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与我们相似的人，就是“我们”；其他任何人，都是“他们”。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lping），
《我们与他们》（We and They ）
在某些过去及当代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流动性。在印度教种姓制度、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奴隶制度中，宗教或法律制度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国家中，人们在有生之年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动（一代人之内的流动性）；相对于父母而言，后代也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动（代际间的流动性）。当谈论机会平等时，我们所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流动性：即凭借个人价值和辛勤努力，每个人都能够令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更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实质平等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珍视机会平等。即使他们并未积极推动社会流动性，也很少有政客会公然反对机会平等。那么，富裕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社会流动性究竟如何呢？
社会流动性并不容易衡量，这需要长时段的数据，对人们进行跟踪研究，考察他们的起点与终点。一项权宜之计是通过收入流动性这一指标来衡量社会流动性，考察人们一生之中的收入变化，或是将其收入与父母进行比较。要衡量代际的流动性，这些长时段研究的覆盖范围就必须长达三十年，此时才能确定下一代人的收入水平。当获得了父母及其后代的收入数据后，就可以利用二者的相关性来衡量社会流动性。如果父母与孩子收入的相关性很强，这就意味着若父母富有则孩子往往也富有，若父母贫穷则孩子往往也贫穷。如果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很弱，这就意味着父母的收入状况对孩子的影响不大。（如今的平均收入比过去要高，但这一事实并不会影响比较的结果。）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们只能获得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有关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数据，以此进行国际比较。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乔·布兰登（Jo Blanden）及其同事进行的研究。研究人员对八个国家进行了大范围、具有代表性的长时段研究，考察了孩子出生时父亲的收入水平以及孩子30岁时的收入水平，并且用二者之间的关联来衡量社会流动性。尽管数据仅来自八个国家，但代际社会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仍非常强有力。图表12.1显示，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社会流动性往往越低。事实上，与“美国梦”这一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八国中位列最末。英国的社会流动性也很低，联邦德国位居中游，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明显更高。
由于数据来源国家有限，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无法获得美国国内的此类数据，来估算各州的社会流动性，并独立地检验社会流动性与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但通过多年来对社会流动情况、公共教育开支、地缘隔离状况的变化、社会学家对品位的研究和心理学家对错位攻击行为的研究，以及所谓“群体密度”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加以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图表12.1揭示的现象是可信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经历了1950至1980年间的缓慢提高后，开始迅速降低。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了。
图表12.1：更加不平等的国家，社会流动性也更低。
图表12.2使用的数据来自“2006至2007年度美国工作状况报告”。每一栏的高度代表的是父亲收入水平对于儿子收入水平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每一栏越低，表明父亲收入水平对于儿子收入水平的影响越弱，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高。每一栏越高，就表明父亲富有往往意味着儿子也富有，父亲贫穷意味着儿子也贫穷，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性越低。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数据表明，对收入水平位列最低五分之一的父母而言，其子女一代有36%的人在成年后收入水平同样位列最低的五分之一；对收入水平位列最高五分之一的父母而言，其子女一代也有36%的人在成年后收入水平同样位列最高的五分之一。上层人士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财富与地位，底层人士难以攀登收入阶梯，不过中间阶层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在收入差距扩大的那段时间内，英国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同样降低了。
图表12.2：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于1950 至1980 年间有所提高，随后开始降低。
其次，我们注意到，教育开支的变化也促使我们更加相信，收入不平等加剧会削弱社会流动性。教育被普遍视为现代民主国家中促进社会流动性的主要发动机：教育程度更高者，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我们在第8章中探讨了不平等对教育成就和志向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我们能够获得社会流动性相关数据的八个国家中，公共教育（包括中小学阶段）开支水平与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关联。在八国中最为平等的挪威，几乎所有（97.8%）教育支出都是公共开支。相较之下，在八国中最不平等的美国，只有约三分之二（68.2%）的教育支出是公共开支。这对于不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产生重大影响。
向上爬，向外爬
第三，我们注意到，社会地位差距越大，就越容易导致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地理位置上隔离开来。这一点也有助于确认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联。
在美国，自从1970年代以来，随着不平等愈发严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也变得愈发严重。政治经济学家保罗·亚尔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对1970、1980和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段时间内，穷人的居住区域变得愈发集中了。贫困集中率衡量的是一个城市中有多大比例的穷人生活在高度贫困的区域。根据亚尔戈夫斯基的估算，1970年时，大约每四名贫穷的黑人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高度贫困的街区；到了199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三分之一。在这二十年间，白人的贫困集中率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当贫困集中率很高时，人们不仅需要克服自己的贫困，还需要应对邻里的贫困所导致的后果。亚尔戈夫斯基指出，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90至2000年间贫困集中率有所降低，对于生活在内城区的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一现象是与我们在第10章结尾处所讨论过的最贫穷美国人相对地位的改善相一致的。然而，尽管内城区的贫困集中率下降了，但城郊内环地区的贫困集中率却上升了。鉴于近年来美国经济在下滑，亚尔戈夫斯基警告称1990年代以来的进步趋势有可能被逆转。
在英国，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同样变得更加严重。富人情愿花费更多钱，与穷人隔离开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地位不同者彼此隔离开来的现象愈发严重。正如美国贫民窟一样，英国贫困街区的景象同样将下层阶级的穷困状况暴露无遗。
大西洋两岸的研究者都明确地意识到，贫富隔离程度愈发严重，原因在于不平等加剧。穷人集中于贫困地区，会导致生活中的压力和困窘雪上加霜：对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来说，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了；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更高的交通意外风险、更低的学校教育水平、更加劣质的服务、更容易被黑帮暴力事件波及、生活环境遭到污染等问题。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对内城区贫困状况的经典研究中将生活在贫困街区的穷人称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美国的两项研究表明，贫富隔离会导致人们的死亡风险上升；另外一项研究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城市贫富隔离程度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自然会进一步削弱社会流动性。
品位问题，文化问题
可见，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低，贫富隔离更加严重。不平等似乎导致社会结构更加僵化，沿着社会阶梯上下流动更加困难。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等级次序更加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受限制。布尔迪厄指出，在金钱与资源等差异的外部，还覆盖着文化差异，后者则是势利态度与偏见的来源。我们都会根据一个人的品位来判断其处于哪个社会阶级：口音、着装、语言、阅读偏好、收视偏好、食物、运动、音乐、是否欣赏艺术等都是我们评判他人的标准。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口音纯正，知道在“文雅的社会”中如何举止得体，还知道教育能够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将这些见解都传递给了子女，于是下一代同样能够在学校里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缔结美好的婚姻，找到高收入工作，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成为了精英，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精英地位。
人们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位”等社会阶级的标志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歧视和偏见等手段阻止社会地位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现代社会主张机会平等这一意识形态，但品位及其反映的阶级问题依然导致人们不敢相信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们在第8章所提及的“脸谱化造成的威胁”这一试验揭示了他人的看法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布尔迪厄将精英为维持自己的独特地位而采取的行动称为“象征暴力”，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歧视和势利。尽管种族偏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谴责，但与之类似的阶级偏见却很少被人提及。
社会中的品位体系决定了哪些品位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其具体内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品位体系本身一直存在。布尔迪厄于1960年收集的事例如今看上去已经过时，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他发现，不同的社会阶级喜爱不同种类的音乐：下等阶级喜爱《蓝色多瑙河》的悦耳曲调，上等阶级则喜爱更加复杂的《平均律键盘曲集》；上等阶级喜爱抽象艺术和实验性小说，下等阶级则喜爱具象绘画和情节清晰的小说。然而，要是所有人都开始欣赏巴赫、毕加索和乔伊斯，那么上等阶级又会改变品位，转而欣赏某种新鲜事物——维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划定界限。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现象是一种“文化产品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不平等就如同收入不平等一样，能对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观察英国人》（Watching the English ）一书中描述了英国社会中代表社会阶级的标志物：例如对话、住所、汽车、服饰、食物，等等。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国版本的势利》（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一书中对美国进行了类似研究。两本书都既有趣，又博学，对于我们自己的虚伪表现和他人的糟糕品位，很难不报以嘲笑。
例如，你可以通过某人对晚餐的称呼（“tea”“dinner”或者“supper”）、对母亲的称呼（“mam”“mum”或者“mummy”），以及对外出聚会的称呼（“do”“function”或者“party”）来判断此人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上等阶级。
爱泼斯坦认为，势利态度指的是“你坐在宝马740i里，怡然自得地觉得自己比红灯前停在自己车旁的艳俗的卡迪拉克车车主优越；当你得知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修图片新闻，而你自己的女儿却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时，体会到的那种平静的快感”。然而，势利态度和对品位的追逐只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爱泼斯坦继续指出，某一天，在另一个红灯前，一辆宾利将停在你那可怜的宝马车旁，或者你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正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化。
事实上，阶级、品位和势利态度正以无处不在、令人痛苦的方式制约人们的机遇，损害人们的福祉。歧视和社会排斥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在出版于1972年的《阶级的隐秘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一书中描述了波士顿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创伤：他们将自己无法过上舒适生活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进而产生敌对、愤恨和羞耻的感觉。近来，社会学家西蒙·查尔斯沃思（Simon Charlesworth）对位于英格兰中部罗瑟勒姆市的一名工人阶级男子进行了访问，这名男子表示当遇到一名中产阶级女性时自己感到很羞耻。尽管两人并未说话，他还是立刻感到了自卑和羞愧，进而变得敌对和愤怒：
那天，我来到了社保办公室。这个势利的女人苗条、迷人，是个中产阶级，她旁有一个座位。我不愿意坐在她旁边，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意识到我超重了，我开始汗流浃背，笨拙地踱来踱去。我只是想着“不，我不能坐在那儿，我不想把她撵走”。我不想感到她是被我撵走的，我不想打扰这些人……我知道自己会冒犯到她们的……她们总是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就像我是入侵者一样。我马上就感到自己不应该待在那儿，但我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也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像有一座屏障似的，在告诫你：“听好了，下等人（声音变高了，带着愤怒和痛苦的情绪），别靠近我！你在我的地盘想要干什么？我们付钱就是想远离你们这些人渣。”这种感觉无处不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看待她的表情就和她们看待我一样。我想：“得了吧，我压根就没坐在你旁边。”否则她会感到不舒服，这也会令我感到难堪（声音再次变高，带着愤怒和痛苦的情绪）。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吗？告诉你吧，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她们的感受，你能感觉到她们的感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她们有好看的身材、衣服等等，她们自信，还有那种态度。我们什么都没有（声音变得低沉、悲伤），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来到这里，就好像被打败了一样，拖着脚步走进来，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骑自行车式反应”
物质财富差距越大，社会地位差距的影响就越大，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对地位较低者的偏见就更加严重，社会顶层的富人与底层的穷人之间差距也更大。实际上，不平等加剧会导致对地位较低者的偏见更加严重。我们通过表露出对于地位较低者的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剥夺了社会地位的人，则通过拿更加弱势者出气，来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有两句打油诗很好地总结了这一过程。英文俗语“船长踹服务生，服务生踹猫”反映的就是对地位较低者的攻击和憎恨；另一首著名的美国短诗则称，在波士顿“洛厄尔家只和卡伯特家攀谈，卡伯特家只和上帝攀谈”，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地位较高者的势利和攀附态度。
当人们被地位较高者激怒后，往往会把怒火发泄在地位较低者身上，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错位攻击”。此类案例包括：遭到上司痛斥之后，回到家里冲着妻子和孩子发火；当主管对工人不公时，工作中的火药味会更浓；贫困社区的人们对待新涌入的外国移民恶语相向；遭到霸凌的囚犯（尤其是受到性侵犯者）转而朝着更弱小的人出气。
彼得·厄利（Pete Earley）的《热屋》（The Hot House ）一书描述了美国一座高安全级别监狱内部的生活状况。他讲述了一名因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的故事。鲍尔斯（Bowles）首次被监禁是在15岁那年，当时他被投入了一座少年犯管教所。他到达那里的第一天，一名年纪较长、块头较大的男孩就走到了他跟前：
“嘿，你穿多大的鞋？”男孩问道。
“不知道。”鲍尔斯说。
“让我看看你的鞋有多大，行吗？”男孩礼貌地问道。
鲍尔斯坐在地上，脱掉了一只鞋。男孩也脱掉了一只鞋，然后穿上了鲍尔斯的鞋。
“让我看看另一只吧？”
“我脱下了另一只鞋，递给了他。”鲍尔斯回忆道，“他穿上鞋，系好鞋带，走到桌子旁边。所有男孩都开始嘲笑我。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成了笑料。”
鲍尔斯抓起一支台球杆，攻击了那名男孩，为此他被处罚做了一周的苦力。第二周，又一名新人来到了少年犯管教所。“又有一名男孩要求新人把鞋子交出来，不过这一次，欺负新人的男孩变成了鲍尔斯。‘这次轮到我了，这是我挣来的权利。’鲍尔斯回忆道。”
在这本书中，厄利讲述了另一个几乎如出一辙的故事，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这一次他所描述的是一名16岁的少年在进入县监狱的第一天晚上遭到性侵犯和鸡奸后的反应。六年之后，当这名少年在另外一座小镇上被捕后，被与一个“大概17岁左右的孩子”关在一起。他说道：“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干了他。”
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错位攻击行为被称为“骑自行车式反应”。灵长类动物学家沃尔克·萨默（Volker Summer）解释称，这一术语源自自行车运动员的形象：对于领先者，呈现出鞠躬的姿势；对于落后者，则呈现出蹬踹的姿势。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动物也会巴结强势动物，攻击弱势动物。心理学家吉姆·西达尼乌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托（Felicia Pratto）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人类的群体冲突与压迫行为根源在于不平等导致的个体性与制度性歧视，取决于人们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态度是顺从还是反抗。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更多人倾向于支配他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更多人倾向于包容和同情他人。
有一项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遭到歧视的群体若被与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隔离开来，会感到更加自在。这项研究也能够证明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这项研究有力地揭示了歧视与偏见会严重地损害人们的福祉：与境况相似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族裔群体，其健康状况有时要比更加富有、但与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族裔群体更好。人们起初发现这种被称为“群体密度”的效应会引发心理疾病。例如，在伦敦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区中境况相似者较少，那么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自杀或是自残的风险就更高。近来在美国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类似的现象还会导致心脏病和出生体重过轻一般而言，生活在较为贫穷地区的人健康状况也较差；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区中境况相似者较少，那么他们往往比生活在少数族裔聚居区者更加富有，居住条件更好。然而，研究却出人意料地发现，散居的少数族裔健康状况有时要比聚居者更差。可能的解释是，在占据主导地位群体的压力之下，这些散居者更加在意本族裔低下的社会地位，也许还会更加频繁地遭遇偏见与歧视，并且更加孤立无援。歧视对于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有时会超出优越的物质条件对于健康状况的正面影响。这一事实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不平等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令我们回想起了第3章曾探讨过的社会地位、社会支持与友谊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焦虑和歧视所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减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果的不平等越严重，机会平等就愈发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