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想的政治，必须有哲学基础。柏拉图说，如果不是哲学家做皇帝，至少也须已经做了皇帝的人学习哲学。现在各个国民已经得到皇帝阿斗的地位了，那么，就应该赶快做柏拉图所说的第二步——学习哲学。
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要把中国彻底现代化。敌人打击我们，不也是因为见我们现代化快要完成了，而眼红，而妒忌吗？我们的吃亏，不也就因为我们现代化得不早吗？我们的牺牲，说简单了，不是也就在争一个“完成现代化”的自由和时间吗？什么是现代化？简言之，现代化乃是西洋化。详言之，便是由西洋近代科学、技艺、思潮、精神所缔造之整个文化水准，从而贯通于今日最进步的社会组织、政治机构、生活态度之一切的一切，我们中国都能迎头赶上之谓。
然而文化是整个的，枝叶重要，源头更重要。西洋哲学就是近代西洋文化一切成果的总源头。我们要现代化（也就是要西洋化了），对于西洋哲学的认识，遂有一种特殊的需要。
培根（F. Bacon）说，要利用自然者先须服从自然。我说我们对于西洋文化亦然。这就是说，要利用西洋文化以完成我们的现代化时，却先须服从西洋文化。所谓服从，就是虚心而彻底地去了解。
对源头倘若还不能虚心和彻底，则枝叶的吸收，必至徒劳。这都是在今日而介绍西洋哲学时所不能不顾及的一点特殊意义。
二
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读者也是中国人，所以我写这本书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立场。虽然所说的是西洋哲学，但我凡想到和中国相关的地方，也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但我并非特别去比附这方面，正如我不想特意避免这方面。
宋人说：“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程氏遗书》）我认为这是写一切通俗书的标准。我写这本书时，心上是常有这句话的影子在浮现的，至于做到做不到，自己却不敢说了。
本书之成，很感谢罗志希先生，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洪范五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或者给我指导，或者给我启发，或者予我以参考书籍的便利。尤其是方先生和唐先生，我向他们讨教的时候太多了，假若没有他们的助益，这本书恐怕写不成。这好意使我永不能忘却！
最后，我不能不说明我之习哲学，获益于吾师冯芝生先生者至多，即本书体例，于援引处不敢苟且，一点一滴亦往往注明，这也是受了他那部《中国哲学史》的影响而然，亦谨于此致我甚深之铭感。
二十九年深秋，最后胜利在望之际，长之记于嘉陵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