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洋務的再度推動
一、慈禧繼續當政
慈禧嚴刻寡情，對同治甚少假以詞色，動輒呵斥，使其唯命是從。同治頗有小慧，性好嬉戲，母子之間遂生隔閡。一八七二年，同治年十七歲，舉行大婚，次年二月親政，慈禧驟感寂寞。復以不喜她的兒媳皇后，同治夫婦生活受到干涉，鬱鬱不樂，左右嬖倖乘機媚誘，微服出入市廛，涉足酒肆青樓。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同治為逢迎慈禧，博其歡心，宣布重修圓明園。以西北軍事需餉孔殷，大婚用費已近二千萬兩，府庫支絀，言官奏請從緩，恭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等同以為言。同治不許，並以察看園工為名，一再出宮。
一八七四年七月，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等相繼上疏，或勸讀書、勤政，或請節用、愛人，或言焚毀圓明園之人尚在，“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為？”凡此皆非同治所願聞。
時中日交涉正急，恭親王等聯名規諫，列舉六事：一曰洋人盤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滋擾台灣，恐生不測，應加倍修省；二曰每日按時召對臣工，務崇儉樸；三曰傳聞時與太監等演唱，且數至圓明園觀遊，言動不可不慎；四曰摺奏往往留中不發，將開拒諫之風；五曰內廷用款浩繁，圓明園往事，言之痛心，何忍復至其地？即以工程而論，非一二千萬兩不辦，又何從得此巨款？應即停止；六曰學問必須講求，每日仍至書房，既可收斂身心，又可通達治理。以上所陳，無異訓誡，同治因羞成怒，責恭親王離間母子，把持政事。恭親王反覆指論，不為稍讓。同治指其朋比脅制，謀為不軌，予以革職貶爵的嚴重處分，並擬盡黜進諫的王大臣。事為慈禧所聞，第二日（九月十一日）悉行賞還，命停園工，謂恭親王輔政以來，不無勞勳。最大原因，仍與一八六一年同，一是恐王大臣寒心，二是對外仍需要恭親王肆應，特別是目前的日本問題。她雖亦不滿恭親王，惟尚無人可以取代。
同治素來孱羸，近年復耽於冶遊，染上了惡疾。這幕政治風暴平息不久，同治即病，對外說是天花。慈禧藉口同治不能躬親裁決摺奏，仍須由她與慈安權為披覽辦理。十二月十八日，二次垂簾。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卒，無後，慈禧以醇親王之子，同治的從弟，年甫四齡的載湉承繼咸豐為子，並為嗣皇帝，年號光緒。表面的理由是“幼者乃可教育”，真正用意則在繼續執政，何況醇親王福晉又是她的胞妹，不惟親近，亦易控馭。醇親王懼遭慈禧之忌，自行引退。同治皇后亦知為慈禧不容，今生難見天日，只好自裁。
二、海軍初建與陸師訓練
阿思本兵輪為中國建立海軍的嘗試，結果完全失敗。左宗棠之主張自造輪船，主要目的為整理水師，此為福州船廠的中心使命，亦為江南製造局的任務之一。截至一八七四年，除廣東自國外購置的小型兵輪七艘、福州購置的二艘外，共有輪船十九艘，約二萬二千噸，成本高、機器舊，不僅無法與歐、美相比，亦不及後起的日本，因之對於台灣事件，不得不委屈言和。事後恭親王痛陳以往自強新政之毫無實際，對於小國日本已備禦無策，倘西洋各國一朝猝發，弭救更無所憑。目前所最不宜緩者，惟防日本為亟。日人習慣食言，不能保其必無後患，至時雖欲將就，亦恐不能。李鴻章早已說過日禍之可慮。今則“其勢日張，其志不小”，其所恃以侵凌中國者，為其新式兵船。文祥亦謂日本“新習西洋兵法，僅購有鐵甲二隻，竟敢藉端發難，（我）若再因循洩沓，而不急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應趕緊購買鐵甲船、砲船及應用軍械等件，無論如何為難，務須設法辦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詔命李鴻章籌款購置。
一八七五年四月，總署採赫德之議，集中購船，統一指揮，先向英國訂砲船四艘。五月，授沈葆楨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與李分別管辦南、北洋海防，此為中國興治新式海軍的肇始。一八七六年，四砲船由英國軍官率領相繼到華，最為新式，李鴻章極感滿意。一八七八年，囑赫德續購快船（巡洋艦）、砲船各兩艘【註※】。
※註：此四砲船為“龍驤”、“虎威”、“飛艇”、“策電”，即Alpha ，Beta，Gamma，Delta，前兩船排水量各三百三十噸，後兩船各四百四十噸，均係駐英海關稅務司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經購，阿姆斯壯鐵廠（Armstrong and Co.）承造，經費出自關稅。續購兩快船為“超勇”、“揚威”，兩砲船為“鎮邊”、“鎮中”，一八八一年到華。
一八七九年，因日本併吞琉球，情形叵測，命李與沈葆楨購鐵甲船、水雷。赫德條陳設海防衙門，自任海軍總查，五年即可有成。用意之一，是怕中國海軍落入德、美人之手。李、沈均持不可。南洋在英定製的四砲船到後【註：四砲船為“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亦歸北洋差遣。復從李之請，添購快船。不久沈葆楨卒，詔命今後購船事宜，統由李經理，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註：派曾在法國學習政法的馬建忠主持】。一八八○年，伊犁及琉球問題轉急，李改向德國訂購鐵甲船二艘，穹甲船一艘，即“定遠”、“鎮遠”、“濟遠”，由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經辦，以免赫德包攬。一八八一年，派丁汝昌為北洋海軍統領。翌年，北洋又向德國訂購魚雷艇四艘；一八八三年南洋向德國訂購巡洋艦二艘；一八八二及一八八四年，廣東向德國訂購雷艇十一艘。至於軍港的經營，李首建船塢於大沽，設魚雷營、屯煤所於旅順。
海軍人才與船艦同等重要。船艦的來源分自製與購置兩途，李鴻章側重購置，對於福州船廠雖仍支持，江南製造局的造船業務則幾同停頓。人才來源，亦分自行訓練與國外訓練。日本鐵甲船未到前，中日海軍的裝備在伯仲之間，中國自製的揚武船，性能在日本之上。中國之不及日本的為日本軍官多受歐洲教育，訓練、編制已經現代化，西人認為如中日發生戰爭，勝利可能屬於日本。最早主張海軍學生出洋留學的為沈葆楨，台灣事件結束，即派學生五人，隨日意格赴歐洲遊歷。一八七六年正式遴選十二名赴英，學習駕駛，十四名赴法，學習製造（另有藝徒七名），四名學習礦冶，二名學習律例。一八八一年續派十名。李鴻章負有海軍總責，福州船政學堂不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一八八○年，別立水師學堂於天津，以第一批留英學生嚴宗光（復）為總教習，次年於大沽設水雷學堂。
購船之始，以海軍官生的歷練學藝不足，不得不借才異域。一八七九年，英國海軍大佐琅威理（William M. Lang）率領中國第二次在英所置兵船來華，李鴻章已有意留用。琅威理曾參與阿思本艦隊，不願聽命於李，希望諸事透過赫德，為李所拒。翌年，改延英人葛雷森（Cloyson）等三人為教習。美、德、法皆欲插足中國海軍，赫德再薦琅威理，李請駐英公使曾紀澤與洽。一八八二年十一月，琅威理受任北洋海軍總查，職司訓練，勤於任事，為海軍官弁所敬憚，軍容頓為整肅。統領丁汝昌出身淮軍騎兵，雖曾管帶長江師船，而於近代海軍所知甚少，一唯琅威理之言是從。
建設海軍需要巨額經費，初定南、北洋每年共四百萬兩，實得僅半數。一八七七年，復以山西、河南大饑，詔命借撥海防經費，以應賑恤之急。一八七八年，又有人主以全部海防經費充作京餉，最少被提用七十餘萬兩。翌年，李鴻章請撥足用款，僅解到四十餘萬。
截至一八八四年，統計北洋擁有兵船十四艘，八艘為購置，餘為自造；南洋十七艘，六艘為購置，餘為自造；福建十一艘，二艘為購置，餘為自造；廣東僅有雷艇，全為購置。此四支艦隊，不相統轄，而且速率不一、槍砲不一、編制不一。
陸師的改革先於海軍的興治。天津英軍尚未撤退之時，英國提督士迪佛立，曾代練京兵及津、沽防兵六百人。繼復於八旗漢軍中挑選三百六十名，一併交英人教練。為保衛上海，一八六二年士迪佛立及英海軍提督何伯又請撥兵三千代練，李鴻章予以半數。另以六百人撥交法人。其後廣州、福州相繼仿行，以英、法競爭，由兩國分任，可見內幕之不單純。
淮軍為最早用西法訓練而有成效的部隊。李鴻章之不願將華兵交洋將代練，是怕權力旁落，不受中國調遣，因募洋將教練，使居於客位。及李任直隸總督，主將現有兵勇選汰，一律改用洋槍、洋操。中樞雖未採行，然已命劃一訓練。英、俄、法對華各有企圖，英人已參與海軍，李不欲其過問陸軍。他認為德國近年軍政修明，與中國無邊界毗連，又無傳教與販賣鴉片之事，極應聯絡，以助軍謀。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大事活動，因於一八七三年，聘德軍官李勱協（Lehmayer）為教習。一八七六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學習，回國後，任親兵教練，由德璀琳之婿漢訥根（Canstantin von Hannaken）督率。德璀琳是德國在中國的赫德，漢訥根在北洋陸軍的地位，有如琅威理之於北洋海軍。中法戰爭時，李續僱德國軍官多人。一八八五年，設天津武備學堂，選淮軍弁目肄業，學成後分發各軍，擔任教官，但非統兵官。
三、富強兼顧的企業︱︱輪船招商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自強運動第一期，舉辦的新政，限於官辦的製炮造船，認為這是自強的捷徑。但是需款頗巨，有出無入。不易作無止境的挹注，何況軍事工業與其他企業息息相關，彼此必須配合。其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華的經濟勢力，日益膨脹，利源多為所奪，長此滋蔓，國計民生，勢將俱敝，沿海長江的交通運輸受害尤烈。為了挽救此兩大危機，必須別闢蹊徑，利用民力。民與官積不相信，向不樂與官交涉。縱令有人情願，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後是民間出資經營，政府總其大綱，扶持監督，“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即所謂官督商辦。此為七十、八十年代，即自強運動第二期對於各種企業所採取的中心政策，首先見諸實施的為輪船招商局的開辦。
五口通商之後，以香港為中心的英國輪船，往來上海、南洋，中國舊式船運幾全失其利。及東北、華北、長江開港，外國輪船愈增，航行的地區愈廣。過去以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的輪船為主，一八六二年後，又有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Co.）的上海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專載沿海及長江客貨。是後數年，英國的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正輪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北清輪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太古輪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或Butterfield and Swire Co.）相繼成立。寶順洋行（Dent and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Co.）亦均營輪船業務。加之進口洋貨有特別優待，關卡於洋船不敢過問。華商與合夥貿易之船，由洋商報關，華商自行貿易之船，亦多托洋商代報。各口生意，洋商佔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計壅阻，國家稅餉尤損失不貲。
另一嚴重問題為漕運。漕運積弊已深，官吏節節侵漁，運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費亦鉅。一八二五年，試僱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運，然載重不大，運腳過昂。一八六四年丁日昌曾請由華商置買輪船。兩年後，左宗棠復力陳輪船之利，無事時可用之轉漕，有事時可用之運兵運糧，並強調外國輪運，對於中國南北經濟的傷害。“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資本，寖至歇其舊業。……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唯一辦法為自備輪船。
三十年來富而多金的洋行買辦投資於英、美輪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為領導，給以利便，大可冀其轉而相就。江南製造局總辦馮焌光謂“欲弱西國，必自富中國始；欲富中國，必自暗抑洋貨，流通土貨始”；如準商辦輪船兼運漕糧，縱客貨未能充裕，亦可藉資彌補。李鴻章深表贊同，認為華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幹之員出而擔當，復有專門生意（漕運），自不至為洋商傾奪。一八七三年一月，遂正式成立“輪船招商局”。總辦為曾任怡和洋行總買辦十餘年、負責輪運業務的唐廷樞，會辦為曾任寶順洋行總買辦十餘年的徐潤，均稱得起“熟悉生意，殷實能幹”之人【註：唐廷樞、徐潤均兼營錢莊，唐又曾兼公正、北清輪船公司董事】。另一會辦為李的親信盛宣懷。初擬招商股百萬兩，實收約半數，官方墊付約二百萬兩，分年於漕米等物運價內抵還。
招商局初僅有輪船三艘，一八七六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紛紛跌價，招商局不得不隨之削減。因為獨佔漕運，有固定收入，尚可與之周旋。旗昌輪船多往來天津、煙台，因無法競爭，翌年將所有輪船、碼頭、棧房售與招商局。怡和、太古仍一意傾擠，招商局的近海業務，尚可勉強支持，遠洋則無法抗衡，不得不與兩公司妥協。一八七八年，與訂“齊價合同”，劃一運價，分配貨源噸數。華商顧全大局，貨物多交招商局承運，招商局的業務，不亞於洋公司的全部。一八九○年“齊價合同”滿期，怡和、太古不肯續訂，雙方又開始角逐三年。招商局賴政府協助，華商有愛國熱忱，仍有盈餘，但船數與噸位的發展，已落兩公司之後，中日戰後，處境更為艱難。
四、煤礦、鐵路、電線
第二個官督商辦的企業，為開平煤礦。六十年代初期，外人屢以開採煤礦為請，希望輪船用煤，就近取給，不必自歐洲轉運。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以煤為日用之物，又為機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贊同借外國挖掘之器，為中國永久之利。議辦輪船招商局之年，馮焌光已論到進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機器開採，洋煤可不阻自絕。李鴻章亦說“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閩、滬各廠所需外洋煤鐵極夥，……設有閉關絕市之時，不但各廠廢工坐困，即已成輪船，無煤則寸步不行”。如“採鍊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惟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之計，殊有關係”，所以輪船招商局的章程中，有招商開採煤斤一款。
一八七四年，籌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認為開礦為富強要圖。一八七六年，李鴻章命盛宣懷開採湖北廣濟、興國之礦，唐廷樞調查直隸開平之礦，後者蘊藏甚富，決定設局招商。因熔鐵爐需款過巨，技術上復有困難，鐵的需要又不如煤的迫切，決專採煤礦。一八七八年，設開平礦務局，總辦即唐廷樞，工程師為英人柏愛特（RR Burnett）、金達（CW Kinder）。開辦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噸，除分供各廠、局及中外輪船之用外，兼可顧民用。李十分滿意，謂“從此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製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於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洩，富強之基，以為嚆矢”。約在同一時期，各省興辦的煤礦，在十處以上，大都為官督商辦，而以台灣基隆、安徽池州、直隸門頭溝、臨城、山東嶧縣、江蘇徐州利國驛，較具規模。
輪船招商局的成立，為促成興辦開平煤礦的近因，開平煤礦又促成了鐵路經營。英人對於中國鐵路最為熱心，一八六二年，曾要求修建廣東至江西鐵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蘇州一線，蘇撫李鴻章認為必有主謀，此事果屬有利，應由中國自辦。一八六四年，英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斯梯芬生（M. Stephenson）東來，代中國擬訂了一個築路計劃，自漢口西經川、滇至緬甸、印度，東至上海，南至廣州，再自上海至寧波、福州，另一線自鎮江北至天津、北京，實有經濟、政治兩種企圖。英使阿禮國勸總署採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籌議修約時，除了李鴻章外，各省當局幾無人贊成修建鐵路。
一八七五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湘滬鐵路，翌年完成一段，開始行車，轢斃一名華人，引起騷動，結果由中國贖回拆除。中國第一條完成而繼續發展的鐵路為開平運煤鐵路。一八七六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築台灣鐵路計劃，獲得批准【註：因經費無著未成】，唐廷樞乘時請李鴻章築開平地區鐵路。李雖首肯，但在湘滬鐵路即將拆毀的情形下，仍有顧慮。一八八○年，唐變更辦法，改由天津附近的蘆台向東至胥各莊，挑一運河，再由胥各莊接快車路，直達礦所。快車道為鐵路的別稱，礦所即唐山，長十八英里。路成後，初用騾馬拖車，一八八一年始駛行機車，工程師為金達。
唐胥鐵路修建之時，伊犁、琉球問題緊急，淮軍宿將劉銘傳稱，中國欲圖自強，機括在急造鐵路，建議以北京為中心，分向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興建四線。反對者謂鐵路為害有三：一為洋人從旁覬覦，藉端要求；二為礙田、廬、墳墓、橋樑；三為奪輪船招商局之利。李鴻章雖力言有利無害，亦承認風氣未開，籌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頗多，大舉修造尚非其時。
列強對於中國應辦的新事業，幾無一不虎視眈眈，而以電線為最早。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九年間，俄、英、法、美屢以為請不遂，但丹麥大北電線公司已於一八七一年自設香港至上海海線。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奏准安設福州、廈門、台灣電線，由大北公司承辦，先辦陸線，以居民阻止而中止。一八七九年，李鴻章於大沽、天津試行，用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遂於一八八○年，請籌辦津滬之線，設立天津電報學堂，謂用兵以神速為貴，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的抗議。一八八一年，津滬通報，設電報總局，官督商辦，已非專為軍事，負責人為盛宣懷。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上海至漢口，天津至北京、山海關、旅順，廣州至廣西龍州各線，一律竣工。其後愈擴愈廣，各省及西北、西南邊區諸線，陸續完成。
五、駐外使館的設置
有約國家，公使長期駐紮北京已十五年，中國迄未派人駐紮有約國家。斌椿出洋是觀光性質，蒲安臣奉使是臨時性質，崇厚赴法係為謝罪。中英滇案發生，英使要求條件之一為中國須派大員赴英國通好謝罪。謝罪只是一時的，通好應是長期的。清廷從恭親王、李鴻章之請，命夙曉外情的前署廣東巡撫郭嵩燾，以侍郎候補授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即駐英公使。時人多視出使外國為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並請將出使著為定例。
一八七六年，郭抵倫敦。他認為出使外洋，固當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則須以理求勝，無所屈撓；尤當“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為利弊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則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西洋立國，本末兼資，……正宜推考其情勢。”英人對於他的風采，深致好評。不久又兼使法國，他的高尚爾雅風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屢次致書李鴻章、沈葆楨，盛言西洋氣象日新，學校規模整肅，討論精詳，一皆致之實用，凡百取成於學。四十年來，中國之不知洋務，由於不學。復將來英途中聞見觀感，撰為日記，稱頌西洋政教修明，中國如能知其本末，應付得宜，即可致富強，否則必被其禍；並斥宋、明諸儒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鴟張虛惘。國內的議論對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議益為沸騰。編修何金壽劾他“有二心於英國”，他的至好王闓運說他“已中洋毒”，一向欽佩他的李慈銘責他“不知是何肺肝”。他的副使劉錫鴻內結軍機大臣李鴻藻，蓄意構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一八七九年召回，繼任人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郭離英之前，英國朝野皆惜，說他到任以來，不亢不卑，進退合度，遇事用心，見識宏遠，對於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無私之心，逕告國內，知無不言，不愧國使。返國之後，英人仍懷念不置，說他鎮定持重，與外國處無損其影響與威儀，對中國政府確已盡職；說中西情勢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僅為中國得人慶，外國亦將受益。但是他不僅未獲重用，且不敢入京。
中英關係最為煩劇，中美關係素稱友善，在美華僑獨多，又有留美學生，所以第二個使館設於華盛頓。首任正、副使為前留學生監督陳蘭彬、容閎，第二任起，不置副使。直至清末，被授為出使大臣的盡屬粵籍，此或為便於照料華僑。新近使中國感受極大威脅的為近鄰日本，所以第三個使館設於東京，首任正、副使為何如璋、張斯桂，第二任起亦不置副使。這時德國已成了歐洲大陸一等強國，中、德修約交涉方急，李鴻章又在積極仿行德國軍制，採購德國軍械，所以第四個使館設於柏林，首任使臣為劉錫鴻，甫一年，改以出身江南製造局、時任留學英、法海軍學生監督的李鳳苞繼任。俄國是中國設置使館的第五個國家，近因為伊犁問題，人選為前已說及的崇厚。法國因地理關係，由駐英使臣郭嵩燾、曾紀澤相繼兼任。曾紀澤為改議伊犁條約，復兼使俄國，一八八七年，仍改為專設。一八九五年法國亦改為專設。駐美使臣為華工問題，初兼使西班牙、秘魯，最後免兼西班牙，改兼墨西哥、古巴。其他義、奧、荷、比，大都由駐俄、駐德、駐英使臣兼任，二十世紀初年，相繼改為專任。總署規定出使大臣須將各國虛實及大小事件撰為日記，按月匯報，並須翻譯外洋書籍、報紙，隨時諮呈。用意未嘗不善，久則漸成具文，以目前所能看到的日記而論，確有所見的，殊不多靚。
第二節 中法戰爭與西南危機
一、法侵北圻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可說是中國四境多事的十年，除了俄據伊犁，日犯台灣、兼併琉球、進圖朝鮮，英國窺伺雲南、逼訂煙台條約外，法國亦加緊對越南侵略，卒至演成近代中國第三次的對外戰爭，其嚴重性遠過於俄、日、英在此一時期所加諸中國的威脅。
自西元前二世紀以降的一千一百年間，越南始終為中國的郡縣，此後為中國的屬邦，其間（十五世紀初）又一度成為明的郡縣，文化制度，完全華化。法人之來越南南部（南圻）傳教通商，始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中期，法人在印度的勢力為英人摧毀，謀取償於越南。時越南南北對峙，黎氏據河內（東京），阮氏據順化。一七七七年，另一阮氏（新阮）奪取順化，繼有河內。順化阮氏（舊阮）透過法國教士，乞援於法。法允以武力助其復國，而以割地及許法人往來居住，獨佔商務為條件。一八○二年順化阮氏王朝再興，統有全部越南，並未得法國實際的援助，仍臣屬中國。
法國革命後，對越南的經營復趨積極，越南態度改變，雙方關係惡化。一八五八年拿破崙三世一面追隨英國與中國開戰，一面聯合西班牙，向越南壓迫，先後佔領西貢等城。一八六二年越南乞和，允割地賠款，北圻開港，湄公河通航。其後越南謀收回失地不成，南圻反全為法有，時為一八六七年。
法人經營越南的進一步企圖為打開中國西南的陸上門戶。一八六六至一八六八年間，法人安鄴（Francis Garnier）率探測隊由西貢溯湄公河北上，深入雲南、四川，知道湄公河不適於航行，滇、越交通孔道實為紅江（富良江），法人的注意力遂移至北圻。法國商人涂普義一心自上海至雲南販賣軍火，巡撫岑毓英、提督馬如龍許其往來紅江。一八七二年涂普義得西貢法總督之助，強行通過河內，取道紅江，直駛雲南，再滿載銅錫而去。涂普義為圖長期利益，擬運越鹽入滇。鹽為越南政府一大收入，自所不許。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西貢法總督派安鄴率軍北來，襲奪河內，連陷附近各城，勾結盤踞桂越邊境河陽的“黃旗軍”，大事滋擾。越南亦召與黃旗軍素不相能的“黑旗軍”來援。黑旗軍為廣西天地會的餘黨，由劉永福統率，據有紅江上游保勝，恃耕牧、私販及徵收過往船隻稅捐為生，深惡涂普義，率部疾趨河內，大敗法軍，陣斃安鄴。
時距普法戰爭不過三年，法國元氣未復，河內法軍一時非黑旗軍之敵。如繼續用兵，勢將引起與中國的衝突，因於軍事失利後，出以外交應付。一八七四年，先與越南協議，允退出河內。旋訂“西貢條約”（法越和平同盟條約），承認越南為獨立國，代弭外患內亂，開河內等處為通商口岸，法船可航駛紅江，以越南為保護國。不僅否定中越關係，並決心進向雲南。
中國對法人在越南的行動，似不甚了了，未加注意。及涂普義強航紅江爭執發生，廣西巡撫劉長佑主助越南平亂，北京但令派兵警戒越邊。安鄴奪據河內，劉長佑聲明華軍僅為堵剿越境各匪，與法兵絕不相干，亦即不過問法、越之事。一八七五年，中、英滇案方急，法使乘機將西貢條約通知總署，要求華軍不得進入越境，開雲南一處為通商門岸。總署答以“越南自昔為中國藩屬”，中國派兵乃應越南國王之請，隱含否認法越條約之意，並拒雲南通商。法方將“自昔”二字譯為“昔”字，曲解為中國自行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中國為履行對藩屬義務，扶助越南振復，派軍赴援，剿平黃旗軍。越南亦虔修屬邦之禮。一八七九年，已革廣西總兵李揚才叛變，侵入北圻，越南乞援，中國再度為之定亂，越南貢使復一再前來。
法國對於越南之向中國入貢乞援，及中國之代越平亂，大為不懌。一八八○年一月，法外長雖向中國公使曾紀澤否認對越有任何企圖，中法不至發生衝突，但暗中則準備出兵北圻。德國頗望將法國的注意力轉移於遠東，表示不反對法國在越南的擴張。不久，醉心於殖民主義的茹費禮（Jules FC Ferry）任法國總理，對越政策強硬。十一月曾紀澤質問法外部曾否發兵越南，重申越南為中國屬邦。法外部覆以法、越關係，已由西貢條約規定，法有維持越南和平治安之責。並令駐在北京之法使，不承認中國在越南的宗主權。欲先有越南，再圖雲南，其伎倆一如日本之對朝鮮。
伊犁條約改訂後，中國聲威增高。一八八一年，曾紀澤一再警告法國，不得妨礙中國在越南權利，否認法越條約，中國有保護越南決心。法方謂總署對西貢條約並無異議，法對越有自由處置之權，中越完屬關係為過去之事。曾紀澤請總署加撥兵船南下，使法有所顧慮。恭親王、李鴻章均不以為然，只求法國不兼併北圻，並無定要不承認西貢條約之意。一八八二年四月，法軍二次奪佔河內。曾紀澤立即抗議，申述中國有過問越事之權，措詞十分犀利，法方延宕七十餘日，謂越事已由法使與總署商妥。
二、中法談判
以“清流黨”為中堅的輿論，對外素主強硬，至是更趨激昂。伊犁的收回，自亦有關係。侍講學士陳寶琛、張佩綸，山西巡撫張之洞（一八三七至一九○九），力主存越固邊，大集水陸各師，必要時立劉永福為越南國王，派李鴻章或左宗棠赴越督辦。原較持重的恭親王亦謂法若盡佔北圻，後患將無窮期：“環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國，相逼而處者不只一越南，此不特邊疆之患，抑亦大局之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同請及時部署，聯絡劉永福。詔如所議，用意只在對法嚇阻，並不欲開釁。
法國的越南政策為不使中國干預。巴黎談判不協，改由駐華公使寶海（FA Bourée）與總署交涉。此時因援韓成功，各方意氣方盛，但以韓、越問題同起，不能不審慎將事。寶海質詢總署，華軍是否前進；抑或後撤。總署僅云，華軍係會剿土匪，目前未議前進，亦不能遽撤。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寶海與李鴻章會於天津，主彼此不提宗主權或保護權，專議邊界與商務，惟中國應先撤兵，以免不必要的衝突，李認為可行。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草約商就，十二月二十日簽訂備忘錄，中國撤回北圻駐軍，法不侵佔越地，亦不損礙越南主權，定雲南保勝為口岸，驅逐匪徒，於滇、桂、紅江之間劃界，北歸中國巡查保護，南歸法國。此為中法關於越南的第一次協議。
兩個月後，法國政局變動，茹費禮二次組閣，不滿李、寶草約，將寶海撤任。滇、桂督撫亦指摘草約種種不當。法國既然變議，北京令滇、桂軍停止後撤，派李鴻章往廣東督辦越事，左宗棠籌劃江南防務。劉永福得雲貴總督岑毓英的支援，及萬里請纓的吏部主事唐景崧的激勵，二次進至河內附近。一八八三年五月，再度獲捷，斃法國大佐李威利（H. Riviére）。六月，法援兵反攻，滇軍假黑旗軍旗號截擊，中法戰爭已實際開始。八月，另支法軍進攻順化，迫越南政府簽訂順化條約，越南正式受法國保護，北圻由法官管理，紅江由法軍駐守。九月，黑旗軍、越南軍俱敗，潰退山西，滇軍亦向後撤。
法國一面進兵，一面派駐日本公使德理固（A. Tricou）為來華特使，繼續談判，並偵察中國備戰實情。李鴻章之被遣赴粵，或係主戰派迫他走向同一道路。李謂法人志在通商紅江，非欲吞併全越，中國“稍一進兵，勢必惹禍上身”。六月，他與德理固在上海相見。德理固故示驕蹇，聲言決對越用兵，即與中國開戰，亦所不惜，要求保證不再管越事。李接曾紀澤電，如讓法得手，則有進無止，主持之以嚴，或竟不理，遂斷然拒絕。德理固的態度果然轉趨緩和，謂法無併北圻之意，僅欲驅逐黑旗軍，通商雲南，中國如不阻撓，法亦不犯中國邊境，中法劃分疆界。李早認黑旗軍為中國之累，中國海防絕不可恃，對於德理固的方案大致同意。
李、寶協議無效，曾紀澤再與法外長沙美拉庫（Challeme-Lecour）商談，沙美拉庫否認越南為中國屬邦。曾紀澤以法國議論未定，且與英、德不睦，力主備戰，暗助越軍及黑旗軍，最後不妨歸之於各國通商紅江，中、法分有北圻。萬一法方不肯，即堅持續戰，與之長期周旋，法國實不易如願。沙美拉庫促中國撤兵，曾紀澤要求法越停戰，黑旗軍歸中國處理，法國承認中越關係，不再兼併越北，俟法軍退出北圻，再商紅江下游開放。沙美拉庫拒絕討論，但不欲決裂。及黑旗軍戰敗，沙美拉庫又建議劃接近廣西之地為中立區，主將中立區移至紅江流域，彼此條件距離甚遠。
時德理固挾法軍戰勝黑旗軍及越軍之威，北來天津，向李鴻章提議，由北圻海岸至滇邊劃一直線，線以北定為中立區，李堅持中、法以河內為分界起點。總署聲明，法軍如侵入華軍防地，惟有開仗。德理固警告李鴻章法有保護越南全責，俟法兵到齊，即將北圻境內持有武器者一律掃清，不論是否華軍，均以匪論，遂無法續商。
中國內外當局對於越事，皆不願用兵，主和的恭親王、李鴻章如此，被視為主戰派的曾紀澤同樣希望和平解決，出兵北圻只在防禦，使法國知難而退，適可而止。朝鮮多事，李更認為無暇兼顧越南。另一派則以為要保朝鮮，須先保越南，倘法國唾手而取越南，中國坐視不恤，日本必將加緊圖謀朝鮮。正宜乘法國立足未穩，軍事不甚得手之時，亟圖挽救。兩次河內之役，法國損兵折將，黑旗軍名震宇內，縱不能收回全越，最少可保有北圻。國際方面，英國不欲法在越南得勢，鼓勵中國抵抗，不可割地棄權。表面上德國對中國亦表支持。甚至已撤任的寶海亦勸李鴻章採堅定行動，指法政府違約。於是議戰的奏摺紛上，清廷重作軍事部署，命李與左宗棠、彭玉麟分辦北洋、南洋、廣東防務，滇、桂巡撫儆備，激勵劉永福續戰。李久成眾矢之的，對於德理固的要求，既不敢承諾，又力言目前中國實力絕難將法人逐出河內，他國援助亦不足恃，爭端應早結束。但他並無妥善辦法，復昧於敵情，直至法軍行將進攻之時，尚說法國無意用兵。
三、戰爭開始與天津簡約
中法戰爭之終於未能免，責任不在中國，實由法國主動。中國如要和平，惟有一任法國所為。法國認定中國的抵抗力脆弱，滇、桂軍不堪一擊，必要時且可自海上進攻。一八八三年夏，陸、海軍集中河內，如不能透過談判，盡有北圻，即訴諸戰爭。十一月，北京法代辦謝滿祿（De Semallé）聲稱，將驅逐黑旗軍與滇、桂軍。總署重申中國對越宗主權，法軍如進至華軍駐地，惟有開仗。以往是中國利用黑旗軍抗法，中、法是在暗戰，現在已無迴旋餘地。
山西、北寧為北圻軍事要地，滇、桂軍約七千人守山西，桂軍二萬人守北寧。河內法軍九千人，由海軍提督孤拔（AAP Courbet）指揮，沿紅江西上。十二月十六日，佔領山西，法軍死者三百人，滇、桂軍傷亡千餘，黑旗軍損失尤重。法軍以紅江航行困難，又須鞏固後方，停止前進，以待援軍到後，轉趨北寧。北寧為華軍主力所在，軍紀不整，官兵半數吸食鴉片，半數攜有室家，或納越妾。廣西巡撫徐延旭與將領復不能和衷共濟，坐視法軍進攻山西不救。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法軍一萬二千人進攻北寧，十二日，守軍潰走，太原續陷。四月，西路滇軍亦退。詔拿問徐延旭及滇撫唐炯，罷恭親王奕訢。
北寧失陷數日後，前天津稅務司德璀琳過香港，晤法國海軍副司令利士比（J. Lespés）、艦長福祿諾（FE Fournier），從事調解。福祿諾與李鴻章有舊，提出辦法四條，其一為速撤曾紀澤。北京以法兵船已在北上途中，許李與福祿諾講解定約，允撤曾紀澤駐法兼職【註※】。
※註：曾紀澤與法國外部關係惡劣。山西戰後，法人紛紛主向中國要求賠款，佔有舟山、台灣、海南島。曾紀澤致書德報，倍加譏詆，謂法得山西，舉國“手舞足蹈，如收回麥次（Metz）及士塔士布（Strasbourg）情狀。……中國雖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法國失師丹（sedan）之故事”。法人認為莫大侮辱。
李、福得雙方政府授權後，五月六日，會於天津，談判十分順利。十一日，協議成立，通稱“李、福簡約”或“天津簡約”，法允保全助護毗連北圻之中國南界；中國撤回北圻駐軍；法國不索賠款；中國准其在南境通商，不問法越條約；約內不得有傷礙中國體面字樣；中、法於三個月內會訂詳約。此為中、法關於越事的第二次協議。
李與福祿諾談判之前，已說今昔事勢不同，難期辦到與寶海所訂草約，但望中、法劃界分守，滇境通商。北京大不謂然，上諭要他切實辨明越南為中國藩屬，杜絕滇境通商，不賠兵費，保全劉永福。命北圻各軍仍扎原處，派主戰最力的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會辦福建、南、北洋海疆事宜，授張之洞為兩廣總督。但是李、福簡約，除不賠兵費一項外，餘均未做到，不滿者愈眾。朝廷命李務須將藩屬、商務、界務於日後詳約內確切註明。
福祿諾在談判之時、要求華軍定期撤退，以便法軍巡邊，為李所拒。簡約訂後，福再以為請，桂邊華軍須於六月六日撤畢，滇邊須於六月二十六日撤畢。李在各方抨擊與朝廷命令之下，更不敢讓步，答稱俟詳約定後，再行商議，勸法兵勿急於前進。福以為原則上李已默認，即通知法軍司令接防。李僅函告總署，謂福臨行之時，提及派兵巡邊等事。詔不准稍退，倘法兵撲犯，惟有決戰。六月二十三日。法軍抵北黎（觀音橋），限華軍於三天內交出諒山。駐軍告以未奉明令，勸勿啟釁。由於譯文的詞不達意，法軍又十分驕妄，強行前進，戰鬥遂起，法軍慘敗，死傷近百。法方指中國破壞簡約，甚至另有陰謀。其實中國雖不滿李、福簡約，然並無決裂之意，仍願開議詳約，前方將領既未接撤兵命令，自不能擅自後退。
巴黎得知消息，至為激動，茹費禮電責李鴻章，法代辦謝滿祿亦向總署抗議。總署謂簡約並未將界務議定，亦無華軍應撤日期，衝突之責實在法方。謝滿祿要求立即退兵，總署稱可待新任法使巴德諾（Jules Patenótre）北來續商。謝滿祿不理，發出最後通牒，限華軍於七日內撤退，賠款二萬五千萬法郎（一千二百五十萬兩）。總署覆稱現已開始撤兵，惟不能賠款。此時法軍艦已至福州，巴德諾在上海面告赫德，在中國撤兵及允賠軍費的條件下，願在上海與中國商訂詳約，否則將據地為質。北京答應一個月內撤兵，派兩江總督曾國荃與巴德諾會議。七月二十八日，會議開始。曾的使命為商談詳約，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部由中國處置，分界應設甌脫地，通商限於雲南保勝，賠款萬不能允。巴德諾堅持先議賠款，限七月底解決，然後照李、福簡約，訂立詳約。三天之後，曾根據李鴻章的來電，願以撫卹名義付給五十萬兩，巴德諾拒不接受，會議破裂。八月二日，巴德諾聲言自由行動。
四、福州、台灣、諒山之役
法國早有佔領中國沿海土地，以迫使北京屈服之議。七月中旬，法艦在閩海出現，八月五日砲擊基隆，佔領海口，為督辦台灣軍務的劉銘傳所逐退。福州為法艦攻擊的主要目標，負責福州海防的張佩綸於法艦之來，束手無策。李鴻章、曾國荃不滿於以往張佩綸的主戰，復為了自固，不肯應援；粵督張之洞雖與張佩綸一氣，然有心無力。基隆戰起，總署除抗議外，並請各國公評，均無裨於事。李鴻章認為法國不致為要索賠款而開戰，巴德諾則宣稱決以兵力迫中國照辦。八月十九日，謝滿祿再發最後通牒，限二日內允賠款八千萬法郎，總署仍然拒絕，遂下旗出京。
法國海軍以進攻基隆不逞，改由海軍提督孤拔在福州行動，破壞馬尾船廠。此時駛入福州馬江的法艦九艘，共一萬四千五百噸，大砲七十七門，中國大小兵船十一隻，九隻為木殼，共六千五百噸，大砲四十五門。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五十六分，遭法艦突襲，中國海軍勇猛抵抗【註：曾留學美國、日後成為傑出鐵路工程師的詹天佑，時在“揚武”艦任職，參與是役，表現極為優異】，沉沒兵船七艘，官兵一千四十人死傷十分之七，張佩綸狼狽而逃。法國損失魚雷艇一艘，死傷二十人。戰鬥僅三十分鐘，一說七分鐘。福建艦隊覆沒，船廠砲台繼被轟毀。
月餘以來，中國人心憤激，輿論力主與法國一戰。八月二十六日明詔宣布，旋派左宗棠督辦福州軍務。張之洞、彭玉麟告示廣東沿海居民及越南、南洋華人共起抵制法人。廣州、佛山、潮州等地法人逃往香港。香港華工拒為法人修船及搬運貨物，被英國當局拘捕責罰，激起罷工、罷市，海外華僑紛紛捐款助餉。
孤拔突襲福州獲逞後，擬轉向華北，奪取威海衛、旅順口。法政府不欲戰區擴大，以免招致各國的干涉，影響李鴻章的地位，增加法軍補給的困難，決定待佔有基隆，再作計議。劉銘傳在台灣的兵力不多，器械不利，接濟不易，制海權全在敵人之手，處境極為艱險。但他善用地方之力，官民一心，人人感奮。基隆在敵炮射程之內，難於防守，自行將煤礦破壞，以免資敵，再將駐軍後撤，集中滬尾（淡水）。基隆後路有險可守，滬尾、台北之間，道路平坦，一有意外，則全局瓦解。十月一日，法軍奪據基隆，八日登陸滬尾，為湘、淮軍及台灣團勇所敗，這是中法戰爭期間，中國的一大勝利。孤拔知攻奪台灣不易，改採封鎖政策，此舉確使台灣感到威脅。各省竭力接濟，南北洋亦派艦赴援。十二月，以朝鮮發生亂事，戰鬥力較強的北洋快船中途調回，僅有南洋五艘南去。一八八五年二月，駛抵浙江海面，被法艦邀擊，沉沒二艘。以後對台灣的增援，只能潛渡。三月，基隆法軍西犯，擬取台北，湘、淮軍及團勇奮力以拒，激戰四日，法軍以傷亡頗大，未再深入，成相持之勢。同月，孤拔佔領澎湖，加緊對台封鎖。
北圻為雙方主要戰場。八月初，華軍已奉令撤退，上海會議破裂後，復折回原防。十月，東路法軍向桂邊攻略，桂軍兩路俱敗，法軍亦無力續進。西路法軍因滇軍及黑旗軍圍攻宣光，僅能固守。一八八五年二月，東路法軍萬餘再向桂邊前進，諒山不守，鎮南關繼陷，提督楊玉科戰歿，廣西大震。法軍意在示威，焚掠後南退諒山。西路法軍尋亦解宣光之圍，敗滇軍及黑旗軍。華軍之敗不全由於器械不利，主要原因為號令不一，士氣不振。詔嚴飭各軍反攻，在新自廣東來援的提督馮子材指揮之下，聯合王孝祺、蘇元春、陳嘉、王德榜、蔣宗漢各軍約一萬餘人，主動出擊。三月二十四日，七十老翁馮子材躬親陷陣，大破法軍於鎮南關，繼續前進，二十九日克復諒山，傷法軍統領尼意立（de Neglir），斃法軍數百，恢復原有陣地，是為諒山大捷。約在同時，西路滇軍亦積極反攻，法軍陷於苦戰。
五、越南喪失
列強對於中、法之爭，因利害不同，態度亦殊。俄、日惟恐天下不亂，以便趁火打劫。美、德、英不願法國過分得逞，並欲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均曾從中調處。美國的初步試探遭到法國的謝絕。及觀音橋衝突發生，英國復應清廷之請，再作努力，仍無所成。福州戰後，李鴻章轉與德國相商，德國不甚熱心，德外長僅於形式上一度約中、法兩使會晤，自無結果。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曾以私人身份有所活動，總署以英為埃及問題與法不睦、謀與英同盟未成，但英為商務利益，不欲中法戰爭繼續，因試行斡旋。法要求中國撤兵，承認天津簡約，允法國佔管基隆、滬尾。中國堅持越南入貢，中越分界，無法妥協。
法國之拒絕國際調處，原以為在軍事壓迫下可使中國完全就範，然不如預期的順利。北圻陸戰始終未獲決定性的勝利，福州海戰雖捷，並不光榮，且受阻於滬尾，不得已而封鎖台灣。不意引起英國的指摘，認為中法已正式交戰，不准法艦在香港停泊、添煤、修理。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宣布所有運往廣州以北各口岸的米糧均視為違禁品，企圖斷絕北京接濟。往來上海以北的糧船，多為英、美所有，英國立即表示，如英船被扣，將武力抵抗，法國進退維谷。至於中國，自知處境與國力皆難與法國敵對，不惟李鴻章力主早日收束，恭親王的態度亦復如是。慈禧之罷斥恭親王，出於憎惡忌恨之心，無關於對法政策。代替恭親王當政的醇親王的外交意見，雖素與恭親王參商，及身當其任，亦不得不多方衡量。福州之戰，張佩綸的表現極為不堪，清流黨不再放言高論，主戰派的氣焰頓挫。慈禧惟恐法國海軍北犯，所謂宣戰乃出於無可如何，強顧顏面的表示。跟著朝鮮亂事爆發，中國大有陷於日、法夾攻之勢。李鴻章愈感日患大於法禍，朝鮮重於越南，必須先了法事，方可一力對日，最少亦不致法與日結。復次，台灣勢若危卯，以之與越南相比，一係海防要區，且為郡縣，一為邊遠藩封；台灣尚屬完璧，越南幾已全部淪沒。審量事勢，權度輕重，惟有圖保台灣。倘戰事延長，大局將益不堪問。總之中、法各有弱點，對於英、日的動態，各有顧慮。
赫德對於調解工作始終不懈。一八八四年底，總署對他所擬方案，表示可以接受。赫德遂命總稅務司駐倫敦委員金登幹，以交涉釋放在台灣洋面被法艦扣留的海關巡船為名，赴巴黎商談。一八八五年一月起，金登幹頻晤茹費禮，提出赫德的建議。一為中國批准李、福天津簡約，法不另作要求；二為立即停戰，解除台灣封鎖；三為會議詳約，定期撤兵；四為金登幹有權先訂草約。經金登幹與法國外部司長畢樂（A. Billot）續議，將草約即休戰協定商就，三月二十二日獲得總署的同意。八日後，諒山敗訊傳至巴黎，國會不信任內閣，茹費禮辭職。同日，赫德來電，謂中國已接受草約。茹費禮仍欲於任內完成和議，四月四日由金登幹與畢樂將草約簽字，接著談判詳細和約。北京方面並不因諒山之捷改變態度，李鴻章謂“此時平心與和，可無大損”；曾紀澤亦稱“如能和，中國極體面，稍讓亦合算”。遂宣示中法言和，停戰撤兵。張之洞力言不可撤兵，上諭謂草約已經畫押，斷難失信，“現在桂甫復諒，法即據澎，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台隸我版圖，援斷糧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為計？”頗能道出當局者於軍事勝利後仍然謀和的內情。
四月中旬，北京批准李、福簡約，法國解除台灣封鎖，桂、滇軍及劉永福部撤回。六月九日（四月二十七日），法使巴德諾與李鴻章將在巴黎已談妥的和約在天津簽訂，即“越南新約”：雙方各自解散，驅逐匪徒（黑旗軍），法軍不侵中國邊境，並保他人不犯，中國不派兵赴北圻，越南華人受法保護；法、越訂約，不得有礙中國威望體面；公勘邊界，開埠通商；中國如創造鐵路，應向法人商辦相助；法人退出台灣、澎湖。劉永福初不肯內撤，岑毓英、張之洞再三相勸，方行入關，所部三千人陸續遣散，或由滇軍收編。
這次的條約與李、福簡約無甚出入，一年來的戰爭近乎毫無意義。法國雖未得到賠款，但終於達到兼併越南的目的。中國除喪失了唇齒相依的越南，法國的勢力進入了雲南、廣西，取得了在中國築鐵路的優先權。閩海艦隊之被摧毀，證明二十年來之所謂自強，毫無實際，中國仍無力自衛。諒山之役雖曾獲勝，而不敢繼續進攻，又證明中國缺乏戰鬥決心，重啟侵略者的輕視。
六、英滅緬甸與始侵西藏
經過中法戰爭，越南之外，另一藩屬緬甸繼之喪失。舐糠及米，遂及於對外尚鮮接觸的西藏。
十九世紀中期，緬甸已為英國的囊中物，亦為進入中國後門的捷徑。法國在越南得手後，一八八五年，又自緬甸取得種種特權。英國印度總督決採對抗行動，藉口緬甸政府扣留英商木材，實行干涉，派軍艦自仰光溯伊洛瓦底江北上，兩週之內，進至緬京曼德勒，俘緬甸國王。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宣布緬甸屬於英國。
清廷對英、緬之爭，一如對法、越之爭，初不聞不問，及馬嘉理事件發生，始行注意。李鴻章要求威妥瑪，以後英、緬問題，須先知照中國。一八八四年，以英國謀緬愈急，曾紀澤建議招降緬北土司，推廣邊界。總署為越事所困，不敢採納。英國行將進兵緬京之時，始令曾紀澤提出質問，主由中國調處。英稱英軍行動在伸雪緬甸對英人的虐待，一俟目的達成，即與中國共商善後。曾紀澤以緬甸與中國關係，疏於越南，在交涉期間，不明言緬甸為中國屬邦，只說是貢國。又因緬甸命運難望挽回，如英實行併吞，中國可佔有八莫，以固滇邊。總署希望英國保存緬祀，續向中國朝貢。英國初表同意，允另立緬王，管教不管政。後又變議，主由緬甸總督照緬王舊例，遣使呈議。曾紀澤仍請“存緬立王”，並將伊洛瓦底江劃歸中國。此項建議，不惟英國不許，總署亦以分界關係綦重。且中國以中、英西藏糾紛已起，緬甸朝貢有名無實，近年已在若存若亡之間，欲先了緬事，再處理西藏問題。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與英訂立“緬甸條約”，緬甸當局每十年循例向中國進獻方物一次，勘定中緬邊境通商章程。從此中國與緬甸的宗屬關係不復存在。
中法越南條約亦有勘界通商的規定，因之有一八八六及一八八七年的“中法越南邊境通商章程”及“界務商務專條”，開廣西龍川、雲南蒙自、蠻耗（後代以河口）為商埠，中國西南境如有新的利益許予他國，法國同樣享受。又規定中國得於河內、海防設置領事，法國按照西例優待華人。法國一再推拖，迄未做到。一八九四年中、英訂“滇緬境界及通商條約”，開雲南蠻允為商埠，雲南遂成法、英角逐之場。
英國圖謀西藏。始於一七七四年的要求通商，此後百年，無何發展。中英“煙台條約”，允英派員入藏，為藏人所拒，齟齬遂起。中英“緬甸條約”將前款作罷，日後酌察情形，再議西藏與印度商約，但日久未成。屬於西藏的錫金（哲孟雄），早為英人所控制。英人停止入藏後，一八八七年，藏兵進入錫金。翌年，印度英軍來攻，毀藏兵營房，佔有錫金全境，連陷西藏春丕、亞東等要隘。清廷自始即令西藏退讓，藏兵既敗，由駐藏幫辦大臣升泰會同總署所派海關稅務司赫政（James H. Hart，赫德之弟），與英代表談判。一八九○年，訂“藏印條約”，錫金歸英國保護，重訂錫金境界商務。一八九三年，根據這個條約，再訂“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條約及續約”，開亞東為商埠，仍係赫政經手。中國失去了錫金，英國的勢力初步進入西藏。藏人愈惡英人，不准亞東開市。
第三節 朝局再變與續圖富強
一、慈禧的第二次政變
自一八六一年來的二十餘年，中國繼續在內亂外患的困擾中，其得以勉強渡過大難，是因為地方督撫尚能振作，中樞執政大臣，相與配合，慈禧並非唯一的權力人物，尚不敢肆行無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為左右中國命運的列強利害不盡一致，互相牽制，任何一國不能單獨行動。慈禧原是一個仇外者，英、法軍進入北京前後，據說她曾主盡殺洋人。及中外和議成立，仍勸咸豐再與英、法開仗。其後為奪取政權，不得不結納頗得外人好感的恭親王。恭親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的勸導，她又不得不降志以從。但是恭親王終不能滿足她的權力慾，屢予裁抑，必去之而後快。
恭親王的異母弟醇親王奕譞，秉性憨直，對於恭親王的煊赫權勢不免妒嫉，尤不滿其對外措施。一八六九年，曾主驅逐洋人，激勵紳民，打毀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傳為他所主使。事後因懲兇賠款，憤請辭職，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為務”，恥與同列，並謂“欲盡君臣大義，有傷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義”。夷務之無起色，由於“辦夷務之臣即秉政大臣，諸事有可無否所致。……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後請旨集議，朝廷勢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實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對抗恭親王，溫諭慰留。恭親王大為不安。
光緒繼統，醇親王為了避嫌，自請開去差使。恭親王亦謂昔為父子，今為君臣，如仍值朝列，於禮不便，應令歸邸第。不無排擠之心。但醇親王貴為皇父，無形的影響仍大。慈禧復有意籠絡優崇，每遇國防外交大事，皆命以親王身份預議。他的發言，常具有決定作用。一八七六年，文祥病卒，恭親王形單勢孤。一八八○年，慈禧的太監違禁攜物出宮，與護軍互毆，慈禧定要嚴懲護軍，與恭親王發生激烈爭辯，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時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從中協調。一八八一年慈安去世，恭親王與慈禧之間失去了緩衝。
恭親王年逾五旬，飽嚐憂患，無復早年的豪氣，與慈禧同樣好貨。越南事起，清議激昂，慈禧、醇親王隱為護持。他與李鴻章成為指責的目標，益使其前瞻後顧，舉棋不定，忽戰忽和。慈禧召見之時，恭親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戲、進呈禮物等淺俗末節之事瀆請，不僅為慈禧所輕鄙，同僚翁同龢亦譏其瑣屑，缺乏識量。於是樞臣奉職無狀的彈章隨之而上，慈禧即以“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相責。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恭親王再遭譴懲，與全體軍機大臣悉被革罷，代之以禮親王世鐸及醇親王的親信工部侍郎孫毓汶等，遇有緊急要件，會商醇親王辦理。至於總署，醇親王久謂辦理夷務之臣應與秉政之臣分開，二天后，命貝勒奕劻管理。
慈禧宣布黜懲恭親王的理由是軍機處為用人行政樞紐，恭親王“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所說雖非完全無因，其實不過是表面口實。新任的軍機大臣更等而下之。經驗、才識、資望，遠不能與舊任相提並論，貪鄙且尤過之。詔下之日，朝野驚愕，謠傳騰起。原劾恭親王之人，亦謂越南正有軍事，不宜概易生手，“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請仍令在軍機處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謂恭親王等多為二十餘年親舊，有贊佐之功，縱有小過薄愆，面加戒飭已足，今則以為舉不足信，一朝俱罷，實難服天下之心。醇親王並非明達有為之人，禮親王復懵懂不曉世務，大權落於孫毓汶之手。從此事事專仰慈禧鼻息，“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以往清流黨喜於言高論，君臣尚略有顧慮，現在清流黨的魁杓李鴻藻被罷，張佩綸、陳寶琛等外放，不久落職。中法戰後九年，內外無何重大戰亂，以為天下太平，諸事日益廢弛。
總署與軍機處為平行機構，舊有總署大臣多由軍機大臣兼領，彼此一氣，現在總署成為軍機處的隸屬。新任大臣大半不兼軍機大臣，包括總管大臣奕劻。奕劻（一八三六至一九一六）為遠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從未涉足洋務，名望能力皆無可述。他自知難以勝任，瀝陳種種窒礙。一為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隨時請旨；二為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將對總署輕視；三為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閡，事理必至掛漏；四為總署與疆臣勢將呼應不靈，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務為當前大端要政，重洋務必須重視總署，總署之權必不可輕，軍機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樞臣秉國之鈞，焉可不明洋務？樞臣不兼及洋務，不成其為軍機大臣，總署不責成樞臣，亦不成其為總理衙門，所以軍機處與總署斷不可分。但是慈禧與醇親王認為以不合為上。此後十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總署大臣約為九或十人，其中兼軍機大臣者不過二、三，奕劻不在內。直至中日甲午戰爭，恭親王復起，總署與軍機處的關係始再恢復。
慈禧與恭親王在明爭暗鬥、貌合心離之下，尚能勉強相處二十餘年，而與醇親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慈禧揮霍無度，嗜利好貨，為之通關節的為宦官李蓮英，醇親王嘗有諷勸，漸為慈禧所惡，憂憤成疾。一八八九年三月，光緒親政，仍受制於慈禧。翌年，醇親王再病，終於不起。
二、北洋艦隊的成立
一八七五之興辦海軍，係以東方新興的日本為假想之敵。一八八二年，李鴻章鑑於日本的步步進逼，中國兵船僅可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且分駐數省，號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統歸海軍省節制，呼應一氣。萬一中日有事，勝負不易逆料，除在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外，須再添購新式快船為輔佐，中樞與地方合謀，方可成一局面。年餘之後，再請統一海軍事權，設立海軍部，置北洋水師提督，延聘洋將。時中法戰爭已起，陸戰尚互有勝負，海戰則一再失利。戰後痛定思痛，決大治水師，續購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正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總理，慶郡王（奕劻）及李鴻章會同辦理，漢軍都統善慶，兵部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所有水師悉歸節制調遣，先練北洋一支，由李負責。十一月，第三批海軍學生赴英法。“定遠”、“鎮遠”及“濟遠”三船到大沽。
海軍衙門設置的前二日，李鴻章電促前被英國召還的琅威理再來。赫德恐中國海軍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電懇勸，並請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採行英制，僱用英人，授以訓練全權，得李同意後，於一八八六年三月到津。五月，醇親王、李鴻章校閱水師操練，李意氣至豪，琅威理獲授海軍提督銜。八月，北洋艦隊游弋朝鮮洋面，轉赴日本長崎，與日本巡捕衝突，各有死傷。琅威理請對日開仗，李鴻章持不可，互給撫卹了事。有謂如用琅威理議，一舉而挫日本艦隊，以後的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同。一八八七年，“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自英、德駛至。翌年十二月，北洋海軍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學的林泰曾、劉步蟾任左右翼總兵，各艦管帶亦多為留英學生。除已竣工的大沽軍港外，旅順、大連、威海衛均在興建、佈置。琅威理主再經營膠州灣。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順最具規模，一八八○年著手佈置，船塢由法人承辦，砲台由漢訥根主持，一八九○年工竣。
北洋艦隊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購自英國，五艘購自德國，餘為自造，另有練兵魚雷艇各若干，約計四萬噸，炮一百二十餘門，官兵四千餘人，以“定遠”、“鎮遠”兩艦為巨擘，各七千餘噸，次為“經遠”、“來遠”等五艦，各約二千數百噸。成軍前數月，李鴻章從琅威理及各將領之議，請續購戰艦，曾紀澤亦有建白，均不獲採納，曾紀澤且受同僚旗人傾害，抑鬱而卒（一八九○）。一八九一年五月，第二次校閱後，李稱旅順船塢已成，軍艦有了歸宿根本，大連、威海衛砲台行將完工，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拔之勢。但實際情形並不如他說。前此戶部以籌款困難，主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李的左右勸他奏駁，不論允否，亦可披露心跡，李不之從，怕的是有違慈禧之意。時慶親王奕劻主海軍衙門，更難期有所獻替，北洋海軍發展，陷於停頓。
海軍餉絀，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於園庭修建，關係至大。初以創立海軍之時，傳說李鴻章命人托李蓮英轉告慈禧，將來圓明園工程可併入辦理。圓明園計劃作罷，又議改修禁城附近的三海。李鴻章之經營北洋海軍，是為鞏固京師門戶，醇親王意欲自行掌握，並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一八八六年，囑李以創建京師水操學堂名義，借款百萬兩。李以越事為人所不諒，恐蹈恭親王后塵，唯命是從，即作為海軍經費開支。三海並不能令慈禧滿足，定要仿照圓明園的規模，別營頤和園，以“頤養天和”。一八八八年三月，正式宣布興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軍經費挪墊，且曾藉動出使經費。究竟提用幾何，說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餘萬兩，有云二千餘萬兩，有云三千餘萬兩，雖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請續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後丁汝昌復主從速添船換炮之未獲准，不能謂與園工無關。翁同龢所謂“以昆明（頤和園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一八八六年北洋新到各艦的維持費，尚須依賴借款。南洋艦隊更不必言，是後未再增一船。
人事為北洋海軍另一癥結，重要職位多為李鴻章的鄉人或舊屬所踞。丁汝昌不諳海軍之學，總兵以下，大都對他無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長，惟十分自負。初次任海軍總查之時，即爭指揮之權，二度再來，雖仍勤於職守，而驕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為劉步蟾所忌，往往與之為難。一八九○年，外人已屢謂北洋海軍缺乏紀律，琅威理受中國軍官挾制，不能控馭。是年北洋艦隊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艦，琅威理與劉步贍、林泰曾為懸提督或總兵旗號事，互爭不下。李鴻章左袒劉、林，琅憤而辭職。英政府拒李之請，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職旅順英員，甚至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琅去而北洋海軍風紀愈壞，官多攜眷陸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以至吞沒軍餉，丁汝昌無如之何。至於負責艦隊軍火供應的人員，更是弊端叢生。
此一時期的陸軍改革，除了開辦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外，無其他積極措施，大約以為有了海軍，海防鞏固，陸上即可無虞，而且各軍多已採用洋槍、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時財力亦不許海、陸軍並建。
三、台灣建設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國海防的積極建設，亦促起了朝野對於台灣的重視。就地理上說，台灣關係海防極大，一有意外，全局牽動。過去兩百年的消極政策，斷不能應付當前及今後的情勢，躬蒞其境的沈葆楨曾說：“彼（日本）退吾備益修，則帖耳而去；彼退吾備遂弛，則又抵隙而來。”“台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耽耽而視，……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台灣善後，絕不容緩。所謂善後，實即創始。沈初到台灣，即修建砲台，為治標工作，其後從事基本經營，作長治久安之計。
沈的主要措置，一為開山撫番，藉衛地方，以弭內憂。開山工作為修通道路，沿途築堡、設屯。撫番工作為安撫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戶，安定番業，設立番學。二為招徠墾戶，廢除內地渡台禁例，設招墾局，內地來台者免費乘船，到後官給口糧、土地、耕牛、農具、種籽。三為增置郡縣。於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外，南部添設一縣，中部、東部各添設一廳，北部添設一府、三縣、一廳【註※】。四為推行新政。沈未來台灣之前，已派員勘探基隆煤礦（一八六八），到台之後，經營益力，聘用英國礦師，再行勘查，添置機器。又備置輪船，行駛閩、台之間，準備以台灣為將來南洋艦隊的基地。此均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之事。
※註：原有台灣府（台南），台灣（台南）、鳳山（高雄）、嘉義、彰化四縣，淡水（新竹）、葛瑪蘭（宜蘭）、澎湖三廳；新添南部恆春縣，中部埔里廳、東部卑南廳（台東），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蘭縣及基隆廳。
繼沈葆楨經營台灣的，以丁日昌為重要。一八七五年丁任福建巡撫，幾乎是以全力籌劃台灣建設，認為購鐵甲船、練水雷軍、槍砲隊、造砲台、開鐵路、立電線，皆屬應辦之事。基隆煤礦開採已有端緒，硫礦、煤油、樟腦、茶、鐵亦當逐漸招商開拓。惟籌款不易，李鴻章勸他先專力路、電、礦、墾。基隆煤礦有了改進，中國最早的電線在南部架設，聯貫南北鐵路亦在計劃。
首發台灣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為沈葆楨，十年之後，終於實現，此為中法戰爭所促成。戰爭期間負責台灣軍事的劉銘傳具有進步的觀念，一八八四年十月，被授為福建巡撫。中法戰事甫了，他自請開缺，以便專心經營台灣。中樞及李鴻章因此次戰爭的教訓，即決心大治海防，於是一面命劉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設立海軍事務衙門，與台灣改建行省的上諭同時頒發，即以劉為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作為富強的基礎。他採行的政策，與沈葆楨、丁日昌無大出入，而成就過之。除改進番人經濟、教育，調整行政區域外，一是整頓財政。首先清丈地畝，重定賦則，使豪室之家不得隱匿霸攬，胥吏無由朘削，人民負擔平均。台灣原額賦銀為十八萬兩，今則達六十七萬兩。次為清理稅收，由九十萬兩增至二百餘萬兩，最後與田賦合計為四百餘萬兩，台省之財，足供台省之用。二是軍事建設。編練艦隊，雖力有未逮，陸防則大為增強，營建新式砲台，上架西洋大砲，配以水雷。所有防營，皆用洋槍，延洋員教練，並設機器局。三是舉辦交通實業。鐵路計劃為北起基隆，南達台南。台北、基隆之間，於一八九一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間，於二年後竣工，共長六十英里。輪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遠及南洋。電線南北聯接，及於福州、澎湖。郵政隨之開辦，較大陸的正式設立尚早。基隆煤礦，新購機器開採，並設煤油局。農產方面提倡水利、種茶、植棉、蠶桑。商務方面，招徠南洋華僑投資，獎勵對外貿易，建築台北商埠，創辦電燈、自來水。四是興辦科學工藝學堂。建設需要專門人才，開始暫用洋員，為永久計，必須自行作育。先立電報學堂，繼立西學堂，延英國及丹麥人為教習。此時全國設有公立新式學堂的不過四省，台灣為第五。
經過六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慘淡經劃，台灣步步前進。中國的自強運動已三十年，而以劉銘傳為最努力，在二十三省中台灣最具規模。
四、內外幹阻下的鐵路經營
一八八○年劉銘傳的鐵路計劃雖遭頓挫，李鴻章仍不願將此問題長期擱置，總望設法開示朝廷，並“使世人略知此種底蘊”。他首謀說服醇親王，藉以影響慈禧太后。醇親王表示可先試行煤鐵之礦、開墾之地，及屯軍設防口岸，再謀推廣。李為轉漕運兵便利，請先築沿運河一線，再及於京師至漢口一線。一八八三年，李復函總署，力陳欲求富強，舍鐵路莫由，“倘海有鐵船，陸有鐵道，國家真實聲望，始得樹立，外人斷不敢輕易動手”。不久中法戰起，無暇再議，及醇親王當政，李和他商討海軍問題時又談到鐵路。一八八六年，與唐胥鐵路有關的工程師金達向李建議，就唐胥鐵路分段延展。李得醇親王同意，設立開平鐵路公司，以曾留學英國的伍廷芳任總理，自胥各莊向西南修至閻莊，長約二十英里。開工後醇親王又與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將來向東延至山海關，鞏固東北邊防，時為一八八七年。此路為官督商辦，改開平鐵路公司為中國鐵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後向英、德借款。一八八八年十月，全路通車。長約八十五英里，李曾試乘，十分興奮。台灣鐵路亦同時興造。
唐胥鐵路完成後，一八八一年英使要求中國如辦鐵路，須藉英款。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請。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條約，許法國以辦理鐵路的優先權。唐山至津、沽的工程師既為金達，一切採行英制，英國實已佔先。李鴻章於通車後，立請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鐵路，向英國進行借款。為使慈禧、光緒得以親睹，先已於京師修了一條長約二英里的小鐵路，可謂煞費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對者之口，引起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場軒然巨波。初反對的為幾位御史，最大的理由為鐵路有害於國，有害於民，其利僅在洋人。鐵路一成，險要盡失，通州密邇京師，又萬不可修築。正在此時，宮門被火，認為是天意示懲，不以鐵路為然。政府中有地位的尚書翁同龢、孫家鼐、軍機大臣孫毓汶等數十人，同聲請求停造。有的係由於政治上對李不滿，如翁同龢、孫毓汶，有的是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通州為運河終點，如運河為鐵路取代，一向倚靠漕運為生及借漕倉舞弊的，失其憑藉，所以反對者之中亦有倉場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車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吃漕為事的痞棍，更是極力滋鬧，反對者愈加有詞，詆李不恤民情，勢將引起意外。李十分憤慨，致書醇親王，謂：“辦天下事，貴實心，尤貴虛心，非真知灼見，不能辦事，亦不能論事。貴耳賤目，最是誤事。……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實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詔命海軍衙門及軍機大臣會商，並命沿海重要當局籌議。海軍衙門、軍機處及劉銘傳支持原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別有新的方案。
張的方案為緩造津通鐵路，改築自蘆溝橋至漢口鐵路，以貫通南北腹地，使土貨可出、機械可入，不僅利商利工，鄉間農產與製作，亦得以遠行，又可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徵兵轉餉是矣。”利國與利民實相表裡，張之立論重點在民生經濟，同時亦及於國防，仍為富強兼顧。李一樣注意二者，惟規劃不及張之宏遠，認為須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漸。張反對借款購鐵，主自行積款製鐵。李並非根本不贊成張之建議，只說張的辦法過於迂闊，仍主購用外洋鐵軌，分南北兩段試辦。經費分商股、官款、洋債。朝廷大體採李的主張，一八八九年，調張為湖廣總督，命與李會同海軍衙門籌辦。但張的製鐵計劃非短期可成，李於此一鐵路又乏熱忱，仍謀修造東北鐵路津通線作罷，蘆漢線亦因之擱置。
近年日本對朝鮮窺伺愈急。俄國復有築西伯利亞鐵路之議。中國對東北邊防益為重視。一八九○年，李鴻章等議朝鮮事宜，其一即興辦鐵路。路線為自唐山東出山海關，至於瀋陽，以達吉林。一八九一年，派李鴻章為關東鐵路督辦。是年，俄國正式宣布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要求承辦關東鐵路，期與聯接。總署允將橋樑及車輛所需鐵料歸法商供給。所需之款初與奧國商洽為成，為顧慮俄國作梗，亦不便向英國借貸，不得已而緩修蘆漢鐵路。將每年原撥之二百萬兩，改用於關東鐵路，以金達為工程師。俄國終不願中國建築此路，又恐英國的勢力侵入東北，仍多方為難。一八九二年自唐山修抵山海關，翌年東至關外中後所（綏中），以中日戰起，所有鐵路一律停辦。無論如何，天津至山海關附近總算通車，為一八九四年前中國最長的一條鐵路，約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煉鐵及紡織工業
機器局、造船廠所需的煤鐵，俱來自外洋。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已謂“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閩、滬各廠，日需外洋煤、鐵極夥，中土所產，多不合用，……無怪洋鐵銷售日盛”。開平煤礦解決了燃料問題，但不曾解決材料問題。中國鐵礦既未開採，煉鐵亦非咄嗟可辦，均要相當的時間與財力、技術。但槍砲製造，急不容緩。機器局須推廣設置，鐵的需要數量隨之而增。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左宗棠力言必須另開大的鐵礦，添置機器，從事煉冶，始可免向外洋購買。最後促成其事的為張之洞。
張之洞於一八八四年受命督粵，北圻前敵軍火多賴他接濟，不惜重金分向歐、美廣求利器，但十分艱難，種種吃虧。戰後決將廣州機器局擴充改新，自行採礦煉鐵、作根本之圖。廣東每年有相當數量的鐵器出口，他以為兩廣產鐵不少，廣東鐵質優良，不必再行開礦，即可設廠煉鐵，遂開始籌備。初擬修造蘆漢鐵路時，每年進口之鐵約值三百萬兩，如仍取之海外，則漏卮太多，主張先行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待新鐵之採日旺，舊鐵之煉日精，積款已足，路工已嫻，再行開建，朝廷從其所議。時張已向英、德定購機器，延聘礦師、洋匠。及張調湖廣總督，他的繼任者說是廣東的鐵砂不豐，財力亦難負荷，不主在粵建廠。既有此阻力，張得知湖北有大冶鐵礦可開，欲一手完成煉鐵事業，即請將所定機器移至湖北，廠址定為漢陽，時為一八九○年六月。此即日後舉世聞名的漢陽鐵廠的由來。
除原有的機器外，張之洞又自比利時添購，工程師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漢陽鐵廠的主要任務為製造鐵軌，其後蘆漢線雖然暫時緩辦，關東線又開始興築。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鐵廠告成。一八九四年開始出鐵，每日一百噸。此時全亞洲皆無鐵廠，上海各報大事宣傳。究之實際，成本過高，品質又不見佳，並不能與洋鐵競爭。支援製造槍砲為漢陽鐵廠的另一使命，至一八九五年，尚無所成。統計六年內用款達五百數十萬兩。規模較上海、天津兩局為大。
五口通商以來，輸入中國的商品，在正規貿易中，以紡織品為主，第一為棉紗棉布，其次為呢絨，沿海地區先受到影響。左宗棠到西北後，以甘肅盛產羊毛，可用以織褐織毯。一八七一年設立蘭州機器局，除製軍火外，並自造機器，試製洋絨，進而添購絨呢機器，由上海德國洋行承辦。一八八○年成立機器織呢局，技師盡為德人。左離西北後，德人以合約期滿回國，織呢局鍋爐破裂停工，為時僅約三年。另一原因為成品的質量、售價均不能與洋呢相爭。
一八五六年以來，英商兩次謀在上海設立紡織廠未准。一八七五年，李鴻章有感於英國洋布輸入為中國耗財大端，亟宜購置機器仿織，期漸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願意承辦，獲得李鴻章的協助。一八八二年，李再向中樞陳述“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價，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進口洋貨以洋布為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兩。洋布為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為廉，民間爭先購用，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不得不設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是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享有十年專利權，這是第二個非軍事性的企業。曾任洋行買辦的鄭觀應為初期的主要籌劃人，但困難重重，中法戰爭的影響尤大。股本至一八九○年始行募足，有三萬五千紗綻，五百餘台布機。終因官為總辦，弊端叢生，三年後毀於火，損失不貲。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籌設廣州織布紡紗官局。張督鄂後，一如鐵廠，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織布局。一八九二年開工。有紗綻八萬枚，布機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開辦湖北紡紗局、繅絲局、製蔴局，與織布局合稱為湖北紡織官局。織布局為官辦，餘為官商合辦。張的願望是能將盈餘撥補漢陽鐵廠，亦即以民生工業所獲之利，作軍事工業的佐助，實際上未曾做到。
一八九一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辦而非官督商辦的華新紡織新局，此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十年專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別行設局的規定，自屬違背。它之得以設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願附股於官督商辦的企業，李鴻章或感於辦法有變通的必要，華新局的規模又不甚大，股東復為有力之士，如江海關道聶緝槼【註：曾國藩之婿】，所以特予許可。最後作為華盛機器紡織廠的分廠。
上海織布局被焚後，津海關道盛宣懷及聶緝槼奉李鴻章之命於一八九四年，在該局原址另行籌設。名曰華盛機器紡織總廠，仍為官督商辦，並於上海、寧波、鎮江等處招商分設十廠。預定總廠紗綻為七萬枚，布機一千五百台，各分廠二萬枚至四萬枚不等，布機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年共值銀二千五百萬兩（時進口紗布共值銀五千二百萬兩），仍享有十年的獨佔權，紗布如果出口，除關稅外，概免內地沿途稅釐。此一新的紡織廠，即由盛宣懷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