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旧城的哭墙前祈祷。（© Nathan Benn / Corbis Images ）
高达① 的儿子18个月大了。每天早晨，高达雇佣的男仆抱着这个孩子走过戈巴尔布尔（Gopālpur）的街道。这个孩子衣着整洁入时。当他被抱着走在街上时，街边的老妇们停下了手中舂磨谷物的活计围在他的四周。孩子想要什么玩具都会得到满足。孩子哭了，人们就会惶惶然。如果他和其他孩子玩耍，警惕的成年人就要确保其他孩子不会惹恼高达的儿子。
高达的儿子被仆人护卫着，实质上也是被村庄里每个人呵护着，他很快就知道眼泪和狂怒会让他得到想要的一切。同时，他开始知道，使他能拥有号令他人，并需要他人服务的这种优越地位也使他身处险境。村子里所有其他孩子都食用的青芒果会使他发烧，粗粝的饭食会使他胃痛。其他孩子满身泥土，而他却有人为他不停地洗浴。他作为一个婆罗门（宗教神职者），学会了远离一切不洁之物，履行洗浴、就餐、睡眠和所有其他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烦琐的常规礼仪。
到了上学的年龄，高达的儿子就入学读书。他将一动不动地坐几个小时，记忆梵文圣经的大段文字和英语与乌尔都语长诗。他将学习每个婆罗门都有义务履行的礼仪。他将每天都用自家的井水进行冷水浴、背诵祈祷文并遵从严格的程序。他屋子里供奉的是必须每天诚惶诚恐长时间膜拜的主神② 。
正如上文的引述和典故所表明的那样，高达一家不是美国人。细心的读者会正确推断出，他们是印度人——如果你进一步阅读这段引文出处的那本书，就会明白高达住在印度南方的村庄里。上文所述的阶级结构、宗教、语言、食物和生活内容中的其他细节，把高达、他的家庭和村庄置于特定时间和地点中。正是这些细节把该地区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分享共同的文化，并使他们有别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其他地区的人。作为第6章主题的70多亿人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但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支系的家庭，各自以其独特的文化为标志。
对某些报纸和大众出版物的作者而言，文化是指艺术（文学、绘画、音乐等）。对社会学家而言，文化 （culture）是用来概括一群人生活方式的特定行为模式、理解力和适应性的术语。从这种广义的理解来说，文化是地球自然环境中像地形、气候和其他方面那样的区域分异的一部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化迹象——建筑物和耕作方式、语言和政治组织——是引发地理研究并作为地理学主题的空间多样性的要素。文化的区域差异导致了变化多端的人文景观，其微妙之处就像对巴黎、莫斯科和纽约等城市的不同“感觉”，其强烈对比就像津巴布韦农村和美国中西部商品谷物农场一样明显（图7.1）。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文化地理学才应运而生，而且文化地理学的分支所研究的就是“为什么”“什么”和“怎么样”等一系列问题。人类是由单一物种组成的，但是为什么文化差异如此巨大？区分文化和文化区最明确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各文化区的起源是什么？个别文化特质及其混合物是在何种局限的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它们又是怎样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即使像美国那样看似“大熔炉”的社会或表面上均质化的欧洲文明古国，为什么明显不同的族群之间还长期存在着文化差异？有关文化差异的知识今天对我们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此类问题就是本章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第8章和第9章涉及的部分内容。
（a）
（b）
图 7.1 明显的文化差异。（a）津巴布韦自给性玉米地；（b）美国中西部广阔的田地和机械化耕作。
资料来源：(a) © Ian Murphy / Getty Images ; (b) Tim McCabe, U.S. Dept.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Service.
7.1 文化的组成
文化通过模仿、教育和示范在一个社会中代代相传。文化需要习得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与本能或遗传基因无关。个人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学会了一整套的行为模式、学会了对环境和社会的理解，也学会了现存的各种技术知识。我们必须从养育我们的文化中学习，但是我们不必——事实上也不能——学习文化的全部。年龄、性别、地位和职业决定着在整个文化中我们被灌输的是哪些方面。
一种文化显示一种社会结构——个体与所在群体的角色和相互关系的框架。尽管一种文化总体上有着普遍和确定的特征，甚至有一致性的外观，但它却不是均质的。例如，“美国”文化就包含着无数复杂的、组合的、常常是相互竞争的亚群体：农民和城市居民，男人和女人，青少年和退休人员，自由派和保守派，业主和雇员，各种宗教、政治、社会或其他正式组织的成员，诸如此类。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且被要求遵从文化的规则和惯例——不仅是作为整体的文化，而且还有个人所从属的亚群体独有的文化。这些亚群体可能拥有他们各自公认的社会结构。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行为与心态相互交织的网络。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几种有限的、明显的特质上，就不可能领会且事实上可能完全误解文化完整而多样的含义。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可能用独有的餐具、所用的手势或者宗教典礼的仪式来概括和表征一种文化。但是，文化结构要复杂得多，这些只是其中个别的无关紧要的部分，只有深入体验其全部才能领略个中三昧。
我们试图从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中为专门的研究提炼出对社会赋予结构和空间秩序的基本文化变量。我们从文化特质开始，这是最小的独特的文化细节。文化特质 （culture trait）就是学到的行为——从所使用的语言到用的工具和各种游戏等。文化特质可能是某种物体（例如鱼钩）、一项技术（编织渔网）、一种信仰（住在水中的精灵）或一种看法（鱼肉优于其他兽肉的信念）。当然，同一文化特质——基督教或者西班牙语——可能是多种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特质是对文化最基本的表述，是不同群体复杂行为模式的构件。
功能上相关的单个文化特质构成文化情结 （culture complex）。此类情结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养牛曾经是肯尼亚马赛人（Maasai）和坦桑尼亚人的文化特质。相关的特质包括以拥有牛的数目衡量个人财富，包含喝牛奶和牛血的饮食习惯，蔑视与放牧无关的劳动等。这些特质和其他相关特质的聚合产生了一种描述马赛人社会一个方面的文化情结（图7.2）。用完全同样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识别美国或其他任何社会的宗教情结、商业行为情结、体育运动情结和其他文化情结。
图 7.2 东非原先游牧的马赛人现在大部分已经定居，部分人移居城市，他们常常是有围栏农场的主人。牛构成马赛文化的传统基础，是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牛还提供马赛人食物中重要的牛奶和牛血。照片中一个牧民正在从牛颈小切口中放血。（© Kennan Ward / Corbis Images ）
文化特质和文化情结可能是空间上相连而各具特色的民族的共有属性。如果有足够多的共性，就可以识别出一个文化系统 （culture system），把它看作一个较大的空间实体而将其泛化。一些多种族社会，也许可以根据语言差别、食物喜好和许多其他内部差异进一步细分，但对他们自己和他人说来，仍然可能共享足够的共同特征，从而可被识别为独特的文化实体。当然，“大熔炉”美国的公民愿意把自己看成“美国人”，共同组成世界舞台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系统。
文化特质、文化情结和文化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把这些要素标绘在地图上，就可以揭示文化组分的区域特征。虽然地理学家对这些单个要素的空间分布也感兴趣，但是他们通常关心的是文化区 （culture region），即地球表面上共享可识别而又独特的文化特征的人们所占据的部分。文化特征的例子包括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承——宗教、经济形态，乃至服饰、饮食器具和住宅。此类文化区的数量就像各人口群的个别文化特质和文化情结一样多。
最后，一组具有相关文化情结和文化景观的文化区可能组合成一个文化泛区 （culture realm）。该词语承认地球表面一大片地区在文化特征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而且明显有别于其相邻的泛区。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泛区是对文化区最大尺度的概括。事实上，尺度如此宽泛且某泛区内的多样性如此巨大，使得泛区的概念可能造成误导而不是使这个概念更清楚。
实际上，对图7.3所提出的特殊文化泛区的正确性，因人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所谓的全球化而受到质疑。有些观察家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加上跨国公司生产的标准化商品满足了千人一面的消费者的需求，全球化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同质化。然而，其他观察家强调，世界还远未同质化，他们观察到全球化不断受到地方主义、地方认同和族群等方面强有力的对抗。图7.3提供了人类文化泛区划分的许多方案之一。文化泛区、文化区、文化系统、文化情结和文化特质等都是文化地理空间层级系统中的要素。本章全部内容都将直接和间接涉及这些要素。
图 7.3 现代世界的文化泛区。文化泛区、文化区、文化系统、文化情结和文化特质等都是文化地理空间层级系统中的要素。本图仅表示把世界划分为多因素文化区的许多方案中的一种。
7.2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文化在自然环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发展，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在现代化之前的自给社会，衣、食、住——全是文化的组分——的获取取决于对附近自然资源的利用。人类与某个地区环境的相互关系、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和利用，以及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地理学中相互交织的主题。这些方面是探讨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的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文化生态学所研究的是文化群体与其占用的自然环境的关系。
文化生态学家注意到，自给社会牧民、猎采者和园丁的生产活动——并延伸到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与他们所在地生境特殊自然条件的局限性相适应。可以假定的是，各自独立、互不相连的场所相似的自然环境状况影响着相似适应反应的发展和相似的文化成果。当然，初始的影响并不能预先决定随后文化发展的细节。
环境对人类的制约
地理学家早已摈弃了站不住脚的、理性上有局限性的环境决定论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思想——认为自然环境本身塑造了人类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的理念。世界各地文化的差异并不取决于社会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社会组织制度和对真实与正义的理解同环境状况并没有明显关系。
环境确实对人类的土地利用施加了某些限制。然而，不能把此类限制看作绝对的和永久的束缚，它们只不过同技术、成本回报、民族的愿望，以及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有关。人类对地理景观使用的选择，受群体对其定居地与自然资源开发的可能性与愿望的认识的影响，而这些方面并不是土地与生俱来的状况。
或然论 （possibilism）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是人而不是环境。一种文化的需求、传统和技术水平既影响着这种文化如何评估一个地区的可能性，也决定了该文化在这些方面的选择。每个社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都与其文化相一致。一个群体在技术能力或目标上的变化也改变着他们对土地效用的理解。当然，对区域的利用也存在一些环境限制。例如，一个地区缺乏衣、食、住方面的资源，或者并不缺乏，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些资源，人们就没有占用该区域的动机。确实蕴藏此类为人所知的资源的环境为文化在其中的发展提供了框架。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人类也能改变环境，这是地理学关心的人类-环境关系的另一半。包括文化地理在内的地理学，既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也研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环境——这种改变部分是通过我们施加到环境中的实物来实现的：城市、农庄、道路等等（图7.4）。这些变化所采取的形式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群体的产物。文化景观——地球表面因人类活动产生的变化，是某种文化有形的实体记录。房舍式样、交通网络、公园和墓地，以及聚落的规模和分布，都是人类使用土地的标志。
图 7.4 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相邻。先进社会有能力对自然环境做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其创造的文化景观支配了环境。南非开普敦市是一种“建筑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无关。（© Charles O’Rear / CorbisImages ）
从一般规律来讲，技术越进步、文化越复杂，对环境的影响通常也越大，固然前工业化社会也能经常对他们所占用的土地施加破坏性压力（见“查科峡谷废墟”专栏）。在城市蔓延的工业社会，文化景观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超过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化景观插足于“自然”与人类之间。工业社会的城市居民——居住和工作于有空调的建筑物里，开车去封闭的购物中心——能够终生几乎不接触也不关心自然环境。
7.3 文化的子系统
对于一个不属于某种文化的人，要充分了解这种文化也许是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文化特质和文化情结——文化的构件和表现——进行分类，并将其作为整个文化的亚单元（subset）③ 进行研究。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提出，可以把文化看作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三分结构，并名之为“技术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他在另一个类似的分类中又识别出文化三个相互联系的组分：人工产物 （artifact）、社会产物 （sociofact）和精神产物 （mentifact）。把这些解释结合起来，这些子系统——根据它们各自的组分识别——就组成了文化结构的整体。不过这些子系统是相互联系的，彼此相互作用，反过来也互相影响。
技术子系统 （technological subsystem）由实物组成，人们借助技术才能生活。这样的实物有工具和其他器械，使我们能够解决衣、食、住、防卫、交通和娱乐等方面的问题。一种文化的社会子系统 （sociological subsystem）是人们所期待和接受的人际关系格局的总和，在经济、政治、军事、宗教、亲缘关系和其他关系中都可见这种人际关系的存在。意识形态子系统 （ideological subsystem）由一种文化的思想、信仰、知识，以及用讲话或其他交流形式表达这些方面的方式所组成。
专栏 7-1 查科峡谷的废墟
现在还不清楚阿纳萨兹人（Anasazi）什么时候首次来到此地，但是公元1000年他们就在今天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营造了繁荣的文明。仅在查科峡谷一地，他们就建立了多达75座城镇，城镇周围都有印第安村庄，城镇中有高达5层、多达800个房间的巨大砖石公寓大楼。这些建筑物是19世纪末北美大城市建造钢结构的“摩天大楼”之前最大和最高的建筑物。精心建造的公路网和灌溉渠连结并支撑着印第安村庄。大约公元1200年这些聚落突然被废弃了。拥有农业与建造公共寓所先进技艺的阿纳萨兹人——一些学者如是说——因他们给脆弱环境带来压力而造成的生态灾难而不得不迁居他乡。
他们将森林用作燃料，将成百上千原木用作住宅的房梁和围墙。峡谷中的矮松-刺柏（pinyon-juniper）群落迅速耗竭。为了获取建筑所需的大木料，他们首先砍伐了40千米以外的西黄松（ponderosa pine）。早在公元1030年，这些黄松就被砍光了，于是他们转向峡谷四周远方山顶上的云杉和花旗松。到公元1200年这些树木被砍光以后，阿纳萨兹人气数已尽——不仅由于森林的损失，而且还由于毁林和农业引起不可逆转的生态变化。随着森林的消失，侵蚀作用破坏了表层土壤。用以灌溉的地表渠道因加速侵蚀而加深，变成了不断扩大的、对农业毫无用处的干谷。
文化的物质根基被破坏了，阿纳萨兹人开始相互攻击，战事撼动了整个地区。较小群体远走他乡寻求避难所，以较小的规模重建他们印第安村庄，不过现在是建在近乎不可通达的、可严密防御的平顶山和悬崖等地。阿纳萨兹人所造成的破坏反过来毁了他们自己。
© Jon Malinowski / Human Landscape Studio
技术子系统
对文化的变化和各地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的研究，集中于一些常见的问题：某地区的人以什么为生？他们利用什么资源和工具——什么样的人工产物——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比例是否大于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人们开车、骑自行车还是步行上班？他们买粮食还是自己种地？
这些问题涉及各种文化用以“维持生计”的适应策略。在广义上，这些问题所针对的是那些文化所利用的技术子系统——人们日常生活周期中所使用的器械和工具。人类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利用大自然的慷慨恩赐而最小限度地依靠武器、工具和有限地用火。他们的适应技巧很高但技术水平很低，几乎没有什么专门工具，只能开发有限的几种可利用的资源，很少或根本不使用人力以外的能源。他们对环境影响很小，但同时各处土地“承载力”（第6章讨论过这个概念）也很低，因为所有群体所用的技术和人工产物基本上是一样的。
1.2万—1.3万年以前末次冰期冰川退却，标志着一个文化空前发展时期的开始。它带领最初的原始猎采经济经过农业和动物养殖业革命，最终进入城市化、工业化和错综复杂的现代技术子系统。因为并非所有文化都同时经历各阶段，甚至会差异巨大，所以各群体之间就有了明显的 文化趋异 （cultural pergence）。
古代社会的文化差异反映了随着食物保障度增加和有可能更广泛、更集约利用资源而带来的技术增殖。在相互隔离的环境状况下，各群体开发了用以开采他们所认识的资源的专门工具和行为方式。但是，始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走向技术的同质化。
今天各先进社会所掌握的工具和技术几乎毫无区别。他们经历了文化趋同（cultural convergence）——分享技术、组织结构甚至文化特质和人工产物，这在今天这个通过广泛分布的即时通讯和高效交通而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是非常明显的。发达社会和欠发达社会之间在技术传统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差别，部分地反映了国家和个人财富、经济发展阶段和复杂性等方面的情况，以及重要的能源消费的水平和类型（图7.5）。
（a）
（b）
图 7.5 （a）巴厘岛农民使用畜力和代表自给经济中低技术水平的农具进行耕作。（b）拥有先进技术子系统的文化使用复杂的机械，利用非生命能源进行生产。（［a ］Dave G. Houser / Hillstrom Stock Photos; ［b ］Scott Bauer / USDA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
在技术先进的国家里，许多人就业于制造业或与之相联系的服务业部门，人均收入一般较高，教育与营养水平、预期寿命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较高。这些国家掌握较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反之，技术较落后的国家有较大百分比的人从事农业，而且农业大多为自给水平（图7.6）。这些国家国民总收入 （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对一国居民每年国内外所有商品与服务价值的增加量的衡量）远低于那些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图7.7）、预期寿命与识字率一般也较低。
图 7.6 2002年从事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全世界总体上农业人员占总劳动力数的近一半。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农业部门占用劳动力比例通常非常低，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例的差距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造成了农村无地情况和贫困人口增加，他们逃离农村移居城市。由此造成的农业人口比例减少，是贫困与失业的重新安置，而不是经济进步的表现。
资料来源: FAO 2004 .
图 7.7 对收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二者均假定国民总收入平均分配到所有公民，但对这样分配的人均收入的含义各自持不同看法。（a）2003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表示按官方市场汇率转换为美元推算的个人收入。由于这个指标表现了较先进和较落后经济之间的强烈对比，因此常用以概括技术开发的程度。虽然从子系统上看，人口稀少的富油国的高收入和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均数值相比，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本图并不具备实际的精确度。对许多国家而言，不可靠的国民总收入除以不可靠的人口总数，得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最多也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将本图与图7.6比较是一种有趣的区域对比研究。（b）2003年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考虑了价格水平的变化以衡量经济的相对大小。该指标基于这样的概念，即同样一篮子货物在所有国家都应该值同样多的钱，并试图以此来衡量当地货币的相对国内购买力。用这个更现实的尺度，发展中国家按人均国民总收入算出的赤贫国数目大量减少了。
资料来源：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贴上“先进-落后”“发达-欠发达”或“工业化-非工业化”这样的标签可能产生误导，使我们想到“非此即彼”。在一般文化术语上，这些说法也可能被曲解为“高级-低级”。这样的理解完全不正确，因为这些术语仅联系着经济与技术状况，而与音乐、艺术或宗教等重要文化方面没有定性关系。
不过，正确理解这些术语和经济发展指标，能够揭示不同国家和世界各地区不同文化与社会在所蕴含的技术子系统方面的重要差异。图7.8表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北方”——的技术水平较高，大部分欠发达国家位于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南方”④ 。
图 7.8 相对发展水平。1980年《勃兰特报告》中的“南-北”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所记录的工业化程度和人均财富提出的一种发达与欠发达世界的简单对比。200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确认了50个“最不发达国家”。这种认识现在反映3个标准方面等级比较低：人均国内总收入、用一系列“生活质量指标”衡量的人力资源，以及经济多样化水平。包罗范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忽略了若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目前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它们现在正在提升到“工业化/发达”的地位。有些“最不发达国家”是一些本图比例尺无法表示的小岛国。
资料来源：UNCTAD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全国平均值掩盖了内部差异。所有国家都有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我们还必须牢记，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概念。把世界各国看作一个在技术水平和子系统方面不断变化的连续序列，才是最有用和最精确的。
社会子系统
连续性和变化也是宗教机构、政治机构、正式与非正式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的特色，这些机构构成了文化的社会子系统。这些社会产物共同确立了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们调控着个人在群体中的功能，无论这个群体是家庭、教会还是国家。
对于这些机构中任何一种相互作用模式而言，没有什么“特定的”模式，有的只是大多数文化的结构性行为都具有的种种正式和非正式方式。不同行为模式的社会重要性对各种文化有所不同，这也构成了各种文化的明显差异。不同行为模式是学而知之的文化表达，通过正规教育或通过榜样和期许世代相传（图7.9）。本章开头高达儿子的实例阐明了这一点。
图 7.9 一切社会都把儿童培养为该文化群体的成员。照片中每个场景里的人都在把某种价值观、信仰、技艺和得体的举止方式传授给年轻人。（［a ］© Cary Wolinsky / Stock Boston; ［b ］© John Eastcott / Momatiuk / The-Image Works; ［c ］© Yigol Pardo / Hillstrom Stock Photo; ［d ］© Stephanie Maze / Corbis Images ）
一个文化群体的社会机构与其技术体系密切相关。因此，猎采者有一套机构，而工业社会则有截然不同的机构。农业社会以前一般由基于血缘关系的小群体组成，群体内少有社会分化或专门功能。干旱的非洲南部的桑族（San）（布须曼［Bushmen］）人和亚马孙雨林中孤立的族群就是现代的例子（图7.10）。
图 7.10 猎采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增长，人们需要更多和较单一的食物，从而使生活方式转变为更艰苦的农民生活。不同于与其相对的定居农民及其后代，猎采者的人际关系和劳动分工的首要基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年龄和性别的差异而不是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的不同。照片中的博茨瓦纳桑族（布须曼人）猎人是非洲至全世界迄今仍至少部分地延续这种古老生活方式的一个很小族群中的一员。（© Aubrey Lang / Valan Photos ）
约1万年前开始，因动植物驯化引起的粮食革命触发了社会转型，包括人口增加、城市化、劳动分工和社会内部结构性分化等。在政治上，支配人们行为的规则和机构也随着定居农业社会的形成而发生变化。忠诚由血亲群体转向国家，资源变成私人财产而不是所有人共有的资产。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发生了同样深远的变化，形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情结，这是我们今天在发达国家所能体验到并受其控制的，世界各地所有文化也日益受其影响。
文化是一个复杂交织的整体。每一种组织形式或机构都以错综复杂的种种方式影响着相关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情结，而前者又受到后者的影响。例如，土地与财产所有权和控制制度都是社会子系统在制度上的表现。这些同时又都是经济分类和了解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与结构模式的明确核心——第10章将予以研究。此外，对每个国家而言，所采取的法律与审判制度是与社会子系统相一致的文化变量，不过它的影响延及经济和社会组织所有方面，包括第9章要讨论的政治地理系统。
意识形态子系统
界定与鉴别一种文化的第三级要素是意识形态子系统。该子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以及我们在讲话和其他形式交流中表述这些方面的所有方式组成。神话、神学、传说、文学、哲学、民间智慧以及常识均归入此类。这些代代相传的抽象信仰体系或精神产物告诉我们，应该相信什么、重视什么、如何行动。信仰构成了社会化过程的基础。
通常，我们从书面材料知道——或者认为我们知道——一个群体的信仰是什么。然而，有时我们必须依靠一个群体的行为或目标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思想和价值观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和“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对实际中存在的言行不一的常见认识。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不能仅凭文字记录来推断。
一种文化中没有完全孤立之物。社会所持有的思想变化影响着社会制度和技术体系，就像技术上的变化推动社会制度的变化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俄国意识形态结构急剧改变，从君主制农业资本主义制度变为工业化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国家文化制度全方位相应的突然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俄国共产主义同样急剧的解体，对该国确立的一切经济、社会和行政组织同样是分裂性的。文化的各方面相互结合的性质被称为文化整合 （cultural integration），或文化融合。
对三个有特色的文化子系统的识别，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的结构和复杂性，但同时可能模糊了单个文化元素的多面性。文化整合意味着任何文化的目标或行动都可能有许多含义。例如住所是一种人工产物，为其占有者提供栖身之处。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产物，反映了它被设计用来容纳家庭或血亲群体的性质，它还是一种精神产物，概括了一个文化群体对居住单元适当的设计、朝向和建筑材料等方面的信念。沿着同一思路，服装作为人工产物用以蔽体，要适合气候状况、采用可用的面料和技术，还要适合穿用者参与的活动。但是服装也可能是社会产物，用以识别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结构或文化中的角色。在精神产物方面，衣着使人联想起更大的社会价值体系（图7.11）。
图 7.11 （a）衣服用以蔽体、保暖或帮助进行各种活动时，它是人工产物。（b）有些服装是社会产物，用以识别穿着者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或地位：士兵、神父或佩有缎带的大使的与众不同的“制服”立即显示出他们在一种文化的社会组织中受人尊敬的地位。（c）穆斯林妇女有时被强制穿着的蒙面长袍是精神产物，并不特别表明穿着者的身份，而是反映穿着者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a ］© Vol. 94 / Corbis Royalty Free; ［b ］© W. Marc Bernsau / Image Works; ［c ］© Vol. 145 / Corbis Royalty Free ）
7.4 文化变迁
变迁是文化地理反复涉及的话题。没有哪种文化是（或者曾经是）以一套永恒不变的物质实体、组织制度或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尽管在一个稳定的、与世隔绝的社会里，所有这些方面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这样的隔绝和稳定性总是罕见的。总体上看，虽然文化本质上是保守的，但是它永远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
当然，许多个别的变化十分微小，开始时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综合起来就可能实质上改变受影响的文化。回想一下今天的美国文化和1940年有多么不同——也许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所推广无数的电气、电子和交通设备，以及由于这些和其他技术变化引起娱乐、社会和行为方面的调整。这些调整包括就业格局的变化：妇女更多地加入到有薪酬的劳动力中，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态度也因此发生很大转变。之所以出现这样累积性变化，是因为任何群体的文化特质都受外界影响，是以互相耦合和互相协调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变化会因相关的特质为适应所采取的调整而变化，从而引起广泛的反响。一种文化中或大或小的变化，都是由创新、空间扩散和文化互渗引起的。
创新
创新 （innovation）是指社会群体内部所产生的思想和该文化所接纳的思想导致的文化变化。新奇的事物可能是弓箭或喷气式发动机之类实质性的技术发明改进，也可能包括社会结构和相互影响等非物质形态的发展，例如封建主义或基督教。
现代化之前和传统社会以不创新或不接受变化为特征。在与环境达到均衡而别无所求的社会里，变革没有适应性，也就没有发生变化的理由。的确，所有社会都与生俱来地反抗变革，因为创新不可避免地在新现实与其他已确立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造成紧张状态。这些紧张状态只有整个系统的各部分都做出适应变革时才能解决。例如，新采用的技术和步伐缓慢的社会特质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被称为文化滞后 （cultural lag）。抱怨年轻人的时髦或赞美往日的好时光，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不愿接受或不适应变革的例子。
创新——发明——常常因压力而出现，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冰期结束时粮食基地的扩大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压力而发生的。动植物的驯化似乎是各自独立地在图7.12所示的几个公认的农业“发明”地区发生的。由此想见，不迟于2000年前，大多数的人类从猎采社会进入定居农业社会时，食物类型、生产技术和新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模式得以迅速传播。一切创新对文化网络都具有辐射作用，越是基本的创新，其结果越是普遍、深入。
图 7.12 动植物驯化的主要中心。南亚和东南亚中心以芋头等植物驯化为特征，此类植物通过现有植物的分株和移植来繁殖（营养繁殖）。通过种子播种繁殖（例如玉米和小麦）则以中美洲和西南亚为典型。非洲和安第斯地区发展了用上述两种方法繁殖的农作物。图中所列各源地的农作物和家畜名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选择的。
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比农业革命更根本。它影响着社会的每个方面，造成了农业社会前猎采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在对领土控制的竞争中，农民是胜利者而猎采者是失败者。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近代。过去500年来，欧洲人的扩张完全控制了他们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世界大部分地区所遇到的猎采文化（见“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专栏）。农业及其定居的生活方式，使文化以加速的步伐改变，而农业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类学会了用动植物纤维纺织的技艺，学会了使用制陶转轮烧制黏土制造器具，开发了制砖、制灰泥和建造房舍的技术，发明了采矿、冶炼和金属铸造技术。某些地方的资源或产品优势促进了长途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这些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一种更复杂的、带有剥削性的文化出现了，这包括一个分阶层的社会代替了大体上平等的猎采经济。
专栏 7-2 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⑤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中提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起作用的——以及导致世界以欧亚人占优势的——环境差异是欧亚大陆有丰富的适合驯化的动植物可资利用，东西向延展的陆地使动物、粮食作物和技术的长距离传播成为可能。其他大陆都不具备这两方面的任一种优势。
粮食生产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冰期结束后世界上若干地区分别发展了农业，但是中东地区的居民有幸拥有众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包括8种最重要的禾本作物中的6种，其中有小麦品种的原型。这些植物很适合栽种、生长迅速、营养价值高、能够支持大量人口。欧亚大陆还有丰富的能被驯化的大型动物——包括牛、羊、猪和马，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此外，由于同动物亲密接触，欧亚人也感染了后来被证明对其他大陆居民极具破坏性的各种流行病，与此同时形成了他们自己对那些疾病的免疫性。
像中东这样的文化源地所开发的粮食生产技术很容易沿着欧亚大陆无垠的东西轴线扩散，该大陆宽广地域上大体相似的气候适合培育同样的农作物组合，从西班牙到中国都能看到同样的家畜。欧亚大陆的巨大面积还意味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每个民族都具有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并将新技术扩散到远方。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和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产生了各种文明——中央政府、城市、劳动分工、纺织、制陶、文字、算术、长途贸易、金属加工，最后是四处征战的欧亚人带到其他大陆的枪炮。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享有欧亚大陆那样的环境优势以及因之而来的人口与技术优势。非洲或美洲开发的几种粮食作物，不能穿越这两个南北向延伸大陆的气候和生态屏障而有效扩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由于大自然的意外事件或先民对大型动物的捕猎，没有产生家畜，而美洲只驯化了美洲驼。其他地方缺乏欧亚大陆的粮食基地和便捷的纬向运动，人口规模停留在较小水平，比较孤立，总体上创造性不够。15世纪开始的大发现和殖民之旅，证明欧亚人的优势无可阻挡。其他大陆的居民对许多疾病缺乏抗性，没有马匹、甲胄、火器和像征服者那样的组织，只能迅即臣服、受制于人——按照戴蒙德的观点，不是由于天生自卑，而是因为限制或延缓其发展前景的地理劣势。
这些社会和技术革命的源地起初在空间上是有限的。文化源地 （culture hearth）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创新的地区，关键的文化要素从这些地区向外扩散，对其周围地区施加影响。文化源地可看作任何文化群体的“摇篮”，所形成的谋生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世界上所有地区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千百个文化源地，大多数仍停留在社会与技术发展的低水平上，只有少数产生了象征文明的符号——通常认为包括文字（或保存记录的其他形式）、冶金、长途贸易关系、天文学与数学、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劳动分工、定型化的政府体系，以及结构化的城市社会等。最初的粮食革命之后出现了若干主要文化源地，有些早达7000—8000年以前。最突出的早期创造中心位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北方、东南亚、非洲若干地点、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图7.13）。
图 7.13 旧大陆和美洲的早期文化源地。“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B.C.E.）是指文化源地形成复杂社会、知识与技术基础并作为文化扩散中心的近似时间。
大多数现代社会里，创新的变化业已成为寻常、可预期和必然的现象，尽管某些单独的文化群体可能拒绝接受这些创新（见“原生态文化与流行文化”专栏）。发明创造的速率——至少按专利授权的数目计算——是稳步增长的，而且从概念到形成实用产品之间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有如一条普通的公理：即有用的思想越多，能开发与结合这些思想的头脑越多，则发明创造的速率越快。这条公理的空间含义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心往往也是发明创造的中心，这不仅是由于其大小，而且也由于这里有大量思想交流的机会。的确，多种想法不仅激励新的想法，而且必定创建一种产生解决方案的环境，以维持社会前进的势头（图7.14）。
图 7.14 人类历史上创新的趋势。猎采者的生活与其环境和资源基础达到平衡，几乎没有创新的需要，其文化也无须改变。农业革命加速了思想和动植物驯化、城市化与贸易的扩散。随着工业革命，社会经济全方位创新的大幅增加开始改变世界各地的文化。
专栏 7-4 原生态文化⑥ 与流行文化
即使在“发达”社会里，也并非所有文化群体都乐意接受或适应文化的变化。按一般理解，文化用以表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和为何）行事、吃什么、穿什么、如何消遣、信仰什么、赞美谁。然而，在人们所接受“生活方式”普遍性的问题上，有些方面还须加以区分。
原生态群体得以存在，或是由于空间的隔离，或是由于自愿与周围主流文化实行社会隔离，但他们本应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原生态文化 （folk culture）意味着同族的、内聚的、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群体的传统和不入时的生活方式的特征，从根本上孤立或抵制外来的影响。传统控制着原生态文化，强烈地抵抗变革。在工具、食物、音乐、故事和礼仪等方面，自制和手工居主导地位。原生态生活是一种文化整体，由有形和无形的元素组成。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是有形的部分，由物质的、可见的事物组成：从乐器到家具、工具和建筑物等一切事物。在原生态社会中，这些事物都是家庭或社区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批量的商品。无形的非物质文化 （nonmaterial culture）包括口头流传及民歌、民间故事和习惯性行为表达的精神产物和社会产物；讲话方式、礼拜模式、各种见解和价值体系都是通过教育和示范世代相传的。
在英语美洲⑦ ，真正的原生态群体已很少见而且日益减少。过去此类群体数目较多，是由于移居新大陆的移民带来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这些族群有着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与地区来源。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带来的民族特性逐渐变成美国的“民族”风貌。例如，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传统歌曲可以认为是上南方（Upland South）⑧ 的非物质原生态腔调，也可以认为是移民传承英国乡村先民的证据。
就此而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民族起源和原生态生活的痕迹。我们每个人都使用自己家庭或我们所属文化的谚语，每个人都熟悉孩童时代的童谣和神话。我们击木祈福，听说过如何观月相和种植花草，知道什么是节日庆祝或者制作佳肴的“正确”方法。然而，此类原生态文化证据至多是我们生活中的次要元素，只有少数群体——如旧规阿米什人（Old Order Amish）⑨ ，拒绝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世俗的”装备而热衷于马车、人力工具和传统服装——残存在美国，使人回想起这是原先广为人知的原生态文化的特别之处。另一方面，加拿大保留了大量清晰可辨的、具有民族特色和装饰艺术的传统。
按一般理解，流行文化 （popular culture）是原生态文化的对立面，也是其替代物。“流行”是指一般大众而不是原生态文化小群体的独特性和个性，暗示一种不断接纳、追随并迅速摈弃的变幻莫测的时尚和共同行为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独特生活方式和物质与非物质原生态文化特质多半被取代和丧失；同一性取代了多样性，小群体身份渐次消失。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同一性深受欢迎。18世纪50年代，乔治·华盛顿写信向英国代理商要求买“……两副刺绣褶裥边饰……如果它已过时，就请发送时尚的……”，又说“无论你给我发送何等货物……一定要流行的式样”。折射到今天，他的要求就是要融入其同龄人和他所从属的社会环境之中。
我们既可以把流行文化看作一种趋同的力量，也可看作一种释放的力量。一方面，它泯灭了群体在隔离和自给状态下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群体中的每个人又有更多机会接受种种影响——衣着、饮食、工具、娱乐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而在原来文化环境受风俗习惯和隔离状态的控制所限制的且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很小。广泛的区域一致性——形式上雷同的全国性折扣店商品目录、完全相同的大型购物中心里千人一面的零售商，或是无处不在的快餐连锁店——可能取代原生态文化的地方主义。但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其内容、多样性和可能性均比其取代的文化丰富得多——虽然它所包含或鼓吹的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不一定是一种进步。
扩散
空间扩散 （spatial diffusion）是一种过程，使一种概念、实践、发明或一种物质，通过扩散从其起源地传播到新的地域。扩散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基本上包括两种过程：或者是人们带着他们的文化迁徙到新地区（如同移居美国的侨民那样），或者是一种新的技术信息（例如带刺铁丝网或杂交玉米）能够传遍整个文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新思想都是从其源区向新区和新文化群体传播。空间扩散将在第8章详加讨论。
并不总是能够确定两个不同地区存在的一种文化特质是扩散还是独立（或平行）创新的结果。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并不一定能证明发生过空间扩散。埃及和中美洲都有金字塔，但这很可能是各自的构思，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哥伦布时期之前人们从地中海航行到美洲的证据。石器时代建造纪念碑的文化也是如此，毕竟那时没有几种式样可供选择。
历史上有无数独立、平行发明的例子：纳皮尔（Napier，1614）和布吉（Burgi，1620）发明对数、牛顿（Newton，1672）和莱布尼茨（Leibnitz，1675）发明微积分、以利沙·格雷（Elisha Gray，1876）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76）发明电话，这些都是经常引用的例子。农业不仅是新大陆和旧大陆各自独立发明的，而且在东西半球都有不止一个文化源地，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所有文化都是从其源地向四周传播并融入受体社会结构的无数发明创造的混合物。据估计，任何社会只有不超过10%的文化项目可追溯为本土人员创造，而其余90%以上是通过扩散进入该社会的（见“本土文化”专栏）。
当然，确实存在着扩散的屏障，如第8章所述。一般地说，两个文化区越接近、彼此越相似，那些屏障就越小，接受发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扩散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当然，受体文化有可能选择性地接纳供体社会的某些物品和想法而拒绝另一些商品或想法。接纳的决定取决于受体群体本身的文化。扩散的文化屏障包括政治限制、宗教禁忌和其他社会风俗等。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在地理上紧邻许多扩散中心，如多伦多、纽约和波士顿，但受这些中心的影响极其有限。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情结两方面，使法裔加拿大人有选择地接受英国人的影响。传统的群体，也许受严格宗教信念的控制——如纽约市哈西德派犹太社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他们所在地社会主流的文化特质与技术（见“原生态文化与流行文化”专栏和图7.15）。
图 7.15 伊利诺伊州中东部的阿米什人受宗教信念的激励，认为“好生活”必须简化到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们摒弃了周围主流世俗社会的现代奢华。儿童骑马或乘轻马车到乡村学校上学，而不是乘校车或汽车。（Courtesy of Jean Fellmann）
受纳的文化通常并非全盘接受外来的事物。思想和器物的扩散常常在意义上或形式上有些改变，使之能够为借鉴的族群所接受。被称为融合 （syncretism）的新老结合的过程，是文化变迁的主要特色。这种情况可见于皈依某种宗教的社会常在宗教仪式和教条上做些改变，以便在新旧信仰之间寻求可接受的一致性；海地天主教派和伏都教的混合就是一例。更熟悉的文化融合例子是对引进的烹调法做出细微的或明显的改变，使其适合美国的快餐口味。
专栏 7-3 本土文化
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指出，一个“100%美国人”平日的早晨活动如下：
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在床上醒来——那张床的式样起源于近东，但传入美国之前已在北欧经过修改。他掀开用印度种植的棉花制造的棉毯，或者在近东种植的亚麻制作的被，或者同样在近东制作的羊毛毯，或者中国发明的丝棉被。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用近东发明的工艺纺织的……他脱掉睡衣，那是印度发明的服装，用古代高卢人发明的肥皂洗脸……
回到卧室……穿上亚洲草原游牧民式样的皮衣，套上用古埃及人发明的鞣革工艺和按地中海古典文明式样裁剪制成的皮鞋……到餐厅吃早餐之前，他向窗外瞥了一眼——玻璃是埃及人发明的。如果正在下雨，他要穿上套鞋，那是用中美洲印第安人发现的橡胶制成的，还要带上东南亚发明的雨伞……
（吃早餐）他面前是一整套舶来的元素。盘子是中国发明的一种陶器。钢制餐刀所用的合金最先是在印度南部制成的，餐叉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发明，勺子起源于罗马。他先吃一个来自地中海东部的甜橙、一个来自波斯的香瓜，或者一片非洲西瓜。就着这些水果喝咖啡，那是一种阿比西尼亚⑩ 植物……他可能吃印度驯化的一种鸟产下的蛋，或者一薄片东亚驯化的一种动物的肉，肉是用北欧开发的工艺腌制和熏制的。
我们的朋友吃完以后……他阅读当天的新闻——是在中国发明的材料上用古闪米特人⑪ 发明的字符书写、用德国人发明的工艺印刷的。当他得知这些舶来品的种种辛劳时，如果他是一位保守派好公民，他就会用一种印欧语言感谢一位希伯来神：我是100%的美国人！
资料来源：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 1936, renewed 1964, pp. 326-32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 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文化互渗
文化互渗 （acculturation）是一种过程，一个文化群体通过这种过程接纳另一个通常占优势文化群体的许多特色而经历较大的改变。在实际生活中，文化互渗可能包括所涉及的两个群体在长期接触中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改变。这种接触和随后的文化改变可能出现在被征服或被殖民的地区。臣服于人或受制于人者被迫或自愿接受征服者在人数或技术水平上占压倒优势的文化传入。
罗马人征服时代的欧洲各部族、土著居民仿效占领西伯利亚的斯拉夫人、土著美洲人追随北美的欧洲移民，这些地方都经历了此类文化互渗。文化互渗另一种不同方式是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因美国占领军的影响，或者是由于日本人接受了美国生活方式某些较为肤浅的方面，引起日本政治组织和人生观所发生的变化（图7.16）。反之，美国人的生活又因为对日本的食物、建筑和哲学的了解而更加丰富多彩，这显示了双向文化互渗的状态。
图 7.16 从美国引进的棒球是日本最流行的运动之一，每年吸引几百万观众。同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足球是外国的或外来的运动项目而对其缺乏兴趣。今天，大多数美国大学生曾经或仍旧热衷于参加这项运动，足球俱乐部联合会和对世界足球比赛的热切心态是美国运动场上经常看到的景象。（© Geoffrey Hiller / eStock Photography / Leo de Wys ）
入侵的族群有时会同化到被征服的社会中。例如，13—14世纪，悠久丰富的中原文化就战胜了入侵的蒙古部族。宗主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也可能造成殖民者文化永久性改变，即使人口间很少直接接触也可能如此。这里可以引用吸烟行为在早期欧洲传播的例子（见第8章“有据可查的扩散”专栏），还可举出从美洲引进马铃薯、玉米和火鸡对旧大陆饮食和农业影响的例子。
第6章所讨论的现代人口迁徙与移民的影响，已造成遍及世界的空前的文化混合。传统的“熔炉”观——更正式地被称为集聚理论 （amalgamation theory）——对外来移民融入像美国或加拿大等社会的看法是，接受移民的社会和新来的各色人等，最终,将融合到复合的主流文化中，把各成员的许多文化特质融为一体。实际上，新来的群体为了被人接受，必须学习他们所进入的文化的行为模式和反应，以及在工作单位和政府居支配地位的语言。对他们来说，文化互渗包括接受该社会的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和民族语言，该社会本身也因吸收新来族群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移民群体逐渐丧失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接受了较大的主体社群的文化。
虽然文化互渗通常牵涉到少数群体接纳优势人口的行为模式，但是这种过程也可能是相互的。就是说，优势群体也可能至少吸收新来少数群体的某些模式和习惯，形成更加广泛、多样的复合文化。这就不是原来“熔炉”的概念，而是形成文化混合的“沙拉碗”。
这种融合过程完成后，就出现了文化的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但是同化作用并不一定意味着原有文化身份意识的减弱或丧失。事实上，竞争论提出以下观点：当文化上的少数派取得成功并进入主流社会的经济生活时，文化差异的意识可能得到提升，使迁入族群强化为“我行我素”的少数派，在主流社会内努力追求保卫其地位的目标和利益。好斗的少数派将“我行我素”发挥到极致，可能招致文化互渗过程想要确保的主流社会和文化融合过程的丧失——这正是西欧和英语美洲等移民目的地国家日益关心的问题。
7.5 文化多样性
我们从文化的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子系统开始进行文化的讨论。我们知道这些子系统独特的组成——特定文化特质与文化情结特征的结合与相互作用——因创新、空间扩散、吸收和文化互渗而发生变化，同时也是这些变化的产物。然而，文化发展和改变的那些过程并未导致世界文化的均质化，即使自农业起源以来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也是如此。
的确，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大多数民族和社会都能广泛使用现代生活和经济所需的各种物品和技术。结果，逐渐形成了重要的文化共性。不过，我们全部经验和观察均表明，世界文化依然分而未合。作为地理学家，我们关心的是识别一种具有空间显示的文化特质，指出一种文化如何明显有别于其他文化情结。
我们可能不接受从种种琐事中得出肤浅而无意义的概括：例如人们早餐的食物或他们所用餐具的类型。这种反对意见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理解类型和概括水平的反映。没有哪种最合适的方法能单独指明或认识一种文化、界定一个文化区。由于地理学家关心的是世界系统，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是世界广阔区域和各种社会风格明显不同的那些文化外貌。
语言、宗教、族群和性别符合我们的标准，是各种社会和各地区文化特质分异最显著的一些方面。语言和宗教是文化最基本的成分，帮助识别个人是谁和属于什么身份，把个人明确地归入具有相似特色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中。用上文的术语表示，这些都是精神产物，是文化中意识形态子系统的组分，帮助我们塑造一个社会的信仰系统，并将其传承给后代。
族群 （ethnicity）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这基于一个群体的成员坚信他们在某些根本方面有别于其他群体，那些群体和他们有着不同的特质，可能包括语言、宗教、民族起源、独特的习俗或其他识别标志。像语言和宗教一样，族群具有空间识别性。在文化上复杂的社会和国家里，族群和语言与宗教一样，还可能是用作界定多样性与分区的要素。
语言、宗教和族群对社会所有成员（或所有成年人）一视同仁。然而文化结构中最显著的线索是社会结构（社会产物）和确定男性与女性在指定的义务和各自得到的回报方面差异的关系。“性别”是承认那些社会造成的差别的参考词汇。它调控着人们利用空间的方式，评估区域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可能性，使人确信女性的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变量。
7.6 语言
永远在变化发展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使族群的协作、理解和用以区别各文化群体的共享行为模式成为可能。 语言 （language），可简明地定义为有组织的说话系统，人们通过语言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语言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语言使父母能够教育儿童，让他们知道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什么，他们必须如何行事才能成为社会上称职的成员。有些人主张一个社会的语言构成了其使用者洞察的工具。人们说，语言通过其所包含的词语及其构成的概念，决定了社会的态度、理解力和反应。因此，语言既是文化分异的原因，又是文化分异的标志（图7.17）。
图 7.17 巴斯克人（Basque）的故乡群山环绕，虽然2000多年来被周围低地说拉丁语或罗马语的人包围，但巴斯克人保持了其语言的独特性。照片中是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友好道别的表示。（© Mark Antman / Image Works ）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文化异质性问题就不难理解。地球上70多亿人使用6000—7000种不同语言。如果你知道非洲总共包含所有仍在使用的活语言的近1/3，那么就会对该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分野有较清楚的判断了。单是欧洲就有约230种语言和方言（图7.18）。语言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标记，当今世界上主要语言的分布（图7.19）所记录的不仅是我们语言上的祖先迁徙和征服的过程，也是近几个世纪人类迁徙、定居和殖民的连续动态模式。
图 7.18 2005年世界活语言的分布。目前仍然在使用的6800种语言中，有33%在亚洲、30%在非洲、19%在太平洋地区、15%在美洲、3%在欧洲。语言学家估计地球上曾经使用过的语言大概有3.1万种至30万种。即使采用较低的估计数甚至更小的数目，“死语言”也远远多于“活语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里，每周都有一两种语言在消失。相反，由于各族人民与各种文化大量混合，过去400年内创造了100多种新语言。
资料来源：Estimates based on Ethnologue and other sources.
如果把“重要性”看成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那么语言的相对重要性差异很大。世界一半以上居民的母语仅是数千种语言中的8种，至少有一半人常常使用或有能力使用其中的4种。表7.1罗列了那些使用人数在6000万以上的语言，该名单包括了世界将近90%的人口。而另一个极端是，很多种使用者人数为数百或多达数千的语言正在迅速消逝。的确，今天世界上语言多样性远少于过去，每年都有附庸方言（additional tongue）⑫ 在消失，被广为传播的英语和其他“大”语种取代。有关学者估计，现有口语中大约有一半濒临消失——即儿童不再学习这些语言，最年轻的使用者也步入中年——并将在下一世纪消失。
语言
用作第一或第二语言的人数（百万）
约占世界人口百分数（%）
普通话⑬ （中国）
1100
17
英语
1000
16
印地语/乌尔都语⑭ （印度、巴基斯坦）
750
12
西班牙语
450
7
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
270
4
阿拉伯语⑮
260
4
孟加拉语（孟加拉国、印度）
250
4
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
205
3
葡萄牙语
195
3
日语
132
2
法语
125
2
德语
121
2
泰语/老挝语
90
1
旁遮普语
85
1
吴语（中国）
85
1
爪哇语
80
1
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
80
1
朝鲜语/韩语（朝鲜、韩国、中国、日本）
78
1
马拉地语（印度）
77
1
越南语
75
1
泰卢固语（印度）
75
1
泰米尔语
74
1
粤语（广州话）（中国）
70
1
意大利语
68
1
乌克兰语
65
1
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from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5 thed.; Linguisphere 2000; and other sources.
当我们认识了各种语言的亲缘关系时，语言的多样性就被简化了。语系 （language family / linguistic family）就是被认为共同起源于某种单一早期语言的一组语言。印欧语系就是这种分组中最著名的，它包括大多数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的大部分，以及引入的——而非本土的——美洲的语言（图7.19）。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人数总计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图 7.19 世界语系。语系是具有共同的、但年代久远的先人独特语言的群组。图中通过划定专门使用一种语言或一个语系的地区，省略了重要的语言细节。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些区域使用方言，这些区域太小，不能按此比例表示在图上。图上也未能报道许多地区能流利使用不止一种语言的人口，或者在商务、教育或政府中必须用第二种语言作为媒介的情况，也没有给出说不同语言人数的重要信息，在这种比例尺的地图中甚至没有表示出印度或非洲说英语的人数多于澳大利亚的事实。
语言学家通过识别大多数印欧语系中相似的词语，演绎出这些语言起源于被称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共同祖先的口语，那是大约5000年前生活在欧洲东部的人所说的语言（虽然有些人断言土耳其中部更可能是起源地）。到公元前2500年，他们的社会显然分裂了，部分人离开故土，部分母体文化四散迁移。无论这些佼佼者定居在哪里，他们似乎都能在当地人口中占优势，并向当地推广他们的语言。
在一种语系内，还可区分出亚语系（subfamily）。罗曼语（包括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拉丁语的后代——和日耳曼语（如英语、德语和荷兰语等）就是印欧语系的亚语系和分支。亚语系中的各种语言虽然无法相互理解，但是在发音、语法结构和词汇上常具有相似性。例如，日耳曼语中的“女儿”在英语中作daughter、德语中作Tochter、瑞典语中作dotter。
语言的传播和变化
语言传播作为一种地理事件，表现为随着时间的迁移讲某种语言的区域逐渐扩大或迁移到新的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班图线”以南发现的300多种班图语就是原始班图语的变种，是由不断向外扩张的文化上的先进民族带来的，他们取代了原先存在的语言不同的群体（图7.20）。近年来，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同样取代了他们在美洲、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殖民地的土著语言。就是说，语言可能因其使用者占领新区域而传播。
图 7.20 非洲班图语扩展，克瓦桑语退却。语言学证据表明，原始班图语起源于喀麦隆-尼日利亚边境，向东传播越过苏丹南部，然后向南到达中非。从那里缓慢向东、西扩散，在向南扩散时遇到轻微的阻力。早期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讲克瓦桑语的人无法抗衡使用先进金属工具的班图农学家。采用班图语的俾格米人退居密林中。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保留了他们独特的克瓦桑式“咔嗒”语言，但是被迫离开森林和草地，进入西南部的干草原和荒漠。
然而，拉丁语在西欧取代凯特尔语的原因，不是迫于人数的力量——罗马军团、行政官和殖民者从未代表人口的多数，而是在罗马帝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土著人口逐渐放弃了其原先的语言。对语言的接纳而不是驱逐，似乎是历史上大多遵循的规律，也是当代语言传播的情况。就是说，语言可能因获得新的使用者而得以传播。
语言传播的两种方式——原使用者扩散或获得新使用者——可能由于种族隔离和孤立，社会所说的原始母语已不复完整，产生一些单独的、相互不能理解的语言。一种语言内，在词义、读音、词汇和语法 （syntax，词语安排在短语和句子中的方式）等方面，通常也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类似变化。这些变化是逐步出现的，一般不易察觉，然而逐步积累起来就会造成巨大的语言变化，经历若干世纪的演变后，最终创造出全新的语言。17世纪莎士比亚的英语作品和詹姆斯国王钦定版的圣经（1611）今天听起来就很不自然。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能流利阅读乔叟（Chaucer）14世纪用中世纪英语写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原著，8世纪的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Beowulf ）⑯ 也少有人领会。
语言的演变可能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每个时代稍微偏离其旧语言的说话风格和词汇，也可能是大规模的和急骤的改变——反映出征服、移民、新的贸易接触和其他文化孤立的中断。英语的形式要归功于不列颠群岛最初的定居者凯尔特人和随后入侵者的浪潮，包括讲拉丁语的罗马人和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丹麦人。11世纪讲法语的诺曼征服者把大约1万个新词加进正在发展的英语口语中。
16—17世纪新土地和新大陆的发现与殖民，遇到和接纳了新的食物、植物、动物和器物，也接纳了原有土著美洲人、澳大利亚人、印第安人或非洲人所用的名称，英语也极大地和必然地丰富了。仅美洲的印第安语言就把200多个相对普通的日常用语带进英语中，其中80多个来自北美土著的语言，其余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还把2000多个更专业的或地方化的词汇，如moose, raccoon, skunk, maize, squash, succotash, igloo, toboggan, hurricane, blizzard, hickory, pecan⑰ 等，和一大群其他名称直接加入英语中；还有一些间接取自南美洲土著词汇的西班牙语变体，如cigar, potato, chocolate, tomato, tobacco, hammock⑱ 等。
由于英国殖民者把英语带到西半球和澳大利亚，又由于贸易、占领和领土要求把英语带到非洲和亚洲，所以英语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在这种地域传播过程中，英语又因接触其他语言而更加丰富。由于英语逐步成为商业和科学研究普遍采用的语言，它又以通用词汇反哺其他语言。在大约400年内，英语已经从欧洲海外700万岛民的地方性语言发展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成为大约4亿人的母语，大约有6亿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有时还是国家的官方语言，还有数百万人能较熟练地把英语作为外语使用。大约有60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图7.21），远远超过当今其他主要的国际语言，如法语（32国）、阿拉伯语（25国）或西班牙语（21国）。21世纪初，78%以上的互联网网页使用英语（其次为日语，占2.5%）。历史上没有哪种语言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图 7.21 国际英语。英语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被接受，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无可匹敌。英语和法语都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也是欧盟机构员工和各委员会有效的通用语言；全球科学论文大约有2/3用英语公开发表，使英语成为科学论述的首要语言。英语除了是国际航空运输管制所采用的语言外，还是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多地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唯一或共同的官方语言的语种——其中有些国家面积过小无法在图中表达。英语也是其他拥有不同正式官方语言的多语种国家中用作行政管理的非官方有效语言。有些国家在公立学校近于普及或实行强制性英语教育，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图上无法全面表示英语在欧洲大陆渗透的情况，那里超过80%的中学生（在欧盟国家中是92%的中学生）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1/3以上的欧盟居民能用英语流利交谈。
标准语和变体语
讲像英语这样一种共同语言的人是某种言语社区的一员，但是这种成员身份并不一定意味着语言上的一致性。言语社区通常既包括由公认的言语社区标准语法、词汇和发音组成的标准语 （standard language），还包括很多多少有点独特的方言 （dialect），即总人口中不同地区、社会、职业等组成部分的普通百姓的日常语言。
官方或非官方的标准语是政府、教育部门或社会认可的语言形式。例如，在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语是清真寺、教育机构和报纸使用的语言，在整个阿拉伯语世界被标准化。家庭、街道和市场里——以及其区域变体语里——使用的阿拉伯口语，其差异可能像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那样大。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英语区、澳大利亚和英国，其标准英语形式上只有微小的差别。
就像没有两个人能说得一模一样，除了最小和联系最密切的言语社区外，几乎所有言语社区都有可识别的、被称为方言的变体语言。讲话中所用的词汇、发音、节奏和语速都有可能清楚区分出说话者属于不同的话语族群。不同方言可能在同一地方共存。讲伦敦腔和有教养的英国人共享伦敦的一些街区；美国的每个校园里都能同时听到黑人英语（Ebonics）和标准美语。许多社会里，方言标志着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讲话最可能遵从他们标准语的规范。受教育较少或地位较低的人，或有意识地置身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族群更倾向于使用“土话”（vernacular）——非标准语或被社会团体采用的方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德国和瑞士德语区，地方方言受到保护并被珍视为地方身份的标志。
下面我们更一般地从空间角度考虑方言。语音是一个地理变量。每个场所都可能有自己的语言，和相邻地方也许有微小的差异。这些在发音、词汇、词义和其他语言特征上的差异，有助于界定广义言语社区的语言地理学——研究地理方言或区域方言特征和空间模式的科学——的范畴。图7.22所显示的只是一条短语用法的变异。在美国，南部英语和新英格兰地区的语言是最容易根据其独特的口音来识别的区域方言。某些情况下，地理方言之间的变异如此之大，以至于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中一些人所说的话，别人听起来几乎就是外语。美国人要听懂澳大利亚英语或者英格兰利物浦人与苏格兰格拉斯哥人讲的话就比较费劲（见“世界英语”专栏）。第13章的区域研究“作为一种语言的嘎勒语”讨论了一个有趣的美国实例。
图 7.22 像本图一样的地图用以记录社会阶层之间在词汇使用、口音和发音方面的空间变化。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不仅是最初的聚落格局，还是近年来大规模人口迁移——例如从乡村移向城市地区和从南到北。尽管全国性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影响可能会助长“通用”或“标准”美国口音和用法，但是地区性或种族语言的差异依然存在。
资料来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A Wor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by Hans Kurath. Copyright © 1949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专栏 7-5 世界英语
母语非英语却讲英语的人远多于第一语言为英语的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讲英语和至少懂一点英语的10多亿人大多住在亚洲，他们正在借用这种语言并以当地独特风格将其改造，使英语适合自己的文化、语言背景和需要。
广泛使用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被距离、隔离和文化差异所分隔，分化为各种方言，然后发展为新的语言。拉丁语分化为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其他罗曼语，许多国家阿拉伯语口语的变体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的语言。英语同样经历了这种区域分化，被其广泛使用者社会的各种需求和投入所塑造，越走越远，最终衍生的语言无法相互理解。尽管标准英语可能是有些人出生国的一种或唯一的官方语言，但是世界上声称精通英语或把英语作为国语的千百万人并不能相互交流。例如，即便是印度、马来亚、尼日利亚或菲律宾的英语教员，也不能用他们想象中的共同语言交流——而且发现伦敦土话绝对是迥然相异的英语。
英语口语的分化是语言生活中的事实，而这种分化的产物——语言学家称之为“世界英语”——不顾各国政府经常采取的消除方言、鼓励坚持国际标准的意图。新加坡英语（Singlish）和菲律宾英语（Taglish，英语和菲律宾优势语言塔加洛语的混合）就是世界英语不断扩大的常见例子。但同样显著的区域变体也出现在印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加勒比海和其他地区。有一位语言学家提出，在“内圈”国家，即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和母语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外，存在着一个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外圈”（孟加拉国、加纳、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和其他许多国家），那里具有区域特色的世界英语发展最为明显。甚至外面还有一个“扩大圈”，像中国、埃及、韩国、尼泊尔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国家中英语是一门外语，尚未形成有共同用法特色的地方变体。
虽然现代世界不同地区英语之间不断有电子与文字的互动，使得这种共同语言仍能得到普遍理解，但是，尽管英语在脱离与第一语言使用者接触的地区进行教学和使用，但这似乎也不容易改变英语变体之间不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一位法国官员悲叹欧盟内法语地位的下降：“我们唯一的复仇方式是英语因这些外国人把它讲得如此糟糕而被消灭。”
我们难以预料地方方言和口音一致或变化的模式。例如，在民族和区域方面都较复杂的美国，有些研究人员研究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人口、从其他国家和文化来的移民、大众传媒的深入人心和可能产生的趋同效应等方面对语言影响，他们对地方语音的模式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芝加哥、纽约、伯明翰、圣路易斯和其他城市之间讲话风格和口音差异日益增大的明显证据，与经历了大量北方人流入的达拉斯和亚特兰大这样的中心城市方言发音减少的现象正好相反。其他研究发现，有些口音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正在消失，这大概是由于大众传媒的标准化比地区人口下降和自然与社会机动性增加对地方方言的强化更具影响力。
语言很少成为人际交往的全部障碍。双语主义或多语主义可以让熟练的语言学家以共同理解的第三种语言交谈，但是两个没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间的长期接触可能需要创造一种双方都要学习的新语言——混杂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