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布拉格挥舞欧盟的旗帜，庆祝捷克共和国获准加入该组织。（© Sean Gallup / Getty Images ）
登陆那天，他们聚集在小海船的舱房内。从英国出发的航行时间漫长且暴风雨不断。食物储备耗尽了，死了一个人，又降生了一个小男孩。1620年11月的一天，虽然他们很高兴到达了科德角（Cape Cod）海外平静的水面上，但他们聚集在狭窄的船舱里并不是要做感恩祈祷，而是要创建一个管理他们将要建立的殖民地的政治组织（图9.1）。这份《“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是他们之间的一份协议，“自愿结成民众自治团体……制定和颁布有益于殖民地全体民众利益的公正与平等的法律、法规、法案、宪章和公职……”，他们从同伴中选举了一位行政长官，在完成了这些政治行动后，才放下一只小船，派一小队人登陆。
图 9.1 《“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很可能是美洲第一个成文的自治计划。41名成年男性移民登陆前在“五月花”号船上签署了该项公约。（Courtesy of the Pilgrim Society, Plymouth, MA ）
他们试图殖民的这片土地是他们所来自的英国100多年前要求得到的地方。1497年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的新大陆航行使他们的君主取得了北美洲所有土地的统治权，并被授予管理居住在此地的臣民的合法权力。这项权力由王室委派给殖民者及其赞助者，授予他们管理当地臣民的权力。虽然“五月花”号的殖民者最初并未持有契约或特许权，但是他们自认是已建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们通过由殖民地全体自由民组成的立法机构州议会（General Court）① ，每年选举自己的行政长官和州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随着人口的增长，殖民者建立了不少新城镇，其选民距参加州议会选举的地点太远。到了1636年，较大的城镇派出代表和行政部门合作制定法律。每个市镇成为一个法人实体，选举地方官员和制定地方法令是市镇会议的首要议题，这仍然是目前新英格兰地区的常规。
由41名自由民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作为他们在新大陆的第一个行动，是该殖民地以及更大区域（后来该殖民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政治发展征途中的第一步。马萨诸塞州（以及普利茅斯殖民地）从全体船员占山为王的英国直辖特权殖民地，变成以大陆议会名下的造反派联邦，再变成一个新国家的州，这是空间政治组织持续进程的一部分。
空间政治组织的进程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从部落到王国，人类群体都提出领土要求，都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在其领土范围内管理自己的事务。确实，社会政治组织就像经济形式或宗教信仰一样，是重要的文化与文化差异的表现。地理学家对政治架构感兴趣，因为它是人类空间组织的表现，而且与文化在空间上的其他表现（例如宗教、语言与种族特性）密切相关。
政治地理学 （political geography）是对政治现象在其地域表现上的组织与分布的研究。国籍是人群之间文化差异的基本要素，传统意义上政治地理学首要的关注点是国土单元（country unit），即国家（state）（图9.2）。政治地理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反映中央政府实施管辖的空间格局，例如边界勘定与实施问题。然而，关心的重点日益转移到政治级别（political scale）的上升和下降方面。在世界舞台上，自1945年以来，国际联盟、地区性协议和生产者卡特尔的声望日隆，代表着空间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在地方水平上，选举模式、选区界线和分区规则，以及政治分裂，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国内政治进程中的区域重要性方面。
图 9.2 这些作为各成员国象征的国旗，在纽约市联合国大厦前熠熠生辉。虽然国家位处政治地理利益的核心，但是它只是空间政治组织的一个级别。（© Pictor / Image State ）
本章讨论政治实体的一些特征，研究司法权的界定、探索依附于政治实体的要素、考察部分放弃主权的含义、考虑政治权力分裂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从研究国家开始，以地方政治制度结束。
本章把重点放在政治实体上，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现实，即国家的根基是各国所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运转方式，社会与经济的竞争一如边境冲突那样重要，在某些方面跨国合作和其他非政府机构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可能比其所在或在其中运作的某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更大。下文的论述会更详尽地提及其中某些政治考虑，另有一些会在第10章中更充分地展开。
9.1 国家政治制度
文化地理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地球陆地表面几乎全部被划分为的单独的国土单元，如本书对开页的世界各国地图所示。即使南极洲也有7个国家竞相提出领土要求，不过由于有了1959年的《南极条约》（Antarctic Treaty），因此这些国家未能坚持这种主张（图9.3）。另一个要素——国家单元的划分只是近代才发生的事。虽然自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时代起就存在帝国，但直到20世纪，世界才完全被划分为独立的管理实体。今天，各地人民都接受了国家的概念及国家在其边界内行使主权的要求。
图 9.3 对南极洲的领土要求。7个国家提出对南极洲部分领土的要求，其中阿根廷、智利和英国所要求的领土有重叠之处。1959年的《南极条约》禁止了进一步的领土要求，使科学研究成为该大陆的首要用途。南极洲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永久居民或地方政府——也不是某个国家的一部分。
国家、民族与民族国家
在开始考虑政治制度之前，我们需要阐明一些术语。地理学家使用的“国家 ”（state）和“民族”（nation）两个词汇，与日常谈话中的用法略有不同，由于两者都是多义词，因此造成一些混乱。国家或州（state）可定义为：①构成联邦政府的任何政治单位（例如美国的一个州）；②对一片领土拥有主权的独立政治单位（例如美国）。在后一种意义上，“state”是“country”或“nation”的同义语。就是说，“民族”（nation）也可定义为对领土拥有主权的独立政治单位（例如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但是它也可以用来描述拥有共同文化和地域的一群人（例如库尔德民族）。后一定义就不是“state”或“country”的同义语。
为了避免混乱，我们把国家（state）定义为在国际水平上的独立政治单位，是占有一定面积、有永久居民的领土，而且对其内政与外交事务享有完全主权。我们使用“country”一词作为国家（state）在地域与政治概念上的同义词。并非所有公认的地域实体都是国家。例如，南极洲既没有确定的政府，也没有永久居民，因此，它不是一个国家。殖民地和保护国也不被认为是国家，尽管它们有确定的边界、永久居民和某种程度上自主的政府架构，但是它们对自己的内政与外交事务没有完全的控制权。
我们使用“民族”的第二种含义，用以指人民而不是政治结构。民族 （nation）就是拥有共同文化、占据特定地域的一群人，因分享共同的宗教与习俗产生的团结感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语言与宗教可能是一体化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对文化独特性的信念和民族优越感。例如，北美印第安的克里民族就是因其文化的独特性，而不是凭借其领土主权而存在。
严格地说，复合词民族国家 （nation-state）是指一国的领土范围被一个独特的民族或人民所占有，或者至少是其全体居民共享着一种普遍的凝聚感和奉行一套共同的社会道德标准（图9.4［a］）。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一个实体，其成员感到彼此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们共享着语言、宗教或其他文化特点的程度强烈到足以使他们结为一体，并赋予他们一种不同于其社会以外所有人的感觉。事实上，很少国家能够称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因为没有几个国家现在是或者曾经是完全由一个民族组成的，或文化上是完全相同的。冰岛、斯洛文尼亚、波兰、朝鲜和韩国是经常被引用的恰当例子。
图 9.4 国家与民族间关系的类型。（a）民族国家。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是由一个独特的民族或种族组成的国家。（b）多民族国家。瑞士表明，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而言，共同的民族性、语言或宗教不是必要的。（c）部分民族国家。阿拉伯民族扩散到北非和中东的许多国家并在其中占统治地位。（d）无国家民族。一个古老的有着独特语言的库尔德族群集中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少数族人居住在叙利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双民族国家（binational state）或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是含有一个以上民族的国家（图9.4［b］）。此类国家通常没有哪个民族在全体居民中占优势。1988年以前苏联的宪法结构中，政府立法机构的一个部门叫作“民族苏维埃”（Soviet of Nationalities）。该部门由来自苏联各民族区域的代表组成，这些区域居住着官方承认的“民族”：乌克兰、哈萨克、爱沙尼亚和其他民族。在此实例中，民族的概念在地域上小于国家的范围。
或者，一个单一的民族可能向外扩散，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中占多数。这就是部分民族国家（part-nation state）的案例（图9.4［c］）。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民族性的意识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区域界线。阿拉伯民族在17个国家中占优势即是一例。
最后还有一个特别案例是无国家民族（stateless nation），即一个没有国家的族群。例如，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将近2000万人口的民族，分散在6个国家之中，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占优势（图9.4［d］）。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几个世纪中得到保存，许多库尔德人滋生了一种独立库尔德斯坦的幻想。其他无国家民族是吉普赛人和巴斯克人。
现代国家的演变
空间政治组织和人民的概念与实践，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独立形成的。西方人的倾向性与偏见，使我们倾向于用近东、地中海地区和西欧的话语来追溯空间政治组织的思想。不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罗马帝国，以及欧洲进行殖民的王国和敌对的公国不是唯一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有其相似之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半球也一样。虽然西欧模式与殖民地化强烈影响了世界各地现代国家的形式与结构，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化根基比欧洲单个事例所表明的更加源远流长。
今天现代国家的思想是由18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家逐步阐明的。他们提出这样一种概念，即人民效忠于代表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效忠于像国王和封建领主之类的领导人。这种新概念与大革命的法国相一致，并传播到西欧、英国、西班牙和德国。
许多国家是17、18和19世纪欧洲扩张的结果，那时非洲、亚洲和美洲被瓜分为殖民地。通常对这些从前从未正式划定的殖民地要求需给予确定或划定边界。当然，前殖民时代土著居民也有相对固定的居住地域控制，其中也曾有公认的统治和边防，而且边界上也许还发生过抢劫性的袭击或对相邻“外国”领土的征战。在已知部落领地的远方，兴起了强大的帝国，同样具有公认的影响或控制区域的外部界线：莫卧儿人和中国人；贝宁人和祖鲁人；印加人和阿芝台克人。在这些领地上边界仍然存在，而且在不甚正式地建立的空间格局上实施了有效的部落控制，后来欧洲殖民者又强加上他们武断地划定的新行政分界线。事实上，没有什么共同点的族群常常被归入同一个殖民地中（图9.5）。因此，新的分界线常常并非以有意义的文化界限或自然界限为根据。相反，这些分界线只不过代表了殖民帝国权力的范围。
图 9.5 非洲的许多族群与国界并不一致。欧洲殖民强国无视文化界限，造成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具有相当大的种族多样性，并造成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
资料来源：Modifed from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A Question of Place by Paul Ward English, with James Andrew Miller. Copyright © 1977 Harper & Row.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随着这些前殖民地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保留了国界的观念。他们一般都接受——在非洲的情况下，是通过有意识的决定以避免因对前殖民时代的领土与种族的要求而导致战争——前欧洲统治者所确立的边界。许多新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在任意联合起来的公民之间建立起对国家的忠诚感。1971年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这些新国家都是一些人为的单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画在地图上的地理概念。这些就是我们试图转化为民族的单位。”
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国家的观念起初进展缓慢，但现在已迅速加快。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之际，全世界只有大约35个帝国、王国和国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家的数目增加到大约70个。大战之后，殖民时代的结束带来了主权国家数目的急剧增加。到2003年年底，独立国家总数有将近200个。近年来由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体而创建的20多个国家中，只有3个是原有的（图9.6）。
图 9.6 迄至1992年的年中，15个新独立的国家取代了苏联。
对国家的挑战
长期以来，国家或民族国家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下文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这个重点进行讨论。然而，我们还应了解，国家中心论世界观的正确性日益受到多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力量的攻击。这些力量包括：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经济与生产决策与任何一国（包括其总部所在国）都不相干。它们的决策——例如，外购产品与服务——可能有害于其中某个国家的雇佣结构、计税基础和国家安全，也可能限制了其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适用范围。
国际机构和超国家机构的激增最初只涉及金融或安全问题，但是都表现为自愿放弃某些传统的国家自主权。世界贸易组织、欧洲联盟和区域性贸易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联盟），以及许多国际协议，都对其成员行动的独立性进行限制，从而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中减少了国家绝对优先的状态。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倍增。这些组织特定的兴趣与集体行动超越国界，把关心全球化、艾滋病防治，以及经济与社会不公等问题的人们团结起来。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发起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施加压力，引导社会的压力影响和制约政府的行动。
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流往往损害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损害其已确立的和所期望的共同价值与忠诚。互联网、便宜的通讯手段和便捷的国际旅行，使移民与其家乡文化以及故国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阻碍他们完全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也妨碍他们把忠诚转移到接纳他们的国家。
文化上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国家中，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的增长，通过独立与区域自治的要求，削弱着已建立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从前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力量和事态的进展，有一些在前面几章已有所涉及，本章将评述其他几种（见“离心力”一节）。所有这些都代表着近来日益增强的力量。有些看法认为，这些力量削弱了那种认为民族政府和制度化政治无所不能的世界观。
国家的地理特征
每个国家都有某些地理特征，依据这些特征就能对其进行描述，并令其有别于其他国家。只要看一下本书对开页里的世界政治地图，就能看到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国的大小、形状和区位，综合起来就使其有别于其他国家。这些特征也影响着各国的力量与稳定性。
大小
一国所占据的面积可能很大，如中国；也可能很小，如列支敦士登。世界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拥有1700万平方千米以上的面积，相当于世界陆地表面的11%。其面积为瑙鲁（世界袖珍国之一）的100多万倍（见“袖珍国”专栏）。
有人可能会想，一国的面积越大，其蕴藏有用资源（如肥沃的土壤和矿藏）的机会也越大。一般而言，这种假设是对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资源依赖于其所处区位的偶然性。矿物资源分布并不均匀，仅就面积一项并不能保证其存在于一国之内。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虽然幅员辽阔，但能支持丰产农业的面积较小。事实上，面积辽阔反而可能是一种缺陷：面积很广阔的国家可能有着难以到达、人口稀疏、难以纳入经济与社会主流的广大地区。小国较之大国，更容易拥有文化上均一性的人口。这些国家更容易发展交通与通讯系统，便于联系全国各地，而且，需要防止外敌入侵的边界也较短。因此，单就面积而言，它不是决定国家稳定与力量的关键，只不过是一种起作用的因素。
专栏 9-1 袖珍国
面积很小、人口很少，但完全或部分自治的政治单位引起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面积和人口的大小是否应该成为国家地位的标准？袖珍国 （ministate）在哪些方面可能造成大国间的摩擦？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袖珍国能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取得代表资格？
世界上小国数目日益增加，人口少于100万的国家有40多个——100万是联合国采用的“小国”人口的上限，虽然这个数字对作为该组织的会员国来说不算太小。瑙鲁在其21平方千米的国土上有大约1.3万居民。其他面积上的小国，例如新加坡，面积为685平方千米，人口420万，远在联合国标准之上。许多小国是岛屿国，分布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上（如格林纳达和汤加群岛），但是欧洲（梵蒂冈和安道尔）、亚洲（巴林和文莱）和非洲（吉布提和赤道几内亚）也有不少小国。
许多袖珍国是已不复存在的殖民制度的遗迹。西非和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小国属于这种类型。其他小国，如毛里求斯，主要是作为远洋航行的加油站。但是，有些袖珍国占据战略要冲（如巴林、马耳他和新加坡），另一些蕴藏着有价值的矿产（科威特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更有一些因临海可能要求200海里领海权而独具吸引力。
有些小岛和属地因其战略地位或经济价值，可能会遭到较大邻国的觊觎。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表明这些地区导致大国之间冲突和吸引全世界注意力的能力与其面积大小和人口并不成比例。
袖珍国家数目的增加，产生了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和选举权的问题。参加此类国际团体是否必须有一个起码的大小？各国的选举权是否应与其人口成比例？1999年和2000年被接受加入联合国的新成员包括4个太平洋小岛国，人口均少于10万人：瑙鲁、汤加、基里巴斯和图瓦卢。在联合国内，“小岛国联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AOSIS）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集团，控制着联合国大会1/5以上的选票。
太平洋上的袖珍国家。
形状
国家的形状就像其大小一样，也能通过促进或阻碍有效的组织工作从而影响一国的福祉。假如没有大的地形障碍，效率最高的形状是圆形，首都位处圆心。在这样的国家中，可以用最少的时间从中心到达所有地方，而且用于建造公路和铁路等项目的费用最少，需要防卫的边界也最短。津巴布韦、乌拉圭和波兰的形状大体呈圆形，形成紧凑型国家 （compact state）（图9.7）。
图 9.7 国家的形状。图中各国的大小不可比较，各自按不同比例尺绘制。
蝌蚪型国家 （prorupt state）的形状也比较紧凑，但是有一片、有时有两片狭窄的领土向外延伸。所谓“蝌蚪”，可能只是反映陆地面积半岛状的延伸，就像缅甸和泰国那样。另一些情况下，这种突出的形状具有经济或战略上的重要性，利用这种突出的地方保障国家获得某些资源，或者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否则两国就会相毗连。无论国家起源如何，突出的地形都容易使国家的一部分被孤立。
就行政管理而言，效率最低的形状是像挪威和智利这样狭长的国家。在这种狭长型国家 （elongated state）中，远离首都的部分很可能被孤立，因为这些地方和国家中心联系的费用很高。与紧凑型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气候、资源与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性也更大，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损害民族的凝聚力，也可能会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第四类形状是松散型国家 （fragmented state），包括完全由岛屿构成的国家（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部分为岛屿部分为大陆的国家（如意大利和马来西亚），以及主要是大陆但其领土被另一国分隔的国家（如美国）。国土的分裂使国家难以将其领土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尤其是那些彼此相隔很远的部分。这就是印度尼西亚遇到的问题，它由1.3万多个岛屿组成，呈弧状绵延5100千米。分裂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解体，该国于1947年建立时就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东、西巴基斯坦彼此相隔1610千米。这个距离加剧了东西两部分的经济与文化差异。当1971年其东部分离出去，自行宣布为独立国家孟加拉国时，西部巴基斯坦不能实施其控制权。
碎裂型的特例是外飞地 （exclave），即一国位处另一国内部的领土。德国统一前，西柏林就是西德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内的飞地。欧洲有许多一国位于另一国之内的飞地。例如，小瓦尔瑟谷（Kleinwalsertal）② 是只有从德国才能进入的奥地利飞地；巴尔莱-赫尔托赫（Baarle-Hertog）是比利时在荷兰的飞地；利维亚（Llívia）是法国之内的西班牙城镇。不仅欧洲有飞地，非洲也有安哥拉的飞地卡宾达（Cabinda），西班牙在摩洛哥的两块飞地梅利利亚（Melilla）和休达（Ceuta）（图9.8）。
图 9.8 北非和法国的西班牙飞地。虽然将近500年前西班牙军队攫取了要塞城市梅利利亚和休达，而且这些飞地中居民大多数是西班牙人血统，但是摩洛哥仍然要求取得这些城市的主权。近年来休达和梅利利亚已成为企图移居西班牙的成千上万人的临时落脚点。来自马里、尼日利亚以及远自克什米尔地区和伊拉克的移民进入休达和梅利利亚要求政治避难，寻求进入欧洲的工作许可证或护照。1660年西班牙根据《比利牛斯条约》放弃了利维亚周围的地区，使其成为飞地。直布罗陀是英国殖民地，而安道尔则是一个独立的袖珍国。
与外飞地极其相似的概念是内飞地 （enclave），这个概念有助于划分第五种形状的国家，即穿孔型国家 （perforated state），就是一国的领土完全包围着一个不受其管辖的国家，例如南非共和国包围着莱索托。被他国包围的内飞地，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可能是另一国的一部分。欧洲两个最小的独立国家——圣马力诺和梵蒂冈，就是洞穿意大利的内飞地。西柏林作为西德的飞地，洞穿了前东德的领土，是东德领土中的内飞地。如果内飞地被价值体系有别于穿孔国的人所占据，穿孔国的稳定性就可能被削弱（见“枝节横生的内飞地政治”专栏）。
专栏 9-2 枝节横生的内飞地政治
苏联的解体是伴随着种族与民族主义感情的觉醒而发生的，这种感情曾长期受到压制。这种情况没有哪里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更明显了，那是位于阿塞拜疆的一块山区飞地，80%居民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是基督徒，而阿塞拜疆人则是什叶派穆斯林，不过宗教不同只是1988年开始毁灭该地区的冲突的部分原因。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是20世纪20年代初并入苏联的。土耳其曾有过与本土亚美尼亚人不睦的历史，它不希望有一个不必要的强大的亚美尼亚出现在其边界上。斯大林迫于来自土耳其的压力，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判给了阿塞拜疆。虽然这个地区得到了作为一个单独个体的地位，并成为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但是亚美尼亚人充满怨愤。阿塞拜疆人在种族上属于土耳其人，而亚美尼亚人声称，他们有100多万亲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土耳其人杀害。
苏联人认为在共产主义信条下民族主义最终会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700万阿塞拜疆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180万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但是后者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自己的语言和忠于亚美尼亚基督教而保持同一性。
1987年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受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政策和他宣称要改正过去错误的鼓舞，他们鼓动要和亚美尼亚联合。群众在示威时举着这样的横幅，声称“卡拉巴赫是改革的试验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了许多集会，支持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有人议论要建立一条走廊，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连接起来——这块飞地西南端有不到16千米的距离把两地分隔开。
阿塞拜疆对这块飞地的反应是加强控制。官方禁止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学校讲授亚美尼亚历史，而且不鼓励使用亚美尼亚语。
1988年2月在苏姆盖特市（Sumqayit）发生了反对亚美尼亚人的暴力行动，触发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战争。苏联军队被召来平息暴力冲突，但是未能恢复秩序，到1992年大部分军队被撤走了，那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已经变成了两个独立国家。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成千上万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成为难民，到各自的故乡寻求庇护。1994年阿塞拜疆人同意休战。
现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已经没有阿塞拜疆人。从前阿塞拜疆人居住的村镇，主要住着来自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难民。虽然这方领土在国际上仍然被认为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但被所居住的亚美尼亚人控制，就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西部的拉钦（Lachin）地区一样。
目前在国际和平对话所提出的建议中，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拉钦地区的自治地位，并用一条连通其飞地纳希切万（Nakhichevan）的受国际保护的公路来补偿阿塞拜疆的领土损失。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其他飞地一样，检验着周围国家的稳定性。它证明了过去对边界所做的决定在今天可能造成怎样的反复；当中央权威衰落时，分裂的力量会怎样增强。最后，飞地的冲突提出了重新出现的政治地理学问题：当少数民族的要求与大多数人的愿望相左时，如何能和平共处。
区位
影响民族福祉因素的国家大小和形状的重要性，可能因其区位（无论是绝对区位还是相对区位）而改变。虽然加拿大和俄罗斯面积都极其巨大，但是如果从农业潜力考虑，两国处在中纬度以北的绝对区位降低了其面积优势。另一个例子是冰岛，虽然它具有相当紧凑的形状，但是其处于北冰洋的区位，紧邻北极圈的南界，这意味着其大部分国土是不毛之地，定居点仅限于该岛国的边缘。
国家的相对区位，即其所处区位与其他国家区位的比较，也和绝对区位一样重要。那些不临海而且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的内陆国 （landlocked state），处于地理上的劣势（图9.9）。这些国家没有海运（船运）贸易的便捷通道，也没有沿岸水体和海床上所发现的资源。1825年玻利维亚独立时获得了480千米的海疆，但1879年被智利征服时又丧失殆尽。该国每年一度的海洋日活动，都在提醒玻利维亚人遭受的损失，并通过持续的外交努力以取得一个替代的出海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多民族国家中产生许多新的小国，内陆国的数量——大约为40个——大量增加。
图 9.9 内陆国。和有出海口的国家相比，内陆国在商业和战略上居于劣势。
也有几个有利的相对区位成为一国首要资源的实例。面积只有685平方千米和420万人口的新加坡，位于世界海运与贸易的“十字路口”。基于其海港和商业活动，并得益于新近的工业发展，新加坡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东南亚经济成就的例子。历史表明，一些国家得益于处在主要贸易通道上的区位，不因为这种区位易带来经济利益，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扩散。
核心与首都
许多国家今天呈现的形状以及所占据的区位，是若干世纪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从一个中心区域向外扩大，逐渐扩展到周围的地域。一国最初的核心或核心区 （core area），通常容纳最稠密的人口、最大的城市、高度发达的交通系统，以及最发达的经济基础。所有这些要素都随着远离国家的核心而变弱，城市化率和城镇规模下降，交通网变稀疏，而且边远地区的发展强度也比核心区弱。
容易识别而且明确无误的国家核心区包括法国的巴黎盆地、英国伦敦和东南部、莫斯科和俄罗斯欧洲部分大城市、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南部，以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带。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这样清楚的核心，有些国家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相匹敌的核心区。例如，乍得、蒙古国和沙特阿拉伯就没有界线明显的核心区，而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则是多核心国家的例子。
一国的首都通常都在其核心区，而且常常是在这个核心区的真正中心，其优势地位不仅是由于它是中央权力的所在地，而且还因为人口与经济功能的集中。就是说，很多国家的首都城市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或首位城市，主宰着整个国家的结构。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都是此类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占首位的例子。
首都与核心区的这种结合常见于所谓的一元化国家 （unitary state）中，即这些国家有着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相对较小的文化差异、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清晰的边界。欧洲大多数核心区和首都都是这种类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也能见到这种结合，这些国家的前殖民者建立了开发与行政管理的首位中心，并在缺乏城市结构、没有政府组织的地区建立了职能中心。随着国家的独立，这些新国家保留了已建立的基础设施，给首都增加新的职能，并且通过对政府大厦、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投入大量经费，力图打造国家地位的标志。
联邦国家，即大体上均等的、具有强有力的地区性政府职责的省或州的联盟，其首都城市可能是作为行政中心而新创建的。虽然这个选定的首都是国家多元化核心区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该国最大的城市，也没有获得多少附加的职能使其成为最大的城市。加拿大渥太华、美国华盛顿特区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就是这样的例子（图9.10）。
图 9.10 澳大利亚按规划修建的首都堪培拉，其定位有意离开本国两个最大的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按规划修建的首都往往是一些建筑“橱窗”，集中展示民族的骄傲。（© Chris Groenhout ）
欧洲正在形成一种国家组织的新形式，叫作“地方性政府”或“不对称联邦制”（asymmetric federalism），即原先强大统一的国家承认若干下属单位的自治愿望，在不同程度上准予其地方行政管理权，但保留中央权力机构对全国性事务的权力，如货币政策、国防和对外关系等。自治权最可能给予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居民最直言不讳地声称该地区与全国有所不同。此类要求大多基于宗教、语言或经济中心与利益的差异。全国政府可能承认地区首府、立法议会和行政系统。例如，英国的不对称联邦制现在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独立地位及各自的首府爱丁堡、加的夫和贝尔法斯特。西班牙也承认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其首府分别为巴塞罗那和维多利亚。
所有其他事项都是平等的，位于国家中心的首都使各地方到达政府的距离大体相等，方便往来于政治中心的交通，使政府能够自如地发挥权力。许多首都城市，例如华盛顿特区，当初被选定为政府所在地时曾位处国家的中心，但因国土的扩展而失去其中心区位。
有些国家的首都从位处国家边缘的核心区内迁，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取得中心区位可能具有的优势。这种迁徙的两个例子是巴基斯坦首都从卡拉奇迁到伊斯兰堡，以及土耳其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到其领土中心的安卡拉。首都迁徙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前推型首都 （forward-thrust capital），即曾经有意地将其定位到一国的边疆地区，表明政府对远离核心区域的认识，以及促使其更均衡地发展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期，巴西将其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新建的巴西利亚城，以表明其开发广大内陆地区的意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在靠近其地理中心的地方建设新首都阿布贾，到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办公室和外国大使馆均已迁往该地。1841—1865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曾6次迁徙加拿大的首都，部分原因是为了追随19世纪中叶人口格局的中心，也是为了谋求一处沟通本国文化隔阂的区位（图9.11）。
图 9.11 加拿大首都的迁徙。金斯顿被选为加拿大联合省（United Province of Canada）第一个首都，它既优先于下加拿大首府魁北克，也优先于上加拿大首府多伦多。1844年政府职能迁往蒙特利尔，并沿用到1849年，随后又在多伦多和魁北克之间来回迁徙——如图所示。1865年省立法机构会议在渥太华举行，1867年这个城市成为加拿大联邦的首都。
资料来源：Redrawn with permission from David B. Knight, A Capital for Cana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 Paper No. 182, 1977, Fig. 1, p. vii.
国界：国家的边界
让我们回顾一下，地球上没有哪块陆地置身于一国主张的控制权之外，即使无人居住的南极洲，也有过其他国家对它的领土要求（图9.3）。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国界以便和其邻国分开，国界就是确定每个国家主权和权力的界限。国界是表明一国主权终止和另一国主权开始的地方。
一国在自己的疆界之内，执行法律、收缴赋税、提供防卫和其他政府职能。因此，边界的区位决定了一定地区内人民要使用哪种货币、服从哪种法规、可能被征召进哪个部队，还有儿童在学校接受的语言教育甚至宗教教育。这些例子表明了，边界在世界上起着强有力的文化差异增强剂的作用。
主权国家的领土主张是三维的。国界不仅是国家所主张的陆地（或水域）表面外部界限的标志，按照国际关于地表资源分配权的共识，国界也是向下投射到地心的界限。各国还将其主权向上投射，不过对于领空的上限较不确定，因为对此尚无一致意见。因此，严格说来，国界是一条没有宽度的“线”，它是相邻国家主权之间的一个垂直界面。
在国界划定之前，国家或帝国之间大概是用一条边境地带 （frontier zone）分开，这是一个划分不甚清楚而且不时摆动的地区，标志着国家权力有效管辖的终点。这样的地带常常渺无人烟，或者人口稀疏，而且随着聚落格局的改变而改变。目前许多国界处在从前的边境地带内，在这种意义上，边界线已经取代了从前作为一个权力标志的较宽阔的边境地带。
天然边界和人为边界
地理学家传统上把边界区分为“自然”边界和“人为”边界。自然边界 （natural/physical boundary）就是那些根据山脉、河流和湖泊等可辨认的地文面貌划分的边界。虽然这种特色作为边界看似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确实存在于景观中，而且是看得见的划分要素，但是事实证明许多自然边界并不令人满意。就是说，它们并不能有效地把两国分开。
许多国界沿山脉走向延伸——例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山脉很少成为相互作用的绝对屏障。虽然山脉有碍来往，但是可以通过关隘、道路和隧道穿越。高山牧场可用于季节性放牧，山区可能成为水电站的水源（图9.12）。
图 9.12 喜马拉雅山的群峰。（© Fred Bavendam / Peter Arnold ）
河流作为边界更不能令人满意。与山脉相反，河流有助于相互作用。河谷可能既有益于农业也有益于工业，而且可能会汇集人口。例如，莱茵河有几百英里用作西欧国家的国界线。它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两岸化工厂、其他工厂和发电站林立，城堡与教堂散布其间，使其成为欧洲主要的旅游胜地之一。河流更像一种公产、一种集中使用的资源，而不是其相邻国家生活中的障碍。
自然边界之外的另一种边界是人为边界 （artificial boundary）或几何边界 （geometric boundary）。这种边界常常根据纬线或经线的一部分来划定，主要见于非洲、亚洲和美洲。美国—加拿大的西部边界沿北纬49°划定就是几何边界的例子。许多这样的边界是在殖民地时期对该地区有争议时确定的，那时土地上人口稀少，而且缺乏对边远地区详细的地理认识。
按聚落分类的边界
边界也可以按照主要文化景观的主要特征形成之前或之后来划分。先成边界 （antecedent boundary）是一个地区人口不多时，也就是大部分文化景观特征形成之前划分的边界。继续援引上文的例子，美国—加拿大的西部边界就是这样一条先辈划定的界线，是根据1846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一项条约确定的。
文化景观形成之后划定的边界叫作后成边界 （subsequent boundary）。后成边界的一种类型是顺成边界 （consequent boundary，又称民族边界［ethnographic boundary］），是为了顺应两国之间在宗教、语言或经济上存在的差异而划分的边界。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划定的边界即是一例。还可能有征服国或殖民国无视原有文化格局强加于现有文化景观、国家或民族之上的后成的强加边界 （superimposed boundary）。19世纪在非洲的殖民国把这种边界叠加到原有的非洲文化之上，而无视他们分开的原住民的传统、语言、宗教或所属的民族（图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准备离开印度次大陆时，决定在该地区建立两个独立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此，1947年该殖民地分裂为两个独立国时划定的界线，既是后成的，又是强加的界线。当几百万印度人从次大陆西南部移居印度寻找家园时，几百万穆斯林离开即将成为印度的土地前往巴基斯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试图保证这条边界将是后成的——就是说，这条边界将与基于宗教的划分相一致。第13章的“印度次大陆政治区”还要更详尽地讨论这条边界的例子。
如果从前的边界不再起作用，但其仍因双方的某些景观特征或差异而留下印记，这就叫做“遗存边界 ”（relic boundary）。星星点点散布的废弃城堡标志着威尔士和英格兰从前的边境地带就是遗存边界。有时这些城堡也是勘界过程中辩论的证据。更近的例子是1961年共产党东德所建的柏林墙，作为用以封锁东西德之间的边界。随着1990年德国的统一，该墙大部分被拆除。柏林人选择保存一些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碑，另有一些地方，柏林墙所经之处用两行铺路石作为标记，这是遗存边界的另一种形式（图9.13）。
图 9.13 德国统一后，柏林墙仍然保存的部分是一条遗存边界。图中柏林墙的残存部分位于波茨坦广场。
成为冲突之源的边界
边界可能在很多方面造成两国之间的冲突。21世纪伊始，大约有80个国家卷入与一个或多个邻国的冲突。虽然冲突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地理因素是许多冲突的基础。图9.14表示一个虚构的国家“假想国”（Hypothetica），其空间条件可能引起与邻国的冲突。每个条件都用数字标识，并用下文讨论的真实例子来说明。
图 9.14 国际关系紧张的地理根源。为了阐明引起国家间冲突的条件，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编绘了这张假想国的地图，并确定了潜在的纠纷地区。文中讨论了图中所示关系紧张的地点和有关争论的实例。
资料来源：Redrawn from Peter Haggett, Geography, A Global Synthesis (Prentice Hall, 2001). Figure 17.10, p. 522.
内陆国（潜在纠纷地区①） 假想国和世界上1/5的国家一样，是一个内陆国（图9.9）。内陆国要与海外市场进行贸易，就必须通过陆路运输模式进出口货物。这些国家必须和邻国合作安排货物过境，而这种合作可能有困难。
通常有一两种途径通向海洋。内陆国一般协商使用外国港口设备加上到该港口的通行权，但这种安排会有种种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内陆国必须克服种种限制、通行税、高额运输费与仓储费、复杂的关税手续、货物遗失及损毁，以及妨碍海陆间货物运动通畅的其他障碍。此外，这些国家很难或根本无法控制境外运输与港口设施的效用与效率，而且还面临战时其出海口被关闭的可能性。不过近年来，对于那些签署了国际公约的国家，局面有所改善。此类国际公约允许货物通过跨界地区而不必支付歧视性税金、通行费或货运费。例如，玻利维亚可使用智利的阿里卡港、秘鲁的伊洛港和阿根廷巴拉那河上的罗萨里奥市（图9.15）。
图 9.15 玻利维亚和许多内陆国一样，通过与邻国协议获得出海口。然而，玻利维亚不同于大多数内陆国，它能通达两大洋的港口。
有些内陆国不依靠另一国的港口和善意，而是通过能出海或到达通航河流的狭窄的陆路走廊得到出海口。这样的例子有刚果共和国的刚果走廊（Congo Corridor）和纳米比亚共和国的卡普里维地带（Caprivi Strip），后者是德国人设计的，让他们以往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得到通向赞比西河和印度洋的出海口。虽然这些走廊长期存在，但是另有一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和芬兰走廊——却是短命的。
水体国界（②，③，④，⑤） 上文谈到，虽然河流与湖泊构成许多国家的界线，但也制造了许多冲突的机会。邻国需要对边界应划在构成边界一部分水体的何处取得一致意见：沿右岸或左岸，还是沿水道中泓线划分，或者沿可通航河道中央划分。苏联坚决要求其主权延伸到中国东北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岸边，这是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争议事项和边界冲突，直至1987年苏联同意边界应该通过河流主航道才得到解决。即使根据国际惯例达成协议，沿主航道划分的界线也不是永久性的，因为河流还会改道、泛滥或干涸。
潜在纠纷地区（② ）涉及划分国家分界线时使用流域界线——就是说，分界线沿着分开两个流域的山脊或山顶延伸。当两国不同意对划界 （boundary demarcation）文件的解释和（或）界线的划分时，就会出现争议。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界线最先在是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划定的，后来1881年经条约确定，界限沿着“安第斯山脉分水岭最高的山顶”延伸（图9.16）。由于安第斯山南段当时还未经充分勘探和制图，不明确山脊线（最高峰）和东西向河流的分水岭是否总是相一致。有些地方分水岭在最高峰东面许多千米的地方，因此留下面积约5.2万平方千米的狭长地带，存在争议。对领土要求的矛盾造成阿根廷与智利两国间近一个世纪的不睦。
图 9.16 阿根廷与智利对安第斯山南部边界的争议。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未经精确勘探与制图即被条约所确定，使得其准确区位悬而未定。经多年摩擦之后，智利与阿根廷之间最后残存的领土争议，根据1998年末签订的协议得到解决。
压力点（③ ）是一条曲流河（其河道会改变）。如果该河流是国界的一部分，如图9.14，则边界会随时间改变。例如，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国界沿格兰德河主水道走向，国界也随着河道的改变而改变。同样的，以湖为界（④ ）也需要两国就在何处划界取得一致意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案例中，两国同意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岸等距离的线，作为国界线的一部分。
另一个纠纷地点（⑤ ）与假想国以河为界有关，这条河的下游从另一国流入该国。用水日益成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尤其如此。当水源短缺时，一个国家对河水的抽取、改道或污染可能对下游国家的水量与水质产生重大影响。淡水日益紧缺导致许多沿河国家关系紧张，这些河流包括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
少数民族身份（⑥，⑦，⑧） 假想国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有不止一个文化族群。在现实世界中，各地都曾有少数民族地区导致的国际紧张、内战、解放战争和国际冲突。少数民族身份作为许多国家必须处理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向心力”一节中有更详尽的讨论，不过下面几段内容先简要地举例⑥ 、⑦ 和⑧ 几处压力点的例子。
如果一国的人民声称并试图获取一片领土，其居民在历史上或民族上与该国有联系，但现在受外国政府管辖，就可能引起冲突。压力点⑥ 就表示这种情况，那里的少数民族从邻国流散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境扩展的愿望被称为领土收复主义 （irredentism）③ ，该词源自意大利语“未赎回的”（unredeemed）。1938年希特勒利用德国少数民族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部分地区的事实，证明德国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地区是正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台德地区被归还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省（Transylvania）的领土要求既基于历史又基于民族的联系。两国为此争吵了几个世纪。特兰西瓦尼亚从1649年开始受匈牙利控制，直到1920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地图的重构，该地变成罗马尼亚的一部分。1940年，德国和意大利强行把该省还给匈牙利，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不得不再次交还给罗马尼亚。
上文讨论了无国家民族——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的案例，并援引了库尔德人、吉普赛人和巴斯克人的例子。压力点⑦ 表示在假想国和邻国都有分布的一个特殊族群或民族。当这些民族在自己的国家内寻求自治，并试图从现存国家的版图中划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时，就会发生冲突。巴斯克人的例子表明，他们并不需要为了激起冲突而去代表居民的多数。
巴斯克人居住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地区（图9.17）。为了平息20世纪60年代以来分裂主义者的狂热，1978年西班牙政府同意3个巴斯克省实行很大程度上的自治，但是这仍不能满足极端分裂主义运动ETA（西班牙语Euskadi ta Askatasuna，即“巴斯克故国与自由”）的要求。分裂主义者声称，西班牙人的国家企图破坏巴斯克独特的文化身份，限制他们自己的语言尤斯卡迪语（Euskadi），这是一种与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都不相干的语言。他们要求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巴斯克国，不仅包括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而且还包括法国南部一部分地区。尽管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已经拥有远高于法国相应地区的自治权，但西班牙仍然是比法国更为动荡与狂热的场所。这种情况使学者们建立一种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影响力——加上法国作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了这个拟议中国家特异的认同作用。虽然ETA仿效爱尔兰1988年耶稣受难日停火的例子，遵守单方面停火14个月的协议，但是2001年9月11日以后，西班牙决心以武力摧毁ETA，并宣布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政党不合法。ETA一直进行着意在损害西班牙旅游经济的零星暴力行动。
图 9.17 横跨西班牙与法国边界的巴斯克地区。虽然巴斯克人已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ETA好战的分裂主义者仍然希望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法国南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压力地点⑧ 的情况是完全处于假想国内寻求独立的族群进行的内部分裂主义运动。虽然19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分裂主义者冲突的一个例子，但是20世纪中也有无数此类内战，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1967—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就是一个例子。
资源争夺（⑨，⑩，） 邻国可能觊觎边境地区的资源——无论是有价值的矿藏、富饶的渔场、或是文化资源，例如具有宗教意义的地点——对其使用权提出争议。例如，近年来美国就与其两个近邻发生资源争议：与墨西哥对分享科罗拉多河和墨西哥湾资源的争议，以及与加拿大对大西洋乔治海岸地区渔场的争议。
当相邻两国对边界地区实施的政策有不同意见时就会发生冲突。此类政策可能和传统的游牧部族的迁徙（⑨ ）、移民、海关条例之类的问题有关。例如，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就曾受到从墨西哥日益增多进入美国的非法入境者以及毒品流的影响（图9.18）。俄罗斯和芬兰签订了一项协议，允许拉普兰人在两国之间跨界放牧驯鹿。
图 9.18 为了阻止无证移民流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入境美国，1993年美国沿边境建立了3米高的围墙，并加以延伸和加固。现在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之间部分边界有4.6米高的双重围墙。（© Fred Greaves / Corbis Images ）
存在于边境地区具有国际意义的资源（⑩ ）提供了另一种冲突的可能。1990—1991年海湾战争的原因之一是知名的鲁迈拉油田（Rumaila oil field）巨量的石油储藏，该油田主要位于伊拉克境内，小部分延伸到科威特（图9.19）。由于两国对所有权的百分比，即对分享生产成本与收入的规则不能达成协议，科威特在没有任何国际协议的情况下从鲁迈拉油田抽取石油。伊拉克声称，科威特一直在偷取伊拉克的石油，这就相当于一场经济战争，并以此证明自己对科威特入侵的正当性。
图 9.19 鲁迈拉油田。跨越伊拉克—科威特边界的鲁迈拉油田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库之一。伊拉克对科威特钻井的不满是造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部分原因。
最后一个潜在压力点是图9.14中的A点，国家认为该种资源对其生存至关重要而必须予以捍卫，即使这意味着对邻国一片相邻土地提出要求也在所不惜。这种资源可能是物质的，如一处军事基地，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如一座圣城。例如，叙利亚和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争夺，那里既有水源又处于高处。控制了该高地的国家就能俯视和监听对方——以色列就能从黑门山（Mount Hermon）上真切地俯瞰大马士革。文化资源引起冲突的代表是耶路撒冷，一处对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地点。这里从公元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以来就是冲突的根源。以色列认为耶路撒冷对自己的身份至关重要，近年来已经有效地兼并了穆斯林东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区。目前，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是对城市中圣地的使用权和控制权。
向心力：提升国家的凝聚力
国家的特点是每时每刻都有两种力量在较量：一种是促进团结与国家稳定的力量，另一种是破坏团结与稳定的力量。政治地理学家把团结的力量称为向心力 （centripetal force），这种力量把一国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使国家得以运行，使国家强大。另一方面，离心力 （centrifugal force）使国家不稳定和变弱。如果离心力超过促使国家团结的力量，国家的存在就受到威胁。下文研究四种力量——民族主义、一元化机构、组织与行政部门，以及交通与通讯——如何能够促进凝聚力。
民族主义
向心力中最强有力的一种力量是民族主义 （nationalism），即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国家目标的接受。民族主义是基于只效忠一个国家的概念及其理想，以及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之上。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提供一种身份与忠诚感，还有集体有别于所有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意识。
有些国家刻意在其选民中灌输忠诚感，因为这种感情给政治制度以力量。具有这种忠诚感的人可能接受调控本地区人们行为的规则，并参与建立那些规则的决策过程。当然，由于大多数社会都存在分裂力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到同等程度的义务和忠诚。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人口大多数能够接受该国的意识形态、拥护国家的法律，并参与国家有效的运作。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样的接受与忠诚在最近才出现，而且也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在有些国家里，接受与忠诚则比较薄弱甚至濒临灭绝。
上文已述，真正的民族国家很少，只有几个国家的领土只为某一个民族所居住而且与国家的领土界线相一致。大多数国家存在不止一个文化族群，这些族群自认为在某个重要方面有别于其他公民。在多文化社会里，民族主义有助于不同族群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在美国和瑞士等国家，形成了这种代表民意的民族主义，不同文化族群相结合建立了博得全体公民忠诚的政治实体。
各国以种种方式来发扬民族主义。意象学 （iconography）④ 是对象征符的研究，有助于民族团结。国歌和其他爱国歌曲、国旗、国家运动队、典礼和节日等，都是为了发扬民族主义和对国家的忠诚而逐渐形成的国家的象征符（图9.20）（见“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专栏）。通过确保所有公民——无论其人口组成多么多样——都至少具有这些共同象征，国家赋予他们从属于一个政治实体（例如，日本或加拿大）的意识。有些国家的某些文件，如英国的《大宪章》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王权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瑞典、日本和英国的君主政体起着效忠象征性焦点的功能。象征与信仰是一切文化的主要组分。当一个社会组分非常不一致，由各种不同风俗习惯、宗教与语言的人们所组成的时候，全国性信仰就能把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
图 9.20 对美国效忠宣誓的仪式仅是美国试图向学生灌输民族认同感的一种方式。（©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Jill Braaten, photographer ）
专栏 9-3 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
2003年，南斯拉夫的两个国家被重新命名，变成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The State Union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⑤ 。那里的居民一致认为新国名很糟糕。贝尔格莱德一位28岁的理发师马杰·乔万诺维奇（Maja Jovanovic）轻蔑地说：“光是把它正确地读出来就要花一辈子时间，我很难真切地想象有谁会在足球赛场上陷入狂热状态为它唱啦啦队歌。”一位经济学家对此有同感：“足球赛场上没有谁会狂喊‘塞尔维亚和黑山’。”
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不仅为足球着迷，他们还对可能给这片被战争破坏的土地带来团结的向心力极其关切。长期以来体育运动使人团结。1976年夏季奥运会闭幕的时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一篇文章写道：
当第2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落下帷幕的时候，这个形象出现了。把民族主义从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去除，就可能没有奥林匹克。就让纯粹主义者去说教、让社论作者痛苦吧，但是悲惨的事实是——无论是好还是坏——民族主义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切。
这个事实被写在了星期二晚体育场每一根颤动的椽子上，那时美国篮球队击败南斯拉夫队获得金牌。美国国旗挥舞在狂喊“U——S——A, U——S——A”如潮笑脸的背景上，那情景就是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那里也曾有过南斯拉夫的、先前还有过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声音和国旗。如果那是一些没有国家的运动队，也就会既没有欢呼也没有国旗——因为那里也不会有人。
人们并不是在那里为个人和个人的表演欢呼，而是为发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见证他们国家队的胜利……
说我们是为比赛而比赛当然很时髦，很潇洒，似乎也很像“世界大同”（one-worldish）的样子，可是人们的精神所需要的比这要多。
去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壮丽，取消了各国的列队入场式、国旗和民族服装，在统一的旗帜下只唱一首奥林匹克颂歌，让运动员只作为个人入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奥林匹克运动将会因财政不足而迅即死亡。⑥
今天民族主义和体育运动是否更加密不可分？请考虑以下事实：由于南非政府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禁止参加1984年奥运会，长跑运动员佐拉·巴德（Zola Budd）也因此不能代表南非参加比赛。在英国报纸的帮助下，巴德成为英国公民。英国政府加速办理她的公民权申请，使她在奥运会代表英国参赛。
2002年7月，斯蒂芬·切罗诺（Stephen Cherono）在世界锦标赛上为他的祖国肯尼亚赢取了3000米障碍赛冠军，13个月后，他又为他的新国家卡塔尔赢得同一项目。比赛结束时，切罗诺——现名赛义夫·萨义德·沙欣（Saif Saaeed Shaheen）——身披卡塔尔国旗，但他却为肯尼亚长跑运动员所不齿，包括同为该项目运动员的他的兄弟。据称沙欣通过改变国籍，从卡塔尔政府得到100万美元的酬金和终身丰厚的薪俸。
是国界正在消失，还是个人认为经济状况比国旗更重要？在讨论切罗诺改变国籍一事时，肯尼亚的体育评论员说，不应允许运动员改变其公民身份。你怎么认为？
斯蒂芬·切罗诺身披卡塔尔国旗。（© AP / Wide World Photos ）
一元化机构
各种机构与象征帮助形成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奉献意识与内聚力。学校，尤其是小学校，是其中最重要的机构与象征。儿童在学校学习本国的历史，而对其他国家历史知之较少。人们指望学校向学生逐渐灌输社会的目标、价值与传统，教授他们用以表达的共同语言，指导青年认同自己的国家。
发扬民族主义的其他机构是军队，有时候还有国教。教育军队对国家的认同是必然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国家安宁的保卫者，让国家免遭潜在敌人的侵犯。
世界上大约有1/4的国家，把大多数人信奉的宗教定为国教。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有时成为一种凝聚力，促进全民的团结。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以色列的犹太教、泰国的佛教和尼泊尔的印度教就是这种情况。在这样的国家里，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紧密地融为一体，你对其中某一方的信仰也会爱屋及乌，转变为对另一方的忠诚。
学校、军队和教会仅仅是教育人民成为一国成员的三种机构。作为机构，它们主要在文化的社会子系统水平上起作用，帮助构建社会的观点与行为。但是仅靠这些机构本身，并不足以形成一国的凝聚力并以此使其强大。我们所讨论过的每种机构甚至可能是一种破坏稳定的离心力。
组织与行政部门
另一种结合力是公众对国家有效组织的信心。国家能够提供抵御外侮和内乱的安全保障吗？国家资源分布与分配的方式是否使人感到所有公民的经济福利将会提高？是否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参与政府事务的同等机会（见“立法机关的女性”专栏）？有没有鼓励公民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咨询与和解的机构？国家的法规与法庭的权力如何建立？决策系统是否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响应？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答案的相对重要性因国家而异，但是这些答案与类似的答案都暗含着这样的表述，就像美国宪法中说的那样，国家将“确保正义、保证国家安定、提供共同防卫，（并）全面增进福利……”，如果不能实现那些期望，国家形象与一体化制度所鼓吹的忠诚就可能被削弱或丧失。
专栏 9-4 立法机关的女性
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女性，在初等与高等教育、就业机会与收入，以及医疗保健等的资源分配等方面，总体上境况不佳。她们的命运有所改善，这是令人鼓舞的。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女性在读写能力、入学率和职业市场接受率等方面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但是在权力最终归宿的政治舞台上，女性影响份额的增加仍很缓慢，而且各国情况也不一致。2005年，全世界大约200个国家中，作为政府首脑（总统或总理）的女性不超过15个，女性作为国会议员的情况亦非远胜于此。这一年女性在全世界立法机构中只占16%的席位。
2005年女性在立法机构中占有1/4以上席位的国家只有29个，这29国（见附图）中，12个在西欧，6个在非洲，3个在加勒比海地区，还有2个在大洋洲。卢旺达是最尊重女权的国家，立法机构成员中女性占49%。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中女性占多数，还有许多国家根本没有女性代表。
虽然那些国家中欧洲占12个，但是全欧洲女性在立法机构里只占19%的席位。许多欧洲国家里，女性只占立法机构席位很微不足道的少数。这种情况既包括早已确立民主制度的北欧和西欧，事实上也包括南欧和东欧所有国家。具有代表性百分比的国家有法国（12%）、意大利（12%）和匈牙利（9%）。
许多国家都显示出对女性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过低而日益不满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政体中，女性在立法机构的代表人数开始有了实质性增加，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也开始被正式认可或执行。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中，女性参政的改善变成一些政党——有时也是政府本身——计划中的重要事项和引为骄傲的事情。从墨西哥到中国的一些政党，都试图改变女性代表过少的状况，他们一般通过设定女性候选人的份额来达到这个目的，还有几国政府——包括比利时和意大利——设法要求他们的政党改善以求平衡。
法国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1999年通过一项要求平等的宪法修正案，确认女性有平等担任公职的权利。一年后，国民议会颁布法律，要求国家的政党在该国所有选举（地方、地区和欧洲议会）中女性候选人必须达到50%，否则就要损失国家提供的竞选资金相应的份额。就是说，所有政党必须提出与男性候选人一样多的女性候选人。
然而，对配额是有争议的，而且常常是从不赞成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甚至自诩为女权主义者也是如此。有人辩称，配额有失身份，因为这意味着女性本身的条件不如男人。还有些人担心其他群体（例如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等）也会追求配额以保证他们在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权。
请注意2005年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占25%以上的29国中，美国不在其内。美国第108届国会（2003—2005年）中，参议院只有14名女性，众议院中有62名，参众两院合起来达到14%的史上最高比例。
美国女性在州立法机构选举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过去几十年来所占份额稳步增长，从1969年的4%增加到2005年的22%。2005年州立法机构成员7382人中有1663位女性，占22.5%。然而，各州之间差别很大。在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2005年州立法者中34%为女性；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佛蒙特州和华盛顿州为33%。相对的，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女性只分别占州立法机构的9%和10%。
立法机构中相当数量女性的存在，使通过的议案的种类和受政府重视的项目种类有很大不同。女性们无论属于何种党派，她们的优先问题一般都与男性立法者有些不同。例如，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倾向于倡议和投票赞成这样一些政策措施，如儿童保育、老年人长期关怀、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女性健康问题，以及包括离婚和婚内滥用暴力等在内的女性权益问题。
2005年妇女在下议院或单个法机构中占25%以上席位的国家。
交通与通讯
国家交通网通过促进地区之间的互动，并使地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紧密结合，增进政治一体化。自古以来，人们就已认识到交通对国家团结的作用。“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源自连接罗马与帝国其他地方令人印象深刻的道路系统。几个世纪后，法国也修建了连接巴黎与全国各行政区的系统。首都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通常都优于边远城市之间的联系。例如，在法国，从一地取道巴黎到另一地的耗时少于两地之间的直达路线。
历史上公路与铁路对促进政治一体化起过重要作用。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不仅在新地区开辟定居点，而且还增加了乡村与城市地区的相互作用。由于交通系统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由此可以推断，一国的经济越发达，其交通系统很可能也越发达。同时，发达程度越高，投资于交通线路建设的钱也越多。二者相互强化。
国家内部交通与通讯的发展虽然受到鼓励，但在国家之间又常常被减弱或至少受到控制，这是为了限制与外国的空间相互作用以增进国家的内聚力而有意为之（图9.21）。控制的手法包括通过关税与禁运来限制贸易、对出入境移民设置法律屏障和通过护照与签证的必备条件来限制旅行。
图 9.21 加拿大—美国铁路的不连续性。加拿大和美国各自开发独立的铁路系统，把各自的大草原地区与不相连的核心区衔接起来。尽管19世纪和20世纪初进行了广泛的铁路建设，但是所形成的路网即使在最近轨道被废弃之前在边境地带也是不连续的。请注意政治界线造成了相邻领土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不便。有许多支线通达边境，但是只有8条穿过边界。事实上，长约480千米的边界上没有铁路连接两边。国界——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分隔——降低了人们所期望的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程度。例如，如果只考虑距离这个制约因素，那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城市通话的数量将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值。
离心力：对国家权威的挑战
国家的内聚力不易形成，形成以后也不易保持不变。破坏稳定性的离心力却永远存在，播撒着内部不和的种子，挑战国家的权威（见“恐怖主义与政治地理”专栏）。交通与通讯可能因国家的形状不佳或面积太大而受到阻碍，令国内有些地区游离在外。组织管理不善的国家可能失去其公民的忠诚。有些国家的公共机构促进团结，而在其他国家中可能是一种分裂的力量。
专栏 9-5 恐怖主义与政治地理
艾伦·杰克逊（Alan Jackson）在他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美国的歌中唱道：“当地球停止转动时你在哪里？”你或许知道问题的答案，或许你总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当然，地球不会真的停止转动，但这就是千百万从未遭受过恐怖主义的美国人的感受。
什么是恐怖主义？它和政治地理如何发生联系？所有国家都会经受恐怖主义吗？恐怖主义是新现象吗？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它？很难回答，但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
恐怖主义 （terrorism）是对平民和有象征意义的目标有计划地使用暴力的行动，用以宣扬一种动机，恫吓或强迫平民大众，或影响政府的行为。像2001年9月11日那样的国际恐怖主义，包含跨国界的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的目的是恫吓其他国家的人民。国内恐怖主义由一些个人或小组的行动组成，反对本国公民或政府。国家恐怖主义是由某一政府力量实行的。亚国家恐怖主义（subnational terrorism）是由政府以外的集团实行的。
因此，恐怖主义是一种武器，是以恫吓为目的的一种武器，其受害者通常是平民。
国家恐怖主义很可能和国家的概念一样古老。例如，早在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洗劫并完全摧毁了迦太基城，烧毁城市，屠杀男人、女人和儿童，并在田地里撒盐使庄稼不能生长。一些政府使用系统的暴力与恫吓政策以进一步统治和控制本国人民。纳粹德国、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都是20世纪国家恐怖主义的例子。国家首脑下令谋杀、关押或放逐国家的敌人——政治家、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敢于批评政府的任何人。在卢旺达、南斯拉夫、萨达姆·侯赛因执政期的伊拉克，针对少数民族与其他宗教的国家恐怖主义给政府提供了一种巩固权力的方法。在每种情况下，都造成有计划的屠杀或对少数民族的集体谋杀。政府或政府部门发动军事战役对付少数族群。
亚国家恐怖主义发端晚得多，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亚国家恐怖主义是那些感到受本国或他国政府不正当待遇的人实施的。例如，一个少数民族群体感到国家政府夺取了他们的领土，并将他们并入一个较大的政治实体，如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他们就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抵抗政府。感到受本国政府压迫的政治团体、种族或宗教群体，如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安放并引爆炸弹的人，他们实行国内恐怖主义行动。
19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每个国家都曾在某个时刻经受过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行动形形色色，诸如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晚期美国和欧洲无政府主义对政治领袖的暗杀，1970年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Quebec, FLQ）对加拿大政府官员的绑架，以及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
然而，这些袭击者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目的会在世界舞台上造成混乱。2001年，路透社告诫其记者停止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因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主义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恐怖主义的定义有赖于界定动机的能力。
虽然可能难以区别恐怖主义的类型，但是要防止恐怖主义更加困难。一般来说，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有4种共同回应：
减少或排解恐怖主义的原因。在有些情况下，政治上的变革能够减少恐怖主义威胁。例如，1988年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定》（Good Friday Agreement）导致恐怖主义行动的减少；西班牙政府准予巴斯克人在某些地区的自治帮助平息了ETA的行动，并减少了巴斯克人对此类行动的支持。
增加对亚国家团伙监督的国际合作。阿拉伯海湾国家受到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恐怖主义犯罪的刺激，于1998年同意交换有关恐怖主义团伙的情报，分享有关预防恐怖主义行动的情报，并在研究恐怖主义犯罪方面互相帮助。
增加国家安全措施。2001年9月11日以后，美国政府组织了国土安全部，把航空交通筛查置于联邦政府控制之下，并加强削弱对外国恐怖主义组织财政的支持。欧盟一致同意冻结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的任何团伙的资产。
动用单边或多边的军事手段对抗恐怖主义者或资助恐怖主义的政府。“9·11事件”以后，美国领导几个盟国攻击了窝藏本·拉登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政府。
对恐怖主义的每种回应都耗资巨大，政治上困难重重，和（或）对平民的生活与自由可能有害。各国政府必须决定采取哪一种或同时采取几种回应以尽可能得到最有益的效果。
例如，宗教组织（organized religion）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离心力。它可能和国家争夺人民的忠诚。国内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宗教信仰——如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可能动摇社会秩序。一种占优势的信仰，其内部对立的宗派主义观点也可能激起国内冲突。近年来人民看到好战团体试图推翻官方的政策和世俗主义宪法制定的政策，或者取代他们认为推行其宗教法规不力的政府。宗教激进主义导致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最近，好战分子成为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动乱的因素。
民族主义既可以是一种有力的向心力，也可以是一种潜在的极具破坏性的离心力。我们在上文识别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4种类型：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部分民族国家和无国家民族（图9.4）。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指这些国家以某个民族为核心组成，国家与民族相一致。由此迈出一小步就能得出这样的假设：每个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或领土。
在包含多个民族与未同化少数民族的国家里，存在着种族或民族矛盾，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以及语言与宗教的多样性，这样的国家里离心力尤其强烈，容易受到来自边界以内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一国人口不是由一种共享的民族意识结合起来，可能因分别效忠于几个地方族群而导致分裂，这样的国家就饱受亚民族主义 （subnationalism）之害。就是说，许多人首先效忠于人口较少的传统族群或民族。
一个包含一个或多个重要少数民族的国家，如果少数族群具有清晰的地域认同感，并认为他们的民族自决 （self-determination）——一个族群在自己的国家或领土内自我管理的权利——未得到满足，国家就容易受到来自境内的挑战。其最强烈的形式是地方主义 （regionalism），即少数族群表现出对一个地区而不是对国家的强烈自我意识和认同感，这可能表现为政治上对更大程度自治的渴望，甚至要求从国家分裂出去。当前这种情况流行于世界上许多地区，并在许多国家、甚至是早已建立的国家内形成了动荡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