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突然袭击！”我说道，“而且是在星期天清晨！”
我原来以为是听到一个强盗于破晓时在胡闹，但是当我清晨五点下楼去时，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的里森费尔德已经坐在那里。“您必定是搞错了，”我说道，“今天是属于上帝的。就连交易所也不干活，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的不信上帝的人。哪里失火啦？您需要钱给红磨坊吗？”
里森费尔德摇摇头。“一般性的友好访问。我从勒纳去汉诺威途中有一天空闲。刚才到达这里。现在我何必去找旅馆呢？喝杯咖啡，您这里也有。对面那位迷人的女士在干什么？她是不是很早起床了？”
“原来如此！”我说道，“是情欲把您驱赶到这里来了！祝贺您有这么多的青春活力。但是您不走运。她的丈夫星期天在家。他是个运动员和飞刀艺人。”
“我是飞刀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里森费尔德无动于衷地回答，“特别是当我就着咖啡吃点农民的肥猪肉和喝一杯谷物酒以后。”
“您跟我一道上楼。陋室看上去虽然杂乱，可是我可以在那里给您煮咖啡。要是您乐意，也可以在水开以前弹弹钢琴。”
里森费尔德一口拒绝。“我待在这里。我喜欢盛夏、清晨和墓碑合在一块。这种混合使人感到饥饿，增添生活乐趣。此外，这里还有烈酒。”
“我楼上还有许多更好的。”
“这种酒就够了。”
“好，里森费尔德先生，随您便！”
“您为什么大喊大叫？”里森费尔德问道，“我现在耳朵又没变聋。”
“见到您很高兴，里森费尔德先生。”我回答得更响，而且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希望这么喊叫可以把格奥尔格喊醒，使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情况我无法跟里森费尔德解释清楚。就我所知，屠马人瓦策克昨天晚间乘车去参加国家社会党人的会议，而莉萨就乘机到这边来，以便在她情人的怀抱里睡个够。里森费尔德坐在通往卧室的门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当了门卫。莉萨只有越窗而出了。
“好的，那么我去把咖啡拿到下面来。”我说着，就往楼梯上跑，拿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用一条细绳子结好，让它从我的窗口垂下去，在格奥尔格的窗前摆动。在这同时我用彩笔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警告：“里森费尔德在办公室”。我在纸条上弄个洞眼，把它穿在绳子上，让它随着康德的书往下悠荡。康德的书敲了几下，随后我从楼上看到格奥尔格的秃头。他给我发个信号。我们演出了一出短小精悍的哑剧。我用手势告诉他，我无法摆脱里森费尔德。我不能把他撵出去，他对我们的生存可太重要了。
我又把《纯粹理性批判》拉上来，并把我的一瓶酒放下去。一只丰满漂亮的手臂伸出来抓酒瓶，格奥尔格还来不及拿走，这只手臂就把它拉了进去。谁知道里森费尔德什么时候走开呢？情人们熬了一夜，到清晨时分已是饥肠辘辘。于是我把我的黄油、面包和一块猪肝肠放下去。绳子末端沾上口红以后，我又把它拉上来。我听到一声叹息，接着软木塞打开发出声响。罗密欧与朱丽叶转瞬间得救了。
当我给里森费尔德端上咖啡时，我看见海因里希·克罗尔穿过院子走来。这个爱国商人除了其他可鄙的个性以外，还有早起的习惯。他把这称之为：把胸脯呈献给上帝的大自然。他心目中的“上帝”，自然不是蓄有长胡须的善良的寓言人物，而是一个普鲁士陆军元帅。
他毕恭毕敬地与里森费尔德握握手。里森费尔德并不特别高兴。“别因为我而妨碍您，”他声明道，“我在这儿只喝我的咖啡，然后打个盹，直到我应该离开。”
“但是这并不妨碍！您是一位可爱的稀客！”海因里希转身对我说，“我们就没有新鲜的小面包给里森费尔德先生吗？”
“这一点您得去问面包师尼布尔的遗孀或您母亲，”我回答，“看来在我们共和国里每逢星期日是不烤面包的。如此偷懒真是闻所未闻！过去在皇帝的德国里完全两样。”
海因里希向我射出一道凶恶的目光。“格奥尔格在哪里？”他简短地问道。
“我不是您哥哥的保护人，克罗尔先生。”我精通《圣经》一般地大声地回答，目的在于告诉格奥尔格有新的危险。
“不，但是您是我公司的雇员！我请您不要答非所问。”
“今天是星期日。星期日我不是雇员！我今天仅仅是出于自愿，出于对我的职业无比的热爱和出于对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主人的尊敬，才这么早从楼上下来的。我连胡子也没刮，您或许发现了，克罗尔先生。”
“您看到了，”海因里希·克罗尔尖刻地对里森费尔德说，“我们正由于这样而输了这场战争。由于知识分子的懒散，由于犹太人。”
“以及骑自行车的人。”里森费尔德补充说。
“为什么说骑自行车的人？”海因里希惊奇地问道。
“为什么说犹太人？”里森费尔德反问。
海因里希目瞪口呆。“原来如此，”随后他灰溜溜地说，“说着玩的。我去叫醒格奥尔格。”
“要是我，就不这么做。”我大声地喊道。
“您最好别劝告我。”
海因里希走近房门。我不阻拦他。格奥尔格如果在这时候还没准备好，那他必定是耳聋。“您让他睡好了，”里森费尔德说，“我这么早对于长谈没有兴趣。”
海因里希停住了。“为什么您不同里森费尔德先生到上帝空旷的大自然中去散步？”我问道，“您过一会儿来，家里所有人都醒了，肥肉和鸡蛋已经在锅里煮熟，小面包已经专门给您烤好，一束刚摘下来的水仙菖已经装饰在死神的阴暗的用具上，而格奥尔格已经在那里，刮过胡子，散发出科隆香水的香味。”
“愿上帝保佑，”里森费尔德喃喃地说，“我留在这里睡觉。”
我束手无策地耸耸肩膀。我不能把他从店里赶走。“要是我的话，”我说，“我就在这时去赞美上帝。”
里森费尔德打着呵欠。“我不知道，宗教在这儿享有这么高的声望。您抛出上帝就像扔石子一样。”
“太不幸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同上帝太亲密了。他始终是所有皇帝、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把兄弟。而我们本该不敢直呼他的名字。但是我不去祈祷，我只弹管风琴。您跟我来吗？”
里森费尔德打个手势拒绝了。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格奥尔格得靠自己救自己了。我只能走了，或许另两个人也会跟着出去。我对海因里希不操心。里森费尔德会把他打发走的。
城里空气新鲜。离做弥撒还有两个多小时。我漫步穿过街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风轻轻地吹，而且那么柔和，仿佛美元在昨天是下跌而不是上升了二十五万马克。有一会儿工夫，我凝视着宁静的河流，然后观看博克父子公司的橱窗，这家公司生产芥末，装在非常小的桶里陈列。
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唤醒了我。在我身后站着一个双眼肿胀的瘦高个男子。他就是绰号叫“多芽孢毛状菌”的赫伯特·舍茨。我闷闷不乐地瞧着他。“早上好还是晚上好？”我问道，“您还没睡还是已经睡过了？”
赫伯特打着嗝，声音响极了。一股呛人的水汽几乎吹得我要落泪。“好哇，也就是说您还没睡过觉，”我说道，“您不觉得害羞吗？什么原因？开玩笑，当真，讽刺或者单纯是绝望？”
“入会纪念日。”赫伯特说道。
我不喜欢拿人家的名字开玩笑，但是别人喜欢跟赫伯特开玩笑。“别开玩笑！”
“入会纪念日，”赫伯特自鸣得意地重复一遍，“我加入一个俱乐部，成了新会员。我请理事们吃饭。”他盯着我有一会儿，然后得意扬扬地说了出来：“老战友射击俱乐部！您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赫伯特·舍茨是个收藏俱乐部的人。其他人收藏邮票或者战争纪念品，而赫伯特收藏俱乐部。他已经是超过一打俱乐部的成员。这并不是因为他需要那么多的娱乐，而是因为他是死亡和在死亡上显示排场的狂热信徒。他一心一意向往死后举办一个全城排场最大的葬礼。由于他没有足够的钱遗留下来举行这样的葬礼，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因而他就想了个主意：参加一切可以参加的俱乐部。他知道，俱乐部在其成员死时会送个带有挽联的花圈，而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目的。此外，总是有一批代表举着俱乐部旗子跟在棺材后面，这一点他坚信不疑。他已经计算出来，现在他已经可以从他所参加的俱乐部得到两车子花圈，而这远远不是最后的数字。他现在还不满六十，今后的美好日子还长，还可以参加其他俱乐部。不言而喻，他已经加入博多·莱德霍泽的歌咏俱乐部，而他一个音符也没唱过。同样，他在“下得好”象棋俱乐部里，在“全九”保龄球俱乐部和神仙鱼饲养水族生物和陆地动物俱乐部里，他是个有同情心的、不参加活动的会员。他参加饲养水族生物俱乐部是我介绍的，因为我相信，他为了酬谢我们，会向我们预订墓碑的。他并没预订。如今他又参加一个射击俱乐部。“您当过兵吗？”我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我现在是会员，这就够了。一个沉重的打击，是吗？如果施瓦茨科普夫知道，肯定会气弯了腰。”
施瓦茨科普夫是赫伯特的竞争者。他在两年前听说过赫伯特在这方面的激情，并开玩笑地声称要与他竞争。舍茨当时对这事认真起来，以至施瓦茨科普夫果然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几个俱乐部，以便观察赫伯特的反应。后来他陷进自己设置的罗网，他对这主意感到欢欣，而现在他自己变成一个收藏者——当然不完全像舍茨那么公开，可是暗中却在背后搞肮脏的竞争，这使得舍茨大伤脑筋。
“施瓦茨科普夫不会那么容易就弯下腰的。”我说道，目的在于刺激他。
“他必定如此！这次不仅有花环和俱乐部旗子，而且还有穿着制服的俱乐部弟兄们——”
“制服是禁止穿的，”我温和地说，“我们打了败仗，舍茨先生，您把这忘了吗？您倒应该参加警察俱乐部，那里还允许穿制服。”
我看出舍茨已经把“警察”记在脑子里，如若他在几个月后作为秘密成员而出现在“忠实的手铐”巡警俱乐部里，我也不会吃惊的。此刻，他才第一次否定我的怀疑。“用不着等到我死，就重新会允许穿制服的！否则，祖国的利益放在哪里？人家不能永远奴役我们呀！”
我端详那张青筋暴突、肿胀的脸。真奇怪，对于奴隶制度的观点多么不相同！我觉得，我穿上新兵的制服离这制度最近。“此外，”我说，“在一个老百姓死时，人家无疑不会穿着礼服，佩带军刀、头戴钢盔和带着防腐剂来列队的。只有对职业军人才有这种情况。”
“对我也有！昨天夜里已经有人明确答应我了。是主席亲口说的！”
“答应！一个人在狂饮时，人家什么都会答应的！”
赫伯特似乎没听到我的话。“不止这个，”他得意忘形地低声说道，“而且还有最伟大的：在墓穴的上空鸣放礼炮！”
我笑了，望着他那熬夜的脸。“礼炮？用什么来放？用塞尔兹苏打水瓶吗？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武器也是被禁止的！《凡尔赛条约》，舍茨先生，放礼炮是做梦，您尽可以忘了它！”
但是赫伯特毫不动摇。他狡猾地摇摇头。“您该有预感啊！我们早就又有了一支秘密军队！非法的帝国国防军。”他咯咯地笑，“我会得到我的礼炮！几年以后我们反正一切又会有的。普遍兵役制和军队。否则我们该如何生存呢？”
风把一阵芥末的香味吹到街角，河水突然从下面把银光映到街上。太阳已经升起。舍茨在打喷嚏。“施瓦茨科普夫终于被打败了，”他自鸣得意地说，“主席已经答应我，他永远不会被接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
“他可以参加以前重炮部队的一个俱乐部，”我回答，“那么大炮将在他墓穴的上方轰鸣。”
舍茨顿时神经质地眨眨右眼。随后他反驳说：“笑话，城里只有一个射击俱乐部。不，施瓦茨科普夫完蛋了。我明天还要再次来您这里观看墓碑。我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的。”
自从我到这公司以来，他已经做过决定。这件事使他获得“多芽孢毛状菌”这个绰号。他长期以来扮演尼布尔太太的角色，他从我们这里转到霍尔曼和克洛茨那里，又从那里转到施泰因迈尔那里，处处都叫人把所有墓碑给他看，讨价还价几个小时，但是却什么也不购买。我们对这种类型的人已经司空见惯，总有许多人，多半是妇女，他们对在生前就为自己预订棺木、寿衣、墓地和墓碑，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在这方面，赫伯特堪称为世界冠军。他的墓地最终在六年前已经买妥。这块墓地是沙土地，地势高，干燥，远望景色很美。赫伯特安葬在里头，将会比葬在地势低而又潮湿的公墓里，更加缓慢和更加有条理地腐烂，对此，他很自豪。每星期日下午，他总是带着一热水瓶咖啡、一张折叠椅和一包发面糕点到那里度过愉快的几个钟头，仔细观察常春藤是如何生长的。可是订购墓碑的事他总是一再在各个墓碑公司面前摇摆不定，犹如一个骑士把胡萝卜挂在他驴子的嘴前那样摆动，我们拼命追赶，可是永远抓不到胡萝卜。赫伯特不敢作出决定。他总是害怕会错过某一项神话般的革新，例如用于棺材的电铃、电话或其他事物。
我满怀厌恶瞅着他。他迅速对大炮这件事向我进行报复。“您有没有进一些新货？”他傲慢地问道。
“您可能感到兴趣的一样也没有。除了——可是这同已经出售是一码事。”我带着突然萌生的敏锐的复仇目光和突然燃起的做生意念头回答道。
赫伯特开始上钩。“什么？”
“给您用的一样也没有。是第一流的货，而这东西等于已经出售了。”
“什么？”
“一座陵墓。一座大型的艺术工程。施瓦茨科普夫对此特别感兴趣——”
舍茨笑了。“您没有使用过去的兜售手法吗？”
“没有。在这笔货上没用。这是一种人死后用的俱乐部。施瓦茨科普夫想在遗嘱上安排每年逝世纪念日在里面举行一次限于亲友范围内的小规模纪念会。这么做，好比他每年又再举行一次葬礼。因而陵屋里很富有情趣，有长凳和彩色玻璃。每次纪念会后，也可以在那里休息和吃点心。很难超过它，不是吗？永久性的纪念，再没有人去看老式的坟墓了！”
舍茨继续笑着，可是进一步陷入沉思。我让他笑。阳光从河里反射出毫无分量的苍白的银光，射到我们两人中间。舍茨止住笑。“那么，您有一座这样的陵墓？”他说道，已经带着正牌收藏家的几分忧虑，这位收藏家在担心会错过一次大好的时机。
“请您忘了它！它算是已经卖给施瓦茨科普夫了。我们不如来观赏一下河面上的鸭子！多好的颜色啊！”
“我不喜欢鸭子。有股霉味。喏，我来看看您的陵墓。”
“请您别着急。您不如等到施瓦茨科普夫把它布置好了，再看看它在自然环境中是什么样子。”
舍茨又笑了，但现在笑声相当沉闷。我也笑了。我们两人谁也不相信谁，但每个人心里都感到不安。他想胜过施瓦茨科普夫，而我则想这次或许可以抓住他。
我继续走着。烟草和变质的啤酒味从旧城酒家飘来。我漫步穿过大门走进这家酒馆的后院。那里呈现出一派宁静的景象。星期六晚上喝醉的酒鬼躺在那里晒着早晨的阳光。苍蝇在喝过樱桃酒、施泰因黑格葡萄酒和谷物酒的人的喘气声中嗡嗡飞舞，仿佛芳香的信风从香料岛屿上吹来。蜘蛛从野葡萄的树叶里出来，像荡秋千的杂技演员顺着自己做的绳索在人们脸庞的上方爬上爬下。一只甲虫正在一个吉卜赛人的胡须里翻腾，仿佛胡子就是竹林似的。我想：至少在睡梦中，这就是失去的天堂，伟大的博爱！
我抬头望着格尔达的窗户。窗子敞开着。
“救命！”突然躺在地上的一个人开了腔。此人叫得镇静自若，声音很低而且温顺。她没有喊，然而正是这点像一种以太光击中了我。这一击是没有力量的，它击在胸脯上，像X射线穿透胸部，可是随后又击中呼吸，以至呼吸不畅。救命！我在想，不然我们喊什么呢？喊得叫人听见，听不见，还是不停地喊下去？
弥撒已过。女总管把我的报酬给我。这点钱不值得放进口袋里，但是我不能拒绝，那会叫她生气的。“我早餐时已经给您送来一瓶葡萄酒，”她说道，“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给您。但是我们为您祈祷。”
“谢谢，”我回答，“可是您怎么会想到送高级葡萄酒？酒也是用钱买来的。”
女总管微微一笑，笑容掠过她那布满皱纹的象牙色的脸，脸上皮肤毫无血色，修道院修女、监牢里的犯人、病人和矿工都有这样的肤色。“那是别人送的。城里有个虔诚的葡萄酒商人。他的妻子来这儿已经很久。从那以后，他每年送给我们几箱。”
我没问她为什么他要送酒。我想起，那个上帝的斗士博登迪克，也是在弥撒以后用早餐的，于是我迅速走开，目的是想抢出一点食品。
那瓶葡萄酒当然只剩下一半。韦尼克也在那里，可是他只喝咖啡。“阁下，您刚才那么毫不吝啬地给自己斟的那瓶酒，”我对博登迪克说道，“是女管家作为我的附加工资而给我一个人送来的。”
“这我知道，”神父说道，“但是，您这乐观的无神论者，您不是宽容的使徒吗？您尽管心平气和地让您的朋友们喝一滴。早餐喝一瓶酒对您的健康很有害。”
我没回答。教士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立即转守为攻。“什么会造成对人生的恐惧？”他问道，并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口。
“什么？”
“对人生的恐惧，它从您所有骨头里冒出来，就像——”
“像细胞外质。”韦尼克插进来帮着说道。
“像汗水。”博登迪克说道，他不相信这个科学家的话。
“若是我对人生感到恐惧，那么我就是有信仰的天主教徒了。”我说着，同时把酒瓶拿到自己面前。
“瞎说！要是您是个有信仰的天主教徒，那么您就不会对人生感到恐惧了。”
“这是教父钻牛角尖的论点。”
博登迪克笑了。“您这个年轻的未开化的人，您究竟对我们教父完美的心灵有何了解？”
“看看教父们长年对亚当和夏娃有无肚脐的争论，这种说法可以休矣！”
韦尼克咧开嘴在笑。博登迪克做出一副感到厌恶的脸相。“最廉价的无知和平庸的唯物主义，总是成了难兄难弟。”他朝着韦尼克和我之间的这个方向说道。
“您对科学可不能如此高傲，”我反驳说，“若是您得了急性盲肠炎，而且远近只有唯一的一个第一流的，可又是无神论的医生可以帮忙，您将如何是好？是祷告，还是让一个异教徒来动手术呢？”
“两者都要，您这个辩证法的新手！这倒是给那异教的医生创造一个机会，在上帝面前立功。”
“您根本没有必要请医生治疗，”我说道，“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那么您干脆死去好了，不要想法改正。”
博登迪克表示拒绝。“现在来看看自由意志与上帝全能的问题。聪明的六年级学生以为这样可以驳斥整个教会学说。”他态度和蔼地站起来。他的头颅发出健康的光亮。面对着这个爱炫耀信仰的人，韦尼克和我显得瘦弱不堪。“祝您胃口好！”他说道，“我还必须到其他信徒那里去。”
没有人回答“其他”这个词。他急急忙忙走了。“教士和将军通常都长命，您仔细观察过没有？”我问韦尼克，“怀疑和忧虑不会咬噬他们。他们呼吸很多新鲜空气，终身被聘用，而且用不着思想。一个有教义问答手册，另一个有训练守则。这使他们永葆青春。此外，两者都享有崇高威望。一个有资格见上帝，另一个可以见皇帝。”
韦尼克点燃一支雪茄。“您有没有发现神父与人争斗总是占便宜吗？”我问道，“我们必须尊重他的信仰，而他无须尊重我们的无信仰。”
韦尼克把烟雾朝我这个方向吹来。“他叫您受气，而您对他无可奈何。”
“这就对了！”我说道，“正是这一点使我气不过！”
“他知道的。他心里很踏实。”
我把剩下的葡萄酒斟入酒杯。还不到一杯半——另外的已经给上帝的斗士喝掉了，这是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1915年生产的——这种葡萄酒只应在晚间同一个女人一道喝。“而您呢？”我问道。
“这一切同我无关，”韦尼克说道，“我是精神生活上的一种交通警察。我尝试着在这儿的交岔路口指挥——但是我对交通不负责任。”
“我总觉得我对世界上的一切负有责任。究竟我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韦尼克发出带有侮辱性的笑声。“您大概也想得精神病！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对您完全不感兴趣。您是个完全正常的普通青年人！”
我来到大马路上。一支游行队伍缓缓地从市场那里推移过来。一群身穿浅色服装的星期日游客，带着小孩、一包包食品、自行车和五颜六色的琐碎物品，像一片乌云到来前的海鸥，急匆匆地在游行队伍前面飞来——随后游行队伍到了，把马路阻塞得水泄不通。
这是一支战争残疾者的队伍，他们抗议养老金过低。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辆滑轮小车，车上有个躯体，只有躯干和头，而无四肢。从这躯干来看，已无法判断这个人过去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甚至从他的双肩也无法推断出来，因为双臂截肢的位置太高，已经没有留下装假肢的余地。此人的头是圆的，有一对活跃的褐色眼睛，蓄着一撮小胡子。想必是有人天天在照料他——他的脸已修过，理了发，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那辆小车实际上只有一块木板带上滑轮，由一个独臂的人拖着走。这个截去四肢的人坐得端端正正，而且对此很留神。跟在他后面的是坐着截去双腿的残疾人的车辆，每三辆车子排成一排。这些车子有大橡皮轮，靠双手操纵前行。用来遮掩本来是双腿部位的皮革围裙，以往通常是闭合的，而今天却掀了开来。他们的躯干可以看清。裤子细心地折叠起来。
再后面是撑着拐杖的截肢残疾者。那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歪得出奇的轮廓、笔直的拐杖以及这两支拐杖之间有点倾斜地垂挂着的身体。后面跟着的是双目失明的人和独眼龙。人们听到白色拐杖落在石子路上的响声，看到带有三个圆点的黄臂章。失去双眼者的臂章像单向行驶车道或死胡同被封闭入口处的标志一样——画有禁止车辆通行的三个黑色圆点。许多残疾者都举着标语牌，即使是双目失明的残疾者，虽然他们永远再也看不到什么，也举着这样的牌子。一个牌子上写着：“这就是祖国的感谢吗？”另一个牌子写着：“我们在挨饿”。
有人把一根贴着纸条的木棒插在坐小车的那个男子的外衣里。纸条上写着：“我每月的养老金只值一个金马克。”两辆其他车子之间飘着一面白旗：“我们的孩子没有牛奶，没有肉，没有黄油。我们是为此而战的吗？”
这些人都是通货膨胀最不幸的牺牲者。他们的养老金贬值，几乎毫无用处。政府不时给他们提高，但是为时太晚，因为在提高的当天，其收入又降了许多倍。美元发了疯，现在它每天已经不再是跳跃几千或几万，而是几十万。前天一美元还是一百二十万马克，昨天已经一百四十万。明天它有望到达二百万，而月底将是一千万。现在工人在白天领两次钱，一次在上午，一次在下午，每次有半小时休息，以便让他们跑出去采购，因为他们如果把钱留到下午，将遭受巨大损失，致使他们的小孩还吃不到半饱。这是填饱，不是营养好，用一切可以填到肚子里的东西——不是用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来填饱。
这支游行队伍比其他一切游行队伍要缓慢得多。在队伍后面，星期日游客的汽车被堵塞。于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前面是一大批灰蒙蒙的无名的战争牺牲品，他们默默无语地拖着自己的身子前进；接着是死难士兵的未亡人，她们带着自己的小孩，瘦弱、饥饿、憔悴和恐惧；不耐烦地紧跟在她们后面的是靠战争发财者被堵住的汽车，喇叭声、马达声此起彼伏。汽车里呈现夏季的景色，双颊肥厚、手臂粗圆和红光满面的人身穿亚麻布或丝绸服装。这些人表情尴尬，因为他们已经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境地。人行道上行人的处境要好一些，他们干脆把视线移开，拖着停下脚步并想同残疾者说话的孩子们一道走。谁有可能，就躲开去走旁边的马路。
太阳高挂，天气炎热，残疾者们开始冒汗。这是贫血人冒出的不健康的白色粥状汗水，汗水淌到他们脸上。突然，在他们后面响起一声喇叭尖叫声。有个人忍受不住了，他想节省几分钟时间，因而试图使车子的一侧在车道，另一侧在人行道上开过去。所有残疾者都转过身子。没有人说句话，但是他们把队伍散开，堵住马路。若是汽车想通过，那么它就得从他们身上压过去。一个身穿浅色西服、头戴一顶草帽的青年男子带着一个姑娘坐在汽车里。他做了几个愚蠢尴尬的手势，点燃一支香烟。每个残疾者从他身旁走过，都要朝他看看。他们不是出于责备，而是看着香味飘到马路上的那支香烟。这是一支高级香烟。没有哪个残疾者还能够经常抽上一口烟。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也要嗅嗅。
我跟随队伍一直走到玛利亚教堂。那里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国家社会党人，他们扛着一块大牌子：“伙伴们，到我们这里来！阿道夫·希特勒会救你们的！”队伍围着教堂绕圈。
我们坐在红磨坊里。一瓶香槟酒摆在我们面前。这瓶酒售价二百万马克——相当于一个锯去腿的残疾军人及其全家在两个月里所拿到的养老金。酒是里森费尔德订的。
里森费尔德坐的位置可以俯视舞池。“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他对我说，“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们会怎样捉弄我。贵妇人是不住在小小墓碑店的对面的，而且不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这在一个像您这样的大人物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我说道，“可是您该知道，贵族们的居住情况几乎只能如此。这是通货膨胀安排的。住宫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里森费尔德先生。即使某人还有一座宫殿，他也会把房间租出去。继承的钱财已经耗光。王室住在摆有家具的租房里，军刀铿锵的上校们已经咬牙切齿地变成保险公司代理人，伯爵夫人……”
“够了！”里森费尔德打断我的话，“我都要掉泪了！没有必要再解释。但是有关瓦策克太太的事，我了如指掌。有幸看看你们拙劣的骗局，使我感到好笑。”
里森费尔德看着正在同格奥尔格跳狐步舞的莉萨的背影。我避免让这位奥登瓦尔德的卡萨诺瓦回忆他曾把莉萨看作是步态像只肥豹子的法国女人——这么做可能引起我们的关系立即破裂，而我们正迫切等待着一批花岗岩。
“再说，这于事无损，”里森费尔德和解地说，“相反，给她的分数还可以评得更高！这个娘儿们，完全与众不同！您瞧，她是怎样跳的！像一只——一只——”
“一只肥豹子。”我帮他说了出来。
里森费尔德斜着眼睛看我。“有时您对女人也算有些了解。”他嘟哝着。
“是从您那里学到的！”
他对我祝酒，出乎意料地来讨好我。“我有一件事想向您讨教，”我说道，“我觉得您在奥登瓦尔德家里是个第一流的安分守己的公民和家长。您以前给我们看过您三个孩子和您那玫瑰花环绕着的房子的照片，房子的围墙基本上没有用过一块花岗岩，我作为一事无成的诗人，对于您这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可是为什么您在外面却变成这样一位夜总会的国王呢？”
“为了在家里能尽情享受当个公民和家长的滋味。”里森费尔德脱口而出答道。
“是个很妙的理由。但是为什么偏偏要绕个圈子呢？”
里森费尔德狞笑着。“这是我的恶魔在作怪。人的双重天性。从来没听过，不是吗？”
“我没听过？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里森费尔德傲慢地笑笑，同早上的韦尼克差不多。“您？”
“即使在有更多智慧的这一级人里，也会有这种事的。”我解释道。
里森费尔德喝口酒，叹了一口气。“现实和幻想！永远在追逐，永远分离！或者说，”他恢复常态，带着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处在您的位置，即作为一个诗人，当然是渴望和实现，上帝和肉，宇宙和厕所——”
幸好这时小号又吹起来，格奥尔格和莉萨从舞池里回来。莉萨穿着杏黄色薄绸衣，像个童话里的人物。里森费尔德在知道她的普通出身以后，作为和解，要求我们大家接受他的邀请来到红磨坊。此时，他向莉萨鞠个躬。“跳个探戈，尊贵的夫人。您想……”
莉萨比里森费尔德高出一个头，我们等待着精彩的表演。但是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花岗岩皇帝显示出他是个跳探戈舞的大师。他不仅擅长阿根廷的，而且也掌握巴西的探戈舞，似乎还会一些其他变异的跳法。他像个花式滑冰运动员带着不知所措的莉萨在正厅里打圈。“你的心情怎样？”我问格奥尔格，“别太难受。金钱对感情！我在前几天也获得这方面的一大堆教训。甚至从你这里，火辣辣的。今天早上莉萨是怎样从你的房间里出去的？”
“当时的情况很糟。里森费尔德想把办公室作为他的哨所。他想观察她的窗户。我想，如果我告诉他莉萨是什么人，或许可以把他吓跑。但这无济于事。他像个大丈夫一样忍受着。最后我终于把他拖进厨房喝了几分钟咖啡。这就给莉萨提供机会。当里森费尔德又回到办公室来观察时，莉萨已经从她窗子里往外亲切地微笑着。”
“她穿着印有仙鹤的和服式晨衣吗？”
“穿着印有风车的和服式晨衣。”
我看着他。他点点头。“衣服是用一块小的峁形碑换来的。这是必要的。因为，里森费尔德老是点头哈腰，朝着马路对面喊叫，说今晚要邀请她。”
“只要她还被认为是‘德拉图尔’，这一点料想他还不敢。”
“他邀请时很有礼貌。莉萨接受了。她想，这或许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帮助。”
“你相信吗？”
“是的。”格奥尔格愉快地回答。
里森费尔德和莉萨从舞池回来。里森费尔德头上冒着汗。莉萨像修道院的一朵百合花那样冷淡。突然间我大吃一惊，我看到酒吧间柜台后面，在气球之间出现一个新来的人。他就是奥托·巴姆布斯。他在嘈杂的人声中茫然若失地站着，他大概是觉得来这里合适，如同博登迪克也想来一样。随后，在他身旁出现维利的红脑袋，我听到勒妮·德拉图尔的口令从某处传来：“博德默尔，您可以稍息！”
我如梦方醒。“奥托，”我问巴姆布斯，“究竟什么人把你打发到这里来了？”
“是我，”维利回答，“我想为德国文学做点贡献。奥托不久就得回乡下去。那时他就有时间凑出关于罪恶社会的诗篇。但是目前他还得看看这个社会。”
奥托温顺地笑了笑。他眨眨那对近视眼。额角上冒出一些汗珠。维利和勒妮以及他就在邻桌旁坐下。莉萨和勒妮的目光发生了一次飞快的持续几秒钟的短兵相接。之后，两人又若无其事并且高傲地微笑着把目光转向各自的餐桌。
奥托朝我靠过来。“我已经把《母老虎》组诗写好了，”他用耳语的嗓音对我说，“昨天夜里完稿的。我现在已经在写一组新的《深红色的女人》。以后我或许会把它叫作《启示录的大动物》，改为自由体诗。这工作真了不起。我的灵感又来了！”
“好！可是你在这里盼望得到什么？”
“一切，”奥托容光焕发地回答，“我总是盼望一切，假如什么也还不知道，那就是美的。再者，你不是也认识马戏班里的一个女士！”
“我所认识的女士，不会为新手而做这方面的训练的，”我说道，“看来你的确还一无所知，你这异想天开的色鬼，否则你也不至于这么笨得不知羞耻！因此请你记住头条法律：不去碰别人的女士——你在这方面还没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
奥托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他随后说，“资产阶级的偏见！我又不是说有夫之妇。”
“我也不是，你这色鬼。要是有夫之妇，法律不是这么严格的。究竟为什么说我想尽一切办法认识马戏班的一个女士？我已经对你说过，她在一个跳蚤马戏团里当过售票员。”
“维利对我说那不是真的。他说她在马戏班里当杂技演员。”
“是这样，维利！”我看见那红发头颅像个南瓜在舞厅的人海之上摇晃，“你听着，奥托，”我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维利的女士是马戏班的。就是那个戴蓝帽子的。而且她爱好文学。这就是机会！看准了就上！”
巴姆布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真心诚意跟你说，你这愚蠢的唯心主义者！”我说道。
里森费尔德已经又和莉萨朝舞池走去。“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格？”我问道，“那边有个业务上的朋友试图把你的女士从你这里拉走，而这里刚才有人要我以德国诗坛为重把格尔达出借。到底我们是笨蛋，还是我们的女士的确值得这样追求？”
“两者都是。此外，别人的老婆总是比一个未婚女子更值得花五倍力气去追求。这是一条古老的道德准则。但是莉萨在几分钟后头部会剧烈疼痛，出去一会儿，到更衣室去拿阿司匹林，然后叫个侍应生来送信，说她不得已回家去了，叫我们继续在这里消遣。”
“这是对里森费尔德当头一棒。里森费尔德明天会什么也不再卖给我们。”
“他必定卖得更多。你应该知道。为了格尔达。格尔达在哪里？”
“她的聘约三天后才开始。我希望她在旧城酒家。但是我担心她会坐在爱德华的瓦尔哈拉饭店里。她把这说成是节约一顿晚餐。我没有什么理由可反对的。她有充分的理由，我要回答她，得再长三十岁。你倒是要留心莉萨。她为了在业务上再帮我们的忙，或许不会头疼。”
奥托·巴姆布斯又往我这里靠过来。他的一对眼睛在眼镜玻璃后，像受惊的鲱鱼眼一样。“‘马戏场’也许是一卷诗集的一个好标题，不是吗？加上图卢兹-劳特累克的插图。”
“为什么不用伦勃朗、丢勒和米开朗琪罗画的呢？”
“这些画家画过马戏班吗？”奥托兴致勃勃地问道。
我没理会这问题。“喝吧，我的孩子，”我用父辈的口吻说，“并且为你的短命高兴，因为你随时都可能被谋杀。出于忌妒，你这个傻瓜！”
他讨好地向我祝酒，随后沉思地瞟瞟那边的勒妮，她摆动着那顶戴在金色鬈发上的小巧玲珑的翠蓝帽，看上去像个星期日的驯兽女郎。
莉萨和里森费尔德走回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莉萨说，“我突然间头疼起来。我去吃一片阿司匹林——”
里森费尔德还来不及跳起身来，莉萨已经离开桌子。格奥尔格非常得意地瞅着我，伸手去拿一支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