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数以千计的埃及人正在做黎明祈祷。（© Aladin Abdel Naby / Corbis Images ）
“（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是东南亚岛国新加坡的总理于1972年提出的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该国人口为100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翻了一番。为了避免他所预见的人口过多的情况发生，该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生男生女，两个够了”。同时对第三胎和多胎取消产假和健康保险权。堕胎和绝育合法化，第四胎以上的孩子受到入学政策的歧视。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出生率下降到低于人口更新的水平，堕胎率超过妊娠的1/3。
“至少两个，三个更好，如养得起，请生四个”，这是同一位总理在1986年提出的口号，反映了其对原先发起的运动“走得太远”的担忧。李光耀总理对人口过多会使第三世界 （Third World）陷入永久贫困的关切，转变为对限制人口会削弱增长潜力与国力的担忧，暗示要有足够受过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来替换与赡养正在老龄化的人口。他在1990年的国家预算中，对28岁以下的母亲生育第二胎提供了可观的长期减税额度。现在尚不确定单凭财政上的刺激能否足以使人口增加，但新加坡政府每年都重申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意向：每年接受10万名愿意移居的香港居民。
新加坡政策的逆转反映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人口现实：当前的人口结构控制着未来的人口总量。今天人口的大小、特征、增长趋势和迁移有助于我们设想尚未出生、但其数量与分布现在就可确定的人口的福祉。人口的数量、年龄和性别分布，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格局与趋势，聚落的密度与增长率，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又受影响于社会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我们可以通过人口数据来了解某个地区人民如何生活，他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他们怎样利用土地，对资源有什么压力，以及他们会有怎样的前途。
人口地理学 （population geography）提供那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解答。这门学科侧重研究与地球空间状况有关的人的数量、组成和分布。这门学科与对人口进行统计研究的人口学 （demography）不同，它关心空间分析——人口数量与区域的关系。资源基地的区域状况、经济发展的类型、生活水平、粮食供应，以及健康与福利等，这些都是人口地理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所有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人地关系实质的基本表述。
6.1 人口增长
2007年初某一天，地球人口达到了66亿。而1994年的年中，该数字为56亿。就是说，这之间的13年里，世界人口每年平均增加7700万，或每天增加21.1万人。然而，这个平均值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每年所增加的人口数业已减少。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人口司报道，每年增长的人口为8500万—9000万人；到了21世纪初，增长数下降到7400万—7500万人。即使按照人口增长减缓的记录，2004年联合国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仍可能达到91亿。尽管每年继续增加几百万人口，但到2100年世界人口也许会达到94亿或95亿。
然而，许多人口学家对2005年底人口众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所报告的出生率大幅下降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改变了对本世纪末世界人口的预测：峰值为80亿—90亿之间，随后数量下降，但仍未稳定。不过，大家一致认为，从根本上说，未来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发生在现在所称的“发展中”国家（图6.1）。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预测，并讨论各种困难与做出这些预测固有的分歧。
图 6.1 世界人口数量和预测。（a）历经两个世纪缓慢增长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世界人口开始爆炸性膨胀。美国人口学家预测2050年全球人口为91亿。发展中世界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使原先预测的2100年世界人口100亿下降到不超过94亿—95亿；有些人口学家认为该数字会进一步下降到80亿—90亿。由于2000年初5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趋于稳定或减少，这些地区的人口到21世纪中叶将保持不变或少于世纪初。但是在美国，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其人口在2000—2050年间将会增加50%，而大量移民进入欧洲则可能改变其人口下降的预测。相反，2000—20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有可能增加60%以上。（b）虽然200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已经略微超过世界人口的80%，但到2050年每增加的10个人中有9个会在这些地区。
资料来源：(a) Estimates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a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b) Based on United Nations and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data and projections.
数以百万计和十亿计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用什么来比较2005年欧洲爱沙尼亚（约130万人）和中国（约13亿人）的人口？除非我们对这些国家的规模和国情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掌握，否则我们对这些数据和人口学家对数据处理的理解是极其浅薄的。很难体会像百万和十亿这样巨大的数字以及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美国人口咨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PRB）提供的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想象这些数字的浩瀚和含义。
2.5厘米厚的一沓美元纸币有233张。如果你有100万美元，每张面值1000美元，这沓美元就有11厘米厚。如果你有10亿美元，每张面值1000美元，钱摞起来就有109米厚——大约等于一个足球场的长度。
如果你活了11.6天，就是100万秒。直到你31.7岁，你才有10亿秒寿命。
如果你乘协和式超音速飞机飞行，理论上其巡航时速为2150千米，环绕地球仅需18.5小时。一个乘客乘协和式飞机飞行161万千米要31天，而16亿千米的旅程则要85年。
当前人口数目及其可能的增长所涉及的因素，在社会、政治和生态上都有着重要意义。1.2万年前大陆冰川开始消退时，人口数目很少，那时人们扩散到地球上原来无人占据的地区，人类对粮食资源的试验开始了农业革命。后来组成全人类的那500万或1000万人显然在客观上有着扩大人口数目的可观潜力。回顾往事，我们看到地球的自然资源基础对人口支撑的能力远远超过早期猎采族群对它施加的压力。
有些观察家断言，尽管从目前的或未来能够合理预测的人口数目来考虑，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充分利用资源的聪明才智尚无遭受重负之虞。但是，其他观察家把地球比作一艘自给自足的宇宙飞船，他们令人寒心地宣称，这艘小小的飞船不能承受永无休止地增加的乘客的重负。这些观察家提出一再出现的营养不良 （malnutrition）和饥饿问题（虽然在世界范围内，这些问题事实上主要是由粮食分配不公而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他们引证种种危险状况——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森林和耕地损失、许多矿物和化石燃料明显近于耗竭，以及其他地球资源紧缺的证据，预言了人口增长明确的上限。
从全世界看，人口增长只有一条路：某个时期内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如果忽略人口迁移造成某区域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断定，观测到的和所预测的人口增加，必定是因控制出生人数或增加死亡人数的天然机制失效，而某区域人口的减少则是在此类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功。相反，目前对世界人口增长正在减缓，甚至稳定或下降的估计清楚表明，人类因个人或集体的决定，有可能有效地限制人口增长和控制全球人口的数目。当我们定义了世界人口研究中某些重要词汇并揭示其意义以后，这些观察将会变得愈加清楚。
6.2 关于人口的一些定义
人口学家对人口组成和趋势采用各种度量标准，尽管他们的计算都从一些事件的计数开始：人口中的个体数、出生数、死亡数和婚嫁数等。人口学家对这些基本计数进行了改进，使这些数字对人口分析更有意义、更有用。其中包括各种“比率”和“同生群”的度量。
比率 （rate）就是特定人口在某时间框架内以一种事件出现的频率——例如，婚嫁率就是去年美国每千人中婚嫁的数目。同生群 （cohort）度量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一组人口——1—5岁年龄组或大学2010级——的数据（图6.2）。
图 6.2 无论这些婴儿的种族、性别或民族有什么差别，他们在人口学上都聚集在一个出生年龄组里。（© Herb Snitzer / Stock Boston ）
出生率
粗出生率 （crude birth rate, CBR）通常也简称“出生率”，就是每年每千人出生的活产数。之所以称为“粗”，是因为它与总人口的出生有关，而不问该人口的年龄或性别组成。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国家，每年出生4万人，其粗出生率就是20‰。
40,000／2,000,000=20‰
当然，一国的出生率受其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居民习惯与对家庭大小的期望，以及国家采取的人口政策等诸方面的强烈影响。由于这些情况变化很大，所以有记录的出生率也差别很大——21世纪初，从西部非洲某些国家高达45‰—50‰，到欧洲20多个国家的低至9‰—10‰。虽然出生率30‰以上就被看作高出生率，但世界上几乎1/5（自1990年下降一半）的人生活在出生率这样高或更高的国家里（图6.3）。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西亚和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占优势的是农业和乡村人口，而且年轻女性人口比例很高。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的出生率可能远高于其官方记录。现有数据表明，每年大约有5000万人无出生记录，因此未纳入统计。
图 6.3 2005年粗出生率。该图有某种精密度，但因缺乏可信的、普遍的生育登记所以可能造成误导。不过，如果不十分认真地看待图中的分级，那么该图的格局可概略地作为一种有用的相对生育一般模式。有报告的或估计的数据每年不同，因此本图和其他人口图中的数字可能不尽一致。
资料来源：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低于18‰被认为是低出生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特征。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英语美洲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属于低出生率国家，尤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其中有些国家，如中国（见 “中国方式及其他方式”专栏)采取了有效的计划生育。其他改变了文化准则的国家也减小了家庭的规模。过渡性出生率主要是一些新近工业化小国的特征，虽然庞大的印度在1994年也加入了其中。
专栏 6-1 中国方式及其他方式
1965年毛主席宣称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好事”，那时中国出生率为37‰，人口总数为5.4亿。1976年，虽然出生率下降到25‰，但人口还是达到了8.52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显然正在消耗国家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提出“两孩家庭”（two-child family）并提供包括人工流产在内的各种服务，以支持这项计划。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5‰。
“一对夫妻，一个孩子”（one couple，one child）变成了1979年提出的更严格的人口控制新口号，通过奖惩两方面的支持以保证其成功实施。鼓励晚婚，对各家庭提供免费避孕、金钱奖励、人工流产与绝育等服务以达到只生一胎的目的。惩罚手段包括对第二胎征收高额罚款。1983年运动达到高潮时，政府要求超过一个孩子的丈夫或妻子进行绝育手术。
到1986年底，中国官方报道总出生率下降到18‰，远低于那时其他较不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37‰。1984年独生子女政策被有效地减弱了，但到2002年，随着农村出生率被低估的大量证据显现，独生子女政策又恢复为全国性法律。相反，新近富有起来的城市人自愿将生育率降低到远低于替代水平，无子女夫妇日益增加。
从全国范围看，过去和现在的人口控制如此成功，以至于到2000年底，人口数量比不实行控制政策少出生了3亿人。的确，到2001年底，人口学家和政府对于人口减少而不是增加会成为下一个面临的问题表示严重关切。预测表明，到2042年，由于生育率降低，中国人口数量将真正开始下降，同时将面临紧迫的社会问题：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和缺乏适当的福利网络照顾数目迅速增加的老年公民。
许多发展中国家出于对人口日益增长的关切，也提出了自己的家庭计划，着重使用避孕与绝育手段。孟加拉国在1970—1990年间，在广泛的家庭计划鼓励与经常性的指导下，已婚育龄女性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从3%猛增到40%，其生育率下降了21%，国际机构为此类计划表面上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是，每防止一例生育，至少要消耗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0美元。
研究表明，生育率下降是由于女性决定她们想要较小的家庭，而不是由于她们未能满足避孕的忠告与设备的需求。观察表明，19世纪北欧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情况下，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今的生育率还要低。现在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要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比鼓励避孕或强制性措施更为可靠的途径。对个别国家的研究表明，女性接受一年教育能够降低5%—10%的生育率。不过，未受教育的泰国女性的生育率只及受过中学教育的乌干达女性的2/3。显然，对婴儿的需要并非绝对与教育水平有关。
相反，这种需要似乎与发展中世界某些贫穷家庭对儿童使用价值的看法密切相关。在那些许多家庭分享薪柴、牲口饲料、放牧地和渔场之类公共资源的地方，谁能够把更多的此类集体资源转变为家庭私有财产，谁就越富裕。的确，可供“夺取”的这些公共资源越多，一个家庭就有越大的动力要更多孩子以占用这些资源。有些人口经济学家断定，只有当人口数量增长到全部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的那个点——而且儿童必须是被抚养和教育而不是被雇佣——发展中国家贫穷家庭才不会想要那么多孩子。如果是这样，强制性措施、避孕和教育等作为控制生育的手段，可能并不比人口增加造成的经济效果本身更有效。
© Owen Franken / Corbis Images
正如近年来新加坡和中国历史显示的那样，出生率常有变化。目前欧洲国家以及它们曾经殖民的一些地区，出生率的下降通常归因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近年来趋于成熟的人口。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迅速降低了出生率，从1970年的33‰降低到1986年的18‰；而日本则在几乎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在1948—1958年10年间下降了15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似乎确实与出生率变化密切相关，尽管对这种相关的严格检验表明并非完全如此（图6.3）。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粗出生率为11‰；欠发达国家（中国除外）在册的出生率（从1990年的35‰）下降至27‰或28‰。
宗教和政治信仰对出生率也有影响。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因宗教上禁止使用人工生育控制技术，所以他们的信念常导致信徒的高出生率。不过，天主教占优势的意大利则有着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伊斯兰教本身并不禁止避孕。同样的，有些欧洲国家政府——出于对出生率过低难以维持现有人口水平的忧虑——还资助生育，力图提高出生率。图6.4总结了各地区预期人口变化对世界人口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图 6.4 2000—2050年按地区统计预测的世界人口增长百分比。按不同年龄结构记录的大小不等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变化，正在改变世界人口增长的格局。2000年占世界人口13%的非洲，到2050年很可能增加到世界人口的1/3。1965—1975年，中国对世界人口的贡献是非洲的2.5倍；2000—2050年，非洲增长的数目将比中国大7倍以上。印度在2000年达到10亿人口的水平，预计到21世纪上半叶将增加50%，在世界人口上遥遥领先。按联合国2002年的人口预测，与世界各地区的增长相反，同一时期欧洲人口预期将减少9000万。
资料来源：Projections based on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figures.
生育率
粗出生率能够揭示由年龄与性别组成差异，或者育龄妇女生育的差异而不是由总人口造成的这种区域变化。之所以称这个比率“粗”，是因为它的名称包括了所有没有生育机会的人——男人、小女孩和老年妇女。为了表明有生育能力女性（人口中能孕育小孩的那部分）生育的比率和概率，提出了总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这是比粗出生率更精准因而也是更满意的说明。
总生育率（图6.5）告诉我们以现有生育率计算每个女性在其育龄期间可能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因此，总生育率3.0就意味着人口中平均每个女性在其有生之年可望生育3个儿女。生育率减小了人口结构波动的效应，从总体上说明女性已证实的和预期的生育行为。因此它对人口的区域对比与预测而言，比出生率更加有用和可信。
图 6.5 总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在其育龄期间，以某一年其他同龄女性同样的生育率所生育儿女的平均数。由于总生育率采取了年龄校正，所以两个出生率相同的国家，其生育率可能颇不相同，因此它们的人口增长预期值也不同。每个女性的总生育率在2.1—2.5间被认为是人口的“替代水平”——就是人口最终停止增长的水平，当然这还取决于死亡率的情况。
资料来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虽然总生育率2.0似乎足以准确替代现有人口（一个孩子替代父母的一方），但是，实际上只有生育率为2.1—2.3时才能达到替代水平。需要用高于2.0的部分来补偿婴幼儿死亡率、总人口中无儿女的女性及意外死亡。
这里有一个有用的概念，“替代水平生育率”——在这种生育水平下，每个连续世代中女性生育足够多的儿女以确保本世代同样数目的女性拥有她们自己的后代。一般说来，人口死亡率越高，其替代生育水平就越高。例如，莫桑比克在21世纪初的替代生育水平为每个妇女生3.4个孩子。
2005年全世界的总生育率为2.7，20年前为3.7。发达国家从1985年接近替代水平的2.0下降到2005年的1.6。这种下降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育行为的急剧变化而在数量与重要性上相形见绌。1960年以来，欠发达世界的平均总生育率从传统的6.0下降到今天的3.0左右。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生育率最大的下降出现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分别下降55%和52%）。下降最小的——15%——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然而，发展中国家近来生育率下降比任何人预期的更快、更广泛。的确，如此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总生育率自20世纪60年代初（图6.6）以来比过去大幅下降，使得过去普遍认为本世纪末人口达到100亿的预测大打折扣并遭摈弃。实际上2005年占全球人口近50%的88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已低于2.1，还有更多国家悄然加入其中。中国每个女性的总生育率从1960—1965年的5.9下降到2000年的1.8左右（估计2005年为1.6），而孟加拉国、巴西、莫桑比克和其他国家总生育率的相对下降表明，生育率反映的是文化价值而不是生物学的需要。如果现在的价值取向与过去相比倾向少些儿童，则基于先前较高总生育率的人口预测必须予以调整。
图 6.6 生育率下降各有不同。拉丁美洲和亚洲生育率下降最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下降慢得多。现在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欧洲更低，2005年总生育率为1.4，但是美国2.0的总生育率接近于2.1的替代点。
资料来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5 a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事实上，人口学家长期以来就假定现在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也是全球——生育率下降到替代水平后将会持续下降，从长远看，这会导致人口数量的稳定。然而，逻辑或历史从不需要人口稳定在任何水平上。毫无疑问，相比过去的假设，事实上生育率在以2.1的恒定比率下降，2004年联合国的世界人口预测，预期长期（2050）的生育率为2.05——在替代水平以下。如果联合国对生育率的估算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人口将不仅是停止增长——如同过去的预测所想象的那样，还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见“人口剧减？”专栏）。当然，如果文化价值又改向喜爱儿童，人口就会恢复增长。不同的总生育率估算意味着相互矛盾的人口预测和对各区域与世界人口的关注。
应该注意到，个别国家基于当前生育率的人口预测，可能不会精密地预测到即使是最近的未来人口水平。由于政治动乱或认识到经济机遇的差异，国家内部人口常发生大规模迁移。这些移民流可能使正在下降的人口趋于稳定甚至增长。例如，近年来欧盟人口出现自然增长率的负值，但是自2000年以来却实质上经历了人口稳定的过程，这完全是由来自东欧、亚洲和非洲的移民造成的。
许多来源的数据所报道的区域性和各国生育率只是概略的状况，它掩盖了各人口族群之间的重大差异。例如，加勒比海地区2005年的总生育率为2.6，但各国的总生育率差别很大，低至古巴的1.5，高到海地的4.7。美国2005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2.0，这并不能揭示西班牙族群的2.8、非洲裔美国人的2.1和非西班牙裔白人的1.8。
专栏 6-2 人口剧减① ？
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时间内，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十分关注“人口爆炸”问题，以及其中所暗含的对一个人口过多而支持人口的粮食与矿物资源过少的世界的威胁。到了20世纪末，某些观察家的那些忧虑正在被一种新的预测所取代——担心这个世界人口过少而不是过多。
有两种相关趋势表明这种可能性。第一种在1970年已经很明显，那时有19个国家，几乎都位于欧洲，其总生育率都已下降到替代水平 （replacement level）——在这种水平上人口自行更替——以下的2.1。同时，欧洲人口金字塔开始显著扭曲，年轻人口较少而中年和退休老年居民数量增长。到了1970年，本土工作年龄组人口的减少促使非欧洲的“外来工人”流入，因为欧洲需要这些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和向任何大陆都正在变得老龄的人口提供慷慨的安全保障。
西欧和东欧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鼓励出生的政策以改变其出生率的下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用慷慨的家庭津贴、免费医疗、延长产假和儿童保育等措施奖励怀孕和生育。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其他国家，对头胎、二胎和以后的生育给予类似的奖金或奖励。然而，即使有了那些优惠条件，生育率仍然在下降。到2003年，由于文化和个人生活方式决策的广泛影响，43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均低于替代水平。影响决策的因素包括女性学历较高、婚龄推迟、女性体验挑战性职业或一般就业的机会增加、抚养多名儿童的费用增加、享受没有家庭义务束缚的乐趣、财富日增提供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机会等等。这些方面对人口增长预测的影响令人瞩目。例如，西班牙和意大利人口在2000—2050年将减少1/4，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到本世纪中叶将减少7000万人。“从人口学上看，”法国总理说，“欧洲正在消失。”
欧洲的经历很快就反射到各大陆经济发达的其他社会中。到1995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其他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其登记在册的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这些社会的人口如欧洲一样，简单的预测就能预言其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下降。例如，日本人口自2006年开始下降，那时它的人口年龄长于欧洲。即使在中国，人口也将于21世纪30年代开始下降。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有50个国家人口将低于2006年的水平。
第二种趋势向许多人表明，在如今一代大学生的有生之年，世界人口数量将会稳定甚至下降，这种趋势只不过是简单地延伸了第一种趋势：总生育率正在世界各地、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里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1975年只有18%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的国家中，而本世纪末这种人口将达到45%。人口学家估计，到2015年，全世界将有一半国家和2/3人口中每个女性生育的孩子少于2.1个。处于这种趋势之外的仍将是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地区。然而，即使这些地区，近年来生育率也正在下降。“在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作用下，世界各地向降低生育率的方向前进”，这是1997年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观察到的情况。
这个结论看来是正确的，2004年联合国的预测支持这个结论，认为多数欠发达国家长期生育率会下降到平均为1.9的水平。据联合国同一评估，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会在2050年或之前就降低到替代生育率的水平。如果那些假定能实现，本世纪中叶之前全球人口就会开始减少。有一种预测表明，2040—2050年世界人口将减少大约8500万人（大体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年份的年增长量），此后每个连续世代进一步减少25%左右。
如果联合国预想的情景全部或部分实现，就有望出现一种十分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前景，而不是最近所做的“人口爆炸”的预报。将来随着全球、区域与国家经济的收缩而不是扩张，对世界粮食与矿物资源的压力也将会减小而不是增加。即使达到了人口零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ZPG），即一国的生育人数加上外来移民数等于死亡人数加上出境移民数的时候，其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也并不总是像其鼓吹者所理解的那样。随着退休人口的日益增加，这些后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不断缩减的劳动人口赡养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和社会服务成本增加的问题。目前欧洲普遍存在人口减少的状况，且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放大其后果。
死亡率
粗死亡率 （crude death rate, CDR）又称死亡率 （mortality rate），和粗出生率的计算方法相同：每年每1000人中死亡的人数比例。过去有一种正确的概括：与出生率一样，死亡率也随国家的发达程度而变化。典型的事例是高死亡率（20‰以上）出现在欠发达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低死亡率（10‰以下）和欧洲与北美发达国家相关。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大幅下降，这种相关关系减弱了。由于抗生素、疫苗接种和杀虫剂等疾病防治手段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以及对城乡卫生设施与安全饮用水方面投资的加大，婴儿死亡率 （infant mortality rate）和预期寿命都得到了改善。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死亡率方面的差异（图6.7）确实已经减少到这样的程度：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1994年的死亡率实际上已下降到发达国家之下，并从此保持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下降并未延伸到产妇死亡率方面（见“做母亲的风险”专栏）。对死亡率的研究，也像总出生率一样，只有对具有相同结构的人口才有意义。假如影响健康与长寿的国情相同，则可以预期像丹麦和瑞典等老龄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其死亡率会高于像冰岛这样年轻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像卫生与健康状况改善一样，发展中国家人口明显的年轻化，是近年来这些地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图 6.7 粗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变化较小，不像图6.3所示的出生率变化那样大。发展中国家最低限度的医疗手段和一般较年轻的人口组成造成其死亡率常常低于那些“老龄化”的欧洲国家。
资料来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专栏 6-3 做母亲的风险
全世界的死亡率并不适用于与妊娠有关的死亡。事实上，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次活产的孕产妇死亡人数——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健康方面最大的差别。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每年大约有53万名女性因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原因死亡；其中99%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中，那里孕产妇死亡率大约是发达国家的30倍。尽管如图表所示那样，孕产妇死亡的发生率绝不相同，但是妊娠、分娩和人工流产并发症是发展中国家育龄女性致死的头号杀手。
根据2000年的数据，非洲每20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的风险，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1/160，欧洲为1/7700。在国家水平上其差别更加令人瞩目：例如，安哥拉每7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而瑞典只有1/30,000。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0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4.4‰，而所有死亡中的10%是由于围产期和母系的原因；最欠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死亡率为8.9‰。2000年亚洲和非洲有几乎相等的孕产妇死亡数字（分别为世界总数的48%和47%），但承受着全世界孕产妇死亡人数45%的重负的撒哈拉南部的女性，才是统计意义上风险最大的。那里，2000年安哥拉、马拉维和尼日尔的孕产妇死亡率达到16‰以上，而塞拉利昂则超过20‰；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每16人中就有1人死于做母亲。相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其母亲死亡率为万分之二，而且一些国家——例如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瑞典——更低至每10万中只有2—5人（2000年加拿大为6人，美国为17人）死亡。
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孕产妇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此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家庭环境中女性终生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障碍：营养不良、贫血、缺乏对母亲及时的基本医疗保健、因矮小而发育不成熟，以及没有适当的产前医护或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尽管女性地位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精确，但造成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女性被认为是社会上可牺牲的部分。在那些文化中，人们极少注意女性的健康或营养和妊娠状况，死亡的主要原因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正常情况，无须给予专门考虑或处理。为了改变这种认识并增强采取负担得起的方法以减少全世界孕产妇死亡率的意识，联合国把1998年定为“母亲安全年”。
为了克服可比性不足，死亡率可以按某个年龄组来计算。例如，婴儿死亡率就是每1000个存活婴儿1岁以下的死亡率：
1岁或1岁以下死亡数／1000个存活婴儿
婴儿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加强了医疗保健服务，所以这个年龄段上出现了最大的死亡率降低。婴儿死亡率降低是过去几十年总死亡率降低的原因，因为生命中第一年的死亡率常常高于其他年纪。
两个世纪之前，每千名婴儿在第一年死亡200—300名并不罕见。即使在今天，尽管过去60年来许多国家死亡率大为降低（图6.8），但各地、各国之间的差别依然很惊人。整个非洲的婴儿死亡率仍高达90‰，个别非洲国家（例如安哥拉、利比里亚、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本世纪初该比率高达150‰以上。一个国家之内死亡率也不一致。苏联曾报道，该国婴儿死亡率为23‰（1991年），但其中亚地区有110‰以上的记录。相反，北美白人和西欧、北欧该比率较均一，在4‰—7‰之间。
图 6.8 部分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由于实施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婴儿和儿童的国际医疗保健计划，所有国家死亡率均出现大幅降低。然而，按比率下降最大的还是正在城市化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广泛使用卫生设施、安全饮用水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资料来源：Data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现代医药卫生状况延长了人类预期寿命并改变了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北欧的5个国家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高于70岁。2001年，欧洲和北美以外大约有60个国家——尽管没有一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名列其中。能得到并采用现代医疗保健方法的国家因区域而不同，最不发达的国家获益最少。在这些欠发达和贫困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除HIV/AIDS以外的主要死亡原因是发达国家不再关心的那些疾病，如疟疾、肠道感染、伤寒、霍乱等，尤其是婴幼儿的营养不良和痢疾造成的脱水。
在评论全球性预期寿命延长和成人死亡率及婴幼儿死亡率降低的时候，HIV/AIDS是一个悲剧性而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的例外。艾滋病在世界常见死亡原因中位列第四，而且据预测将超过14世纪的黑热病——估计造成2500万欧洲人、1300万中国人死亡——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报道，2000—2020年间，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45个国家因该病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6800万人，其中5500万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联合国预计2005年HIV阳性人数为4000万，其中大约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70%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女性病例占60%。在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一些国家高达1/4成年人口为HIV阳性，平均期望寿命急剧下降。南非21世纪初出生的婴儿期望寿命应为66岁，艾滋病使之降低为47岁；在博茨瓦纳为36岁而不是70岁；津巴布韦从69岁降到43岁。总体上，自20世纪50年代HIV（原本是猴子的一种疾病）在非洲被确定为一种人类致命传染病品系以来，已有1500万非洲人因艾滋病死亡。随着撒哈拉以南地区预期寿命急剧降低，现在预测2015年其总人口将比没有这种疾病时少6000万人。在经济上，到2010年，受艾滋病之害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将减少8%。非洲南部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女性负担大部分农活和家务。因艾滋病致死的女性多于男性，撒哈拉以南的粮食不安全性增加了，又由于许多年轻成年人过于虚弱不能从事耕作，因此粮食短缺。营养不良、饥饿且易感染其他疾病使艾滋病加重了客观的国民收入（impersonal national income）减少的代价。
虽然如此，但由于除南非以外所有撒哈拉以南国家的高生育率，2000—2050年人口仍有可观的增长，非洲人口还将增加近10亿。的确，尽管HIV/AIDS造成了高死亡率，但据联合国预测，50个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2000—2050年间，高生育率将使其人口增加近2倍。然而，即使出现某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传染病和死亡率正在下降的充满希望的报告，俄罗斯、乌克兰、南亚和东亚——特别是印度——艾滋病迅速蔓延的警告还是引起了新的全球性人口学关切。
人口金字塔
进行人口对比的另一种方法是绘制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一种表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组成的图解。“金字塔”一词是17世纪创造用以描述许多国家人口状况的图解：底部是宽阔的年轻年龄组，上部因年长人口的死亡而渐次变窄。现在形成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年龄金字塔，各自反映不同的人口史（图6.9），有些人认为“人口剖面”是一种更合适的称谓。把几个世代的人口组合到一起，金字塔或“剖面”突出显示了“婴儿潮”、导致人口减少的战争、出生率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的效果。
图 6.9 人口结构的4种模式。这些图解表明，人口“金字塔”有多种形式。这些国家人口年龄分布反映了过去、记录了现在，并预测了未来的情况。像乌干达那样的国家，与年轻人口有关的社会成本很重要，而且经济增长为新劳动力进入市场提供就业机会。奥地利的负增长意味着未来要以较少的劳动人口去赡养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俄罗斯1992年的金字塔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出生锐减的情况，形成了45—49岁年龄组的“收敛”，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男性大量伤亡和战后俄罗斯男性寿命急剧缩短造成65岁以上男性不足。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for Russia: Carl Haub,“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 Population Bulletin 49, no. 4 (1994 ).
像乌干达这样最低年龄组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迅速增多，较年长年龄组所占百分比持续下降，形成一个斜边明显的金字塔。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欠发达国家年长年龄组中女性预期寿命缩短，因此乌干达年长年龄组女性的比例低于瑞典等其他国家。女性预期寿命和死亡率可能受到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见“1亿女性缺失”专栏）。瑞典是一个出生率很低的富国，各年龄组人口近乎相等，“金字塔”两边几乎呈直立状态。在老龄人口组中，像奥地利表明的那样，男女比例可能不平衡，原因是后者的预期寿命较长。战争的影响也很明显，俄罗斯1992年的人口金字塔生动地显示出该国因战争减少的年龄组和男女比率的不平衡。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欧之间金字塔组成的尖锐对比概括地表现了世界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人口的差异；从博茨瓦纳人口的预测可以看出，一般公认的人口金字塔的形状能迅速改变（图6.10）。
图 6.10 简化的人口金字塔。2004年西欧（［a］）和撒哈拉以南非洲（［b］）地区的年龄金字塔表现出强烈对比：成熟的发达地区以低出生率和低总生育率为特征，而发展中的撒哈拉以南各国则年轻人多。即使在2004年，撒哈拉以南各国人口仍有44%在15岁以下。但是，这个比例已经低于5年前，并意味着未来更明显下降的可能性。所预测的这种下降，部分由于经济发展和家庭大小决策的改变，但对某些国家（［c］）甚至对整个地区而言，金字塔的极度扭曲很可能受艾滋病的影响。到2020年，博茨瓦纳本应“正常”的金字塔很可能变形为“人口烟囱”，届时60—70岁的成年人将超过40—50岁的成年人。
资料来源：(a) and (b)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World Population Profile 2000.
专栏 6-4 1亿女性缺失
全世界“缺少”1亿女性，缺少的原因除了性别别无其他。印度、巴基斯坦、新几内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上对男孩的偏爱意味着对女孩的忽视和谋杀，成百万女婴刚出生就被杀死、被剥夺食物，或有病不予治疗，而儿子则受优待，因为他们是赡养老年双亲和挣钱养家的保证。在印度，人们常常违反政府指令，用超声波和羊水诊断试验测定胎儿性别，如是女孩则进行流产。
女性缺失的证据始自一个事实：每孕育100个女孩就有大约106个男孩。一般情况下，女孩比男孩健康、对疾病抵抗力强。在营养和医疗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性别比例大约为105个或106个女性对100个男性。但是，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发现，男女比例为100:93.2，同时中国（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② ）20世纪90年代年龄段全部女孩的10%“消失”了，2000年5岁以下儿童中，每120个男孩才有100个女孩。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记录了全国性差距，平均117个男孩对100个女孩——加深了1990年人口普查时111个新生男孩对100个新生女孩的不平衡状态。2000年海南省和广东省记录了更大的差距，新生儿比率分别为130个和140个男婴对100个女婴。
这种不正常比率最惊人的是第二胎和随后的生育。例如，根据中国、韩国最新数字，第一胎性别比近于正常，但是中国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比上升为121个男孩比100个女孩，韩国第三个孩子该比例为185:100。基于这些迹象，女性缺少问题每况愈下。保守计算显示，仅在中国就缺少6000万女性，占全国人口的近5%，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这种问题随处可见。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报道，像巴林、也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男女比例变动范围从116:100到186:100。在南亚、西亚和北非多数国家中，该比率为100个男性对94个女性，比西方的期望值低12%左右。2000年联合国基于南亚数据的报告称，全世界缺少“1亿”女性是一种保守的说法。报告宣称，对女胎实行人工流产，加上溺婴和对男孩的食物偏袒，意味着南亚缺少7900万女性（仅印度就缺少4000万）的原因是性别歧视。
但并不是所有穷国都有这样的失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贫穷与疾病也许比任何其他大陆更普遍，但那里的比例为每102个女性对100个男性，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男女人数相等。造成全世界缺少1亿女性的厄运和这个数字增大的原因，似乎是文化规范③ 和习俗，而不是贫穷或欠发达。
人口剖面便捷地提供了一幅直观、有实用价值和预测价值的示意图。例如，某国每个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数强烈地影响其国民经济中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国家年轻人比例高就会造成对教育设施与某些种类医疗保健服务的大量需求。当然，还有大量年轻人口就业的问题（图6.10和图6.11）。另一方面，老龄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同样需要面对为这个特殊群体提供医疗药械与服务的问题，而且这些人还需要比例较小的劳动力人口来赡养。随着国家人口剖面发生变化，国家对社会与经济制度会有不同的需求（图6.12）。赡养率 （dependency ratio）是每100名劳动年龄（一般为15—64岁）人口要赡养老幼人口数量的简单度量。人口金字塔对该比率给出了直观的显示。
图 6.11 15岁以下人口百分数。一国15岁以下人口的高比率增加了该国的赡养率，并预示着未来年轻年龄组进入孕育年龄时人口的增长。
资料来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图 6.12 “婴儿潮一代”的进程。婴儿潮——1946—1964年出生的年龄组——通过美国人口金字塔联系着美国生活方式和费用构成。1970年国家的重点是儿童与青年的利益与需求、教育以及对幼年组的赡养。21世纪初婴儿潮一代构成工作年龄成年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需求与消费模式塑造了国家的文化与经济。到2030年，该金字塔预示着他们的愿望与赡养需求——当前对退休人口服务的设施与对老年人的照料——将再次成为关心的焦点。
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Christine L. Himes,“Elderly Americans. ” Population Bulletin 56, no. 4 (Dec. 2001 ), Fig. 1.
人口金字塔还能预示当前人口政策和措施造成的未来问题。例如，中国严格控制家庭人口和普遍偏爱男孩的情况，使金字塔偏向男性一方。根据现有证据，从2010年起，中国每年进入婚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100万。即使现在，中国的人口金字塔也已表明，20—44岁从未结婚的男性已经比单身女性多出将近1/2。2020年中国很可能有4000万单身汉，无妻无儿游离于社会之外，这是推行计划生育时未曾预见也未纳入计划的，但是现在人口金字塔的扭曲已经清楚暗示了这种前景。
自然增长与倍增时间
有关一国人口性别与年龄分布的研究，还能够让人口学家预测未来的人口水平，尽管预测的可靠性随着预测年份的增长而降低（图6.13）。因此，年轻人比例高的国家将经历高自然增长率，除非其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或生育率与出生率有重大变化。人口自然增长率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是用粗出生率减去粗死亡率算得的。所谓“自然”是不包括因人口迁出或迁入造成的增加或减少。如果一个国家某一年出生率为22‰、死亡率为12‰，其自然增长率就是10‰。该比率通常用百分率表示，即每百人而不是每千人。在上例中，年自然增长率就是1%。
图 6.13 美国未来人口前景。这些对2050年人口的预测表明，由于对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移民流假设的根据不同，所以对未来人口的预测数字变化很大。根据这些假设，2000年人口普查局对美国2050年人口估计为3.135亿（低限）—5.527亿（高限）。最常引用的居中估计数字为4.036亿。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展示了一种荒唐的规划结论，基于一些非常长期的预测，将人口发展趋势外延整整100年。据此估计，到2100年美国人口可能介于2.827亿与10.18亿之间。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如果现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不变，那么人口自然增长 （natural increase）与人口倍增所需的时间有关，这就是倍增时间 （doubling time）。表6.1表明人口增长率为1%（接近于21世纪初泰国或阿根廷的自然增长率）时倍增时间为70年。2%的增长率——2005年埃及和萨尔瓦多的记录——意味着人口倍增时间仅为35年。（人口倍增时间可大致用“72规则”测定，即只需用72除以增长率）。每1000人增加20人为何使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其原理就如同银行所用的复利一样。表6.2表示2%的增长率每5年所产生的人口数。
年自然增长百分数（%）
倍增时间（年）
0.5
140
1.0
70
2.0
35
3.0
24
4.0
17
5.0
14
10.0
7
年份
人口数
0
1000
5
1104
10
1219
15
1345
20
1485
25
1640
30
1810
35
2000
迄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人类历史范围内，人口增长率都在上升。因此，倍增时间稳步减小（表6.3）。各地区之间增长率变化很大，在高自然增长率的国家中（图6.14），其倍增时间低于2005年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58年。假若全世界生育率下降（如同近年来那样），人口倍增时间就相应地下降，如同1990年以来那样。
图 6.14 年自然增长率。2005年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1.2%）意味着人口倍增时间为58年。因为人口学家期望世界人口——目前约为72亿——将（于2100年前后）稳定在95亿左右，此后也许会真正下降，“倍增”的含义以及当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框架，所反映的是数学上的而不是现实的预测。当然，若干大陆和许多国家偏离全球平均增长率很远，这些大陆和国家人口倍增时间差别很大。非洲总体上的增长率最高，中美洲和西亚次之。21世纪欧洲总体上（包括俄罗斯）为负增长，个别国家有增长，但增长率太低，其倍增时间以千年计。
资料来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
年份
估计人口
倍增时间（年）
1
2.5亿
1650
5亿
1650
1804
10亿
154
1927
20亿
123
1974
40亿
47
世界人口可能达：
2030
80亿
56④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下面就是上文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即使每年增加一个小数目也会累加成一个大的总增量，因为我们处理的是几何级数或指数（1，2，4，8）增长而不是算术级数（1，2，3，4）增长。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基数业已达到这样的规模，以至于每一次倍增（如果真正实现的话）都会造成天文数字般的增加。只须做一次简单的心算即可明白这种倍增或J型曲线 （J-curve）的必然后果。找一张足够大的纸张，把它对折再对折。七八次折叠以后，这沓纸就有一本书那么厚——厚到不能再用手来折叠。如果你能折叠20次，这沓纸的高度就有一个足球场的长度。此后进一步倍增的结果将令人惊骇。折叠40次，这沓纸就足以到达月球，70次就达到地球与最近恒星距离的2倍。图6.15表明，世界人口确实是在1900年前后转过了J型曲线的弯，促成了1950年以后人们做出的人口压力不可避免地超过地球人口承载力的可怕预测。
图 6.15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注意J型曲线的转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那时工业通过农业和粮食供应上的革命性变革，开始为支持人口增长提供新手段。20世纪初，工业化国家在医学科学、卫生和营养方面的进步降低了死亡率。
然而，到了2000年，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如果单纯依靠其自然增长率预测人口增长——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很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或永远都不会倍增其人口规模。但是个别国家的增长还有赖于移民入境和出境的格局以及预期寿命的情况。就是说，一国单独基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人口“自然”增长，较之同一国家包括移民迁入在内的“总和”增长率而言，可能产生明显较低的人口预测和较长的倍增时间。二者的对比可能是惊人的。美国21世纪初的自然增长率为0.6%，倍增时间为117年，但是，其总和增长率为1.2%，倍增时间为58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移民迁入，生育率下降，加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受艾滋病影响，即使对目前高增长率的国家而言，进行长期人口倍增时间预测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虽然联合国估计，2000—2050年50个最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将很可能增加近3倍，但我们应该理解，倍增时间的假设原本就是误导，而实际的人口增加有限。
6.3 人口转型
理论上人口按指数增长的推论并不能实现。某种形式的制动机制必定起着控制人口无节制增长的作用。如果不采取自愿的人口控制，就会有一种不愉快的、非自愿性质的因素起控制作用。
有一种概括历史上观察到的自愿控制人口增长的尝试——把人口控制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叫作人口转型 （demographic transition）模型。这种模型假定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轨迹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这种模型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将逐渐被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取代（图6.16）。取代过程以及人口转型模型的第一阶段以高出生率和虽然高但变化起伏的死亡率为特征。
图 6.16 人口转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人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仍旧偏高，人口数量急速增加；第三阶段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不快；第四阶段的标志是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自然增长缓慢，如果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人口甚至减少。许多欧洲国家的负增长率和其他地区出生率下降表明，第五阶段即人口下降阶段，是人口转型模型的区域性——最终全球性——合理延伸。
一旦出生率稍高于死亡率，甚至两个比率都较高，人口就只会缓慢增长。这就是迄至公元1750年人类大部分历史的情况。人口学家认为从公元元年到1650年前后人口从2.5亿增长到5亿，倍增时间超过1500年。
当然，增长是不稳定的。在区域性人口扩张的时候，总有某些灾难性的下降抵消了这种扩张。战争、饥馑和其他灾祸造成大量伤亡。例如，据估计，14世纪横扫欧洲的淋巴腺鼠疫（黑死病）导致该大陆1/3—1/4人口死亡，而且欧洲人带到西半球的传染病据信在随后一两个世纪内使新世界的土著人口减少了95%。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再存在人口转型第一阶段。到20世纪末，没有几个国家——即使是撒哈拉以南的贫困地区——死亡率高于20‰。然而，若干非洲国家的出生率达到或超过50‰。
西方的经验
人口转型模型是为解释西欧人口史而被提出的，其中有些部分甚至在1750年前后工业革命之前，因流行病转变为地方性疾病，开始经历死亡率下降的过程。然而，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通常与欧洲工业化的现代化后果有关。转型的效应——死亡率下降伴随着持续走高的出生率——逐渐扩散到全世界，即使尚未普遍转变为工业经济也是如此。由于预期寿命的大幅延长造成了第二阶段人口急速增加。这种情况又由于医药卫生的进步、食物保存与分配的改善、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提供一种集卫生、医疗与粮食分配改善于一身的环境，导致死亡率下降（图6.17）。出生率的下降不像死亡率那样快，即根深蒂固的文化格局变化不像技术变化那么迅速。许多农业国家认为大家庭有好处，儿童通过早参加劳动与赡养其年迈的双亲对家庭有所贡献。
图 6.17 19世纪后期的英国利物浦。在那个进步的世纪，正在现代化的欧洲经历了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 Topham / Image Works ）
南亚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表现出人口模型第二阶段的特征。最典型的是出生率为34‰、死亡率为9‰的不丹和这两个比率分别为32‰和5‰（2005年估计数）的尼加拉瓜。这些国家的年增长率接近或高于25‰，其人口将在25年内翻一番。当然，这样的比率并不意味着工业革命的全部影响是世界性的，但的确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从生命保全技术中受益。
随着人们开始控制家庭的规模，出生率下降，社会进入第三阶段。农业社会多子女的好处在城市化的工业文化中不那么明显。事实上，后者可能把孩子视为经济负担而不是资产。当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仍较低时，人口规模开始稳定。许多国家正在写下第三阶段较低死亡率和过渡出生率的记录。
经典的人口转型模型以第四个——即最后阶段宣告结束，该阶段以非常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为特征。本阶段仅产生非常少的人口增长百分比，而倍增时间也延伸到千年以上。世界人口具有重大意义且不可逆转的老龄化是全世界范围内模型第四阶段生育率和死亡率从高到低转型的结果。少数国家死亡率开始等于或超过出生率，人口确实在下降。
从第四阶段延伸到人口的第五阶段，迄今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一些富有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洲和日本——但日益有望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记录到生育率大幅下降的现象，这表明最迟到2010年，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将居住在这样的区域，这些区域人口的重大增长不是由第二阶段的扩张所致，而是由人口动力造成的。
最初的人口转型模型是为描述西北欧国家的经历而设计的，那时这些国家从乡村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工业社会。模型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有些欧洲教会和市政的记录可追溯到16世纪，这些记录表明那时人们倾向于晚婚或不结婚。英国工业革命前，15—50岁年龄组多达半数的妇女不结婚。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低。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化的到来，直接支付的工厂薪金制代替了长期的学徒制度，提供了较早结婚和生育更多儿女的可能性。由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进展较慢，死亡率依然较高。到1800年前后，瑞典25%的婴儿在1周岁前死亡。法国整个19世纪人口增长率仍然低于1%。
1860年前后开始，先是死亡率，然后是出生率开始下降，虽然下降缓慢但是意义重大。首先出现的是作为疾病转型标志的“死亡率革命”，它是与死亡率有关的人口转型的反映。许多原先致命的流行病——一个世纪前已经开始下降——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就是说，基本上只在一个地区中经常发生，而且死亡率的格局表明其由传染性转变为非传染性。由于人们逐渐有了部分免疫力，所以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死亡率下降。畜牧业和轮作等农业实践的进步，以及从海外殖民地传来的新粮食品种（马铃薯就是早期的例子），从总体上提高了欧洲人口的健康水平。
与此同时，城市中逐渐普及了下水道系统和清洁供水系统，各地一般卫生水平也有所改善（图6.18）。在源于传染病、寄生虫、呼吸道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死亡减少的同时，与成年和老年人口有关的慢性病死亡增加了。西欧从“瘟疫与饥馑的时代”过渡到一个假想的最终“退化性疾病和源自人类的疾病（Human-Origin Disease）的时代”。但是，近来由于抗药性、耐抗生素的疾病和携病昆虫对杀虫剂抗药性的增加，以及欠发达和发达国家像艾滋病之类的新灾难，使人对“最后阶段”的定局产生怀疑（见“我们脆弱的健康状态”专栏）。不过，即使旧灾难的复苏和新灾难的出现，例如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1945—2005年这些疾病造成约1.6亿人死亡），也不大可能造成全球规模的人口后果。
图 6.18 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日益用自来水管取代了各户或邻里共用的水井，下水道与垃圾处理厂代替了简易厕所。其后继者，照片中的拉斯维加斯和内华达等地的处理厂，彻底完成了发达国家的“疾病转型”。
资料来源：USDA,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Center .
在欧洲，由于社会开始改变关于理想家庭规模的传统概念，在死亡率显著下降的同时出生率也下降了。城市中，儿童劳动法与义务教育意味着儿童不再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由于“扶贫”的立法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福利改变了家庭赡养的结构，养儿防老的价值下降了。工业革命不仅能够提供基本生活的多种需求，而且能制造种种商品满足各种消费欲望，家庭消费模式也因此发生改变。儿童不是有助于而是阻碍人才流动与改进生活方式取得成功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是妇女地位的改变以及她们对生育是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的信念。通过某些措施，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而且与工业革命并行不悖。
专栏 6-5 我们脆弱的健康状态
死亡率直线下降，加上现代医药、抗生素和卫生习惯的效益，使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高了生命质量和预期寿命。但是，预防传染病的斗争远未取得胜利，而且寄生虫病日益严重——也许永远难有胜算。在抗生素被发现的半个多世纪后，原想用它根除的疾病反而增加了，原有的和新的致病微生物传播到全世界。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致死的人数每年达1700万—2000万人；按官方计算，占全球死亡率的1/4—1/3，但由于诊断不确，所占份额无疑还要高得多。全世界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仍在上升。
前5位的传染病杀手是肺炎之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疟疾和麻疹。此外，本世纪初艾滋病每年致死300万人，远多于麻疹和疟疾。当然，传染病的发生频率远高于死亡率。例如，全世界几乎30%的人受到致肺结核病的细菌感染，但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只有200万—300万。有5亿多人受到像疟疾、嗜睡病、血吸虫和河盲症之类的热带病感染，每年可能因此死亡300万人。新病原体不断出现，诸如造成拉沙热、裂谷热、埃博拉出血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西尼罗河脑炎、丙型肝炎、非典型肺炎的那些病原体，导致残疾和受伤害的人群远多于其致死的人数。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出现了30种未知的传染病。
传染病的传播和毒性与地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大幅变化有关。气候变暖使得受制于温度的病原体侵入新的区域，产生新的受害者。砍伐森林、水污染、疏干湿地和自然环境的种种人为改变扰乱了生态系统，同时破坏了自然系统对这些传染病的控制。人口迅速增长、高速城市化、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旅游业、使人流离失所的战争与移民，以及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的几率，增加了致病微生物的活动性与范围，包括因新开辟的陆路与空中交通系统而从原先孤立地区带来的那些微生物。计划不周或执行不好的公共卫生计划、卫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医务人员与设备分配不当，以及种种人为的原因，在目前许多疾病的流行中清晰可见。
鉴于此，1993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发病监测项目（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ProMED），并开发了一个全球性传染病在线系统，联系着100多国卫生工作者与科学家，向日益增长的被称为“传染病中的传染病”开战。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应该使用哪些有效的武器，包括改进卫生教育、对疾病的预防与监控、对疾病媒介物与病区的研究（包括对某些疾病适宜的生境进行GIS和其他方法制图）、对药物治疗的谨慎监控、供应卫生饮用水、推广简易低廉的药物与预防方法，如儿童免疫、口服补水治疗与补充维生素A等。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对那些正在传播的传染病——其中许多是新近发展的对抗生素有抗性的品系——加大投入和给予更多关注，而最近人们还认为不再需要对其予以关注。
分裂的世界日渐趋同
人口转型模型描述了现代化之前（不发达）社会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向先进（发达）国家低而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这种假想人口模式转型的必然过程。但是，模型未曾预料到欧洲人口史显然不适用于20世纪中后期所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停留在模型的第二阶段，不能实现进入第三阶段出生率下降所必需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
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技术的引入，包括抗生素、杀虫剂、卫生设施、免疫、婴幼儿卫生保健，以及天花的根除，使发展中国家迅速而且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这些重要技术和治疗在若干年内就完成了，而在欧洲经过50—100年才得以实现。例如，在斯里兰卡，广泛喷洒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以防治疟疾，使国民预期寿命从1946年的44岁延长到1954年的60岁。印度在1947年以后用同样的公共卫生计划经历了死亡率稳定下降的过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遭遇旱灾和其他灾害时，在国际粮食援助下也大大减少了死亡人数。欧洲各国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是渐次出现的，而195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以惊人的速度大幅下降。
出生率并未立即随之下降，并且世界人口总数飙升——从1950年的25亿增加到1960年的30亿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亿。关于“人口爆炸”及预期对全球粮食与矿物资源的毁灭性冲击的警钟频传而刺耳。从人口学的意义上说，许多人把世界看成永恒不变的两部分：一边是已实现了人口转型、人口数目稳定的发达国家；一边是人口不断增长、尚未实现人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出生率的水平有别于预期寿命，对技术与援助的依赖较少，更多有赖于社会对小家庭和较少孩子的认同（图6.19）。在区域与世界人口增长似乎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著但不均衡地增强。
图 6.19 世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的“人口爆炸”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急剧降低及出生率并没有同步的补偿性减少。但是，到20世纪末，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3种相互联系的趋势：（1）生育率比25年前全面下降得更大、更快；（2）接受并使用避孕方法的人数明显增加；（3）婚龄上升。结果，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型时间从一个世纪压缩到一个世代。其他国家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减缓，但仍反映了许多国家中的家庭依旧愿意有4个以上的孩子。
资料来源：Revised and redrawn from Elaine M. Murphy, World Population: Toward the Next Century, revised ed.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89 ).
1984年，世界上只有18%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替代水平（即已经达到人口转型）的国家。但是，到了2000年，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口已达44%，而且到21世纪初，已经越来越难以按生育率来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印度的个别邦（例如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泰国、韩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生育率比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还要低。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也出现了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生育率明显下降到接近替代水平的情况。低生育率似乎日益成为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共同特征。
尽管生育率总体上呈现实质性趋同，但是发展中世界仍有相当重要的少数国家保持着替代水平1.5—2倍以上的平均出生率。的确，21世纪初几乎有14亿人还生活在总生育率3.5以上（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水平并不算高，那时只有1/4的世界人口总出生率低于这个数字）的国家或地区。目前这种总出生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在极大程度上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中部和中东（图6.5）。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至少在2050年以前，总出生率高的地区将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主力。
已确立的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格局都趋向于自我强化。人口低增长使提高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的个人收入增加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反之，在高出生率地区，人口增长消耗了社会服务与国家对投资资本的补助，而这些方面本应有可能刺激经济的扩展。日益增加的人口对土壤、森林、水、草地和耕地资源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环境基础退化，农作物产量下降，人口支持能力缩小到使人口转型所赖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是国际上日益关心的明显的因素（见“开罗计划”专栏）。
地理学＆公共政策 开罗计划
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经过9天不时的针锋相对以后，签署了一项至迟于2015年把世界人口稳定在72.2亿的战略文件。这项被179个签约国接受的为期20年的行动计划，旨在避免人口过度增长的环境后果。因此该会议的建议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讨论与决议紧密相关。
开罗计划摈弃了几十年来基于多目标和多份额的鼓励“人口控制”（大会所避讳的措词）组织管理严密的政府计划，首次代之以给予女性对生活更大的控制权、更好的经济质量和机会，以及在生育决策方面更大的发言权的一项政策。会议承认，限制人口增长取决于这样的计划，它能够引导女性形成少生孩子的意愿并使女性成为经济发展的伙伴。基于这样的认识，大会文件认可增加女性教育与就业机会和降低出生率与小家庭之间的联系。先前的人口大会——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并未完全针对平等、机会、教育与政治权利这些问题；那两次大会表决通过的目标未能达到所期待的出生率转变，大部分是由于在许多传统社会中女性无权坚持避孕，而且害怕作为避孕替代方法的绝育。
先前两次大会小心避免或有意回避把人工流产作为一种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但在开罗大会上各国更公开地讨论了人工流产问题，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梵蒂冈和许多穆斯林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修道士，针对把合法人工流产作为卫生保健的一部分以及对婚外性关系的认可，从宗教的角度提出异议。虽然大会宣言的最后文件不鼓励把人工流产作为普遍的权利，并排除将其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但有些代表仍然对文件中关于性与人工流产两方面的措词持保留态度。但是，在大会闭幕时，梵蒂冈认可了宣言中潜在的原则，包括把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单元”，鼓励经济增长和促进“性别平等、公正与妇女权益”。
1999年联合国“开罗＋5”特别会议对原先的协议提出了一些调整。会议敦促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国家把重点放在保证人身安全与容易实施两方面，提倡对在校生进行性与生育健康问题的指导，并告诉各国政府向性活跃的青少年提供专门的计划生育与保健服务的指导，特别强调减少青少年患艾滋病的风险。
2004年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区域会议，评估在实现开罗计划和“开罗＋5”会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大多数人认为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要向最贫穷的人群推广这项计划，要为乡村发展和城市规划进行投资，要加强终止歧视女性的立法，还要敦促援助国全面兑现对此项计划已商定的资金（2002年只兑现了所允诺总数的一半）。尽管如此，从人口较多的许多国家生育率下降也可以看出开罗计划的正面成果。有些人口学家和妇女卫生组织断言，生育率的下降和政府的计划政策不相干。相反，他们声称，目前生育率较低而且仍在下降是由于女性对其经济生活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权。联合国人口署主任称：“一个乡村女性做出要一两个或最多三个孩子的决定本身不算大事。但是……乘以百万又百万……的印度、巴西和埃及女性，就有了全球性重大意义。”
人口专家注意到，自开罗计划以来女性正在做出的那些决定，反映了正在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卫星电视把避孕信息传播到哪怕是很偏远的村庄，并向想要效仿的观众播放看起来很幸福的小家庭的节目。日渐加速的城市化减弱了一些传统家庭对女性的控制，也使避孕方法较容易操作，婴儿死亡率下降使母亲对婴儿存活更有信心。人口专家断言，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入学率大幅增加和即将做出生育决定的女孩与女青年的文盲率相应减少。
思考题
你认为国际团体提倡像生育和家庭计划这样纯属个人或国家关心的问题的政策是否适当或有用？为什么？
你认为目前国际上对人口增长、发展和环境等问题的关切是否十分有效，是否有把许多传统社会悠久的文化准则与宗教习惯推向丧失的风险？为什么？
开罗计划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相当可观的金钱保证，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强化人口计划。那些保证在极大程度上没有被兑现。考虑到援助国政府面临许多其他国际需要和国内要务，你认为分配给援助国的财政义务是否有道理？为什么？
许多环境学家把世界看作一个不能支持无休止增加人口的有限系统，超过了该系统的极限将会造成可怕的环境伤害和全球性灾难。许多经济学家反驳说，自由市场将会持续供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商品，而必要时科学将会以替代品或扩大生产的方式提供技术性解决方法。面对人口增长后果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把国际计划基于其中单独一方是否适当或明智？为什么？
6.4 人口方程
一个地区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自然增长或减少——仅仅告诉我们人口变化故事的一部分。人口迁移包括人口从一个居住地点向另一地点的长途运动。当这种重新安置跨越政治边界时，就会影响迁出地和目的地两方面的人口结构。人口方程 （demographic equation）概括了因人口自然变化（出生与死亡之差）和净移民 （net migration，迁入与迁出之差）相结合造成的地区人口随时间的变化。⑤ 当然，在全球范围内，所有人口变化都是由自然变化造成的。迁移对人口方程的影响随着所研究地区人口规模的增大而减小。
人口重置
过去，人口迁移被证实为减轻人口迅速增长压力的一种重要策略，至少对某些欧洲国家而言是如此（图6.20）。例如，在一个90年跨度上，不列颠群岛自然增长人口的45%向外移民，1846—1935年，大约有6000万各民族欧洲人离开了该大陆。尽管目前大量经济和政治难民越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界线，但移民并未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类似的减压方式。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太大了，即使有上百万移民也影响不大。只有少数国家——例如阿富汗、古巴、萨尔瓦多和海地——近年来才有多达10%的向外移民。第8章将以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对国际和国内移民过程和格局做更详尽的论述。
图 6.20 最近几个世纪主要的移民群。箭头表示1700年以来主要的国际性人口自主移动或被迫移动方向。图中深色区域是占现有人口50%以上的近几个世纪移民后代的地区。
资料来源：Shaded zones after Daniel Noin, Géographie de la Population (Paris: Masson, 1979 ), p. 85.
移民的影响
在越境移民数量足够大的地方，移民对人口方程可能产生显著影响，并对迁出地和目的地双方造成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例如，过去欧洲和非洲的移民，不仅改变了而且实质上造就了西半球和澳大利亚新殖民地人口稀疏地带的人口结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人口增长的30%—40%以上是移民造成的。同样，东进的斯拉夫人向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殖民完全吞没了当地人口。
移民很少能代表他们所离开的人口年龄组的横断面，但给他们所加入的年龄组增加了年龄与性别组成的不平衡。反复研究的观测资料表明，移民强烈地向年轻单身年龄组倾斜。外流移民究竟以男性还是女性为主，视当时当地的情况而不同。虽然传统上国际移民流中男性远超过女性，但近年来女性已占越境移民的40%—60%。
因而，移民受纳国人口年龄结构至少因外来年轻人、而且很可能是未婚群体的增加而有所改变。其结果直接表现在对人口金字塔的修改及其对未来生育率以及额外的出生与死亡的潜在影响两方面。向外移民源地将损失部分生育年龄的年轻人口，也许还将面临年轻人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当然也将被记录到统计学上的人口老化中。目的地社会可能因新移民而出生率增加，而且一般其平均年龄下降。
6.5 世界人口分布
我们所讨论的几百万和几十亿人在地球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世界人口分布图（图6.21）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分布异常不均匀的格局。陆地上有些地区几乎无人居住，有些地区人口稀少，其他地区则人口稠密。世界稍多于一半的人口居住——不均匀地聚居——在乡村地区。但是，有将近一半的城里人是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居民，而且其比例还在不断增大。
图6.21 世界人口密度。
地球上自然条件十分相似的地区，人口数量和密度往往差异很大，这可能是由定居时间长短不同或文化族群不同造成的。例如，北欧和西欧定居的时间比北美早上千年，土地面积不及美国的70%，却容纳着同样多的居民；现在西半球不同种族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原先土著美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