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青海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恰逢康熙帝安葬景陵后的第一个清明，雍正帝带领王公大臣正在景陵祭奠。得知这个消息的雍正帝欣喜若狂，立即向躺在陵寝里的乃父“汇报”，并以前所未有的礼节，“著黄布护履，躬自负土，膝行至宝顶，跪添土毕，匍匐退行”。即亲自在陵丘上匍匐跪行，担送新土，为康熙帝行“敷土礼”。如此孝行、如此大功，把场面烘托得足而又足，昭示着雍正帝皇位的合法性从此无可撼动。
至于对年羹尧和三军将士的赏赐，雍正帝人还在景陵，谕旨已经发出。年羹尧晋封为一等公，加一等精奇尼哈番；封其父年遐龄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此外，岳钟琪也被封为三等公，其余将士立功等次、如何奖赏，俱交给年羹尧分别请旨。回京后，雍正帝又不惜成本，极尽铺陈之能事：以青海平定事，先后御太和殿行庆贺礼、在午门行献俘礼；按照乃父平定三藩和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标准，将青海之捷告祭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奉先殿和关内外各帝后陵寝；撰写“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太学，昭告天下。
战争形势基本稳定后，年羹尧继续全面主持青海地区的军政善后工作。总原则是扩大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对甘肃、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部落势力进行严厉限制打压。他首先提出“防守边口八款”，将清军的长期驻防、屯种战线由嘉峪关西推至原为和硕特蒙古游牧的布隆吉尔，在当地建筑城池，并派文官管理民事。又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主要内容包括对青海蒙古各部中的“亲清”势力论功行赏，对参与叛乱者严加惩处。将原属青海和硕特蒙古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按八旗形式编制佐领，脱离和硕特部管辖，以分割其势。在西宁以北的广袤地区修建边墙、建筑城堡、招募民人耕种，设文武官员管辖，使“西番人等肆行据攘之区，悉成内地”。严格限制和硕特蒙古的游牧区域、喇嘛庙规模和僧众人数，以及蒙古与内地互市贸易的时间地点。并规定日后内地差遣官员到青海，不论该官员品级大小，只要是奉旨而来，青海各部王公就要跪接；私人相见则行宾主之礼；等等。这些建议在当时均得到雍正帝的首肯，但日后许多内容又成为年羹尧的罪状。
时至于此，具有重度文字表演型人格的雍正帝已经不知道要向这位文武全才的年大将军说些什么，才能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只能一次次地将情绪肆无忌惮地倾注毫端，譬如：
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尔。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具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拘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此言虽粗鄙失礼，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真造化大福人则可矣。惟有以手加额，将此心对于上帝，以祈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警惕，不移此志尔。
大概意思就是：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有私人感情者，也是有的，但哪里及得上你我二人这种程度！你为此庆幸，就不必说了；我的欣喜之情，也没有办法形容。总之，你我二人要做千古君臣相知的榜样，让后世之人羡慕得流口水去吧！我的天呐！我真是太高兴了！感谢上苍！
你们这一番效力，是成就了我父皇康熙爷的未了之事。从道理上讲，你们都是我的功臣；从感情上讲，你们就是我的恩人！这些话虽然粗俗，又不符合君臣之礼，想来你们也不敢承受，但我的心就是如此，我的感想就是如此！我私下里庆幸，自己真是有大造化、大福气的人啊！每每想到这里，只有把手放在额头上，感激上天的厚爱。我一颗心可对苍天、向上帝祈求，能成全我们君臣之间有始有终。我也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变心移志。
除了指天誓日、情深意切的言辞告白外，雍正帝还不断给予年羹尧物质奖励。这些物质奖励更多的并非金银财宝、土地房屋，而是最能显示私人感情的日常随手之物，尤其要展现出“有我一份，就有你一份”的浓情厚意。如赏赐珈楠暖手一块，随称：“实在是块好香，做了四块玩器，赐怡王、舅舅两块，给你带一块来，朕留一块，现今不时把握。”又赏赐新茶，说：“今有查必纳（两江总督）、李成龙（安徽巡抚）新茶进到……每样给你带一瓶尝鲜。”又赏赐手巾鼻烟壶，说：“今有新进三种小规矩，甚如意，寄赐与卿，以为玩具。卿之感固一日不能忘，而朕之怜实不能一时不念也。”
此外，这一时期，朝中的一切大事、要事，哪怕与军事活动毫无关系，雍正帝都要私下与年羹尧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如山西巡抚诺敏建议施行耗羡归公，要征求年羹尧意见；律例馆修订了新律例，要征求年羹尧意见；礼部奏请为孔庙增加配享之人，要征求年羹尧意见；甚至翰林院庶吉士的散馆考试，核定等第、名次之事，也要征求年羹尧意见。这些重大政策、政务在中央内部各有专管，本非一个外省督抚应予置喙，而年羹尧毫无避讳，每每直言可否，多所更正。能够突破一切制度和人事关系限制，与皇帝私人交流，意味着他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反而比相关衙门更大、更直接。
说来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大功臣也不是一个两个，而自降身段、奉承功臣以至于斯的皇帝可不多见吧？看了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恩遇迭加，特别是甜言蜜语，结合其悲惨下场，想必有读者就会怀疑，这是雍正帝的处心积虑、故意捧杀吧？不然何至于此！然而以雍正帝的性格及惯常做法，倒真不至于存心如此险恶，实在是表演型人格使然，所谓爱之则欲其生、恨之则欲其死是也。我们可以做个简单对比：
雍正帝对自己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也极为优待信任，在即位之初，就封他为亲王，任命为总理大臣，并破例准许其爵位世袭罔替。此后又准其再指封一子为郡王，将其俸禄、庄园、所属佐领、王府护卫、出行仪仗均照《会典》所载的亲王标准增加一倍。允祥一直总理户部，掌握财政大权，其所奏大小事情，雍正帝无不照准，并且屡次公开表示：这样的良法美意、利国利民之举，是怡亲王的建议，朕不能匿其功德而自居之，一定要向天下人公开说明。允祥的王府、别苑，甚至坟地，都被雍正帝安排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从清宫的造办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允祥几乎包揽了雍正帝所有的生活琐事，出入禁宫和圆明园，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又如对年羹尧的乡试同年，那位在康熙年间郁郁不得志的鄂尔泰，雍正帝一发现他是沙中璞玉，立即予以破格提拔，从内务府员外郎一迁则苏州布政使，再迁则署理云贵总督，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宜。后又令其兼掌广西，全权掌管三省兵民大政，与年羹尧声势最盛时的权力有相近之处。君臣二人远隔万里，常年通过奏折亲密交流，讨论治国用人之道。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得了一场大病，为免鄂尔泰悬心，特命其递送奏折的家奴进入寝宫面圣，以便让他回去向鄂尔泰告知皇帝气色安好、龙体康健。
雍正帝对以上这两位的恩遇迭加、甜言蜜语，比对年羹尧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二人却能善自珍重、保全始终，盖因其应对有术、各具所长。
雍正帝与允祥自幼相处，曾奉父命授其算学，二人在康熙后期有数十首唱和诗作，以及谈禅论道的书信留存。其间，雍正帝的儿子弘昼生了重病，允祥为之奔走医药，使其得以保全性命。雍正帝对此十分感激，命弘昼称叔父为父。允祥对雍正帝的性情十分了解，深知他或爱或恨，当时都出于至诚，只是性情反复，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于是，每当乃兄有出于常情的厚爱厚赐，允祥都采取能推就推、推不了就硬推的策略。只拼命工作，绝不接受过分的荣誉和利益，让兄长对自己始终有严重的亏欠感，毫无翻脸余地。
鄂尔泰以理学自居，为人严正，勤于事功，对下属一言进退，主持改土归流时更展现出相当的杀伐决断，行事作风某种程度上与年羹尧颇有相似之处。不过，鄂尔泰本无根基，是雍正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新朝新人。对于雍正帝来说，他是一个完全可控的柱石能臣，除去皇帝，再无可以依靠的势力。另外，鄂尔泰也是真心感激雍正帝的浩荡皇恩，姿态放得很低，多所逢迎，虽与雍正帝算是同龄人，但奏折中动辄则称：“（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这是年羹尧绝不屑落笔的。
与这两个人相比，年羹尧更具有今人所说的独立人格的意味。一方面，他的事功成就、社会关系并不完全依赖于雍正帝，既不是允祥那样的幼年相从、棠棣情深，又不是鄂尔泰那样的拔于微末、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于雍正帝那些显得失态的情感表达，他也没有表现出同等程度的亲昵逢迎，远不如与康熙皇帝的交流更加真挚自然，从单纯的人际交往和君臣礼数上讲，让雍正帝很不满意。所以，面对雍正帝同样的做法，允祥与鄂尔泰安然无事，到年羹尧身上却变成了糖衣炮弹。
此外，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过度优待，也引起朝中衮衮诸公的反感。青海作战之前，年羹尧能够执掌大将军印，且达到信任之专无以复加的程度，无疑是雍正帝力排众议、乾纲独断的结果，朝中一些老派满蒙贵族，一直对他出任大将军颇多非议，且矛头直指满汉之别。如康熙末年曾随胤禵出征的将军、宗室宗扎布就曾向人抱怨：“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辅政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雍正帝就此驳斥云：
当时青海之事可危可虑，凡事俱由朕与怡王、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等从中详密商定，而在外军务则令年羹尧主管。年羹尧孜孜黾勉，率领当地边塞汉兵，不糜钱粮，不劳兵马，须臾克奏肤功，从而平定青海之贼，以宁边陲。如此之人，不能委以大将军乎？朕用人不当否？就以此事而论，倘若授以允禵为大将军，面由尔等辅佐，该事能如此完结否？尔言未用满洲兵，路途如此遥远，即派满洲兵，亦难赶到，而仅用边塞绿旗兵，即能击败贼敌，扬我军威，可喜可贺，我满洲兵更显威武，此事又有何虑之处？前为西藏之事，年羹尧亦筹备四川兵马，力争务取西藏，即照皇父指教，孜孜向前，进定西藏。至圣皇父曾屡次谕曰：我朝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有大将之才，此事人人皆知。
可知其中所言汉军者，即指年羹尧而言。
多年后，雍正帝又亲自讲出一件往事，说正当年羹尧在西宁坚守孤城之际，对雍正即位助力最多的国舅隆科多曾秘密进言，认为应对年羹尧有所掣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不好他哪天带兵叛乱、反戈一击呢？对于隆科多的这个说法，雍正帝还没来得及回应，他身边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怡亲王允祥就表示反对，说既然已经把大军交给年羹尧，疑神疑鬼也没有意义了，派人掣肘，对军事行动不利，还不如一切照旧，让他把本事都使出来，打赢了算数。
大约有读者看到这里会认为，对年大将军的忠诚度，掌握人事大权的隆国舅颇有疑虑，而掌握财政大权的当家亲王大力支持。实际上，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这雍正初年的政坛三巨头关系到底如何，他们之间的角力，对年羹尧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