始终不肯说。我只是默默地用我的嘴唇揾干了你的泪，咸渍渍的。你记得么？
你屡次来信告我：“放心，我对你的爱心不变！”我看了好受感动，好舒服，好开心。菁清，我知道你爱我，我深信你的爱心永不改变。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说出我更高兴。
有一桩事我不高兴，你又把手指甲咬了个光！我得赶快回去，日夜地监视你。如果你再咬，我也不打你的手，我把我自己的手伸过去请你咬，你咬我好了，咬指甲不够，咬我的肉，咬出了血我也不叫唤一声！我相信，我一回去，你也许就不咬了。可怜的孩子，一定是你心里闷，所以养成了这样的怪毛病。
记住，我的爱人，每顿饭要吃青菜、水果。光是肉类谷类是不行的。你肯吃冰激凌，或牛奶，最好。少吃糖，少吃盐，少吃油，少吃辣椒、胡椒、芥末，少吃茶，少吃咖啡！你看到此地一定大叫：“什么都不许吃，还活个什么劲？”不是不让你吃，请少吃，可以么？
敦化南路的房客是不是三月初一定搬走？如果是五号搬走，我十五号才能去，中间十天怎么办？谁去看房？我在幻想，假定我十五号回去，你到机场接我，我想还是先到忠孝东路为宜，因为我的箱子里比较重要的东西如稿件之类以存在你处为宜，敦化南路的房子我不会整天守在那里。等到快要睡的时候，你再赶我出门，我乖乖地走到敦化南路去睡。
我写过一篇短文《路过东京》，投给《联合报》副刊，不知你看见没有？今接陈祖文来函，说看到了，但没说在哪一天。大概是一月底二月初，如可能，请代查一下并请剪寄。还有《中国时报》副刊在岁末或大年初也许登出了我的一文《难忘的年夜饭》，亦不知你见到否？你若是无法找就算了，以后他们也许会寄了来。报馆的人索稿，急如星火，登出来之后并不忙着寄给写稿的人。这就是“人情”。
我收到朱良箴（我的学生）信，他说希望能参加我们的婚礼。陈祖文夫妇也有信说要吃喜酒，并且说：“乐哉吾师！”凡是表示要吃喜酒的，将来都少不得要请他们一下。纽约的徐宗涑太太来信说：“你有新生了！恭喜你。年龄没有关系，但必须真心相爱，兴趣相合，信仰相同。”我们也合格了，是不是？
胡姐有消息没有？她是个可怜人。我走之后你们见过没有？我想我们的婚事一定会给她带来一些刺激，因为相形之下她太孤寂了。
二月十九日午后二时
你有一次接到我的一封四页的信，你很开心。这一次又是四页，亲爱的人，你快活不？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使你快乐。我不能使你快乐，那便是我最大的苦痛。我和你一样，在情感上已到了“忘我”的境界，处处以你为第一，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对你的爱已接近了宗教热狂的地步！我说“接近”，因为我们两个究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菁清，我们这样爱下去，结果是怎样，我不敢想。
一夜之间下了一场雪，雪又变成了冰，走上去咯吱咯吱响。小娃，你若是在此，你一定喜欢去踏雪，我拉着你，一同去玩，那有多好！我离开你已差不多一个半月了，在此期间，凡是陪伴你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丑的、俏的，以至于你床上的两个兔宝宝，我一概嫉妒。因为我离你这样远，不能和你做伴，下次见面，你想我还肯再离开你一步么？我会日日夜夜地缠着你，缠得你喊“烦呐，烦呐！”
你的最忠诚的秋秋
一九七五．二．二十．晨六时
八七
No.49
我最爱的人：
昨天收到的三帧玉照给了我极大的快乐。一共七张，并排地列在我的书桌上，到睡前便放在床头小几的抽屉里，预备夜间不寐的时候取出观赏。喂，同一天摄的，怎么有几张额前有刘海，有几张又没有？这是文蔷发现的。她问我，我回答不出。她又问：七张照片换七件衣服，照相的人一定要等候良久罢？我说也许是。你在七张里表现的神情，每张不同，但是有一共同点：活泼、有生力、淘气、热情，而且高傲。你有令人无法抵拒的力量，那便是人格，那便是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使我像触了电流似的心头一震的根由。我如今静静地回想，我和你的姻缘在那一瞬间已经决定，所以，以后一些人要我“考虑”，都是废话。你最近要我“三思而后行”，还三思什么，八百思也是一样，恋爱的事都是乾坤一掷，没有顾虑，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这些话我已对你说了好多遍，你也许听得烦了罢？可是我一遍遍重复地对你说，我不但不烦，我还觉得无法说得更透彻，更让你体会到我的心。菁清，你为我开辟了新的天地，你带给我以无比的幸福──这情况外人不了解，有一天我要普天下的人知道你对我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我从你身上获得了新生。
菁清，今天是二月廿五日，如果顺利，还有十八天我们即可见面。你顶多再写十三四封信。我想，到了三月八日，你就可以停止给我写信了，如果还要写，也要注意，因为普通一封信要走上四五天，甚至六七天也说不定，所以可能落在别人手里。我给你写信，没有关系，可以写到十日或十一日。我们彼此写的信，都要好好收藏起，这是我们将来回忆的好资料。
遥见邮差车来，跑出去迎接，不料扑了个空，没有你的信，大失所望！悬想明天可能有两封，只好忍耐了。菁清，想念之情与日俱增，恐怕见了面两人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清照的词“未语泪先流”，你要我控制情绪，我连泪也不敢流，只好瞪着眼发呆了！
爱，你这些天生活奚似，我好惦记。你是否还是在陈姐快来的时候起床？是不是起来第一桩事打开电视，然后吃咖啡饼干？是不是随后就有电话来约会外出应酬？是不是晚上还是十二点以后才睡？我的心是一个个钟头跟着你活动，想象着你做什么，担心着你是否有什么不痛快。我相信你也在怀念着我。就因为我确信你是在怀念着我，所以我才能活得下去。否则，你说，我在目前这个环境之下如何能活得下去！？
我出去散步，顺便发信。祝我的小娃身心愉快！
你的人秋秋
一九七五．二．廿五．上午十时
一〇二
No.65
我的小娃：
你要我松弛下来，我应该听你的话，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处境，我这些日子好苦好苦。我衣食无缺，饱暖无虞，可是精神上空虚而紧张，情感上抑郁而兴奋。不要紧，只要我能看见你，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我知道没有多少天我们即可相晤，我今天还是要附寄一张照片给你，能比我早几天到达你的手里，也是好的。这张照片也是在我书桌前照的，手里捧着的是一本《圣经》，桌子边上犬齿形的东西是我的稿子（夹在卷宗里），身后百叶门是储藏室改造成为我的藏书室。那双红拖鞋你应该还认识，你说是女人穿的。
我希望廿二日能返台，万一事前来不及写信通知，我会打电报，电文将是“Arriving Saturday上午或下午几时flight号码”。我搭的是西北航机，flight号码即是航行班次，你打电话给西北航空公司或旅行社一问即知第几号班机是否准时抵达。抵达后我要受检查，入口及海关两道手续，等行李也颇费时间，所以我从下飞机到达机场出口要半小时至一小时的样子。如果你接我，请勿着急。如果不来接，我也了解你，绝不怪你。爱人，请自己斟酌。只有一事请你注意：如不接我，则必请在家等我。I am expecting a big kiss，dearest！在飞机上坐十几小时，是很累，但是我归心似箭，再累也能忍受。
万一廿二日还不能成行，则只好等廿九日，那将是我最苦恼的事，但愿不如此地倒霉。你不明白我在此住着是多么苦恼。我住的地方是单人监狱，整天不能说一句话。我看见的人没有一张笑脸，好像我犯了什么罪一样。爱人，我犯了什么罪了呢？我反省，我没有犯罪。我爱一个我所认为最可爱的女人，难道是犯罪的么？好，不说这个，我越说越气！
三月十日晚七时半
一清早邮差送快信来，倒履以迎，原来是远东公司的信，大失所望。爱，你一定笑我，恋爱中如此颠倒。我确是一心一意在你身上！
信写到三月十五日即可暂停。
收到了两封信，快活极了。一是49号，三月五日寄；一是51号，三月七日航快。你在两处收拾房屋，和工人打交道，与灰尘为伍，都是为了我。你这一生哪曾受过这样的苦？我好心疼你。爱，盼你不要过劳。
谁说你是“孤寒的寒”？我只觉得炙手可热。你的情感不露在表面上，只有有福的人才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很幸运我有这一份福气。我们很快地就到了心心相印的境界，如有神助！“波斯猫”也只是貌似，白、胖、乖、嫩、懒，都有一点儿相似，不过就性格论就差太多了。你的性格像狮子，猛烈、高傲、倔强、独来独往、豪气干云，根本不像猫。菁清，我爱猫，我更爱狮。
51号信只有剪报及有关当局便条。那剪报，写得不坏！并没有什么太失敬的地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是说我在你眼里是西施。语虽挖苦，但实际也近似，你总是说我一点儿也不算老，这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什么？西施也好，东施也好，我们相爱是真的。清清，我心里有准备，我要让普天下的男男女女知道什么叫作恋爱，什么才是幸福。亲亲，我的小娃，我们两个要做世上最被人艳羡的一对夫妻。目前受些委屈、揶揄、误会，都算不得什么！
亏你保存那张有关当局的便条！菁清，我们是有夙缘。自从去年十一月廿七日我们相识，我们两个人好像是完全失去了自主，任由命运安排一样。这就是恋爱。
我出去发信，暂停笔，午后再谈。
祝我的小乖乖安好！
你的最最心爱的人秋秋
一九七五．三．十一．上午十时心情愉快中写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茜
我讲的虽然是梁家的一些家庭琐事，但也反映一个时代的过程。很多人就说你们家的这些悲欢离合，风风雨雨，反映的就是中国五十年时代变迁，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大同小异，有类似的遭遇。
梁家家事
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20号，现在门牌是39号、40号、41号。我曾祖父是满族，在清朝是四品官儿，八旗，生下来就有皇粮。四品官儿也不算小，收入比较多，此外还在北京和南方经商，他就买了内务部街这套房子。这处故居起码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
我曾祖父叫梁之山，他不能生育，后来就抱了一个孩子，我爷爷实际上是一个汉族，好像是从沙河那儿一个农民家里抱来的，刚出生就抱我们家了，我爷爷的亲生父亲、母亲不是满族，是汉人。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他都长大了，六个男的，六个女的，我父亲排行第二，那时候叫梁治华。我大爷去世早，死于肺病，他儿子也死了。在清朝的时候都讲究妇女殉节，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女子就要殉节。我大妈殉节以后，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认为这是贞节烈女，所以就赐了一个牌坊“贞烈可封”，大石头牌坊，树立在双榆树。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双榆树村，给了十三亩地立了一个祠堂，表彰这些在丈夫七天没有出殡时自杀，跟丈夫一起出殡的贞节烈女。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变成双榆树商场。
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他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后来我妈妈为什么也没上大学，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她父亲死了，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连文化都没有，也不能挣钱。所以后来我妈妈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儿工作了，日后学习画画。她跟我姑姑是同学，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
我妈妈做饭，他在小屋里写莎士比亚，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小吃送去。他喜欢吃虾，有点糖味的烤虾，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给他送屋去，他也不出来，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我妈妈也不是学做饭的，但是她自己可以钻研，所以她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我们吃打卤面，我妈做得特别好。我妈包的饺子，我也觉得特别好吃。我父亲经常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我妈就模仿给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有一本书叫《槐园梦忆》，他写得很动情，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我妈去世了以后，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现在我妈埋在美国了，为什么叫《槐园梦忆》，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槐园”，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
一生翻译莎士比亚
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他从二十几岁就当大学教授，一直到六十五岁退休，没干过别的事儿，别的都是副业，写作都是副业，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他说“我是个教书匠”。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都有。
如果说他业余的就是写作了。他一生比较大的事业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怎么开始翻译的呢？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当然莎士比亚在西洋文学里是有代表性的，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当时胡适当校长，胡适就委托梁实秋、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部头太大了，莎士比亚有四十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如果说都翻译了，这个工作量不用毕生的精力都是翻译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很难翻，不是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来。另外还要中文文字上的秀美，要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也弄不了，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不干这个事儿了，结果把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梁实秋一个人身上了。梁实秋接了这个以后，他就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到他七十岁的时候，在台湾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但是这个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了。二十岁开始翻，翻到七十岁，一年翻一本的话，不能间断，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记得他那个牛津大字典都特别厚，都是从英国买来的，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有什么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他一看目录要什么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除了教书、翻莎士比亚以外，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么的，整天就蹲在书房里。他为什么感激我妈妈，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妈妈管，他成天就在那里面，就是书呆子。家务事、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他说，没有我妈妈的话，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疮，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摊血。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后来我妈妈又给做了一个大棉垫，他以后就坐在上面工作。
另外他编了一套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属于工具书，收录了八万多条字汇，当时中国字典只有三万多条字汇，这个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发动了两百多人，全世界各图书馆都跑遍了，收集资料，编了一套英汉词典，然后分类出版，有医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有三十多个版本。当初联合国用的英文词典就是梁实秋主编的这本词典，我原来也不知道。为了去美国探亲，我到美国领事馆签证。办事员问我：“你是梁实秋的女儿？梁实秋是我老师。”我说：“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他就从他抽屉里拿出一个黄本的英汉词典，他说：“我天天都在看他的词典，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我给你办移民到美国去吧。”我说：“不行，我在中国当律师，我这儿有工作，我去探亲一个礼拜就要回来的。”他说：“那好。”赶快就给我办了手续。另外，他还翻译了十多种其他英语文学名著，比如现在热销的《随想录》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翻译之外，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他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后来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三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多国文字，风靡全世界。
当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那会儿在北京他喜欢放风筝。好像老北京人都爱放风筝，我父亲放风筝可是挺讲究的，现在的风筝可能不那么普及了。那时候我们家放风筝，各种大沙燕，有瘦长的叫瘦沙燕，一般的叫普通沙燕，黑色的叫黑锅底，还有龙顶鱼，那个眼睛能翻的，还有孙悟空。我们风筝上面都带着那个小鼓，还有上面带琴，一拉风一兜，琴就响，放上去以后就跟有乐器的声音似的。我们使用的线都不是普通的棉线，那个线不结实，放远了就会断了，使用的都是老弦，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样，特别地结实。有一个放风筝的线车，拿手一拨就转。那个轴都是硬木的轴。放远了以后，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把它拴在我们前院的柱子上一夜，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头。可是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麻烦，因为好多人家都放，天上风筝多了，会打架的，有时候线缠在一起了，一看线缠在一起赶快往回倒，你不往回倒，人家把风筝拉人家去。我父亲喜欢玩这些东西。
平常他是逛书摊，上琉璃厂、荣宝斋、海王村这些地方逛书摊，人家那儿老板都认得他。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逛厂甸。在北京过年好像习惯 都去逛厂甸，就是一种庙会的性质，在新华街上搭上棚。很多摊贩都集中到那儿去，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甚至金银珠宝翡翠，现在都差很多了，那会儿卖羊头肉、奶酪、炸糕，反正都是北京的这些东西。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厂甸，又吃又喝，又买玩意儿。他带着我们去，那会儿厂甸，喝豆汁儿，吃灌肠、驴打滚、艾窝窝，大糖葫芦特别长，有好几尺长。他喜欢玩儿什么呢？爱抖空竹。有的是两头都有圆的，中间像个葫芦似的。还有一种是单头的，这边有圆的，那边没有，这样的不好抖。大空竹、小空竹，家里有很多。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运动，一到厂甸就买空竹。
老友
闻一多和我父亲曾同在青岛大学教书，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但是我记得闻一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上我们家（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他常抱着我玩。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我父亲在重庆，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代，文人只有一支笔，他没有枪，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笔来反抗。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很激进的。当时就有很多特务都跟踪他们，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有一个小黑汽车老跟着他，他特别害怕。因为我爸爸说话嘴上没有遮拦，看什么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得罪很多人。他就对闻说：“闻一多，你自己留个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受到迫害。”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所以最终遭到人家的迫害。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他喜欢下围棋，当时摆的有围棋盘，有围棋子。他一拍桌子，说：“一多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滚到地上去了。因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很粗糙的木板地，有很多缝，他一拍那个棋子顺缝都掉下去了，抠不出来了。后来到台湾去，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还有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是在船上认识的，聊天时冰心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问冰心：“你学什么。”她说：“我学文学的。”他说：“我学文学批评的。”他和吴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华的同学。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有很多活动。后来他到台湾去以后，不知道谁传说，说冰心死了，他非常伤心，写了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很道歉，说：“我听说你死了，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很不应该。”冰心说：“不对，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别人是怎么样纪念他。”她说，“我现在知道，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我很高兴。”
在北碚的时候，梁实秋和老舍都在编译馆，老舍就住在我们家东边。现在都开辟成立梁实秋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我爸爸担任翻译英文的编辑委员会的主任，老舍晚上经常上我们家去，闲着没事儿有时候打麻将、聊天。后来开文艺晚会的时候，他们俩说相声，两人都一口北京话。说相声有一个习惯，一人拿一把扇子，作为一个道具，有时候说到哪儿，敲一下，引得大家都笑。我爸说：“咱俩拿这个扇子可以当道具，你不要敲我脑袋，你不要打我。”老舍说：“我不打你。”但是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一敲他，他就躲，我爸爸戴一个大眼镜，正好扇子就把眼镜给打下来。我爸爸穿着长袍马褂说相声，赶紧拿衣裳一兜，就把眼镜兜住了，眼镜没有掉地上，省得摔碎。但是底下就哄堂大笑，人家以为就是导演给他们做的滑稽的动作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临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很多记者都拿这个作为一个趣闻。
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推荐梁实秋，梁实秋说我不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说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人家说那你推荐一个，谁行呢？他说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一问，老舍死了，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荐不出来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后，我上美国探亲，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给我写了“健康是福”四个大字。胡絜青是书法家也是画家，我给父亲拿过去，父亲心里特别感触。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与徐志摩、青岛大学的校长、《新月》杂志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后来我父亲到台湾去了，跟这些人联系少了。像季羡林就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季羡林在犹豫学什么好呢，学东方语文学系是少数，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学。我父亲说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好，越少数越好，全中国就你一个人会。季羡林就在东方语文学系学少数语种，后来他当然推广了，他学了很多国的文字，所以季羡林对我父亲是很尊重的。在学术上我父亲也非常器重（季羡林），那时候他还年轻，觉得他将来特别有出息。
中国人
我是学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学，所以有时候人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不怎么谈文学的事情，因为不懂，胡说八道让人笑话，但是耳濡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对于文学，他不希望有什么束缚，他说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就得起承转合，做诗平平仄仄，就得押韵，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么，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因为每一种科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也好都有流派，你说张大千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画好，那就不好比。文学上也有各种流派，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谈到鲁迅的事情，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跟我父亲关系很好的，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照了相片给我。现在台湾和大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求同存异了，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再过五百年或者五千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
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
梁实秋虽然是搞文学的，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从我们家里来说，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后院有一个井，我奶奶常年老设一个祭台，摆上水果，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阵亡将士，我们都去磕头。那时候行礼，不是鞠躬就是磕头。我父亲他对于中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所以对于说吃也好，北京一些玩的东西也好，过年的风俗习惯也好，都好些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头，其实这么大岁数了，还想吃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罢了。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蔷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二十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一九八二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一九〇三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十四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一九二三年八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六十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一九四六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峻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一九二四年秋，父亲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扑哧扑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四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一九二五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演出。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他还亲自演戏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待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一九三〇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一九三三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一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一九九九年我特地到青岛，回到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六年之久。
一九四四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十一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一九四八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十六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他物。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说他知道父亲给我写的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三十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台湾、美国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编者注：梁实秋的本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一九八七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一九八一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三十三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一九八六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骐
父亲学了一辈子英文，教了一辈子英文。晚年尚编写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十四岁入清华读书八年，留美三年，退休后又居七八年。似乎应该西化颇深。其实不然，父亲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父亲身上，似乎获得成功。
祖父是前清秀才，家境优裕，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祖母育子女十二人，二夭折。存五子五女。父亲是次子，但长子早逝，所以在家庭中实际是长子，最为祖父钟爱。旧式瓦房的三间东厢房，是祖父的书房。设一床，午睡。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此书房是个森严的地方，孩子是不准进去玩的。就是叔叔姑姑们长大，仍是不进这书房的，父亲是唯一的例外。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我四五岁。我记得父亲老是坐在祖父书房里，不知谈些什么。
父亲并不治小学，祖父的那些书，我想父亲也未曾读过。但书的存在，即是一种教育。父亲小时候上公立小学，然而祖父仍延请了一位周老师来家做塾师，授古文。我七八岁时，在父亲书房里曾发现过父亲小时候的作文簿，之乎者也，我看不懂。父亲考清华时，先初试入围，然后由一个督军之类的大官堂试。一列小孩，长衫飘飘，由马弁引领，鱼贯登堂，设几做文。父亲因有塾学根底，以首卷高第。所以，清华虽是洋学堂，以英语教育为主，父亲却是先有了塾学熏陶。幼年的灌注，对于他一生的治学、立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父亲晚年，倒是穿西装。而教书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窃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京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如雨下，讲到惨怛处，这女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父亲年轻时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三十岁之后才晓得用功。其实这还不算很迟。苏老泉也是二十七岁才用功念书的。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固然今之国中生类多能之，上学之外，补习班、家教，双管齐下。而在父亲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照我的观察，父亲的用功，也还未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种程度。到了晚年，知来日之无多，才如饥似渴地猛读起来。像《二十四史》这样的重磅巨著，也通读无遗。
总的来说，父亲虽然数十年手不释编，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广泛。也许习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吧。父亲喜欢书画。中国的历代书法家，他最推崇右军，常常叹息：“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父亲写过不少条幅，中年以前写稿写信都是用毛笔，晚年才改用钢笔、圆珠笔。大概是比较省事省力吧。也画过一些梅花、山水。但过了中年就不再画了。也治过印。镌刻的章，皆放在北平家中，乱湮烟灭无存矣。至于博弈，亦是父亲所好。抗战时期，在四川北碚，家中常有竹战。但他从不出去打牌。文人之耽于麻将者，恐怕梁任公当推第一人。据说任公主编报纸，许多社论即是任公在牌桌上口授笔录而来。父亲之耽麻将远不至此。家中的另一种战争是围棋。棋客入室，不遑寒暄，即狂杀起来。他们下的那种棋，日本谓之“囲碁”。落子如飞，如骤雨，如爆豆，速度既快，盘数遂多。输的红了眼，赢的吃开了胃。在恨恨声、惊呼声、抗议声、嘻嘻的笑声、喃喃的自语声、哀叹呻吟声中，在桐油灯的暗弱光线下，不知东方之既白。父亲的兴趣不限于亲炙，壁上观也同样盎然不倦。几位感情特别丰富的棋客，父亲最爱观赏。北碚时代过去，博弈之事遂告浸绝。
父亲爱看体育竞技。但体育运动是父亲之所短。在清华读书时，马约翰先生主管体育，督导甚严。父亲的游泳课不及格。补考，横渡游泳池即可。据父亲说，砰然一声落水，头几下是扑腾，紧跟着就喝水，最后是在池底爬，几乎淹死。老师把他捞起来，只好给他及格。父亲玩过的球类运动，有乒乓球、棒球两种。我见过父亲打乒乓球，彼时腹围已可观，手握横拍立定不动，专等球来找他。打棒球，我未及见。但直至辞世，父亲对棒球情有独钟。每逢电视有棒球赛，父亲必是热心观众。
父亲写过谈吃数十文。在吃的方面，父亲无疑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自罹患消渴后，禁糖。他本非特嗜甜食，但是物以稀为贵，此刻甜点、巧克力、汽水、较甜的水果，乃至放了糖的菜肴，一齐变成了伊甸园中的美味苹果，越不准吃越想吃。此上帝之所不能禁也，纵然不能公然大嚼，私下小尝实所多有。每以此发病，赖有特效药耳。戒烟酒，则是父亲的胜利战例。烟量原是每日两包，戛然而止。酒量是两瓶白干，后来则只饮啤酒小盅。茶，父亲本也喝得很考究，晚年则很少喝茶，喝也极淡。
父亲不信鬼神。但于佛教颇有兴趣。在广州中山大学时，外文系主任（林xx）笃奉密宗，常在家中设坛行法。画符、诵咒、灌顶等皆不必说，最奇的是“开顶”。据说人死之后，灵魂困于脑股之内，无由飞升，乃至沦陷。欲免此厄，须诚心下跪，由法师念咒，以青草一根，插进头顶二寸，开一小孔，谓之“开顶”。如此一旦涅槃，魂灵儿就由那小孔一溜烟飞进天堂，绝无困滞。父亲常去观法，也借佛经回来看，唯有“开顶”，父亲不干。父亲之好佛，端在佛典中哲理部分，不及其他。
父亲之晚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切都淡薄了，一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往日，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父亲逝世后，台视李惠惠女士打电话来：“几次要去访问令尊，都被令尊拒绝了，所以至今还不知道令尊家在何处。现在令尊已经去世，是否可去令尊家访问了呢？”这一次的访问，终于实现。父亲已不复能拒绝。父亲在赠琦君女士的金缕曲结尾云“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这正是他晚年之心声。
父亲的最后几分钟，乃以缺氧致死。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索笔，手颤不能卒书，先后写了五次，要更多的氧。此是父亲握管八十年的最后绝笔。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心诊所主治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但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五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父亲死了。一去不返！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