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进步不会快于我们在教育领域的进步，人类的心灵是我们最根本的资源。
——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61年2月20日向国会发表的关于教育的特别讲话
在各个发达国家，无论身处政治光谱的哪一端，所有人都认同教育具有的重要性。教育有利于社会——熟练劳动力的贡献与经济生产力是社会需要的，更不必提税收了——也有利于个人。教育程度更高者收入也更高，对自己的工作与闲暇时光感到更满意，失业风险更低，更加健康，犯罪的可能性更低，更愿意参与志愿活动和在选举中投票。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06年时高中肄业者的平均收入为每周419美元；高中毕业者的平均收入上升至每周595美元；本科毕业者的平均收入为每周1039美元，若取得了更高的学历，那么平均收入将进一步上升至每周超过1200美元。
家庭优势
尽管学校的质量会对孩子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表现产生影响，但最重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家庭背景。在一份关于英国教育的未来的报告中，梅利莎·本（Melissa Benn）和菲奥娜·米勒（Fiona Millar）描述道：
英国学校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孩子家庭背景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第23页）]
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也越好；如果孩子家中有学习的空间、有参考书和报纸、教育受到重视，他们的表现也会更好。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这甚至更为重要。
既然所有发达国家都致力于教育和机会平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那么尽管学校制度十分完善，为何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仍表现较差，从而无法从教育中获取极大的益处？接下来我们将表明，有些社会要比其他社会更加接近于实现机会平等这一目标。
成就的不平等
图表8.1表明，国际教育成绩与收入不平等状况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图表8.2表明这种关联在美国国内同样存在。较不平等的国家和较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在教育成就方面表现也较为糟糕，这二者之间的关联足够强烈，我们确信这不能归结为偶然。可以进行比较的关于教育成就的国际数据来自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该项目目的在于对不同国家的15岁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该项目于2000年在43个国家启动，每三年对学生作出一次评估，通常每次会考察每个国家的4500至10000名学生。学校是随机抽取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之所以要考察15岁的学生，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这都是完成义务教育时学生的年纪。每次测试的科目包括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目标在于考察学生应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图表8.1：在较不平等的国家，15 岁学生在数学和读写方面得分较低。
图表8.2：在较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八年级学生在数学和读写方面得分较低。
为了保证国际数据与美国国内数据的一致性，我们只选取了各国数学和阅读的平均分数，并按照收入不平等程度对各国进行了排列（见图表8.1）。不过，即使加入科学素养方面的分数，结果也不会发生明显变化。2003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不包括英国的数据，因为同意参与调查的学校数量太少，未能达到该项目的要求。此外，“国际成年人读写能力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国际上，收入不平等状况与成人读写能力之间同样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为了审视美国国内是否也存在这种关联，我们从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处选取了2003年度八年级学生（约为14岁）的数学和阅读成绩（见图表8.2）。收入差距较大的州分数明显较低。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美国高中生的辍学率。图表8.3表明，在较不平等的各州，学生辍学的可能性也较大。辍学率最低的州分别是阿拉斯加、怀俄明、犹他、明尼苏达和新罕布什尔，辍学率约为12%。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肯塔基这三个州，辍学的高中生比例高达四分之一。
你也许会认为这种惊人的关联是贫穷导致的：在贫穷的各州，高中生辍学率也更高，以便早日开始工作，补贴家用。的确，贫穷的州辍学率更高，但贫穷和不平等分别造成的影响是独立的。贫穷这一因素不能够解释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所有州的贫困率均低于17%，然而有16个州的辍学率高于20%，而且辍学现象不仅限于穷人。
教育表现
人们通常认为，提升一国教育表现水平的愿望与减少教育不平等的愿望是相互分离的，但事实与此几乎截然相反。能否提升一国的教育表现水平，也许取决于能否减少教育表现的社会坡度。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教育学教授道格拉斯·威尔姆斯（Douglas Willms）对此给出了惊人的证明。图表8.4展现的是“国际成年人读写能力调查”中成年人的读写得分与其父母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所考察的国家包括芬兰、比利时、英国和美国。
图表8.3：在较不平等的美国各州，高中生辍学率也较高。
图表8.4：四个国家中读写得分与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数据来源：国际成年人读写能力调查）。
这张图表表明，即使父母受到过良好教育（由此想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处国家的整体状况依然会影响到你在教育上是否会获得成功。对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较低的人而言，所处国家的整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就更大了。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这四个国家当中，最为不平等的英国和美国，社会坡度也最为陡峭；更加平等的芬兰和比利时，社会坡度也更加平缓。显然，社会坡度的陡峭程度也会对各国的平均读写得分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平均得分普遍更低。
威尔姆斯还证明了图表8.4所揭示的现象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无论是在12个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在加拿大各省和美国各州之间——同样存在。他认为，除了更为明显的分化趋势外——父母受教育水平越低，各地区间差距就越大——“在平均熟练程度与社会经济坡度的陡峭程度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负相关关系”。
流行病学家阿尔朱曼德·西迪基（Arjumand Siddiqi）及其同事还使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00年的数据，考察了15岁学生阅读能力的社会坡度。他们发现，国家提供福利的历史越悠久，教育表现就越好。和威尔姆斯一样，他们同样发现，平均得分越高的国家，不同阶层在阅读能力上的差距也越小。芬兰和瑞典的阅读能力平均得分很高，阅读得分的不平等程度则很低；希腊和葡萄牙的平均得分很低，阅读能力的不平等程度则很高。不过，西迪基及同事也注意到了这一一般趋势中的某些例外。新西兰和英国的阅读能力平均得分很高，但阅读得分的不平等程度也很高；另一方面，挪威的平均得分相当平庸，但阅读能力的不平等程度也相当低。研究者提出的解释是，新西兰和英国本应有更多学生参与测验，但由于辍学或逃学等原因并未参与。
教育福利
西迪基和同事们强调，“以高福利著称的国家”阅读得分很高，而且阅读能力的不平等程度很低。我们在第12章考察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将再次探讨这一话题。
收入不平等对教育表现还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不平等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及家庭成员间关系的质量。早在正式教育开始之前，幼儿时期经历的社会不平等就已经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今我们已经相当了解幼年经历对于日后成长的重要性了：人们在出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学习，生命的最初几年对于大脑发育至关重要。孩子成长的环境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幼年时期的学习过程。英国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就3岁儿童的受教育水平而言，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者已经比家庭条件更优越者落后了一年之多。
对于幼年时期的学习过程而言，能够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婴幼儿需要身处体贴、热情的环境中；他们需要与成人说话、互动，并感受到爱意；他们还需要玩耍、交流和探索世界的机会；在安全范围之内，他们的行动需要受到鼓励，而非限制或是惩罚。如果父母或是照顾孩子的其他人受制于贫穷、压力或是孤立无援，他们就难以为婴幼儿提供这样的环境。
在第4章中，我们揭示了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质量普遍较低；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们揭示了不平等与穷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及吸毒等问题之间的关联。接下来再思考等级制更为严重、信任程度更低等问题会对亲密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就算不上太大的跳跃了。家庭冲突与暴力、父母患有心理疾病、缺乏时间和资源，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和亚当·莱文（Adam Levine）进行的一项分析展现了此类压力会导致的结果。他们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加剧最为迅速的美国各县，离婚率上升幅度也最大。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经历更多次家庭冲突和波动，更有可能亲历家暴行为，并且更有可能生活在拥挤、嘈杂、质量不达标的住房里；也就是说，家庭环境的质量与收入水平直接相关。父母看待贫穷的态度也会对孩子产生影响。有证据表明，有些家庭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表现得更为坚韧，有些父母则变得更为苛刻和冷漠，甚至对孩子疏忽大意或是拳脚相向。我们需要再一次着重指出，这些家庭关系和养育子女方面的困难并不限于穷人。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描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穷困家庭在养育子女方面的差异：关键的差异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安排、语言的使用，以及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等方面。“英国千禧一代研究”是一项针对出生于2000和2001年的儿童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我们发现，与社会地位最高家庭的母亲相比，即使是社会地位第二高家庭的母亲也感到自己能力不足，与子女关系较差。
社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缓解家庭承受的压力，并为孩子幼年时期的成长提供支持。从人生的初期开始，有些国家便通过带薪产假等方式，更好地帮助母亲陪伴在婴儿身边。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青少年成长及家庭政策交流中心”关于带薪产假长度的数据显示，更为平等的社会提供的带薪产假时间也更长。
瑞典在产假（可以由父亲和母亲分享）期间会发放相当于80%工资的补贴，直到孩子年满18个月为止；随后的三个月将发放一笔固定金额的补贴；再往后的三个月则是无薪产假。挪威的方案则是，产假（父母可以分享）长度为一年，补贴额相当于工资的80%；或是产假长度为42周，补贴额相当于全额工资。相较之下，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产假均不含有法定福利：在澳大利亚，父母可以休为期一年的无薪产假，在美国则是12周。
除了产假外，能够改善幼儿生活质量的方式还包括：提供家庭津贴、赋税优惠、福利住房、医疗保障、改善工作/生活平衡的项目，监督儿童抚养费的支付，以及最为重要的，提供高质量的幼年教育。幼年教育项目有助于促进身体、认知、社交以及情绪等方面能力的开发，可以改变日后生活的轨迹；成本—收益分析也显示，这些项目能够带来高额回报。试验表明，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如果接受了高质量的幼年教育，日后接受补救教育和误入犯罪歧途的可能性都较低，成年后的收入也会更高。这些收益意味着政府的投入将获得可观的回报。
学习机会的不平等
我们已经展示了不平等是如何影响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进而不利于儿童成长的。此外，有证据足以表明，不平等会直接影响儿童的认知和学习能力。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卡拉·霍夫（Karla Hoff）和普里扬卡·潘迪（Priyanka Pandey）于2004年发布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试验结果。他们从遍布印度全国的各个农村选出了一批11至12岁的儿童，其中高种姓和低种姓的各有321名，并为他们布置了解开迷宫问题的任务。一开始，这些男孩在解谜时并没有在意彼此的种姓，结果低种姓的孩子表现要稍好于高种姓的孩子。
接下来研究人员重复了这项试验，但这一次每名男孩都被要求公开表明自己的姓名、来自于哪个村庄、父亲及祖父的姓名，以及自己的种姓。随后，男孩们开始解谜。这一次的结果体现出了高低种姓之间的巨大差距，低种姓男孩的表现大幅下滑（见图表8.5）。
这一结果惊人地证明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评判自己的眼光，将显著地影响我们在一项教育任务中的表现和行为。当我们感到自卑时，我们的能力也会减弱。
图表8.5：种姓身份对于印度学生表现的影响。
对美国的黑人与白人高中生进行的试验证明了同样的结果，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和纽约大学心理学家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进行的试验。他们用研究生入选考试的标准化试卷来考察试验参与者。在第一种情况下，学生们被告知这项测试旨在考察他们的能力；在第二种情况下，学生们被告知这项测试并非要考察他们的能力。两种情况下白人学生的表现是相同的，但黑人学生在第一种情况下的表现要糟糕得多。斯蒂尔和阿伦森将这一现象称为“脸谱化造成的威胁”。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既可以体现为性别差异，也可以体现为种族差异。
尽管我们在第3章中就曾探讨过社会焦虑情绪以及负面评判造成的影响，但即使在人为条件下，脸谱化依然如此易于造成威胁，这一点还是会令我们感到惊讶。一位名叫简·埃利奥特（Jane Elliott）的美国教师于1968年和学生们一起进行了一项试验，目的在于教育他们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种族问题。她向学生们表示，科学家发现，蓝色眼睛的人比棕色眼睛的人更加聪明，更容易取得成功，后者则是愚蠢、懒惰的。然后她将班级分为蓝眼睛和棕眼睛两个小组，并给予蓝眼睛小组特殊优待。蓝眼睛小组很快展现出了对于棕眼睛小组的优越感和轻蔑态度，自己的成绩也提高了。棕眼睛小组很快表现出了顺从的胆怯心态，成绩也下滑了。几天之后，埃利奥特告诉同学们，自己把信息记错了，实际上棕眼睛的人更具优越性。班级里的情况很快便发生了逆转。
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对我们的感觉是如何影响学习效果的作出了生物学解释。在鼓励的环境中我们的学习效果最好，因为我们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当我们感到愉悦或是自信时，多巴胺的释放会令我们的大脑获益，这有助于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血清胺和肾上腺素也能令我们获益，前者有助于改善心情，后者能够增强我们的表现。当我们感到威胁、无助和压力时，我们身体中皮质醇的含量会上升，这会阻碍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因此，我们在本章中所描述的社会与学校中的不平等显然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和教育表现。
人各有志
不平等还会通过影响社会地位较低者的志向、规范和价值观的方式，对其教育表现产生直接影响。中产阶级、教师和决策者都将教育视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向上流动的渠道，但穷人和工人阶级自己却并不总是持有相同的看法。
人类学家吉莉恩·埃文斯（Gillian Evans）在出版于2006年的《教育失败以及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Educational Failure and Working Class White Children in Britain ）一书中描述了伦敦东部伯蒙德西地区的工人阶级文化。她发现人们期待中的孩子在校行为与中产阶级家长期待中的孩子在家行为是一致的，但与工人阶级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却存在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家长甚至会对教育和中产阶级价值观产生抵触情绪，因为让孩子接受教育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一位女性向埃文斯表示，“身为普通人”就意味着“知道该如何开怀大笑”，“因为你可不是个自负的人”。埃文斯书中提到的女性都热衷于谈论自己的家庭、健康状况、工作、如何赚钱、家务活、人际关系、购物、性以及流言蜚语，谈论抽象概念、书籍和文化被认为是矫揉造作。这些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家中受到的约束很少，埃文斯表示孩子们可以尽情吃喝，可以在家抽烟，只要自己开心，还可以不做作业。“如果他们想要学习，他们会学的；如果他们不想学，他们就不学。就是这样。”这些家庭当然也望子成龙，但“成龙”的途径并不总是“教育、教育、教育”。
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孩子抵制常规教育和中产阶级价值观，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怀有雄心壮志。事实上，当我们首次查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童年福祉报告中关于儿童志向的数据时，儿童志向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令我们感到十分吃惊（见图表8.6）。在更加平等的国家，表示自己志向并不远大的孩子数量更多；在不平等的国家，孩子们更有可能怀有雄心壮志。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在更加平等的社会里，低技术工种并不那么被人轻视；而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赚大钱以及获得光鲜外表的愿望主宰着人们的职业选择。
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志向与实际机遇之间的差距更大。将关于各国数学与阅读得分的图表8.1与图表8.6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教育表现更差的国家，孩子们的志向显然更为远大。渴望获得高社会地位工作的孩子数量更多，但实际上能够获得此类工作的人数更少。如果说不平等导致了不切实际的愿望，那么不平等必然也会导致失望。
埃文斯引用的一位内城区小学教师的话，总结了不平等对孩子造成的腐蚀作用：
图表8.6：富裕国家的不平等状况与15 岁儿童的志向。
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直到离开学校，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这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从童年起就怀有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展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年轻的男性和女性会对自己的低社会地位作出何种回应；在第12章中我们将考察不平等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并再次讨论教育与机遇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