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不共戴天之仇”，仇恨之深，竟至于不愿跟仇人共处一片蓝天下。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儒生王良借了族侄王俊的高利贷，因为还债的利息纠葛发生了争执，王俊酒后居然将叔父殴打致死。王良的儿子王世名是名秀才，在父亲临死前发誓道：“此不共戴天之仇，儿誓不与俱生人世！”王俊仗着钱多，央求族长出面私了，王世名深知如果告到官府，被王俊上下打点之后，肯定不会判他的死刑，因此接受了王俊赔偿的三十亩肥田。五年之中，王世名照常跟王俊来往，谈笑风生，外人都以为王世名早已忘记了父仇。隐忍五年之后，王世名终于逮到一个机会，仗剑斩下了王俊的首级，到官府自首。官府知王世名乃孝子复仇，有意开脱他的罪名，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开棺验明其父的死因。为了保全父亲的遗骨，王世名当堂撞死，他的妻子也绝食而死，追随丈夫而去。
王世名是个儒生，人们通常误认为儒家缺乏刚烈之气，殊不知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人们还想当然地把“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加在孔子头上，认为这是孔子的教诲，其实孔子哪里说过这样的话！孔子的原话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的本义是不弯曲，这里指正直之道。如果别人对你有德，你要报之以德；如果别人伤害了你，你不能逆来顺受，忍辱偷生，而是要刚强不屈，采取正直之道去报复仇人。
不仅孔子如此，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礼记》还详细规定了各种复仇原则，《曲礼上》篇中写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父仇不共戴天；杀兄弟之仇，则要随身携带兵器，见到仇人径直杀掉，不须再回家取兵器；杀朋友之仇，不能跟仇人共处一个国家之内。
《论语·檀弓》载，孔子的学生子夏询问为父母复仇之道，孔子回答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意思是儿子要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还不能去做官，卧薪尝胆。一旦在街头遇到仇人，拿出随身携带的兵器就杀掉仇人。
《公羊传·定公四年》也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意思是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可以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被杀，儿子为父亲复仇就会形成“推刃之道”，即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后者不被赞赏。伍子胥当年为报父仇，率领吴军攻入楚国都城，将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三百，这一行为得到当时人的充分理解和接受。
到了唐代，“礼”和“法”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武则天统治时期，出了一桩中国法律史上著名的谋杀案：御史赵师韫在一家驿站里被一名叫徐元庆的服务生所杀，徐元庆随即投案自首。原来赵师韫担任县尉的时候，杀了徐元庆的父亲，徐元庆为报父仇，隐姓埋名，终于报了杀父之仇。这桩谋杀案引发了朝廷的巨大争议：依照律法，徐元庆必死无疑；可是依照古礼，徐元庆又应该受到表彰。连武则天本人都被这个案子深深地困扰。
著名诗人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认为礼是使人进步的，而法是维持国家秩序的。徐元庆依法当杀，但他为父报仇的精神可嘉，建议先杀了徐元庆，再大张旗鼓地表彰一番。这个提议巧妙地避开了“礼”和“法”的冲突，案子最后也是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判决的。
一百多年之后，柳宗元也写了一篇《驳〈复仇议〉》，指出陈子昂的观点互相矛盾，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对同一件事情怎么可以既惩罚又表彰呢？柳宗元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无辜被杀，如果是无辜被杀，徐元庆复仇就无罪；如果有罪被杀，徐元庆复仇就有罪。因此，核心在于查清赵师韫是否出于私怨杀了徐元庆之父，若果真如此，徐元庆复仇就是“守礼而行义”，非但不能判罪，反而要无罪释放，并向他道歉！柳宗元的立论基础就是周礼关于复仇的规定。
后来，韩愈写有《复仇状》，王安石写有《复仇解》，私力救济慢慢让位给了国家法律，“不共戴天之仇”被纳入了法律范畴，不过，直到今天，这个话题仍然还在引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