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无法获得正义的地方，在人们被迫忍受贫穷的地方，在弥漫着无知的地方，在无论哪个阶级都感到社会是在有组织、有预谋地压迫、劫掠和侮辱自己的地方，人身与财产都不可能感到安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
美国奴隶解放24周年时的讲话，华盛顿特区，1886年
当我们开始着手这一章的写作时，暴力事件登上了大西洋两岸的报纸头条。在美国，一名18岁的男子持枪进入了犹他州盐湖城的一座购物广场，随机射杀了五人，射伤四人，随后被警方击毙。在英国，南伦敦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杀人事件，其中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共有三名男孩遇害。不过，也许最能说明本章主旨的事件发生在2006年3月，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个安静的郊区，66岁的查尔斯·马丁（Charles Martin）打电话呼叫了紧急服务：“我刚刚杀死了一个小孩。我用一支该死的410火枪朝他开了两枪。”马丁杀死了一名15岁的邻居。孩子犯下了什么过错？他横穿了马丁家的草坪。“这个孩子让我烦死了，他让其他孩子骚扰我和我家。”
许多人在生活中都切实地对暴力感到担忧。在最近一次英国犯罪调查中，3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非常或者相当担心遭到抢劫，33%的受访者担心遭到袭击，24%的受访者担心遭到强奸，13%的受访者担心遭遇种族因素激发的暴力，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在公共场合遭到辱骂或是骚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事实上，与实际的暴力行为一样，对暴力和犯罪的恐惧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人数很少，但对于暴力的恐惧却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弱势群体（穷人、女性、少数族裔）尤其对暴力行为感到恐惧。在许多地方，女性都不敢在夜里外出，或是过晚回家；老人会给房门上两道锁，不会为陌生人开门。由此可见，基本的人身自由遭到了侵犯。
人们对犯罪、暴力和反社会行为的恐惧并非总是对应于犯罪与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及其趋势。近来美国的犯罪率下降了（如今这一趋势已经结束），但人们对于暴力行为的恐惧并未相应减弱。稍后我们会再度探讨近来犯罪与暴力行为的趋势，现在让我们先关注不同社会实际犯罪率的差异，并考察这些社会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暴力行为的模式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暴力行为绝大多数都是由男性犯下的，这些男性大多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哲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在《蚂蚁与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 ）一书中展现了不同地方谋杀犯的年龄与性别特征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我们重新绘制了她的图表，将芝加哥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见图表10.1）。图表下方显示的是施暴者的年龄，上方是谋杀率，分别用不同的线展现男性与女性的情况。一目了然的是，十几二十岁男性犯下的谋杀率最高，所有年龄段女性的施暴率都要比男性低许多。无论是在芝加哥，还是在英格兰及威尔士，施暴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都惊人地一致。不过，较不显而易见的是，图表左右两端的刻度截然不同。图表左端的刻度是英格兰及威尔士每百万人的凶杀案犯罪率，范围从0到30不等。图表右端的刻度是芝加哥每百万人的凶杀案犯罪率，范围从0到900不等。尽管施暴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但芝加哥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情况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不同：芝加哥的谋杀率是英格兰及威尔士的30倍。可见，除了生理上的相似性之外，还存在着巨大的环境差异。
图表10.1：施暴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将芝加哥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情况进行比较。
在有些社会几乎不存在暴力犯罪，而在美国，每三小时就有一名儿童遭到枪杀。英国的谋杀率尽管远低于美国，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十分严重：2005至2006年间共有超过100万起暴力犯罪案件记录在案。此外，尽管任何一个国家的施暴者都多为年轻男性，但大多数年轻男性并不暴力。正如青少年母亲大多都是沮丧、弱势的年轻女性一样，最有可能成为施暴者和暴力行为受害者的也是贫穷、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环境的年轻男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尊严，你就一无所有”（第29页）]
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暴力行为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从事暴力行为预防工作已有超过30年时间。多年来，他一直负责马萨诸塞州监狱系统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在作为临床精神病医生的多数时间里，他都要和监狱及监狱心理医院中最残暴的罪犯打交道。在《暴力行为》（Violence ）和《预防暴力行为》（Preventing Violence ）这两本书中，他指出暴力是一种“试图避免或是消除羞耻感（这种感觉是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和无法抵抗的）、并用与之截然相反的自尊感取而代之的行为”。当与犯下残暴罪行的男性对话时，吉利根一再发现触发暴力行为的动机包括对尊严的威胁（或是想象中的威胁）以及激发羞耻感的举动。有时候，引发暴力行为的偶然事件看上去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但这些事件均会引发羞耻感。年轻的邻居无礼地穿越你家整洁的草坪；在学校里遭到受欢迎的孩子骚扰和辱骂；被炒鱿鱼；女伴为了另一个男人而抛弃你；有人奇怪地盯着你看，等等。
吉利根甚至表示，自己“还从未发现任何一起不是由羞耻感引发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回面子’的严重暴力事件”。（第110页）]我们都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因此而施暴。我们能够体会令人心如刀绞的耻辱和难堪感，当我们在别人面前出丑时，会感到无地自容。我们也知道感到受人喜爱、尊重和重视有多么重要。然而，如果我们都能够体会这种感觉，为何因此而施暴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男性呢？
进化心理学家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暴力行为的这一模式。在出版于1988年的《凶杀》（Homicide ）一书以及此后写下的许多文字中，他们使用统计学、人类学以及历史数据表明，年轻男性有更强烈的动机取得并维持尽可能高的社会地位，因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争夺异性时能否成功。就女性而言，外貌和身材对于争夺异性更加重要；但就男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心理学家戴维·巴斯（David Buss）发现，女性对于潜在配偶经济状况的重视程度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因此，女性往往通过穿衣和化装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而男性则是通过追逐社会地位的方式。这一发现不仅能够解释为何人们在感到挫败、不受尊重和羞耻时最容易犯下暴行，还能够解释为何大多数暴力行为都发生在男性之间：因为对于男性而言，社会地位的高低更为重要。鲁莽乃至暴力的行为常常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夺走了代表社会地位的所有标记，只能挣扎着保存住自己的脸面和仅有的些许地位；当尊严受到威胁时，常常作出激烈的反应。
不过，尽管年轻男性的暴力倾向似乎部分地源于与争夺异性相关的心理进化过程，但大多数男性并不暴力。那么，为何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能够更好地预防或控制暴力冲动呢？
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暴力
简单的答案是，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导致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变得更趋激烈：社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与本书讨论的不平等会导致的其他后果相比，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并接受了不平等对于暴力行为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现暴力行为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所考察的国家与时间段与此前各章相同。关于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时间段，其他研究者发布了许多类似的图表，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就绘制了一幅囊括1970至1994年间五十多个国家情况的图表。大量证据清晰地表明，更严重的不平等状况意味着更高的凶杀案犯罪率。早在1993年时，犯罪学家谢（Hsieh）和皮尤（Pugh）就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用35起案例对收入不平等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除了一起案例之外，其他案例均表明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当不平等加剧时，暴力犯罪率也会上升。凶杀与袭击事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最为密切，抢劫与强奸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稍弱。在考察新近发表的研究时，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关联。从曼哈顿到里约热内卢，在城市中更加不平等的区域，凶杀案也更经常发生；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城市和加拿大各省，情况同样如此。
图表10.2使用的是来自联合国“犯罪趋势及刑事司法体系行动调查”的数据，表明各国的凶杀案犯罪率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均存在关联；图表10.3使用的是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国内也存在同样的关联。图表10.2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美国再一次位居榜首，其谋杀率为每百万人64起，是英国（每百万人15起）的四倍多，日本（仅为每百万人5.2起）的12倍多。与其他章节的图表相比，有两个国家在这张图表上的位置有些异常。新加坡的凶杀案犯罪率要远低于预期，芬兰则要高于预期。有趣的是，尽管国际上枪支持有状况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例如，枪支持有状况与受害者为女性的谋杀案之间存在关联，与受害者为男性的谋杀案之间则不存在关联），但联合国关于枪支管制的国际研究显示，芬兰的人均持枪率最高，新加坡则最低。尽管存在两个例外，但我们依然可以确认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存在关联。
图表10.2：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凶杀案更经常发生。
图表10.3：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凶杀案更经常发生。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尽管我们无法获得怀俄明州的数据，但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依然十分显著，而且各州之间的差异与各国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路易斯安那州的谋杀率为每百万人107起，是谋杀率最低（每百万人15起）的新罕布什尔州和艾奥瓦州的七倍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阿拉斯加州，凶杀案犯罪率远高于预期；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则低于预期。在美国，每三起谋杀案中就有两起是枪杀案，在人均持枪率更高的州，凶杀案犯罪率也更高。在图表上列出的各州中，阿拉斯加州的人均持枪率最高，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则位居人均持枪率最低之列。将枪支持有状况考虑在内，我们发现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会进一步稍稍增强。
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更加不平等社会的某些特征会催生暴力行为：家庭生活会产生影响，学校和邻里环境是重要因素，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是至关重要。
在第8章中我们曾提到，有研究显示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县离婚率也更高。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在《没有父亲的人生》（Life Without Father ）一书中指出，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谋杀犯、70%的长刑期囚犯都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没有父亲的家庭往往更加贫穷，但这只是催生青少年犯罪和暴力行为的部分原因。那么，为何父亲的角色如此重要？
有研究人员表示，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得“过度具有雄性气质”，经常做出“具有过度补偿性质的雄性行为”，（第1至2页）]例如危害财产和人身的犯罪，具有侵略性和利用他人的行为，以及对异性的短期征服。我们在第9章探讨青少年母亲这一问题时曾提及“质量优先”和“数量优先”两种策略，上述行为可以被视作这两种策略的男性版本。父亲的缺席也许会促使某些男孩采取不同的生育策略：将重心从维持长期关系转移到争夺社会地位上来。
当然，父亲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父亲的存在就足以让孩子们体会到积极的男性气概：如何与异性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如何在独立进取的同时包容他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对于男孩而言，父亲代表着权威与纪律，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年轻人就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更有可能做出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时常见的反社会行为。然而，父亲同样可能成为反面教材，有研究显示，尽管与父亲相处时间越少的孩子行为上的问题也越多，但当父亲自己的行为有问题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父亲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那么孩子们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越多，风险就越大。
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在于，父亲爱自己孩子的方式是继父做不到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许多继父不会充满爱意地抚养并非亲生的孩子，但一般而言，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的孩子遭到虐待、误入犯罪歧途、辍学、在情感上遭到忽视的可能性都较小。精神病学家吉利根谈到曾接触过的残暴男性时这样表示：
他们在小时候受虐待的程度是我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几乎被殴打至死，被多次强奸或是被迫卖淫，或是遭到身有残疾的父母忽视，以致于生命受到了威胁。至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此极端的虐待与忽视的人，我与同事们发现他们都经历了同样严重的情感伤害……只要父母受到了羞辱，就会把孩子当作替罪羊，将羞耻感转嫁到孩子身上，不断地嘲笑与奚落他们。
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家庭破碎的事例更为常见，家庭内部压力也更大，这导致暴力行为一代一代地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与循环往复的青少年生育问题十分类似。
当然，家庭环境并非催生羞耻感和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当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时是否会施暴，还取决于孩子在学校和邻里环境中的经历。美国的高中枪击案充分表明了霸凌是触发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
2007年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富裕国家儿童福祉状况的报告，衡量了不同国家年轻人卷入肢体冲突、成为霸凌受害者、感到同龄人“不友善”的频率。我们将这三项数据综合起来，构成了一项衡量儿童冲突经历的指数。我们发现，这一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见图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儿童会更多经历霸凌、打斗和冲突，而且童年的暴力行为是预测日后暴力行为的最佳指标。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因素对于暴力犯罪率的影响。1940年代时，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就探讨了多年以来一直被暴力阴霾笼罩的街区：不同的居民搬进搬出，但无论谁住在这里，贫穷的街区危险依旧。芝加哥的各个街区往往与特定族群联系在一起，因此，某个街区最初也许曾被爱尔兰移民所占据，后来又变成了波兰人社群，再往后又成为了拉丁裔集中之地。促使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产生关注的是，无论谁生活在这些街区里，贫困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无法信任彼此，而且深深地感到恐惧，许多年轻人在街角厮混，居民们也不愿促进公共利益：面对着遍布骚乱、贩毒、卖淫、涂鸦和垃圾的现状，他们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及其同事发现，即使将贫穷、暴力前科、移民的集中程度以及居民的稳定性等因素都考虑在内，凝聚力更强的街区暴力犯罪率也更低；那里的居民彼此之间往往更加亲密，也更愿意促进公共利益。在美国，贫穷的街区沦为了贫民窟，迁离此地的有钱人与其隔离开来，无视其存在。
图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儿童之间的冲突也更多（数据基于卷入冲突、遭受霸凌、感到同龄人不友善等事件的举报率）。
相互信任程度较低（见第4章）地区的居民不愿意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他们似乎更容易发生争执。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考察了美国各州社会资本水平与当地居民好斗程度之间的关联。在调查中，受访者被询问是否赞同以下表述：“打起架来我的表现要好于平均水平。”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较低各州的公民“对打斗的准备更加充分（或许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做好准备），他们也更容易卷入骚乱”。（第310页）]我们对美国各州不平等程度与当地居民好斗性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就如同社会资本水平与当地居民好斗程度之间的关联一样强有力（见图表10.5）。
暴力行为通常是对不敬、羞辱和丢脸作出的回应，往往来自男性。即使在暴力行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里，多数人也不会作出过激反应，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或维持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也许拥有更多能够表明社会地位的标志物：良好的教育、住房、汽车、工作以及服饰，等等；他们也许有着尊重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们也许拥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学历，或是有价值的技能，又或是意味着社会地位与远大前程的教育背景。因此，尽管所有人都有感到羞辱与不被人尊重的时候，但他们并不会总是以暴力来还击；我们有时难免会感到丢脸，但不会因此就射杀某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缺乏保护与缓冲的人也更多。在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羞辱也成为了更加敏感的问题，因为社会地位变得愈发重要，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变得愈发激烈，无法在争夺中胜出的人也变得更多。如果你们家整洁的草坪代表着你的尊严，那么当它遭到践踏时，你的反应也许就不会仅仅是感到恼怒而已。
图表10.5：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认为自己打起架来表现好于平均水平的人也更多。
高峰与低谷
在美国，凶杀案犯罪率经历了数十年的上升后，于1990年代初达到了最高值，然后于2000年代初下降到了最低点。凶杀案犯罪率于2005年开始再度上升。类似的，青少年怀孕率与生育率于1990年代初达到了最高值，随后开始下降，其中非洲裔美国青少年怀孕率与生育率的下降幅度最大。然而在2006年时，青少年生育率同样开始再度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还是非洲裔美国人。
有些人试图将暴力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于治安、缉毒或是枪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有人甚至认为原因在于堕胎数量的增加导致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人们在解释青少年生育率下降这一现象时，关注的则是性活跃青少年人数的减少和避孕措施的普及。然而，什么因素会对年轻人是否吸毒、购买枪支、发生性行为、采取避孕措施产生影响呢？如今凶杀案犯罪率和青少年生育率为何开始再度上升？这样的趋势与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之间有何关联？凶杀案犯罪率和青少年生育率为何同步上升？
为了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获得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短期波动的数据。来自美国、中国和英国的研究者组成的合作团队为我们提供了最详实的数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年度估算。数据显示，从1980年代起，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于1990年代初达到最高值。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总体而言不平等程度开始减弱，直到2000年开始再度回升。可见，近年来凶杀案犯罪率及青少年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是相匹配的：直到1990年代初一直上升，在接下来的十来年时间里开始下降，近来开始再度上升。
尽管暴力行为和青少年生育等问题十分复杂，其变化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自1990年代起的下降趋势是与同一时间段收入最低者相对收入有所改善这一趋势相一致的。一个社会中某些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大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原因可能在于穷人与中等收入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或者在于富人变得更加富有。不同社会之间，受困于低社会地位的群体也各不相同。对于不平等程度大致相同的各个社会而言，有的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可能是老年人，有的社会中则可能是少数族裔。
自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社会底层青年的相对贫困率和失业率开始大幅下降。尽管富人继续变得更加富有，但最贫穷美国人的相对地位却有所改善。由于暴力行为及青少年生育率与相对贫困程度密切相关，且集中出现在最为贫穷的地区，因此社会最底层情况的改善是最为关键的，暴力行为和青少年生育率也随之开始下降。
1990年代的趋势与此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990年代前的数十年，美国和英国社会底层年轻人的社会地位和机遇一直在不断恶化。在美国，大约从1970年直到1990年代初，年轻男性的收入水平下降，高中辍学青年或是高中毕业但未上大学者的就业前景变得黯淡，暴力行为和青少年生育率则上升。人口统计学家辛西娅·科伦（Cynthia Colen）及其同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1990年代失业率的下降对18至19岁非洲裔美国人初次生育率下降这一现象的解释力度高达85%。这正是青少年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群体。相较之下，堕胎变得更加容易以及福利制度改革不具有太强的解释力。
在英国，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收入差距扩大也对凶杀案犯罪率上升产生了影响。卫生地理学家丹尼·多林（Danny Dorling）在谈及这些趋势时指出：
不存在“正常的”谋杀率水平……某地谋杀率的上升，意味着那里的人们感到生活毫无价值。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打斗、斗殴、冲突和械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死去……这些年轻人眼瞅着自己的同龄人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得到良好的工作，或是接受大学教育，并且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批年轻人。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是强有力且一以贯之的。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环境中，这一点都得到了证实。近来关于不平等与暴力行为变化趋势相互关联的证据表明，当不平等程度降低时，暴力行为也会减少。此外，羞耻感对于进化的重要作用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面临着更严重的暴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