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对于防止青少年怀孕的效果，就如同说“祝你愉快”对于治疗慢性抑郁症的效果。
——费伊·沃特尔顿（Faye Wattleton），
1988年在西雅图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2005年夏天，姐妹三人登上了英国各小报的头条：三人都是青少年母亲。三人中最年轻的少女产子时年仅12岁。“我们睡在妈妈家的床上，抱在一起，就那么发生了性关系。”她说道，“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感到太害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希望这事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不久之后，她的二姐在14岁时也产下一子。“这就是那种事情。我还以为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头上，”她说道，“起初我想要堕胎，因为我不想和妹妹一样。但我实在做不到。”大姐是三人中最后怀孕的，产子时年仅16岁。和妹妹们不同，她似乎很期待成为母亲：“我退学了……因为我实在不感兴趣。”她承认，“我的朋友都已经有孩子了，我也想成为母亲。”在她们的故事流传开来时，三人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们睡在同一间卧室，年纪较轻的两位学业十分挣扎，三人都依靠社会保障金过活。没有学历、没有孩子父亲的支持，她们的未来十分黯淡。媒体评论员和公众立刻对三姐妹和她们的母亲表示了谴责，将她们视作不负责任的乞讨者。“见识一下产子三姐妹吧……她们可拿到了一大笔福利金”“她们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报纸大声疾呼道。她们的母亲则将这一切归咎于学校里性教育的缺失。
这一问题为何重要
媒体的激愤之情令社会对于青少年母亲这一问题的担忧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常常称青少年母亲是“生了孩子的孩子”，认为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母亲、孩子，也不利于社会。
无疑，青少年母亲生下的孩子出生时体重往往较轻，更容易早产，婴儿时期的死亡率更高，而且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面临教育失败、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他们也更有可能同样成为青少年父母。成为了青少年母亲的女孩往往是贫穷、未受过教育的。然而，青少年生育导致的种种恶果真的是由于母亲的年纪造成的吗？或者说，这其实是青少年母亲身处的文化坏境所导致的结果？
人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青少年生育并非一项健康问题，因为低龄本身并不会导致种种恶果。事实上，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长期贫困和压力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以至于在年轻时产子反而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种被称为“经受磨难”（weathering）的观点认为，对于贫穷、社会地位低的女性而言，推迟怀孕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孩子的健康状况会变好。其他人则表示青少年母亲的孩子更有可能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身心健康状况都较差，更加贫困。即使将阶级地位、教育程度、父母是否成婚、父母的性格等问题都考虑在内，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然而，尽管有时我们在研究中能够将年龄与经济背景的影响分离开来，在实际生活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青少年母亲这一现象往往意味着贫困一代又一代地循环往复。
然而，女孩身处的社会对她们的个人经历与个人选择——是否与男友发生性关系，是否采取避孕措施，是否选择堕胎，是否追求学历和职业生涯——又有何种影响？与此前各章讨论过的问题一样，青少年生育率与相对贫困及不平等程度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生来不平等
青少年怀孕率和生育率均呈现出社会阶级差异，不过生育率的差异要大于怀孕率，因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更有可能选择堕胎。青少年生育率更高的社区离婚率也更高，信任程度和社会凝聚度低，失业率高，更加贫穷，犯罪率也更高。有人认为，当女孩感到自己无法通过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或是获得有偿工作等方式来确立自己的成年人地位时，就会选择成为青少年母亲。社会学家克丽斯廷·卢克（Kristin Luker）认为，成为青少年母亲的是那些“感到灰心丧气的、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女孩。
然而，需要记住的是，青少年母亲并非全是贫穷女孩。与我们考察过的所有问题一样，不平等会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的青少年生育率。我们在图表9.1中展示了英国青少年母亲所占比例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按照收入情况将青少年分为四挡，在最贫穷的一档中，每年几乎都有5%的女孩会首次产子，是最富有一档每年首次产子的女孩比例的四倍。不过，即使是第二富有的一档，其每年首次产子的女孩比例也是最富有一档的两倍（分别为2.4%和1.2%）。美国的情况也类似。尽管多数青少年生育时年纪较长，为18至19岁，但对于15至17岁的青少年而言，上述规律十分明显，而且更为强有力。
图表9.2表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国际青少年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图表9.3表明，在美国的五十个州存在着同样的关联；此处使用的是来自美国国家生命统计系统和阿兰·古特马赫研究所的青少年怀孕率数据。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和美国各州，青少年生育率也更高。这种现象不能归结为偶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青少年生育率的报告表明，在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每年至少有125万青少年怀孕，其中约有75万人会成为青少年母亲。国与国之间在青少年生育率上的差别是巨大的。美国和英国高居榜首：美国15至19岁的女性青少年生育率高达52.1‰，是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倍多，是日本青少年生育率（4.6‰）的十倍多。
图表9.1：按照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排列，青少年生育率呈现出了坡度。
图表9.2：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青少年生育率更高。
蕾切尔·戈尔德（Rachel Gold）及其同事研究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与青少年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相对更加贫困的各县，青少年生育率也更高。她还指出，对于最年轻的青少年母亲（15至17岁）而言，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在考察美国各州的情况时，我们将生育与堕胎的数据结合了起来。美国各州之间在青少年怀孕率上的差别很大，密西西比州的青少年怀孕率几乎是犹他州的两倍。
图表9.3：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青少年生育率更高。
我们也许会认为，宗教与种族等因素会对怀孕、堕胎和生育等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原本以为天主教国家的青少年生育率会较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堕胎率很低。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天主教国家的高青少年生育率的确可以作此解释，但是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青少年生育率却出人意料地低。在各个国家内部，关于性、避孕、堕胎、早婚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不同族裔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例如在美国，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女孩成为青少年母亲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两倍。同样的，英国孟加拉裔和加勒比裔女孩的青少年生育率也相对较高。然而，由于这些族裔只占总人口的少数，因此对于各国或是各州总体的青少年怀孕率和生育率排名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也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些现象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解读。
在图表9.2和9.3所揭示的简单关系背后，隐藏着在不同国家成为青少年母亲意味着什么这一复杂的现实问题。例如在日本、希腊和意大利，超过半数青少年母亲都已婚（事实上在日本，86%的青少年母亲都已婚），而在美国、英国和新西兰，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母亲已经结婚。因此，美国、英国和新西兰不仅总体青少年生育率较高，这些国家的青少年生育往往还伴随着众多通常与早育有关的健康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会影响到母亲，还会影响到孩子。在美国，拉美裔青少年母亲的已婚率高于其他族裔，她们也比其他族裔更加贫困；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英国的孟加拉裔身上。
那么，关于青少年母亲的何种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平等的特别影响呢？
通往成年的快车道
有意思的是，在富裕国家，青少年生育率与各个年龄段女性的生育率之间并不存在关联。美国、英国、新西兰和葡萄牙这几个最不平等的国家，青少年生育率远高于更年长女性的生育率，而在日本、瑞典、挪威和芬兰等更加平等的国家，青少年生育率要低于更年长女性的生育率。因此，导致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青少年生育率更高的因素，与导致总体生育率提高的因素并无关联。不平等尤其会对青少年生育率产生影响。
朗特里基金会发布的一份名为《年轻人通往独立之路的变化》的报告对生于1958年和生于1970年者的成长轨迹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通往成年的快车道与慢车道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位于慢车道的是出生于较高社会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花费更长的时间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直到事业有成后才考虑结婚和养育子女。位于快车道上的人接受教育的时间往往较短，这通常会导致他们走上失业、低薪工作和培训的混乱道路，而不是飞黄腾达的职业坦途。
社会学家希拉里·格雷厄姆（Hilary Graham）和伊丽莎白·麦克德莫特（Elizabeth McDermott）指出，成为青少年母亲的女性会被隔离在广阔的社会之外，会导致几代人都受困于不平等。除了相对贫困会导致这些年轻人的机遇受限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使得青少年母亲容易受到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早熟与缺席的父亲
我们在第8章探讨不平等对家庭关系及幼年时期所承受压力的影响时，曾提及其中的一个原因。对于青少年母亲而言，幼年经历与教育及经济机遇同样重要。伦敦大学心理学家杰·贝尔斯基（Jay Belsky）及其同事于1991年提出了一项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理论，他们指出，幼年时期所承受压力的大小，将决定个人日后会采取“数量优先”还是“质量优先”的生育策略。他们认为，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将他人视作不可信任的，将人际关系视作投机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将资源视作稀缺和/或不可预测的”这些人，生理成熟会更早，性成熟会更早，会更倾向于建立短期的人际关系，并对养育孩子投入较少的精力。相较之下，在成长过程中学会“将他人视作值得信任的，将人际关系视作持久和互惠的，将资源视作随时可以获得的”这些人会成熟得更晚，性成熟得也更晚，更善于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并且对于孩子的成长投入更多精力。
对于人类的进化而言，这些不同的策略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既无法依靠同伴或是其他人，也无法依靠资源，那么尽早成年和多生孩子也许就是有价值的——至少其中有几个孩子能够活下来。然而，如果你可以信任自己的伙伴与家庭，那么就应当少生孩子，并为每个孩子投入更多注意力和资源。
戈尔德及其同事发现，在美国，不平等对社会资本（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过这个概念）的影响，也许是导致其与青少年生育率有关联的原因。也就是说，在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和互信程度越低的州——这正是适合于“数量优先”生育策略的环境——青少年生育率也会更高。
有些研究还表明，早年经历的冲突以及父亲的缺席会导致早熟：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比成长阶段无忧无虑的女孩在生理上成熟得更早，月经来得也更早。更早步入青春期往往意味着性成熟得更早，也更有可能成为青少年母亲。
对于青少年怀孕而言，父亲的缺席可能是一项格外重要的因素。心理学家布鲁斯·埃利斯（Bruce Ellis）及其同事对美国与新西兰的许多女孩进行了从幼年直至成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父亲离开家庭的时间越长，他的女儿在年少时便与人发生性关系并成为青少年母亲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女孩的行为问题、家庭承受的压力、父母养育子女的风格、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女孩成长环境的差异等因素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因此，也许是某种深层次的适应过程，导致了压力更大、更不平等的社会（也许尤其是低社会地位）与高青少年生育率之间的关联。不幸的是，尽管我们能够获得国际上关于单亲家庭的数据，但在不同的国家，单亲家庭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国际上关于父亲缺席状况的数据。
爸爸怎么了？
在本章中，我们一直在从母亲的角度讨论青少年生育这一问题。然而，父亲的情况如何？让我们回到三姐妹的故事。12岁女孩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不久就离开了她；被二姐指认为自己女儿父亲的男孩否认曾与她发生过性关系，并要求进行亲子鉴定；大姐孩子的父亲已38岁，至少还育有四个孩子。
研究人员将这三姐妹的经历详细地告知了年轻女性，社会学家格雷厄姆和麦克德莫特探讨了从与这些年轻女性的谈话中吸取的经验。她们发现，三姐妹孩子的父亲们的表现非常典型。贫困的年轻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往往会进入成年人的社交网络，这一网络中通常会包括她们的母亲及其他亲戚，这些支持网络有助于她们克服成为青少年母亲导致的社会污名。据格雷厄姆和麦克德莫特表示，年轻女性重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胜过与孩子父亲的复杂关系，因为她们认为“相比曾体验过的异性恋关系”，与孩子的关系是“亲密感的更可靠来源”。
生活在高失业率、低工资环境中的年轻男性很难提供太多安定感或是支持。在青少年生育率很高的社群里，年轻男性自己也需要应对不平等导致的许多困难，身为人父更是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