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喀布尔的曼达维（Mandawi）集市。（© Steve McCurry / National Geographic Image Collection ）
1860年4月到1861年10月短短的18个月内，驿马骑手创造了一项勇气加耐力的不朽记录。这些骑手马不停蹄，穿越内布拉斯加州、怀俄明州、犹他州和内华达州，携带着写在轻薄信纸上的信件（每28.35克邮资2—10美元）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他们在11天内狂奔3164千米，从密苏里州圣约瑟夫到达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报纸上的广告对骑手要求的条件是：体重小于60千克、不饮酒、不寻欢作乐的“大胆青年男子——最好是孤儿”① 。如果骑手不得不躲避印第安人或成百万头的野牛群，这项两周的旅程还要花更长的时间（图8.1）。
图 8.1 驿马快信公司服务广告招贴画，该公司骑手骑着专门饲养的快马高速穿越西部。该公司仅在1860—1861年运营，随即因铁路和电报的兴起而被废弃。1861年，一条从纽约到圣弗朗西斯科的电报线路把两岸通讯时间从若干天减少到几秒钟。（Courtesy of Pony Express Museum, St. Joseph, MO. © Bettmann / Corbis Images. ）
1860年每28.35克10美元的邮资相当于今天的220美元。现在只有运送钻石之类的东西才如此昂贵。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有趣的：现在每天从圣路易斯到圣弗朗西斯科（分别在圣约瑟夫和萨克拉门托附近）有6个直达航班，单程每人平均票价约为200美元（一个人的体重加上行李约为80千克）。乘飞机进行这段旅程约需4小时。两者的时间差异为一个航班6小时对驿马快信84小时，费用是飞机每28.35克7美分对驿马快信2.2万美分。
这样的对比清楚地表明，过去144年间，美国中西部和西部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大大增强了。相互作用的水平是旅行需求、旅行速度和费用的函数。所有这些因素都受技术的调控。在本案例中，技术的变化从驿马快信时代间距16—24千米的快马变成喷气式飞机。今天，两个地区人口数以百万计，而且旅行费用低廉，所以两个城市每天有6班飞机往返就不足为奇了。
8.1 空间相互作用的定义
空间相互作用（spatial interaction）是一个地理学词汇，用以描绘地理区域之间的相互依存。空间相互作用可以是各地之间人的运动，也可以是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货物的流动，从一个知识中心到另一个区域的思想扩散，或是生活在一个地区人群的传染性疾病向另一地区的人群传播。所有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把人们分开的一段距离中存在着某种流动。空间相互作用是人类相互作用的地理对应物。其差别在于相互作用所涉及的那些区位都能够清楚地被描绘在地图上。
如果一个地点渺无人烟（例如冰山上），这个地点和任何其他地点之间就不能有空间相互作用。反之，如果一个地点有很多人（例如芝加哥），其与另一个有很多人的地点（如纽约）之间就有大量空间相互作用。但如果第二个地点是一个像从东京到芝加哥那样遥远的城市，那么芝加哥和东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比芝加哥和纽约之间的相互作用少。两个地区间的吸引力类似于重力。因此，相互作用多少是相互依存的人口的大小和他们之间距离的函数。
8.2 距离与空间相互作用
由于人们的短途旅行多于长途旅行，所以人们的短距离相互作用大于长距离相互作用。这就是距离衰减 （distance decay）原理，即一项活动、一种功能或相互作用的大小，随离原点距离的增加而减小。趋势显示，超过个人的临界距离 （critical distance）后，出行频率就急剧下降。所谓临界距离就是超过这个距离后所需的费用、努力、手段和观感对我们出行的意愿起着首要作用的距离。图8.2就是对离家出行原理的说明。临界距离因人而异。各人的年龄、灵活性和机会等变量，以及个人的兴趣和需求，都有助于解释个人出行的频率和距离。由于距离阻碍空间相互作用，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中有一种距离摩擦力。
图 8.2 本示意图表明多数人是如何看待距离的。对每项活动而言，都有一个超越之后接触强度就会降低的距离，这就是临界距离。临界距离之内是无摩擦力地带，在该距离内对时间或距离的考虑对出行没有实际影响。
例如，一个小孩可以在本小区内来来往往，但是父母会警告他不许穿越街道。控制成年人行为的因素虽有不同，但同样有效。每天或每周的购物可能在个人的临界距离内进行，而很少考虑所需的费用或所做的努力。但如果要偶尔出行购买特殊的商品时，我们就会考虑所需的付出与费用。我们大多数人倾向于在邻里的短距离之内建立社会关系或者和住在附近的人交朋友，而探访社交距离较远的亲戚就不太频繁。然而，在所有此类出行中，距离衰减原理都起着明显的作用。
所做的努力可以用时间距离（timedistan-ce）——即完成旅行所需的时间——来衡量。就上班的行程而言，决定临界距离的主要因素常常是时间而不是费用。当我们对距离的认知和真实情况之间有着明显差别的时候，我们用心理距离 （psychological distance）一词描述我们对距离的感觉。许多研究都表明，人们在心理上觉得熟悉的地方比其实际距离近，而陌生地方比实际距离远。图8.3是这种感觉的一个滑稽的例子，图8.4则是一个较严肃的例子。还可参阅“心像地图”专栏。
图 8.3 心理距离：一个纽约艺术家对美国的概念。（Copyright Florence Thierfeldt, Milwaukee, Wisconsin ）
图 8.4 世界心像地图。这张地图是由巴勒斯坦加沙一个中学生绘制的。该图反映了该作者所接受的中学教育与埃及国立学校课程相一致，因此反映出尼罗河和泛阿拉伯主义的重要性。沙姆地区是一个仍在使用的旧地名，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如果加沙学校的课程由巴勒斯坦人设计或地图由以色列人绘制，这张地图就可能大不一样。
我们从多种来源获取有关世界的信息。虽然从无线电、电视、互联网和报纸上获取信息是很重要的途径，但是面对面的接触还是最有效的交流手段。距离衰减原理意味着随着离开家或工作场所的距离增加，人们能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次数一般会减少。我们认为短距离的空间相互作用多于长距离的相互作用。在像城市（尤其是处于上班时间的中心商务区）那样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商务中心往往也是新思想发展中心的原因之一。
专栏 8-1 心像地图
空间相互作用受人们对地方感知方式的影响。如果有关某地的信息不完整，就会产生模糊的图像，进而影响我们对该地方的印象。不能忽视我们与自身认为陌生或未知的地方相互作用的意愿或能力。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幅世界心像地图。当然，没有哪个人对世界有一个真实、完整的印象，因此没有一幅完全精确的心像地图。事实上，大多数人拥有的最好的心像地图是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因为那是他们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地方。
无论是谁，一旦想去某个地方或思考着如何到达那里，他就会产生一幅心像地图。他认为不必要的地方就会被忽略，只有重要的因素才会被具体表现出来。那些要素通常包括确实存在的对象或目的地、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以及对各地点之间方向关系的感觉。一张心像地图可能还包括所选定的连接通道上或备用旅行路线上可能遇到的控制点。虽然心像地图是高度个性化的，但是经历相同的人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倾向于给出相同的答案，并绘出大体可相比较的草图。
对某些地方的认识通常伴随着对这些地方的看法，但是在认识的深度和所持的感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通常，对一个场所越熟悉，我们的心像地图就越接近实际。但是一旦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地方形成牢固印象，这些印象就可能影响我们的出行、移民决策，或其他形式的空间相互作用。
要想查明一个人对环境作何感想，方法是询问他们对各种地方的想法。例如，可以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也许是居住的愿望——给一些地方分级，或者列出一个地区（例如美国）最好和最坏地方的名单。此类研究表现出某些规律性。附图表现了从加拿大三个省份的大学生中得出的一些居住愿望。这些图像和类似的心像地图表明，人们喜爱近处胜过远处，除非可以得到很多关于远处的信息。人们首选具有相同文化形式的地方，正如首选生活水平高的地方一样。一般人不关心不熟悉的地方，也不喜欢有着竞争性文化利益（诸如不喜欢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或已知令人不愉快的自然环境的陌生地方。
另一方面，有着宜人气候或悦目景观的胜地在心像地图中级别很高，这些地区也是旅游业所青睐和人们易于决定移民的地方。在气候潮湿多云的英国，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海岸对英国公民独具吸引力，而假日到西班牙、法国南部和地中海各岛屿旅游也是英国人青睐的行程。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研究指出，“气候”是所有年龄段成年人跨州移居最经常提及的理由，仅次于工作和亲属。国际研究揭示了相似的移民动机，不单是基于气候，而且也基于自然美和舒适的环境。
住在同一所房屋里的3个儿童，年龄分别为6岁、10岁和13岁，在没有更多指导下让他们绘制邻里的地图。请注意，对邻里的看法随着年龄增长而拓宽。对6岁的孩子来说，邻里是由她自己两边的房屋构成的；对10岁的孩子来说，她居住的方形街区就是邻里；而13岁孩子活动的地方显然更广阔。10岁孩子所画出的方形街区就是13岁孩子草图中加了阴影的部分。
三张地图分别表明了以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加拿大人为样本群体的居住偏好调查结果。请注意每个群体都喜爱他们自己的地区，但是也都喜爱加拿大和美国的西海岸。资料来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Herbert A. Whitney, “Preferred Locations in North America: Canadians, Clues, and Conjectures, ” in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83, No. 5, p. 222. Copyright © 1984 National Council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Indiana, PA.
8.3 相互作用的障碍
现代技术的进步使我们能够更安全、更迅速地旅行到比过去更远的地方，无须身体接触就能比过去更容易、更完美地与人交流。这种接触的强化造成了新发明的加速和货物与思想的迅速传播。几千年前，像金属熔炼之类新发明的传播需要几百年。而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几乎是瞬时的。
然而，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较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相互作用有效发生的事例也较多。因为存在着许多障碍来阻止相互作用事件的发生。这些障碍阻碍信息流或人们的运动，从而延缓或妨碍人们接受一种发明。距离本身对相互作用就是一种障碍。一般说来，两个地区距离越远，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小。距离衰减的概念断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数量随着两地距离的增大而减少。
费用是相互作用的另一障碍。居住分散的亲朋好友可能难以相互探访。打电话和通电子邮件这些较便宜相互作用方式的时间和频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朋所在地的函数——当然，他们喜欢短距离的互动。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也可能被自然环境障碍和不同宗教、语言、意识形态、性别和政治体制等文化障碍所阻滞。作为自然屏障，高山、荒漠、海洋和河流可能（或已经）起着减缓和阻碍相互作用的作用。文化障碍的作用可能同样强烈。信仰不同宗教或操另一种语言的近邻可能不和他们的邻居接触。有些政府（如朝鲜）干扰无线电接收、控制外国文学的流入，并且通过阻止其公民和外国人接触就可能公开阻止文化接触。
在人口密集地区，人们通常在自己周围设置心理屏障，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数量有限的互动。为了抵御信息超载和保护心理安宁，人们又增强了这些障碍。为了滤去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我们必须具有私密性意识。结果，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闭塞状况时，就倾向于把兴趣缩小到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让我们更广泛的兴趣通过传媒的使用得到满足。
8.4 空间相互作用与新发明
从旧思想中产生新思想的几率是现有的各种旧思想相互接触机会的函数。专长于特定兴趣领域的人们从他们想要接触的人之中找到其他领域的人。拥挤的中心城市一般是兴趣领域非常狭窄的专家聚集的地方。结果，在短距离内人口高度密集的情况下，旧思想得到被倾听的机会，而新思想在互动中诞生。新发明和新社会运动通常在拥有大量空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出现。当然也有例外，在强势传统社会中——例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日本，其文化反对革新，坚持传统思想和方法。
早期的文化源地（见第7章）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高水平相互作用的中心。目前国家和地区大城市吸引着希望和需要与其他专门兴趣领域相互作用的人。我们早已注意到人口集中与天才发明的联系。美国专利局对20世纪专利申请人的家庭地址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发明人一般都是大城市中心的居民，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相互接触密切，并有可能与共同兴趣领域的那些人交流思想。似乎还由于世界上的大都市中心吸引那些有进取心的年轻人，而且在新思想和新产品的创建中，面对面的或口头的接触似乎起着重要作用。近年通讯方面的革命，通过各种电话和互联网降低了相互作用的费用，这种新情况使我们想到，将来城市作为创造性天才汇集之地的传统重要性可能下降。
8.5 个人活动空间
我们将在第9章看到，有些族群和国家在自己周围划定界线，把空间划分为各自的领土，必要时进行防卫。有些人把领域性 （territoriality）的概念——感情上所依附并进行防卫的私人领域——看作许多人行为和反应的根本原因。的确，有些团伙行动似乎是由保卫地盘的反应造成的：街区各团伙之间主张并保卫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对远离此地生活的担心）造成的冲突，以及有时会激烈排斥他们认为有威胁的外族团伙入侵。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领域性是适度的。我们把自己的住宅和财产看作是应当保卫的私人领地，但是也向相识或不相识的，或者因公因私的合法来访者开放。也没有谁像街道团伙成员那样把自己的活动严格控制在本地领域之内。相反，我们都有一个或多或少扩大了的活动范围，一个活动空间 （activity space）或区域——在我们常规活动的范围内自由行动，并与从事日常事务的其他人分享那个空间。
图8.5表示一个五口之家一天内可能的活动空间。请注意，即使有两个家庭成员使用汽车，每个人一天的活动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如要表示一周的活动，就必须增加更多的路径，而若是表示一年内的活动，很可能还要补充若干次长途旅行。长途旅行通常无规律可言。
图 8.5 在一个典型工作日内一个五口之家每个成员的活动空间。双亲之一每天开车上下班，另一个操持家务。有规律地运动和一再访问某些地区有助于培养地域意识并影响个人的空间感。
个人参与活动的类型可按出行的类型划分：上班、上学、到购物中心采购、娱乐休闲等。几乎世界所有地区的人都进行着同样类型的出行，尽管因文化、经济与个人境遇等方面变化的空间需求决定着每个人出行的频率、期限和时间分配的重要性。
图8.6表明了城市人口工作出行的重要性。到工作场所上下班在阐释多数成年人的活动空间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过去上下班的临界距离受步行距离或公交线路和运行时间的限制，现在随着私家车在工作者出行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欧洲和英语美洲城市工作者上班的临界距离稳步增加（图8.7）。但是，近年来对大多数人而言，上下班实际上是一种多目的的出行，可能包括顺路到日托中心、洗衣店、学校和各种商店。
图 8.6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出行格局。图中数字为城市居民在一周的工作日内出行的百分数，最多的单项活动是上下班。
资料来源：Data from 1991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 Survey .
图 8.7 多伦多人工作出行和非工作出行耗时长度（以分钟计）的频率分布。对各大都市地区进行研究的成果支持本图所证明的结论：工作出行所花的时间通常多于其他目的的出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人平均工作出行距离为17.1千米，一半人上班工作路程耗时不超过22分钟；住在郊区的人到中心商务区工作，通勤时间为30—45分钟。到2000年，城市不断向外蔓延加大了通勤的距离，同时由于交通拥堵日甚一日，使通勤时间平均增加25分钟，15%的上班族通勤时间超过45分钟。其他地方情况与此类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人平均通勤距离为12.5千米。研究中的国家非工作出行距离都比较短。
资料来源：Maurice Yeates, Metropolitan Toronto and Region Transportation Study, figure 42. The Queen’s Printer, Toronto: 1966.
个人出行的类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活动空间的范围，一部分是由三个变量决定的：人们的生命阶段（年龄）、他们能支配的机动性手段和他们日常活动中隐含的机会。
生命阶段
决定个人出行类型的第一个变量是生命阶段 （stage in life），这是对某个年龄组的全体成员而言的。生命阶段包括学龄前、学龄、青年、成年和老年。学龄前儿童除非有父母或保姆陪伴，否则他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住宅附近。低年级学龄儿童出行距离通常较短而高年级学生出行距离较长。课外活动一般限于散步、骑自行车或父母驾车把他们带到不远的地方。中学生和其他年轻人比幼小儿童流动性大、参加的活动多。他们参与更多的空间相互作用。成年人对家务负有责任，要为购物和有关儿童保育等事项而出行，还要离家进行社交、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活动。赚钱养家的成年人通常会比其他家庭成员出行的距离更远。老年人可能由于年迈体衰或兴趣方面的原因，活动空间有所缩小。
机动性
影响活动空间范围的第二个变量是机动性，或出行能力。这里暗含着对出行费用和克服距离摩擦力需要做出努力的非正式考虑。如果收入高、有汽车，而且燃料费用只占家庭预算的小部分，那么出行机动性就大，而且个人活动空间也大。在汽车不是常规个人交通工具的社会，日常活动空间可能局限于自行车或步行所能达到的较短距离内。显然，出行决心的强度和道路状况都影响着出行决心的执行。
各国或各地区收入较高者的机动性相对较大，人们活动空间范围较广。但是活动范围也不是无限的。一天24小时是固定的，大多数时间用于工作、做饭和睡觉。另外，公路、铁路和航空线路也是固定的，因此，即使最具机动性的人也受制于他们能够利用的活动空间的数量。没有谁能轻易声称他的活动空间是全世界。这种限制的一个例子是：住在市郊社区的女性，她们必须平衡做饭与照顾孩子等家庭责任和在工作场所活动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机动性就受到限制，结果就导致了她们职业机会有限。
机会
限制活动空间的第三个变量是个人对有可能进行的活动的可行性或机会的评估。例如，在亚洲大量涌现的城市中，赤贫者就近满足其日常所需，而从住地外出旅行的动力极小。在穷困的国家和邻里中，低收入限制了出行的动机、机会、目的地和必要性。同样，如果一个人住在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公路、学校、工厂或商店的数量都很少或没有，其出行的动力和机会就有限，因而活动空间也有限。受生命阶段调控的机会和机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所参加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数量有关。
8.6 扩散与新发明
正如第7章所述，空间扩散是一种过程，一种观念、办事方式或物质通过这种过程从其发源地向新领域传播。观念就是一种思想或发明，例如一种新的思路——举例来说，认为通过网络购物是可取的。办事方式可能是网络购物的实际过程。物质是真实的事物，比如通过网络购买的货物。扩散是空间相互作用地理概念的核心。
一个活动中心产生的思想可能会留在原地，除非存在有利于其扩散的某些作用。新发明——因接受新思想而发生的一种文化的改变——有几种传播方式。有些新发明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至于很快就被能负担得起或能从中获益的人所使用。石油提炼方面的新进展，无论其传入地点多么遥远，迅速采用这种进展的所有大石油公司都渴望得到非常高的回报。小麦和水稻的新品种能够大幅度提高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农作物产量——是“绿色革命”（在第10章讨论）的组成部分，很快就为所有谷物生产国农学家所知晓。但是，可能因此得益的大多数贫穷国家对其接受要慢得多，部分原因是农民难以支付所需费用，而且空间相互作用受到限制。
许多新发明看似无重要性，但是长期来看，广泛采用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新发明偶尔会带来很大的变革。一支被少数人“选唱”的悦耳曲调，可能引领更多人喜爱这支曲调和其他类似的曲调。这本身又可能影响到舞蹈编排，服饰的选择，然后又可能影响零售商的广告战和消费者的消费方式。最后，它可能被确认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对接受这种形式的人和那些与接受者接触的人的思考过程产生重要影响。请注意，这里指广义的新发明，但也要注意，其重点是新发明是否被接受。
就空间而言，我们能够确定与新发明扩散有关的许多过程。每种过程都是基于新发明在人与人之间、因而也是地方与地方之间传播的方式。以下两节“传染扩散”和“等级扩散”就讨论这些过程。
传染扩散
假如一位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汽油添加剂，明显改善了汽车的性能，又假定他向亲朋展示了这一发明，亲朋转而告诉其他人，那么这个过程就像传染病的传播一样。这种新发明就继续扩散，直至遇到障碍（即人们对这种新想法不感兴趣）或该地区达到饱和（即所有用户都采纳了这种新发明）为止。这种传染扩散 （contagious diffusion）过程每一步都遵从空间相互作用距离衰减的规律。短距离接触的可能性大于长距离接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思想有可能从发源地传播到远方。图8.8表示理论上的传染扩散过程。
图 8.8 传染扩散。一种现象从一个地区向相邻区位传播的现象，但在此过程中这种现象仍然保留在起源地且常常得到强化。
资料来源：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Resource Publications for College Geography, Spatial Diffusion, by Peter R. Gould, page 4.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9.
此类扩散的许多特征值得注意。如果一种思想在潜在的采纳者眼里是有价值的，那么他们就会成为采纳者，采纳者和潜在采纳者的基数就会增加。因此，新发明的传播开始较慢，然后越来越快，一直达到饱和或遇到障碍为止。采纳的发生率可用图8.9所示的S型曲线来表示。受那些新发明影响的地区起初很小，然后以越来越大的速率扩大。当涉及的地域和（或）人群减小时扩散过程就会减缓。图8.10表示一种疾病的传染扩散。
图 8.9 新发明随时间的扩散趋势。一种新发明采纳者的人数以递增的速率上升，直至达到最终决定采纳这种新发明人数的一半为止。在这一点上，采纳者人数的递减速率增加。
图 8.10 传染扩散过程对时间和距离敏感，例如1781年欧洲流感大爆发的扩散。流感从俄国开始向西传播，在大约8个月内遍及全欧洲。
资料来源：Based on Gerald F. Pyle and K. David Patterson, Ecology of Disease 2, no. 3 (1984):179.
如果一个发明家的想法落在营销商手中，扩散过程就可能和上文讨论的扩散进程有所不同。经销商可能利用传媒把这种思想“强加”到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传媒的影响是地方性的，比如地方性报纸，则采纳的格局会和上文描述的相似（图8.11）。然而，如果所用的宣传媒介是全国性的电视、报纸或杂志广告，则了解这种新发明的人数就大体与人口密度相关。人口越多的地方，当然就有越多的潜在采纳者。经济障碍和其他障碍也可能影响扩散。因此，你立即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型电视市场如此宝贵，为什么全国性广告如此昂贵。
图 8.11 危地马拉城街景。广告是现代社会一种强大的扩散手段。充斥于广播、电视、报章杂志和广告牌的广告，传达着各种产品和新发明的信息。（© Laurence Fordyce; Eye Ubiquitous / Corbis Images ）
传染扩散过程的模式可能和距离衰减过程一同发生作用。从大众传媒中得知并采纳新发明的许多人会告诉其他人，因此地方性传染效应在最初的接触之后很快就传到其他地方。每种类型的媒体都有自己的影响力水平。广告商已发现，在人们把这些新发明作为重要消息接受之前，他们必须反复宣传。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大众传媒的效力与其他接触——比如面对面的接触——有所不同。
等级扩散
新发明的第二种传播方式是和传染扩散的某些方面相结合进行的，并且包括一种新要素：等级。等级就是把物体划分为各种类别，而后这些类别日益复杂化或具有日益高级的地位。许多组织系统都有等级，例如政府官员（组织系统图）、大学（讲师、教授、院长和校长）和城市（村、镇、地区中心和大都市）。等级扩散 （hierarchical diffusion）就是新发明在地方系统中向上或向下传播的过程。
举一个例子，让我们设想某个大城市采用了一种新的汽车交通管理方法。这种新方法在扩散，但是可能只有规模相近城市的官员首先接受这种新思想。情况可能是传播到大城市的信息质量较好，或者大城市比小城市在财政上更有可能采用这种思想。最后，由于这种新方法变得更广为人知，或者财政上更加可行，小城市也采用了这种新方法，并这样逐级向下扩散。图8.12是一个假想的方案，表示一个四级系统如何连接到信息流中。请注意，虽然最低一级中心与上级中心相联系，但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还可以观察到这些联系可能绕过中间等级，只和较高等级的中心联系。
图 8.12 一个四级交流等级。
许多时候，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同时发生。可以预期，当高等级中心密度较大而且这些中心彼此距离较近时，情况会有所变化。传播一种思想既迅速又便宜的方法是在高等级水平上进行信息交流，然后就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三种方式扩散。即使一种思想在高等级水平上扩散，它也是从高等级中心向外扩散。结果，离高等级中心较近的低等级中心可能先于距离较远的中等级中心了解到这种新技术。住在郊区和大城市附近小镇的人比大城市的新市民更知情，新市民如同半个大陆以外其他大城市里的人一样。图8.13和图8.14是来自日本的这种模式的案例。
图 8.13 作为国际服务性社团组织成员的扶轮社，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在创始机构赞助下建立了新分支机构。本图展示了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两种格局。
资料来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Yoshio Sugiura, “Diffusion of Rotary Clubs in Japan, 1920 -1940: A Case of Non-Profit Motivated Innovation Diffusion under a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 Vol. 62, No. 2, p. 128. Copyright © 1986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图 8.14 本图展示了扶轮社在日本传播的等级扩散的组成部分。一些大城市是扶轮社活动的一级中心，下面是城市人口与城市功能逐级降低的等级。
资料来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Yoshio Sugiura, “Diffusion of Rotary Clubs in Japan, 1920 -1940: A Case of Non-Profit Motivated Innovation Diffusion under a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 Vol. 62, No. 2, p. 128. Copyright © 1986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
这些扩散方式在文化传播中也起作用。其结果就是上文已讨论过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创新。同时，第7章所述的迁移、入侵、对文化选择性吸收和文化转移均有助于新技术的扩散。这些较广泛的运动和交流，表现了人们超越其通常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见“有据可查的扩散”专栏）。
专栏 8-2 有据可查的扩散
对现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事物和技术的发源地，我们只有模糊的认识或推想，对其扩散途径至多也只是猜测性的。人们推测火药、印刷术和面条是中国人发明的，斜挂大三角帆的出现可追溯到近东文明，铧式犁的发明归功于6世纪东北欧的斯拉夫人。这些发明传播的顺序和路径并没有文献记录可资证明。
其他案例中则留存在着相关记录，而扩散过程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最明显的例子是源自美洲印第安人吸烟习惯的扩散途径。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年）② 手下的弗吉尼亚殖民者于1586年回到英格兰老家，把吸烟行为引进英国上层社会，而后这种行为很快就在平民中传播开来。英格兰成为欧洲北部这种新习俗的发源地，1590年英国医科学生把吸烟引入荷兰。荷兰人和英国人一起把这种习俗传播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又经陆路通过德国传入俄国。这种新习俗继续向东扩散，在100年内传播到西伯利亚，到18世纪40年代又被俄国皮毛商重新传入美洲大陆的阿拉斯加。吸烟扩散的第二条路径是从西班牙经过地中海地区进入非洲、近东和东南亚。
在距现今更近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中期，伊利诺伊州北部和艾奥瓦州东部一些有想象力的农户最先种植杂交玉米；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20世纪40年代初，这些新种子向东传播，远达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北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北部等地。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美国和加拿大南部所有种植商品玉米的地区都栽种了杂交品种。
沃尔玛连锁店的扩展也是一种传染扩散模式。这些有折扣的连锁店1962年从阿肯色州西北部的发祥地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就已遍布美国，成为全国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沃尔玛在其扩展过程中展示了一种“反向等级”扩散，先从小城镇铺开，然后在各大中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开设其当地首家商店。
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data in Thomas O. Graff and Dub Ashton, “Spatial Diffusion of Wal-Mart,”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No. 1, pp. 19-29.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4.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Blackwell Publishers.
8.7 空间相互作用与技术
在空间相互作用机会很多的时候，这种作用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相互作用的机会不仅基于用于空间相互作用金钱的多少，还基于相互作用的手段。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工薪阶层一般有能力拥有私家车，这极大地增加了空间相互作用的范围。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们见证了手机、低话费电话通信和互联网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相互作用。
汽车
汽车给个人日常生活提供了快速灵活的出行方式。它增强了人们克服空间距离的能力，对工作和服务场所产生深刻影响。很多工作被分散到郊区，造成城市无计划地向外蔓延。不幸的是，这种分散化减少了没有汽车而必须依赖公共交通的那些人的机会。有些社会反对进一步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主张为小汽车修建公路和高速公路。拥有小汽车的人可以便捷地上下班、购物、探访亲朋、参加各种聚会。而小汽车变得更舒适和高科技化，又进一步激励人们寻求更多相互作用的机会。除非当地政府控制城市增长和发展，否则其结果就是城市环境的蔓延——人们似乎总是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小汽车，使得空间相互作用增加的过程不间断进行。
电讯
空间对信息流而言，较之对人和物的运动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通讯并不意味着要花时间将物体搬来搬去（虽然在通常情况下信件和印刷品仍须如此）。的确，现代电讯中信息流无论距离远近都能够瞬时到达。其结果是——时空收敛到乌有之乡。贝尔系统报告告诉我们，1920年，一个3分钟的横贯大陆的电话费时14分钟、动用8个接线员、花费15美元以上。1940年，同样电话的完成时间减少到1.5分钟、话费降低到4美元。而20世纪60年代，横贯大陆的长途直拨电话接通时间不到30秒，而现在电子转接使接通时间减少到只须拨号和接听的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上语音通讯的出现，长途电话的话费已不复存在。
互联网和通信卫星使世界范围内的个人与群体通讯和数据传送瞬间可达。这些使通讯时空收敛的技术往往也有利于空间-费用收敛。从前按距离计价的国内邮件，现在可以同一价格发送到全国各地。
可以想象，与汽车相比，目前的通讯技术革命将为人们的生活、从而对社会与产业结构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对拥有通讯能力的人而言，他们空间相互作用的水平得到了可观的提高（图8.15）。手机、电子邮件、互联网通信和廉价电话服务造就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在白天较好的时段和其他人通话。因为企业借助于这种技术优势，通过在线提供服务和商品，减少了人们各种外出购物的次数。此外，许多人在远程办公环境中谋生。就是说，他们在互联网上做生意，因此不必加入每天早晚上下班的行列。这意味着许多人发现自己不必勉强住在拥挤的城市环境中，因此城市向外蔓延的步伐可能加快。
图 8.15 欧洲部分地区互联网i-21网络地图，这是一张连接16国61座城市的光缆网络。它具有每秒钟携带10亿兆比特信息通讯量的容量。
资料来源：Martin Dodge and Rob Kitchin, An Atlas of Cyberspaces, Copyright Martin Dodge, 2004.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Available at https://www.cybergeography.org/atlas/interoute_large.gif.
多种行业将变得相对自由，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在空间上不必受其他行业或城市环境的约束。因此，一些工薪低廉的区位很可能繁荣昌盛起来。这是因为，如果厂主或网上商业公司有权选择任何地点，他们就会寻求工资低、技术水平高和像热带环境那样温暖又舒适宜人的地方。
虽然汽车使人们能够长途上下班，但远程办公从根本上减免了通勤的必要。同时也刺激了城市的无计划扩张。由于电讯革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且方兴未艾，因此我们还不能预测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8.8 迁移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迁移 （migration），即住所和活动空间的永久性重新安置。迁移能促进相互分隔的文化的发展、有助于那些文化的扩散，并且有助于世界各地人民和文化的交融。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地牵涉到人们长距离的迁移。提起大规模迁移，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古今战争中难民的逃亡、犹太人在以色列定居、当前墨西哥和中美洲劳工向美国迁移，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例子。在以上情况下，各种社会将其文化移植到新地区，因此他们的文化向外扩散并相互混合，历史也由此改变。
一国之内、跨越国界和大陆之间的大规模人口移动，业已成为近几十年人们紧迫关心的事项。这种人口移动影响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人口密度和分布格局，改变传统意义上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混合方式，以及加剧国内的纷争和国际紧张关系。迁移的模式和冲突触及社会与经济关系的许多方面，成为当代地理实体中的重要角色。本章中我们把迁移作为人类空间行为的一种确凿无误的、反复发生的、近乎世界性的表述。
迁移类型
我们可以在不同尺度上讨论迁移流，从大规模的洲际涌流到个人在同一大都市内的迁徙。尽管不同尺度控制空间行为作用的机制始终如一，但是直接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对人口格局和文化景观的影响也有不同。
迁移距离的长短和其对人们生活的干扰程度，无疑会凸显出对移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种种差异。住处从市中心向郊区的迁徙，必定改变许多学童和成人的非工作活动空间，但上班族可能依然以该城市——实际上是同一个就业场所——作为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从欧洲到美国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人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则意味着行为模式全方位的彻底改变。
在全球尺度上，洲际移民的迁移范围从最早定居的适宜居住的地方到最近亚洲和非洲难民逃往的欧洲和西半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的人口结构，反映了始自16世纪和17世纪的涓涓细流变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如洪水般的大规模洲际迁移的过程。此后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紧随的战后时期，2500多万人永久性地跨国定居，但不全是洲际的迁移。
洲际迁移和地区之间迁移包括跨国的与国内的迁移，最常见的是个人和群体为改善经济前景或为了逃避困难或危险的环境、军事、经济或政治状况而迁移。随着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成百万难民离开本国，这就是此类群体迁徙的例子。1980—2000年，欧洲接受了大约2000万新移民——其中多为难民，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进入西欧的1500万流动工人（“外来工人”）。21世纪初大约有1.75亿人——世界人口的3%——住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国家里。移民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首要问题。
迁移有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境况所迫而勉强移居。在被迫或非自愿迁移的情况下，重新定居的决定完全是由移民本人以外的人做出的（图8.16）。从16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1000万—1200万非洲人作为奴隶强行迁往西半球。虽然有近百万人抵达美国，但一半以上被遣往加勒比海地区，其余大部分到达中美洲和南美洲。澳大利亚最早的欧洲殖民地为18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人因流放罪犯而在其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建立的苦役营。较近期的非自愿迁移包括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被强行从农村迁往城市，以及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西部地区强行迁往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的劳动营。
图 8.16 被迫迁移：5个开化的部落。1825—1840年，美国东南部约有10万印第安人被军队赶出故乡，迁移到密西西比河对岸，即今天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到目前为止，印第安人数最多的是南部5个开化的部落：切罗基族、乔克托族、契卡索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这些定居的、基督教化的、有文化的小农，在被武力驱赶的艰辛旅程——特别是在1837—1838年严酷冬季的迁移，被切罗基人称为“泪水之路”——中经历苦难和死亡。
从1969年开始，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展了一项咄咄逼人的计划，即从人口密集的爪哇岛向本国其他岛屿和地区移民，这项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殖民计划”使大约800万印度尼西亚人在非完全自愿的情况下重新定居——非自愿迁移。据世界难民调查（World Refugee Survey）的资料，2003年因战争、政治动乱和压迫造成的国际难民约为1500万人——当时地球人口中每415人中就有1人是难民。过去难民主要到欧洲或其他发达地区寻求庇护。近年来人们主要从发展中国家逃往其他发展中地区，难民较多的许多国家也是世界上较穷的国家。1990—2003年，伊朗成为大约240万阿富汗难民和同样数量的逃避镇压、迫害和战争的伊拉克人的东道主。只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地，就容留了300多万难民（图8.17）。世界范围内，还有2200万人“内部转移”，实际上是其本国内部的难民。他们为了安全或为了生计，离开故里但并未越过国界。
图 8.17 非洲难民流。近年来政治动乱迫使成百万非洲人离开家园穿越国界。
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William B. Wood,“Forced Migration, ” Th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 no. 4, Figure 3, p. 619.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4.
不过，迁移运动的主体是自愿的，表现出对影响一切空间相互作用决策因素的个人反应。迁徙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是移民相信，移居目的地带给他们的机会和生活会比目前状况好。
迁移动机
迁移决策是一种文化和时间上的变化因素。游牧民逃避饥馑和非洲萨赫勒 （Sahel）地区不断蔓延的沙漠，其动机显然有别于为了得到一个职位而移居到芝加哥的经理人员，有别于为了寻求城市里工厂的工作而移居城市的阿巴拉契亚居民，也有别于为了寻求阳光和沙滩而移居的退休夫妇。一般来说，自愿决定迁移的人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环境，或者舒适宜人的地方。对许多人而言，迁移的理由常常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结合。
因家境不佳被迫决定迁移的情况被称为推力因素 （push factor），包括失业、缺少就业机会、过分拥挤和其他各种影响——如贫穷、战争和饥馑等。预想中迁移目的地的吸引力被称为拉力因素 （pull factor），包括被认为存在于新地点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属性——也许是安全和食物，或者是就业机会、良好的气候、低税率、更宽敞的住房等。迁移经常是迁移者感觉到的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图8.18）。这是对至关重要的机会和对需求满足的直觉，而不管这种直觉是否会得到客观现实的支持。
图 8.18 美国的移民。虽然出生率和死亡率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但1990—1999年美国人口增长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向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净移民所致。拉力因素包括就业机会和温和的气候，推力因素包括就业机会丧失和严酷的气候。
资料来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比起其他任何单个动机，经济考虑对迁移有着更大的推动力。如果迁移者在原住地面临不满意的状况（比如失业或饥馑），并相信其他地方经济机会较好，他们就会被移居的想法所吸引。贫穷是巨大的激发因素。世界大约有30%的人口——几乎有20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还有许多人是干旱、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或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最为贫困，农村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7.5亿人的家乡，其中每年有2000万—3000万人移居城镇——许多人是“环境难民”。他们丢弃了被严重侵蚀或因地力耗竭而不能再支持他们的土地，加入城市中40%以上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本国劳动力大军，或寻求合法或非法手段进入发达世界更有前途的经济中。所有这些农村或城市的移居者，都是对相同作用力——贫穷的推动力和察觉到的或预期机会的吸引力——的反应。
逃避国内战争与迫害的愿望和对新地点自由的追求是迁移的政治动机。美国人都熟知为了寻求宗教与政治自由而移居北美的殖民者的历史（图8.19）。美国在近代接受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诸如1956年暴乱后的匈牙利、菲德尔·卡斯特罗接管政权后的古巴，以及南越政权倒台后的越南。1947年，当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统治实体而建立的时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大规模横越印度次大陆是出自宗教原因；20世纪30年代大量犹太人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纳粹德国，则是政治原因引起迁移的例子。更近的年代里，在图西族人（Tutsis）掌控卢旺达政府后，约100万胡图人（Hutus）逃亡到相邻非洲国家。③ 住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被塞族人赶出其家园，而许多海地人在一次政治危机中因遭受严重经济匮乏的影响而逃往美国。
图 8.19 早期从德国向美洲移民的主要路线。大多数离开德国的移民是由于受到宗教和政治迫害。他们选择美国不仅是由于移民受欢迎，还由于美国需要劳动力且又有耕地可资利用。首批移民到达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许多人定居下来。这些移民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宗教、语言和饮食爱好等方面的特色。
迁移通常要牵涉到决策的层次，但也不总是这样。人们一旦决定移居，而且选定了大体的目的地（例如美国或“阳光地带”），他们就必须进一步选择定居的具体地点。在这个尺度上，文化变量可能是重要引力因素。移居者趋向于被语言、宗教、种族或民族背景等方面和他们相近的地区吸引。这种相似性有助于使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感到自在，还可能使他们较容易找到工作并融入新文化中。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和小意大利证实了文化因素的吸引力，如第7章所述。
另一组诱因可归纳为舒适宜人的环境，即一地特有的别具吸引力或令人愉快的特征环境。这种环境可能是自然方面的（山地、海洋、气候等），也可能是文化方面的（例如大城市欣赏艺术和音乐的机会）。这些条件对追求“好生活”的相对富裕的人尤为重要。舒适宜人的环境有助于说明美国所谓的“阳光地带”对退休人员的吸引力。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也观察到类似的向南方海岸的迁移。
各种动机的重要性因移民的年龄、性别、教育和经济状况而异（见“性别与迁移”专栏）。对当代美国而言，移居的理由可归结为互不排斥的有限几类：
（1）生活进程改变，例如结婚、生子、离婚或孩子离家等；
（2）职业周期改变，例如大学毕业、得到第一个职位或升迁、调任或退休等；
（3）因城市开发、建筑项目之类造成的被迫或不情愿的移居；
（4）邻里改变，这种改变也许会由于新来的不受欢迎的种族群体、房屋破旧、活动空间中因街道团伙之类引起令人不快的变化；
（5）与个人性格有关的住所变化（慢性流动）。
专栏 8-3 性别与迁移
每个层面上的迁移都涉及性别问题。在一个家族或家庭中，对照看孩子之类的活动做出决定或反应时，女人和男人很可能扮演不同角色。这些差别及其背后的不平等，决定了由谁来做出家庭是否要迁徙、哪个家庭成员要移居和迁往何方的决定。在家族以外，有关女性机动性与自主性的社会准则常常限制了她们移居的能力。
原居住地区和接纳地区的经济状况也起一定作用。如果接纳地区有适合女性的工作，她们就有移居的动机，在必要和有利的情况下，家庭也更可能鼓励女性移居。例如，东亚和东南亚成千上万女性移民到中东产油国做服务性工作。
移民对女人和男人的影响也可能不同。移民到一种新经济或新的社会背景可能影响到家族或家庭内惯常的关系和活动。有些情况下，女性可能仍旧从属于家中的男人。对伦敦的希腊-塞浦路斯移民女性和荷兰的土耳其移民女性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女性在新的社会中也有薪酬，但这些新的经济角色丝毫也没有影响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不过，在其他情况下，移民可能给予女性在家庭中较多的权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农村女性移居城市得到就业的机会，并在这个过程中从男人那里得到独立的地位。
了解性别在移民中作用的关键之一是解读家庭决策的过程。许多研究者把移民看成一种家庭的抉择或策略，但是有些家庭成员比其他成员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而有些成员从移民抉择中得到更多好处。
多年来，从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流中男人占优势。但女性即使留在墨西哥，仍然对这种移民流起着重要作用。墨西哥女性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移民的决定；她们嫁给移居者，从移民中得到利益又为移民提供机会；她们忍受或接受这种移民产生的家庭中的新角色。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女性移民美国的数量日益增加。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适合女性工作的职位增多——尤其是工厂、家政服务和服务行业的职位，改变了个人移民决定的背景。今天，女性常常是家庭移居或重新定居的发起者。
墨西哥女性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移民网络，这是向美国移民和重新定居成功的关键。这些网络向移民提供有关工作和住地的信息，使许多墨西哥女性能够独立做出移民的决定。
在美国的移民社区里，女性常常是与社会机构服务和与其他移民联系的关键。因此，女性在墨西哥移民定居和融入新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Nancy E. Riley, “Gender, Power, and Population Change,” Population Bulletin, Vol. 52, No. 1, May 1997, pp. 32 -33. Copyright (c) 1997 by the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Inc.
有些人频频迁徙并没有明确的原因，反之，有些人则永远定居在一个社区，叫作固守者（stayer）。当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对移居的限制和住房严重短缺，另有一套影响迁徙的因素。所谓“移居”（emigration），是从某人的国家或地区移居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造成人口流动的因素因时而异。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中，有一个年龄组最容易流动：刚成年的青年人（图8.20）。他们是社会上正在开创事业、开始做出就业与住所决定的一群人。他们在所有成年人中所负的责任最小，因此，他们不像较年长的人那样强烈地依附于家庭和公共机构。自愿迁移人口大多数由这些年轻人组成，他们饱受本地缺乏就业机会之苦，很容易利用其他地方的机会。
图 8.20 和1999年相比较，2000年5岁以上人口拥有不同住所的百分比。美国刚成年的年轻人的数字在短距离和长距离移居方面均最为显著，机动性与年龄相关的格局并不随时间而改变。采样年份的数据表明，33%的人在十几岁的时候移居，而65岁及以上的移居者低于5%。移居以短距离为主；1999年3月至2000年3月，美国4300万移居者中56%移居本县，另有20%移居本州的其他县。大约2/3的县内（机动性）移居原因与住房有关，长距离移居（移民）可能与工作有关。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地方效用 （place utility）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潜在自愿迁移的决策过程。地方效用就是个人赋予某个居住地的价值。移居的决定是可能移居的人对目前住地同他们略有所知或所期望的其他地点进行评价——领悟——的反映。个人可能因为适应目前住地的情况而决定不移居。
在评价地方效用的时候，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对目前区位已认识到的价值，而且要考虑每个潜在目的地所期望的地方效用。这种评价和个人的期望水平——个人设想自己的成就或雄心的水平——相匹配。这些期望倾向于调整到个人认为可以达到的程度。如果某人满足于目前的状况，他就不会进行调查。反之，如果某人不满足于家乡的区位，他就会把地方效用指向每个潜在的新地点。地方效用是基于不同地点过去或可望未来的回报的。由于个人不熟悉新地点的情况，他们所得到有关这些新地点的信息就起着替代个人住地体验的作用。决策者除了收集有关新址的信息以外别无良策，当然，在收集信息和解读信息两方面都可能有差错。
潜在移民的目标是使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除非能够充分降低不确定性，否则大多数决策者会选择不迁移或者推迟做出迁移的决定。移民可能通过一系列过渡性阶段或仿效前人榜样达到迁移的目的。逐步迁移 （step migration）包括地点的过渡，例如，从农村到中心城市居住可以通过一系列不甚极端地点的过渡——从农庄迁到小城市，再到市郊，最后迁移到中心大城市。链式迁移 （chain migration）指移居者是从共同源地向选定目的地定居的移民流中的一分子。第二批和随后的移民跟随已经在新区定居的先遣移民，他们来自同一家乡而且常常是亲戚或朋友。这些人为合法移民建立公共设施和私人服务，为无合法文件的或非法的移民建立非正式的服务网络，而这些又促成连锁移民流的持续或扩大。其直接后果是在许多国家的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形成了一些异族的和国外出生者的飞地。
有时链式迁移用以特指某种职业以及某些族群。例如，据传印度北方新德里几乎所有报贩都来自印度南方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中一个很小的地区。新德里多数建筑工人不是来自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Orissa）就是来自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而出租车司机多来自旁遮普地区。一个由大约250个来自几百千米以外小城的相关家庭组成的网络主宰着印度孟买的宝石贸易。
美国也有单个族群主宰某种行业的相似情况。这些种族生态位行业（ethnic niche business）包括韩国人的水果店和希腊人的小餐馆，此外还有很多类似例子。越南女性移民控制了美甲行业，占从事这种职业的女性人数的一半以上。大部分来自菲律宾的女性移民充当护士——尤其是在纽约。纽约市和郊区大约30%的菲律宾女性从事护士或其他保健工作，这种现象是由美国医院对她们积极招聘，以及移民局使护士容易得到签证和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绿卡导致的。主要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移民拥有美国1/3以上的旅馆，其中大多数属于中档或低档经济型旅馆④ ，如假日酒店（Holiday Inn）、戴斯酒店（Days Inn）和华美达（Ramada）等。
潜在移民做出移民最终决定的另一个目的，是避免人身危险和经济上无利可图的结局。因此，地方效用评价不仅需要对意识到的新地点的拉力因素进行评估，而且还要估计到移民在新地点可能经受的经济和社会接纳方面存在的负面因素。此类观察结果的一个例子是近30年来从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和中美洲合法或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大量年轻人（图8.21）。
（a）
（b）
图 8.21 （a）逃避边境巡逻的墨西哥非法移民。（b）亚利桑那州无证移民的比率。亚利桑那地区和邻近墨西哥各州的历史性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初。这条边界在许多方面穿过一个文化区。请注意距离在做出移民美国的决定时所起的重要作用，过半移民来自墨西哥和美国邻近的四个州：索诺拉（Sonora）、锡那罗亚（Sinaloa）、杜兰戈（Durango）和奇瓦瓦（Chihuahua）。
资料来源：(a) © AP / Wide World Photos; (b) Redrawn from John P. Harner,“Continuity Amidst Change,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7, No. 4, Fig. 2, p. 403. Copyright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Blackwell Publishers.
这些刚成年的青年面临家乡的贫困，认为本国地方效用极其有限。然而，他们对空间探寻的能力既受制于缺乏金钱，又受制于在其出生地别无出路。他们怀着到美国工作的愿望和对成功——也许是财富——的渴望，从亲朋那里获知北方邻国的工作机会，虽然可能报酬不高。成百上千的年轻移民立刻把地方效用高的、也许是临时的（可能5年或10年）定居地选在美国。许多人知道如果他们企图非法进入美国要冒险，但即便是合法移民也面临着种种法律约束，这些法律的本意就是降低美国对移民的吸引力（见“破碎的边界”专栏）。那些认为值得冒风险而来的人表明，他们认为新地点的地方效用高于原住地。
20世纪，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运动，延续着18世纪和19世纪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从农村到城市移民的模式。移民的数目大概相应于人们察觉到的城市就业机会，以及乡村地区所缺乏的地方效用的数量。当然，人的感觉并不一定符合现实。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乡村地区土地、燃料和水资源都施加了日益增大和无法支撑的压力。无地和饥饿，加上日益衰退的资源导致竞争加剧，推动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结果，虽然发达国家城市增长率在下降，但发展中的世界城市化持续加速，这一点在第11章将予以更全面的讨论。
地理学＆公共政策 破碎的边界
移民可以合法——持有护照、签证、工作许可证或其他授权文件——或者非法进入一个国家。有些外侨只是临时性地进入一个国家（例如以学生或旅游者身份），但会在法定离境日期过后滞留。另有些要求政治避难的人实际上是为寻求经济机会。近年来美国反对非法居留的趋势日益高涨。
虽然无法确定非法居留美国的精确人数——这个数字每日不同，但是大多数权威人士估计其总数在1000万—1200万之间。其中55%—60%来自墨西哥，还有20%—25%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他们一旦进入美国，就会寻找农业、屠宰业、建筑业、旅馆业和餐饮业等方面的工作。许多人在私人住所里充当女佣、保姆和园丁。虽然大多数非法外侨——亦称为无证工人——从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进入美国并大多留在这些州里，但部分人会到能找到工作的其他地方。许多人不仅融入了洛杉矶、埃尔帕索（El Paso）和休斯敦等地的移民社区中，而且还融入了芝加哥、迈阿密和纽约等地。艾奥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也有一些增长迅速的非法移民族群。
对非法侨民数量的关切反映在近年来美国采取的许多行动上。
自从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攻击以来，对安全的担心已导致对签证申请者背景审查更严格、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限制更多、移民局对侨民的住所报告和签证期限执行得更严格，以及边境控制更严格等。
为阻止非法穿越美国-墨西哥边界而正在做出的更大努力：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Nogales）和加利福尼亚州圣伊西德罗（San Ysidro）修建铁围栏，并增加边境巡逻队人数。除了巡逻车辆外，还使用直升飞机、被称为“雄蜂”的无人驾驶飞机、夜视照相机和隐蔽的电子监控传感器。2005年春天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出现了自称为“一分钟人”（Minutemen）的志愿民兵边境巡逻小组，就像一位义务警员所说的那样，“墨西哥40年来从我们南部边界入侵，保卫我们的国家不再遭受此事”。
由于应付非法移民的负担落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头上，4个州（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向联邦政府提出请求，要求退还他们因非法移民所耗费的费用。同样的，由与墨西哥毗邻的美国24个县的代表组成的“美墨边境县联盟”（U.S.-Mexico Border Counties Coalition），也正在请求联邦政府退还地方当局为非法外侨法律和医疗服务所支付的费用。这些服务包括对移民的拘留、诉讼和辩护，紧急医疗，救护车服务，乃至每年试图穿越边界的上百死亡者的尸检和埋葬费等。
大量未经认可的移民强加于纳税人的财政负担，使学校和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变得拥挤不堪，并造成合法居民所得到的服务减少，有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的选民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切，赞成拒绝为非法侨民提供某些服务的提案。其中第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第187号提案，该提案禁止非法移民及其家庭进入学校，享受社会服务和非急诊的卫生保健。这种措施还要求州和地方机构向移民局和该州某些官员报告可疑非法移民的数目。法院取消了第187号提案，宣布其大多数条款违反宪法，使这些措施未得以施行。2004年亚利桑那州选民通过了第200号提案，该提案拒绝对非法移民提供某些公共利益。虽然该提案并不阻断联邦授权的服务项目——诸如教育或急救等，但提案要求州和地方政府查证每一个申请其他公共利益的人的身份及其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还要求人们登记参加选举以出示其作为公民的证据。未能向移民当局通报非法移民而寻求利益的政府工作人员将面临罚款和监禁。
成百万非法居民设法利用1984年和2000年政府颁布的特赦令使自己合法化。布什总统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要求制定一项使现有成百万无证工人合法化的计划。他宣称：“我们不应满足于旨在法办一心想养家糊口而努力工作的人的那些法律……现在是制定一项移民政策的时候了，让那些临时性外来工担任美国人不愿干的工作。”在总统建议下，非法移民——“外来工”——将得到长达6年的在美国工作的身份证明，此后他们必须回国。在工作期间他们可以回国而不必担心重返美国被拒绝。有些评论家称布什先生的计划会鼓励更多非法移民，而且认为移居者在美国住了6年之后会自愿回国是不现实的。他们质疑，由谁来识别和负责驱逐数百万超期移民出境？他们还指出移居者在美国生的孩子会获得在美国居留的权利。
思考题
你认为吸引移民穿越边界的“磁铁”是什么：工作还是利益？拒绝服务是否会降低美国的地方效用并因此减少非法移民，或者只要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差距依然巨大移民就将持续下去？
加利福尼亚州增加非法越境的难度并未减少向北方迁徙的移民数量，只不过把带领移民越境的蛇头⑤ 推向亚利桑那州，现在该州通过蛇头入境的移民占全部非法入境者的30%—40%。有些人相信足智多谋的移民总有办法穿越边界。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河里那样——河水立刻就把它吞没了。”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封锁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全长3200千米的边界吗？
对布什总统的议案，持自由论观点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主张，当不存在迁移屏障，即流动工人可以随意出入境的时候，就会出现循环式迁移（circular migration）。该研究所引用了波多黎各的例子：移居大陆的许多人只不过暂住几年，现在该岛向外移民的情况已经很少。另一方面，“临时工计划”鼓励移民偕同全家移居北方，而那些业已进入美国的人会永远留下来，因为穿越边界的费用越来越高昂且越来越危险。如果你是一位国会议员，你是否赞同创建一项“临时工计划”？为什么？
几乎无人否认美国企业得益于由移民提供的廉价而可靠的劳动力。有些企业——如沃尔玛就是依靠雇佣无证合约者充任美国人不愿干的工作。这些公司声称他们不是移民官，不能指望他们核查雇佣证书的合法性。有意雇佣无证工人是一种犯罪行为，政府是否应强化对雇佣非法移民行为的处罚并加强执法？
你是否认为联邦政府有义务返还州和地方政府为无证移民在教育、医疗保健、监禁和其他法律服务方面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费用？为什么？
美国是否应要求公民持有本国身份证并出示给检查的官员？如果是这样，所有看起来像在外国出生的人是否会觉得他们必须随时携带公民身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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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屏障
与迁移诱因相并行的是对迁移的种种阻碍或屏障。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即使家乡境况不佳而且知道他乡较好，但许多人仍不认为移居更可取。移民决定取决于人们对其他地区机遇的认识。对他乡机遇知之不多的人移居的可能性，比那些掌握较多信息的人小。其他阻碍因素还有地理特点、移民费用、与原活动空间的个人和组织的联系，以及政府管控等。
出行的天然屏障包括海洋、山脉、沼泽、荒漠和其他自然形态。史前时代，天然屏障对迁移的制约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更新世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冰盖扩张对人类的迁移和定居都是一种屏障。直到最近400年，天然屏障对移动的限制可能才变得无足轻重。始自公元1500年、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的各种进步，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展，使人们更容易实现对空间的征服。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交通状况得到改善，旅行变得更迅速、更容易、费用更低廉。即使这样，如同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前驿马骑手所经历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旅行可能是艰辛的，而且今天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情况依然如此。
移民的经济屏障包括旅行费用和在他乡建立住所的费用两方面。维持与留在原住地亲朋的联系所需的额外费用，常常也是和费用有关的因素。所有这些费用通常都随着旅行距离而增加，而且对穷人来说，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屏障。许多独自移民到美国的男子是已婚的，赚到足够的钱后寄给家人前来团聚。这种现象在从加勒比海地区到美国的移民和已定居在北欧和西欧国家的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和西印度群岛人中间仍很普遍。费用因素制约着长距离迁移，但是原住地当前境况与所知目的地机遇的差异越大，就有越多人愿意为移居支付这笔费用。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年长者而言，这种差异必须非常大才能使移民成行。
文化因素也是造成放弃移民的因素。家庭、宗教、种族和社会的种种关系不服从“机遇差异原理”（principle of differential opportunities）。许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移居，除非境况极端窘迫。对变革的担心和人的惰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朝难——可能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在考虑移居的时候除了反对别无他途。对自己的国家、文化群体、邻里或家庭的依赖可能强烈到可以补偿家乡的种种不利条件。回归的移民可能使潜在的移民相信，他乡的机会事实上也不见得更好，或者即使好一些，也不值得因此而加入到一种外国文化中，或是牺牲自己的住宅和家庭。
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构成了迁移的政治屏障。许多国家政府不赞成进出其边界的活动并限制本国人向外移民。这些限制可能使潜在移民无法离开，当然也限制着向外移民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苦于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则常常鼓励移民。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美国的大量移民是他们察觉到经济收益机会远高于本国的例证。许多欧洲国家人口过多，而且其政治与经济制度有时遏制了国内的经济机会，而那时美国企业家需要这些盼望到资源丰富但未被充分开发的地区去赚钱的人。
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或者被认为较高，一般是国际移民最理想的目的地。这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为了保护自己避免不可阻挡的移民流，制定了限制性的移民政策。除了有移民数量的绝对份额外（通常按来源国分类），还可能强加一些其他必要条件，诸如工作许可证或被认可的社团的赞助等。
迁移模式
有几个地理学概念与迁移模式有关。第一个是移民场 （migration field），即迁入和迁出移民模式占优势的一个或几个地区。对任何地方，其迁入移民的源地和迁出移民的目的地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稳定。可以预期，源地附近的地区是构成移民场的最大部分（图8.22）。但是，相距遥远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也可能是重要的移民场。移民场的这些特性是向较大地方等级运动的函数，而如此众多的人居住在大都市地区的事实，可能使人认为国内大多数地区都有移民迁入和迁出。
图 8.22 1980年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场。（a）就佛罗里达州而言，相邻南方各州接受大多数迁出移民，但是迁入移民——尤其是退休人员，多来自美国东部。（b）就加利福尼亚州而言，迁出移民的地区是西部各州。迁入移民的源地包括西部和人口密集的东北部各州。
资料来源：From Kavita Pandit,“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ubsystems and Typologies in the Analysis of Migration Region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 No. 3, Figs. 5 & 6, pp. 342 -343.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4.
移民场并非完全与前面“扩散与新发明”一节的概念相吻合。如图8.23所示，有些移民场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渠道化移民流模式。这些渠道联系着社会和经济上因过去的移民模式、经贸利益或其他亲密关系而相互依赖的地区。结果，沿着这些渠道运动的移民流大于其他迁移模式的移民流。从前美国黑人从南方到北方的迁移、斯堪的纳维亚人向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的迁移、墨西哥人向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等边境各州的迁移，以及退休人员向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的迁移就是渠道化迁移 （channelized migration）的例子。
图 8.23 从南部乡村向中西部中等城市的渠道化迁移流。距离不一定是流动方向的主要决定因素。南部农村地区可能通过亲朋与中西部某个目的地发生联系。
资料来源：Redrawn by permission from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C. C. Roseman, Vol. 3, p. 142. Copyright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Blackwell Publishers.
当然，并非所有移民都永久停留在第一个目的地。1900—1980年间进入美国的大约8000万移民中，约有1000万人返回故里或迁移到另一国。对加拿大移民的估算表明，每100名移民中也许有40人最终会离去，到澳大利亚的移民也有大约25%最终会永久离去。因此，迁出移民流的必然结果是回归迁移 （return migration）或逆向迁移 （counter migration），即移民们向原先迁出的地方回迁（图8.24）。
图 8.24 从南斯拉夫移居德国后想要回归故里的移民。随着在德国居留时间的增加，有意回归的人数比例下降，但是即使在国外居住10年以后，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愿意回国。
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B. Waldorf,“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7, no. 2, Fig. 2, p. 132.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5.
在美国境内，回归迁移——迁回自己出生的州——约占全部国内迁移的20%。不过这个数字在各州之间变化很大。例如目前迁入西弗吉尼亚州的人有1/3以上是回归者，那些迁入宾夕法尼亚州、亚拉巴马州、艾奥瓦州和其他少数几个州的人中，25%以上也属于这种移民。像新罕布什尔州、马里兰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怀俄明州、阿拉斯加州等差异很大的州则名列回归者少于10%的州之中。访谈结果表明，被认为有吸引力的州吸引大量新移民，而在移民流中回归者比例高的那些州，除了原先的居民外，其他人都认为那里不是理想的目的地。
如果移居的自由不受限制，全部移民中有多达25%的人回归其源地就不足为奇了。移民不成功有时是因为人们无法适应新环境，更常见的情况是移居时基于误传的印象对目的地做出错误期望。道听途说、第二手信息或虚假信息，以及人们自己的夸张是造成错误移民决策的原因。虽然移民回归常常表明他们未能适应新环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带回该地区的负面信息。这通常意味着迁移渠道的加强，因为不成功的移居者与有意移居者之间的交流有着别样的含义和理解。
除了渠道化以外，大城市的影响造成移民场对距离衰减模式的偏离。逐级迁移 （hierarchical migration）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移民场的性质。上文谈及信息传播有时遵从分等级的规律——即级别最高的城市向级别较低的城市逐级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逐级迁移是对流动的一种响应。对国内移居者而言，其趋势是向上迁往较高的等级，从小地方迁往较大的地方。在向上迁移的过程中可以跳越一些等级，在总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才考虑向下面的等级移动。大城市郊区被认为是大都市地区的一部分，因此从市镇向大城市郊区迁移是向较高等级移动。我们可以从这个等级模式想象从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向下流向小地方的信息，以及从农村向上流向城市地区的移民流。
8.9 全球化
我们已经看到通讯费用如何影响地方之间空间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程度。过去20年间，我们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并从相对低廉的交通费用中获益。日益增长的计算机化交易使从国外购物和出国旅行简单易行。这个时期内，降低贸易壁垒和向国外投资与置业风靡全球。欧盟就是一个佐证。它的货币欧元使得用单一货币进行金融交易成为可能，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计算机技术使投资者可以在国外证券交易所购买股票，或者购买在世界各地设有总部的公司的共有基金。新技术造就了一个让人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