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陀罗在印度神话的众神之母阿底提的诸多儿子当中最为威严。为了生他，他的母亲都出现了血崩，差点呜呼哀哉。他刚一落地，就伸手去抓兵器。长大之后，他常常以各种面貌来到人间。有时是国王，有时是乞丐，有时是隐士，有时是武将。在年龄上，他也是变化莫测，有时是个糟老头，有时是个美少年，有时成为一个看不出年龄的畸形人。更出格的是，有时候他还要变成老虎、狮子、苍蝇、天鹅、鹦鹉，或者一个小小的甲虫。他虽然是个神，但他比较乐意干的事情，却是去勾引那些独守空房的女人，就像抠破唇边的一个青春痘似的，搞掉她们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贞洁。
在《圣经》中，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叫塞特。生完塞特，他又接着往下活了八百年，这期间他继续生儿育女。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以挪士。生完之后，也接着往下活了八百零七年，和他爹一样，这期间他也是继续生儿育女。许多许多代之后，出现了耶稣。又过了许多年，人类把耶稣诞生那一年，当成了公元元年。幸亏有了这个元年，否则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就会出现狗咬刺猬，无处下嘴的局面。也就是说，它和后来冒出来的有关“格林威治时间”的说法一样，意义都是很了不得的。
中国的神话典籍里，娶了日神月神，生日月并主宰日月运行的帝俊，在远古神话中显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些神话学者想把他确立为主神，以此把神话碎片拼凑起来，让它“破镜重圆”，构筑起一个说得过去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个帝俊长相奇怪，脖子上架的是个鸟头，生下的太阳儿子也是个鸟，是长着三只脚的乌鸦。已经有研究表明，那三只脚中，其实有一只是生殖器，而不是真正的脚。也就是说，当时的人看走眼了。此类走眼的事情，直到现在还时有发生。譬如在跑马场，有人看见马的生殖器吊在肚子之下，就喊有一匹马长着五条腿。当然，这个帝俊也生下了人间最好的帝王尧。尧之后的帝王，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差别之大，可用龙种和跳蚤来形容。在漫长的历史里，如果有人想讨好最高当局，就说那人是尧帝转世好了。那人尽管知道那是在戴高帽，但还是会高兴得屁颠颠的。查了典籍，我们还会知道，关于帝俊和尧的关系，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帝俊其实就是尧。不光是尧，他还是后来的舜和禹。也就是说，和因陀罗一样，他也有着多种身份。他也喜欢女人，而且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似乎是永恒的王，永恒的权力的最高主宰。
所有的神话故事、神话人物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我们把耶稣看成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尊贵的神，当我们把他看成一个神的时候，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从上述三个故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与神话之间的联系。对神话故事的每一次重述，每一次注解，其实就是在神话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实际上，神话的结构和日常生活的结构，有着惊人的同一性。穿越了时间层，神话来到了我们之间，而我们穿越了时间层，在远古找到了我们诸种意识形态的源头。也就是说，对神话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相向而行的运动。
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埋首于各种典籍、注释之中，犹如承受着一种酷刑，最后形成了一个七万字左右的文本《遗忘》。其副题叫《嫦娥奔月或嫦娥下凡》。在狮子王、唐老鸭、白雪公主这些形象诞生和东渐之前，蓝天比现在更遥远，同时也更接近，星光像萤火虫漂浮，同时也像燧石一样冷硬坚实。嫦娥的形象就在那蓝天之上、星光之间翩翩而行。不过这时的嫦娥是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而不是生了月亮的帝俊的老婆。随着年龄的增长，意识到身份的混乱以及各种权力关系，神话故事中的诗意，就比水中月镜中花还要虚幻了。换句话说，浪漫的诗意和神话的英雄劲头一旦遭遇日常生活，就荡然无存了。
存在着各种悖谬性的经验图景。神话当然不是历史，但神话确实又是历史，我们现在就咬定自己是炎黄子孙；神话当然是虚幻的，但各种典籍对它的记述，确实又是铁板上钉的钉子。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但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在经验世界里，它确实又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存在。用真实的材料来论证不存在的事情，通过辨伪的方式，来制造新的伪证，本来就是国人最擅长的伎俩。我们本来就是在悖谬性的境遇生存的人。我们的想象只有在权力认可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想象，而一旦认定它是合理的想象，我们就会认定它就是历史。而想象本身的意义，却被遗忘了。在各种悖谬性的境遇中，个人的真实性被置于了脑后，但被置于脑后的事实，确实又是个人的真实性所存在的疆域……
我关心这种由身份的多变和各种悖谬所带来的混乱。不消说，身份的多变和时间层的打破，又使得这种混乱与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相悖。就像陷入了庄生梦蝶的迷惘格局，在写作《遗忘》的时候，我经常感到上述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是一种幻觉。当我试图清晰地去安排故事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这种表述对真实的遗漏和它在本质上的虚妄。换句话说，当我将人物的身份、故事的情节编排弄得不符合三律之后，我反而感到了一种快乐，一种接近我对事物的理解的快乐。而在这个时候，我对世界所应该有的清晰秩序的向往，反倒变得强烈了起来，就像从纸张的反面，来到正面。就像卡尔维诺所说，当他意识到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欲在写作中寻求怪诞之中的和谐、明快的时候，他才感到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
谈论自己的作品，说透了不好，不说透也不好，就像糖尿病人吃糖不成，不吃糖也不成，就像一个人先把自己扒光了，而对方可能还无动于衷呢。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多少吃一点糖，裤衩无论大小，还是要稍留一点，以备有个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