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人世皆是繁华正经的，对各人她都敬重，且知道人家亦都是喜欢她的。有时我与她出去走走，江边人家因接生都认得她，她一路叫应问讯，声音的华丽只觉一片艳阳，她的人就像江边新湿的沙滩，踏一脚都印得出水来。”
——在胡兰成的书里，他曾经记叙了这么一位汉阳女孩子小周，凑巧得很，在汉阳，我也认得一个叫小周的女孩子。
和民国年间的小周一样，我认得的这个小周，也是颇得周边四邻欢喜的。她开着一间美发店，只要是小孩子来剪头发，多半都不要钱。闲下来，她也像个小孩子般，楼上楼下疯跑。平日里，她除了养狗，还养了一群鸽子，为此故，后来我只要想起她，第一个念头便是她又牵着狗在巷子里奔跑，哪怕雨天，她的裙子上沾满了泥点，终究还是不管，奔跑着，笑着，使一条街都变得亮堂，变得有颜色。
还有鸽子，她老是在美发店的天台上喂鸽子，喂饱了，一只只地捧在手掌里，盯着看一会，再一只只将它们送入空中，鸽子们飞远了，她还在盯着它们看，既认真，又心不在焉。
她多少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她只对一件事情认真，那就是做演员。打我认识她，她就奔忙在本地的各家文艺院团之间考试，但从未获得录取的机会。失败太多，难免陷入沮丧，但她很快便又打定了主意，重新牵着她的狗在巷子里疯跑了起来。因为她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她不过是在走周迅的老路。
是的，在所有的女演员里，她最喜欢周迅，不，应该说，她只喜欢周迅。美发店的墙壁上，除了一张价目表，张贴的全都是周迅的画像——海报，封面，挂历，插图，不一而足。她想当演员的念想不是因周迅而起，但是，这世界上一个名叫周迅的存在的确给了她最为重大的安慰。这安慰并非是野心，并非是自己一定要像周迅那样被整个国家的人知道，一开始，仅仅是喜欢，喜欢她几乎每一回出现在银幕上的样子，而后才是敬慕——如果自己也能像她一样，从小城出发，最终变作国家的玫瑰，果能如此，该有多么好啊。
只要那个名叫周迅的演员仍然在演戏，汉阳小周对她的想象就不会停止，做演员的执念就不会停止，非如此不可，唯有如此，她才能忘掉不愿直视的周遭：多病的母亲，渐渐增长的年龄，门庭冷落的美发店，以及，她越来越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柄。
我也看过不少周迅演的电影，有一回，在黑暗的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的周迅，我突然明白了，小周身上的神态，那种既认真又心不在焉的神态，也来自周迅，她一直都在模仿她，这模仿着实耗费了不少心力，但不得不承认，她模仿得刚刚好，我刚刚能从她的眉眼和奔跑中看见周迅的影子。与此同时，在她拒绝了许多次提亲之后，以街坊四邻看来，她几乎成了一个怪胎，如此，嘲笑既起，就愈演愈烈，她却还是不顾，美发店有一搭无一搭地开着，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医院里照顾母亲，剩下的空闲，她照旧遛狗和喂鸽子，每一回，鸽子们早就飞得老远了，她还在盯着看。
有一个雨天，我在巷子口遇见了小周，她全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湿了，本来已经从我身边跑过去了，又折回来，站到我的伞下，跟我说，她去看周迅了，可是她的运气实在太坏，乘坐的公交车在半路上抛锚了，她好不容易赶到江边的电影院时，周迅却刚刚结束电影的宣传活动离开了。
和往日相比，她的话少了许多，也几乎没有笑过，最令我诧异的，是她开始怀疑自己一辈子的运气也就这样了，她告诉我，她要离开，去北京，她就不信自己混不出来。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她，我便将自己当作她的听众，听她说了一路，自始至终，她都在说，她要离开，她一定会离开。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离开？为了给母亲治病，她家的房子已经卖掉了一半，美发店自然关门了，母亲的病却非但没有好，反而越来越像是不久于人世的样子，但越是如此，她越是告诉自己，也跟更多的人说：她要走，她马上就要走，最迟下个月她一定会走。渐渐地，关于她的笑柄不再单单是她想做演员的事了，还有她的迟早一定去北京，人们个个都心知肚明，却偏要故意问她什么时候去北京，又或者径直告诉她，北京最近的天气不错，去了就多待一阵子，不要着急回来。每逢此刻，她倒是镇定的，像一把剑，定定地站住，再告诉对方：她马上就要走，最迟下个月她一定会走。
最终小周还是去了一回北京，在她结婚之前。
据说，她本来是不用结婚的，照她自己的意思，是想把剩下的一半房子也卖掉，好给母亲凑够剩下的医药费，母亲怎么也不肯，好几回寻死，说是宁愿早死几天，也不愿她将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如此反复了好几回，不知道因了什么样的机缘，她结婚了，对方答应，帮她出母亲的医疗费，还答应她，带她去一回北京。
她在北京待了三天，每天都去一趟北影厂，一句话也不说，就在大门口坐着。关于北影厂的大门，在许多娱乐报道里都是一个神奇的所在，似乎有不少想当演员的人都在这里等来了机会，有的报道甚至说周迅当年也曾出现在这里，所以，小周去这里倒是也不奇怪，只是她没想到的是，离开的前一天，她竟然真的等来了拍戏的机会——她被人叫进北影厂，在一部清宫戏里扮演了浣衣局的宫女，洗了整整半天衣服。
回来后她就结了婚，没过多久，母亲还是去世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剩下的那一半房子也卖掉了——却原来，她嫁的这个人，是个身染毒瘾多年的人，之所以娶小周，是因为他父母隐瞒了真相，想找一个女人管着他，来收他的心，至于他自己，早就已经债台高筑了，结婚没多久，他和小周的家就被债主们砸了，不得已搬回小周开美发店的房子，没过几天又被砸了，为了帮他还债，小周心一狠，卖掉了房子，这一回，对于这条街，她才算是真正离开了。
就算要搬走，她也没忘记墙壁上的那些画像和海报，一张张都被小心地取下带走了，还有她的狗和鸽子，也伴随着她消失无踪，我在经过那间房子的时候，总要驻足一会，似乎稍等片刻，那个蹦蹦跳跳的小周便会出现在楼梯上。
终究没有，自打她搬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只见过她三回。
第一回，是在协和医院，我从拥挤的门诊大厅里出来，突然就看见了小周，她一个人，在停车场边上，摆起小摊，正在专心地给一个老人剪头发。都说岁月催人老，她却一点都没有变老，仅只头发长了些，她一边剪，还一边笑着和旁边围观的人说话，站着不动的时候，她的右脚会轻轻踮起来，一如从前的样子。我正看着，城管却来了，摆小摊的人们纷纷奔逃，她也不例外，可是她给人家的头发才剪了一半，只好扶着那老人往前跑，没跑两步，剪发的工具们散了一地，她只好回来一样样地捡起来，脸上还挂着笑，并没有多么慌张。
第二回是在武昌的长江大桥下面，这一回，她没有给人剪头发，却是在卖鸽子。鸽子们飞得到处都是，江水边，石阶上，还有一株桂花树的树梢上，都站满了她的鸽子。每一回，当树梢上的鸽子朝她俯冲过来，她便噘着嘴，张开双臂，像是抱住了自己的孩子，待到抱住了，她就一只只地亲，一只只地跟它们说话，而她的丈夫就躺在不远处的石阶上，可能是毒瘾没能戒除的原因，眼见得的虚弱，也不说话，只有当鸽子们飞向他的时候，他才会暴怒着喊叫起小周的名字。
我最后一回见到的小周，其实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遗像——为了讨得一点毒资，她的丈夫手举着她的遗像，回到了她从前住的房子，终日对现在的房主取闹，非要说当年卖房子的价钱太低了，现在必须给他找补，否则，他就不走，我恰好遇见了，这才知道：小周已经死了，她穿得干干净净的，跳了长江。
世界上竟然再也没有小周这个人了。一个人的消失，竟然如此轻易和彻底，偌大的尘世丝毫也没有被惊动，就像她活着的时候，她的笑，她的奔跑，她想当演员的执念，其实从未获得无论多么微薄的见证。
小周并不知道，许多年以后，我在影院里看了一部名叫《孔雀》的电影，电影里的女主人公，虽说比她当初的年纪要大，却也和她一样，不断地对人宣布着她的即将离开，看着女主人公在一座尘沙之城里独行与四顾，一时之间，我竟难掩悲伤，头脑里满是小周当年斩钉截铁说出的话：我要走，我马上就要走，最迟下个月我一定会走。
小周也不知道，又过了一些年，在厦门，我见到了周迅，这才知晓，原来周迅的朋友们也叫她小周。那天晚上，在鼓浪屿对岸的一家酒店里，我和周迅一起，去佟大为的房间里喝酒，喝得高兴了，周迅放了音乐，也不管我们，一个人，自顾自地，躲在角落里舞蹈了起来，霎时间，我便想起了你，汉阳小周——你给人剪头发，你喂鸽子，你蹦跳着奔下楼梯，你对着墙上的画报看了又看，既认真，又心不在焉。
穷亲戚
油菜花的表姐不是牡丹，公鸡的表妹也不是天鹅，就像世上的穷人，他们的亲戚多半都是穷人，甚至是比穷人更穷的人。我也不例外：在这城市里，一年到头，总归会有来自家乡的近亲远亲找到我，但是，于我有求的，也都不是什么大事：一周的饭钱；找个过夜的地方；被打了，又或被欠了工资，给我打个电话，问问该怎么办。如此而已。
这一回遇见的事情，却是要棘手得多：我最小的表妹，她原本是在郊区的工厂里打工，有一天早晨从宿舍里醒来，突然就厌恶了人生，想一死了之，去工厂外的小诊所买了安眠药，吞下了，但是没死成，被救活之后，不用说，被工厂开除了。她暂时不再寻死，但也不想回家，这城市里有她众多打工的姐妹，她就在这些姐妹的宿舍之间辗转流连，与此同时，又将另外一件事情当作了救命的指望。
我岂能不管她？接到来自家乡的电话，我足足找了一个星期，最终在一家干洗店的阁楼上找到了她，几乎是强迫着将她带走，住进了我的工作间，那也无非就是一间三十平方米的房子，但住下她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了解清楚，那件被她当成救命指望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说来再简单不过：她有一个姐妹，在鄂尔多斯打工，这个姐妹说，鄂尔多斯不但挣钱容易，生活也全然不乏味，完全不同于终日站在机床前的一潭死水；好消息是，这个姐妹马上就会回来探家，到时候，她可以带上自己一起前去鄂尔多斯。所以，她一直在等待，这等待甚至让她产生了幻觉：她一遍遍地跟我描述着鄂尔多斯，酒店，霓虹灯，风，地下赌场，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她想象出来的。
我还知道，在阳台上，在她的房间里，她一直都在哭，但也一直没哭出来，有时候，她会偷偷地站在镜子前，长时间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等待着自己哭出来，“人生如梦——”这是她刚刚学会的话，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对姐妹说，“我连哭都不会哭了！”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她其实是会哭的，有时候，我在客厅里写作，可以隐约听见房间里的她在睡梦中发出的呓语和叫喊，它们是惊恐的，在梦里，它们是她的敌人，她怒斥着它们，最后，终于放声大哭。
就像等待戈多一样，她在等待着那个女孩子从鄂尔多斯回来，在等待中，她日渐焦虑，几乎坐立难安，渐渐从一个她变成了两个她。一个她是：从不看电视，觉得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倒是抱着一堆杂志彻夜翻看，乃至读出声来，对于杂志上的某些文章和段落，她大为叹服，想办法将它们都挂在嘴边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她有意无意都要将话题引向她感兴趣的地方，最终，她会顺利地背诵出杂志上的那些话，用它们作为谈话的结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等等等等，无非这些。
另一个她却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尖刻与乖戾：没来由的暴怒，一刻也离不开零食，手持电话本到处打电话，但是，每打一通电话都是以争吵和哭泣而告终，如果我去提醒她，她不该任由自己无度地怨天尤人，她便会正告我，她是在等待，她马上就要去鄂尔多斯了，等待于她，已经变作了一个巨大的容器——一切悲上心头和百无聊赖都是因为它，而它又让她动辄陷入剧烈的担心，担心身体，担心鄂尔多斯的女孩子已经忘记了承诺，担心几乎全部未曾发生的事情，最后，又将这些担心带入了崭新的暴怒与无精打采之中。
然而，鄂尔多斯的女孩子始终没有回来，她的等待也来到了极限，她决心不再等下去了，她要自己去找她，所以，她想要我给她一点钱，以作上路的盘缠。但我告诉她，我不会给她，除非她要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每一天她都会在睡梦里发出惊叫，她之前的打工生涯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她为什么要寻死？
这些疑问，其实已经被我反复提起，但是，每说一次，话头刚起，就迅速被她掐灭了，这一回却是躲不过去了，她必须要说出来，才能换来前去鄂尔多斯的盘缠，她想了又想，这才开口说话。
事情起源于一种红色的药丸——在她打工的工厂，拥有着众多骇人听闻的森严规定，譬如迟到一次要加班五个小时，譬如午饭只能站在机床背后吃，在这些规定面前，人人都被折磨得五内俱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这时候，主管就发给她们一种红色的药丸，说是吃下了就会精神抖擞，几乎人人都吃了，她也吃了，吃下去之后，果然精神好了许多，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红色的药丸就是她的救命稻草，也是更多人的救命稻草。然而，后来他们慢慢才知道，那其实就是普通的口服避孕药，也就是说，在吃下药之前，他们的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之所以觉得精神抖擞，完全是因为心理暗示的缘故。
当别人都在庆幸自己的身体没事的时候，我的小表妹，她却受不了了，因为她突然认识到，自己可能是愚蠢的。自小她就活得认真而极端，认真的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尽管没有念过什么书，但她也大致可以猜测得出来：既然一颗红色的药丸都可以骗过自己，那么，在许多时候，她肯定被更多的东西骗了，如果她一直生活在被欺骗之中，那么，还有必要活下去吗？
“我也没办法，别人看起来都是小事，可我就是过不去，所以我非要去鄂尔多斯不可——”她说，“以前我觉得是我在操作机床，后来就不了，我盯着机床看，发现我根本就不存在，我就是铆钉，是冲头，是冷却管，总之，是没有脑子的，那我到底是谁呢？”
我不再作声，只在心底里叹息着，给了她盘缠，再给她两个月的生活费：世间众生，谁能逃得了对“远方”的渴慕和追逐？更何况，在受侮辱受损害之时，如果没有一个“远方”作为念想，作为安慰，我们又如何能欺骗自己度过诸多难挨的此刻？这个“远方”，于昆德拉是巴黎，于南唐李煜是沦落的故都，于千里送京娘途中的赵匡胤是开封，于我是写作，于我的表妹来说，就是鄂尔多斯。她既然想去，迟早就一定会去，尽管到最后她会知道，所谓鄂尔多斯，不过是另外一粒红色的药丸，但是现在，且让她先走进“远方”里去，再让“远方”来检验她想象中的“清醒”，为了获得这些“清醒”，只有天知道，她到底背会了多少杂志上的文章和段落。
第二天一早，她就坐上了去鄂尔多斯的火车。而我的生活还将继续，继续写作，继续发呆，继续迎来散落在这城市各处的穷亲戚。
接下来找我的穷亲戚，实际上只是我的远亲，虽说我应该叫他表舅，但他的年纪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十年里我并没有见过他几回，但是作为一个老好人，作为被交口称赞的孝子贤孙，他的好名声却一直被我熟知，所以，当他给我打来电话，尽管我对他说起的遭遇觉得匪夷所思，但还是赶紧去接了他，让他住进了我的工作间。
大概在半年以前，他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和另外一个工友一起，被工厂里的铲车撞了，当即，两个人的腰都被撞断，迅速住进了医院。他受的伤要轻些，住了两个月的院以后，算是重新站了起来，他的工友则没有这么好的命，时至今日，还瘫痪在病床上接受治疗。这只是悲剧的开头，紧接着，工厂只肯赔他们一点点钱，作为一个怯懦的好人，他接受了，但工友的兄弟妻女却不肯罢休，开始了漫长的逐级上访。
为了突出上访的效果，他们做了一块木板，然后，又强迫我的表舅继续扮作瘫痪的样子，躺在木板上，被他们从一个大院的门前再抬到另外一个大院门前，理由是，真正的瘫痪者必须继续接受治疗，而他作为共同的受害者，理当跟他们一起上访，还不能私自接受工厂赔偿的那一点点钱，否则就是对他们的背叛。老天作证：他简直害怕死了。他一边怕工友的兄弟妻女对他不依不饶，另外一边，他又怕有一天他会被人抓起来，到了那时候，一家老小的吃喝可如何是好？
在假扮了两个月的瘫痪之后，恐惧大过了一切，他实在承受不了了，终于和工友的兄弟妻女不告而别，住进了我的工作间。自此之后，他便闭门不出，并且不断地对我强调，他必须闭门不出。终日里，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跪在地上，对着虚空里的十方菩萨死命磕头，再眼巴巴地等着风平浪静，到了那时，他好出去找一个新的工作。
除了恐惧，慌张也如影随形：磕头的时候，嘴巴里念念有词；不磕头的时候，嘴巴里还在念念有词；一天到晚，窗帘紧闭，他就躲在窗帘背后往外眺望，看看那些逼迫他躺上木板的人找来了没有，他深信，即使今天没有找到他，明天他也一定会被他们找到。“这可怎么办？”他的满眼里都是火烧一般的焦虑，“这可怎么办？”我安慰他，让他些微放心，听我这么说，他也似乎好过了些，也在认真地听，等我说完了，他却又惊慌失措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你这是在宽慰我。”
而事实上，这个胆小到怯懦的人，几乎无一日不在违背自己定下的禁戒：他每天都在出门，且不是去往他处，而是去医院，去看那个至今还瘫痪在床的工友。“毕竟，”他对我说，“我们是好兄弟。”每次前去，他都像打了一场仗，因为怕被兄弟的妻女发现，从来都不进病房，远远地扫一眼，掉头就狂奔而去。回来之后，他再一遍遍对我说起他和这个兄弟的情义，在自己最穷困的时候，这个兄弟借过钱给他，如果不是因为怕被抓起来，他确实应该配合他们，将那一出戏演下去，可他就是怕。
可是，在我看来，他其实是过分强调了他眼下的生活，惭愧，怕，幽闭，磕头，反复说起自己和兄弟的情义，这一切都被他过分强调了，他其实是对它们上了瘾，不如此，他便不知道怎么度过失魂落魄的现在，他非要这样，才能说服自己。在如此紧张的情势里，他只能什么也不做，就像他一遍遍地用言语和狂想给自己制造出风声鹤唳，然后，再用去医院探病来冒犯这些风声鹤唳，这样，他既能仍然对自己放心，反复确认自己还是从前的老好人，又可以告诉自己，你甚至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以此再来躲避他不肯继续躺在木板上的万般焦虑和自谴。
他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像个地下工作者般，火急火燎地去医院走上一遭呢？按照他的说法，危险其实是在一步步升级：他开始给他的兄弟买水果和营养品；他甚至进了病房去跟对方说话；最危险的一次，果真就被对方的妻女发现了，她们一直追着他跑出了医院，好在他还是顺利脱了身。在我看，骨子里，他其实是希望他们找到他，他甚至故意升级危险，希望他们早一点找到他。
——所谓勇气，不光是武松打虎，也不光是倒拔垂杨柳，有时候，它需要的，恐怕仅仅是一顿酒，一个犯了糊涂的念头，乃至一个仪式，这既是勇气的激发，也是勇气的磨损，但就是在对勇气持续展开的磨损中，勇气又渐渐被抹消了突出、严重乃至神圣，最后，它终于被视作了常物，懦弱的老好人才算有了跟它平起平坐的可能。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天早晨，我打开工作间的门，看见了让人震惊的一幕：男男女女，七八个人，竟然全都跪倒在我的门口。我与他们素昧平生，但实际上我早就已经认得了他们，他们正是将我的表舅放置在一块木板上再抬着他四处奔走的人，只不过，这一回，强迫换作了哀求。我听见我的表舅在屋子里叹息了一声，终究还是走了出来，看看我，再看看他们，搓着手，一遍遍地问：“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问了足有十几遍，他才差不多是带着哭音对跪倒的众人说：“是祸躲不过，我跟你们走。”
我还是说实话吧。他言语里夹杂的哭音，首先自然是因为无辜，此去之后，恐惧，怕被抓起来的忧虑，再不能被他关在窗帘之外了，它们都将重新真真切切地进入他的生活，但是，这哭音里也隐藏着微妙的激动，那种姑且不论结果好坏、先硬着头皮迎来一个结果的激动：“我一直都在等，你们怎么现在才找过来呢？”
我并没有送他离开，不是因为门外北风呼号，天上降下了鹅毛大雪，而是因为表妹打来了电话，没有错，就是我远在鄂尔多斯的小表妹。再说，我几乎可以确定，当我的表舅跟着众人离去，在他们之间，其实已经滋生出了某种怪异的亲密。雪下得太大了，他们暂时还没有走远，还在一楼的楼道里躲雪，如此，我一边接着小表妹的电话，一边还可以听见楼道里的讨论：我的表舅正在责怪对方，木板太硬，太冷，他躺上去受不了。
先说表妹。我早就知道，鄂尔多斯并不能将我的小表妹从枯燥与琐屑造就的水火中拉扯出来，但是，我还是没想到，她的梦竟然破灭得如此之快。长话短说：那个被她当作救命指望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有从事什么流光溢彩的工作，事实上，她是一个暗娼，小表妹赶到鄂尔多斯的时候，她刚刚被警察抓起来。随后，她一个人在鄂尔多斯奔走到今天，终究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像样子的工作，就在刚才，她身上仅剩的钱却被人偷了，就算她已经决定离开鄂尔多斯，回来，可是，如果我不寄钱给她，她便连一张回来的车票也买不起了。
电话里，我的小表妹言语急促，甚至错乱，说到最后，终于放声大哭，但我没有阻拦她，任由她哭，世间之事，无非如此：千里万里地赶去鄂尔多斯，不过是重新学会了哭，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当此之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有何意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有何意义？它们都不能赶走她幻想过的酒店和霓虹灯，还有风和地下赌场，当她在会背诵的那些文章和段落当中一一自取其辱时，她唯有哭泣，才有可能带来些微但却是真正的“清醒”，哪怕“清醒”之后，她又要再去寻找一个未曾踏足过的鄂尔多斯。
好在是，哭泣之后，放下电话之后，我的小表妹给我发来了短信，短信里有我给她寄钱的地址，那是一家她刚刚找到的做洗碗工的餐馆，在地址的后面，她还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不是来自于哪本杂志，而是她自己写的，要我说，它们其实比她从杂志上背下来的那些话要好得多：“我所经历的是不幸吗？如果它是，我自己都不想安慰自己了，我总算明白，不管去这里还是去那里，最终不过是成了一个证据，证明被骗、流浪、走投无路都是真实存在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过得很好的人，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过得很好的生活。”
而在我楼下的楼道里，热烈的讨论还在继续：我的表舅终于使身边的人相信，重新换一块木板是有必要的。看着窗外的弥天大雪，我突然想：此时此刻，就在这司空见惯的满目风物里，造物之主其实安排和呈现出了三种人人概莫能外的命运——一种是我，躲在窗帘背后，既没有安静下来，也没有走出屋子；一种是我的小表妹，先是呼号着奔向了“远方”，再被“远方”不由分说地驱赶回来；还有一种，就是我的表舅，是不是身在一座囚笼里已经不重要，如何使自己的囚笼更舒适，更精致，才是迫在眉睫的事。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雪渐渐下得小了，我的表舅也慢慢跟随他的同伴走远了，过了一条小河，再绕过一条荒废的铁路，他们停下脚步，依照安排，阔别多日之后，我的表舅重新躺在了那块木板之上。天气还是太冷了，他其实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看上去，既像一个落魄的匪首，又像一具可怜的活祭；他们也只能继续往前走，一行人，在雪地里缓慢地行进，越往前走，就越像一支凄凉的送葬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