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青少年与成人社会的隔离开始于在19世纪末对青少年实行的大众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要求青少年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学校，相应地，减少了与周围成年人进行密集互动的时间。随着学校青少年数量的增加，学校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教育从学生和教师在一间教室里一年又一年地进行磨合能够建立长期的关系，到现在数千名学生的流水线，每个老师每天通常要担负着150~200名学生的教育任务。这是对教师积极性的一种证明，教师在这种条件下甚至还能够熟悉所有学生的名字。显然，在这种中学教育系统下，青少年会花较少的时间与成年人进行密切互动。文化观察员托马斯·海因（Thomas Hine）曾这样表示：“如果没有高中，也就没有青少年。”尽管青春期概念的发展与那些把青少年从成年人世界隔离出来的教育变化相平行。
青少年教育运动朝着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减少了“管理”特定数量青少年的成年人的数量。我们不是要求青少年与成年人紧密合作、互相学习和帮助甚至玩耍，而是把青少年送到俱乐部、团队、教会团体和营地。在那里，青少年与成熟成年人的比例往往大于15∶1（如，大多数运动队），在花费昂贵的夏令营中这个比率甚至上升为80∶1，领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年龄较大的青少年。这些做法不仅减少了青少年扮演有意义成人角色的机会，也几乎切断了与所有成年人的亲密互动，而在这样的互动中，青少年可能学会很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有它的效率，但其塑造出来的青少年群体是社会中最高度隔离的群体之一——年龄上的隔离。从事外包以提高效率的企业，从试验和错误中已经明白了这其中的一个缺点，如此简化的社会互动潜在地消除了细微的、非正式的人际互动，而这样的互动对职工参与和适应新的文化习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呼叫中心运营商并不十分了解（或不关心）远程企业雇主的目的。同样地，许多美国的青少年，也可能像是从南极洲打来电话，询问他们所经历或欣赏的成年人的文化和价值观。
甚至在校外，青少年与成年人的分离也已经出现。这不是因为那些愿意承担指导角色的成年人已经消失，而是因为社会结构减少了这种接触。由于大家庭已经形成了地域上的分散，相关的成年人，每一个家庭的“娜娜”或“鲍勃叔叔”，很少有机会与青少年进行互动，以至于他们的角色退化为客人和友情客串。同样，在典型的青少年工作场所中，真正的成年人（不仅仅是19岁的监管者）已经成了濒危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