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 想
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保护不了他了。
不管从法律还是从道德与良知的角度讲，我都站在受害学生的一方。正如家长所断定的那样，老宁确实是教师中的败类，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衣冠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在学生父母近两个小时的泣诉、号啕尖叫和拍砸声中，我的脑袋和胸腔几乎炸裂了。那位刚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我，揪扯着我过生日时老婆送我的藏蓝色夹克，企图把我连皮带肉撕成碎片，若不是学生的父亲理智地拖开她，我难逃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惨相。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身为教授的老宁，怎么能犯下如此罪不可恕的暴行？他公然以辅导课业为名把一个大二的女生按倒在工作室的写字台上实施了最原始最直接的性侵犯。
绝对不存在恋爱关系，绝对没有任何前兆，在学生走进工作室前，从未与他有丝毫的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暧昧的情感瓜葛。而且从小严苛的家教，一直令女儿对异性厌恶至极。家长指天画日地替女儿悲痛哭泣和愤怒声讨，因为呆坐在一旁的受害人在事情发生后，除了给父母发了条短信，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她目光呆滞地盯着天棚上的某一点，偶尔会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使劲抓挠头发和前胸。短信只有一句话，我从她母亲的手机上看到的：“我出事了，不想活了！”
父母赶过来时，她已经在宿舍的卫生间里独处了四个钟头。她把门反锁上，无论同学们怎么喊她劝她恫吓她，她都无动于衷。等父亲砸开门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她披头散发一丝不挂地坐在马桶上，脱下的衣裤散落在地上，手腕处正在流血。父母哭喊着用床单把女儿包裹着抱出了洗手间。左手腕处滴血部位的划痕约有五六厘米长，伤口很浅，未割破动脉血管。宿舍的另外三个同学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竟无人上前帮忙。母亲从洗面台上发现了几张数学作业纸，上面字迹潦草地记下了事情的发生过程。父母让同宿舍的三位女生先回避一下，关起门与女儿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向我这个上任不足两个月的系主任讨个说法。
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受害者的家长愤怒的情绪几近失控，他们不仅撕烂了我那件新夹克衫，还摔了我桌子上的茶杯、笔筒，砸了饮水机和电脑。我总算在他们的暴怒和悲愤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又仔细阅读了那几页数学作业纸，虽字迹潦草且有些语无伦次，但基本线索还是清晰可信的。他们的反应与陈述的事实令我不可置疑。我不能为施暴者老宁辩解，更不能因为他是系里的骨干教师和朋友、同事而袒护遮瞒。已经构成了犯罪，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纸包不住火，丑闻总要败露的。不能为了学校的声誉而不顾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我在向学生和家长表示安慰的同时，劝导他们立即报警，将犯罪嫌疑人尽快绳之以法。系里将为受害者的名誉而保密。
警方的介入使案件迅速得到侦破，但结论却让我大跌眼镜：其一，犯罪嫌疑人老宁事发时并不在作案现场，因为那天他正与另外两同事在外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人证物证（机票、住宿宾馆的证明等等）俱全；其二，经医院鉴定，自称受到严重性侵犯的那位女生处女膜完好无损，其提供的物证（内衣等），亦无任何他人体液。
面对警方的询问，女生仍一口咬定该老师的犯罪事实成立。而其父母似乎有些迷惑了，他们主动要求撤诉。有心理医生提醒学生家长，应带孩子去专业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她是否患上了“妄想症”。
风波终于过去了，那位女孩在父母的陪护下接受心理治疗，病情渐有好转。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因为老宁又与我不依不饶地纠缠上了。他并不认为那位女生是精神上出了毛病，而认为那位女生是受人指使蓄意败坏他的名声，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愤怒与恐惧之情也与日俱增，多次深更半夜打电话向我提供新的案情线索或要我给个说法。一年多来，他罗列了一长串的同事名单，先后指认他们是“强暴”冤案的幕后黑手，到最后他甚至把怀疑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我的身上。
实在没办法了，他妻子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哄他去医院看医生。诊断结果与那位女生几乎完全一样，属于受到某种强烈刺激而导致的受迫害妄想狂。
爱 心
公安局在一天之内接到附近小区居民的7 次报警，均属现金失窃。这7 户人家放在衣橱、写字台抽屉或床头柜里的钞票不翼而飞，少则200，多则10000，数量不等。两户抽屉有撬动的痕迹，三户人家的衣柜有明显被翻动的迹象，另外两家无任何异样。门窗玻璃完好，看不出有外人进入。
当晚案件即被告破，偷窃者均为各家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们不约而同地瞒着家长，把偷到手的钱兴高采烈地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分别受到了老师的口头表扬。凡1000 元以上者，都获得了一朵以上的小红花。那位奉献10000 元的小女孩，一下子得了六朵红花，其中四朵盖在了作业本上，另外两朵分别印在了胖嘟嘟的手背和汗涔涔的额头上。
老师事后说，这只是一次培养爱心的志愿活动，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而且老师在头一天布置这项“家庭作业”时非常明确地告诉同学们，只许从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中支取，且最多不准超过10 块钱。这项自愿筹集的善款，用于看望两天前因患重感冒而住院的校长。
教导主任对苍蝇般一拥而上的媒体记者们解释说，此事与正在住院的校长无关，她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发生。看望校长的主意是教导主任跟老师们闲聊时无意中提议的，她只是说各班的老师应抽空去医院里探望一下校长，可以带束花或提一篮水果之类的东西。校长入院时曾跟她反复叮咛：千万不要来探望，一是教学工作很忙，二是她本人也希望能静静地休息几天。
各班的班主任老师以及任课老师并没有集中商量便分头采取行动了。他们也仅仅是在上课前轻描淡写地跟同学们提到了此事而已，募捐之事并非反复动员或强迫交纳。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捐了钱，且制作了精美的慰问卡片和千纸鹤之类的慰问小礼物，这一点出乎意料。
警方、校方以及学生家长和媒体记者各方对此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观点各不相同。
警方并没有因为孩子的“义举”、“自首”而中止侦破行动。他们把注意力转移至小学教师们身上，“非法募捐”、“违规收费”、“涉嫌诈骗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一次盗窃10000元现金当属“数额特别巨大”等等，均应一一查清。他们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日夜不停地唤来当事人（包括学生与教师）和旁证人反复问话，笔录的材料迅速增加，一周下来，卷宗厚达一尺以上，光签字笔就用坏了11 支。小学生与老师和家长都不止一次地流下了委屈、痛苦、愤怒、感激、恐惧、疲乏以及其他种种难以归类的眼泪。其中的一条结论是派出所指导员口头做出的，这位文静白皙戴着无边眼镜的年轻人性情温和、语气严厉：犯罪就是犯罪，这一点确定无疑，你们监护人就不必废话了。
接下来，警方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和街道社区等相关单位，开展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专项宣教活动，挂出横幅102 条，张贴和散发传单20000 份，召开各类不同形式的专题会议86 场。社区的老年秧歌队、舞狮队、合唱队和健美队等组织了多场广场和街头演出。学校、居民楼和马路旁的橱窗、告示栏里贴满了宣传画和警示语。就这个问题，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人士撰写了近万篇检讨、体会和建议材料，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最后，在街道和教育局联合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有两百多人获得了奖状和奖杯……
为感谢警方为保一方平安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学校决定在广大学生中开展向警察叔叔献爱心活动并倡议同学们在完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踊跃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为警察叔叔“买一根冰棍，送一份真情”。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得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
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 询他的真实意图。
他还是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不会是来上访告状吧，你不像是受欺负的样子。”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
“不是，不是，”他摆摆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其实是想让你替我做个证明，当个证明人。”
“证明人？证明啥？”我还真有点迷糊了。
“是这样，前两个月，乡里发了张《干部履历表》，上边有一个栏目，要填上‘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何时何处担任过何种职务’。我从小到大还真没得过啥奖励，连买东西抽奖也没抽中过，这一条我就不填了。咱不能做假，糊弄组织。可是我初一的时候当过半年班长，这事我得写上，所以我这就来找你了，想让你做个证明人。”王广田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你可真逗！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这么点事儿？你自己填上不就完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可不是小事，是大事！这涉及任职资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任职资历？中小学当干部也算资历？你要提拔了？”我不解地问。
“提拔个球，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你别笑话我了。”王广田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咧着大嘴。
“那你填个啥？是不是初中时当班长算离休干部？”我跟他开玩笑。
“那倒不是。咱当过班长就是当过班长，这事儿得写上。”他一脸严肃。
“那就写上呗，谁不让你写上了？”我觉得怪可笑的。
“写是写上了，可栏目后面有个空格，得填上证明人。”他的表情挺沉重。
“那就填上班主任曹老师的名字呗，是曹老师吧，外号叫大瞪眼对吧？”我随口建议道。
“对，对，对，看你的记性多好，连班主任的外号你都没忘，真了不起！不过，不过，曹老师死了好几年了。”王广田犯起了难。
“那咱班当年的同学有四五十个呢，他们不都在当地嘛！你何必舍近求远，坐了一夜火车跑来找我呢？”我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我都找过了，没一个人肯替我证明的。你记得‘大面桶’吗？就是咱班原先的体育委员，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啥，你当过班长？你做梦吧，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时要是当班长，那我就是校长。我又去找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跟我来劲，都说我是想当官想疯了，说我脑袋让牛角顶了，还骂我神经病，说我小时候除了淌鼻涕没干过别的。没人肯证明我当过班长，他们还起哄说，你要是敢填上班长这两个字，我们就到乡里告你，乡里要是不管，我们就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不行我们再去中央。你说这叫什么事嘛！”王广田越说越气愤，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那你真的当过班长没？”我也认真起来了。
“怎么没当过？连你也忘了？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我算说不清了。我为啥花钱坐车来找你，还以为你能记住呢！闹了半天，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咱班的同学都跟你一样，都假装不知道。他们说，咱班的班长只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当到毕业，那就是老马，别人没干过。人家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说我是个大泥包，连乘法口诀‘小九九’都背不全，不可能当班长。老马，你当班长这不假，可初一下学期，你闹痢疾，半年没上课，那会儿就是我当班长嘛，这你还记不住？”王广田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是吗，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对了，你爹外号叫王大疤，是吧？” 我似乎想起点什么。
“嘿嘿，对、对，一点不错，你还记得我外号吗？”他充满期待地问我。
“王小疤呗，对吧？”我挺兴奋。
“还有一个外号，你记得吗？叫‘班干部’！”王广田急切地提醒我。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叫‘班干部’。你爹当生产队长，一年四季披着灰上衣，呢子做的。两只袖子从不穿在胳膊上，走路一甩一甩的。两手总爱叉着腰，把衣服支棱着，挺有派的，像个大干部。你小子老学他，在学校也披个破褂子，小手叉腰上，鼓个瘪肚子，挺个小胸脯，说话拿腔拿调的，对，对，就是你，大伙儿有时喊你‘班干部’，你还挺美。对，一点没错，‘班干部’，王广田。”我眼前朦朦胧胧地浮现出他初中时的典型形象。
“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你脑瓜儿好使，能记住我。我当过班长，要不大伙儿怎么叫我班干部呢，一点不错。我就是那段时间当班长的。你当班长时间长，这我知道。但我也干过，这错不了。”他显然心里踏实多了。
“不管你当没当过，反正你叫‘班干部’，你回去写上吧。证明人就写我，没问题，我给你做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过，当过，我肯定当过。”王广田态度极其坚定， “你不能含含糊糊的，这关系到我的任职资历。以后遇上别人，我可以拍胸脯向天发誓，我当过初一下学期的班长，有你证明，我就更有底气啦！”
王广田没在我这儿多逗留，当天夜里坐火车返回了老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向我解释，他这样做不为了提拔，也长不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
生日庆典
我们正在筹备导师的生日聚会。
导师一向很低调，反复跟学生们讲：“凑在一起吃顿饭即可，不要弄复杂啦，别像赵亚兴和鲁东明那么张扬！”赵、鲁二位教授与我们导师同岁，退休前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不久前分别搞了庆生活动。大师兄说：“不复杂，随老师的意愿办！”
导师今年七十九岁，该过八十大寿。过虚不过实，民间有这个习俗。加上半年前他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生日更得提前庆祝。导师开始不同意，非要等到满八十周岁时再举办，不想紧随赵、鲁之后，这种自信固然可敬，但弟子们心里没底，生怕留下永远的遗憾。所以不断劝说他老人家按通常的习惯“以虚为实”，入乡随俗。导师最终接受了弟子们的建议。
八十大寿非同一般，总得操办得体面一些，这不仅要对导师有个交代，对我们做学生的也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大师兄牵头，先搭了个筹办小组，总的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的至少要出出点子。经过若干次的充分讨论，我们把策划方案当面向导师做了汇报。
方案分为大小两个：大方案为“某某教授八十华诞庆典”，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聘请某电视台著名艺人主持整个活动。基本程序是主持人宣布开始并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宣读某位重量级领导的贺信；某部原部长致辞，某现任副部长级协会会长致辞，学校某校长致辞；导师的老同学发言、学生代表（大弟子）发言；展示部分社会名流题词及礼物；学生代表献花；各届毕业生一一列队向导师鞠躬敬礼；寿星本人讲话；中间有专业乐队演奏串场曲目。主持人宣布第一阶段活动结束，茶歇二十分钟，转入下一环节，聘请某歌舞团提供五十分钟专场演出（包括一名当红歌星）。最后是庆祝酒会。
方案二比较简单，规格和规模适当下调。搞一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学术研讨会暨某某教授诞辰八十周年庆祝会，地点选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参会人数为八十人，活动由大师兄主持，与会者自由发言，会后合影留念并共进生日晚宴。聘请的发言专家，每人发交通补贴（车马费）两千元，并附赠印有导师头像和生日快乐字样的上等红酒一瓶等等。
导师十分专注地听取了我们关于筹备情况的汇报，不时地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详尽地询问了会场及宴会厅里的各种布置与陈设，连桌布、餐具、条幅、话筒、窗帘的质地与颜色、签到簿、名签、文件夹、茶具等等细节，还说要先尝尝那种为活动专门订制的上好红酒。
学生们以为导师一定会选择相对低调的研讨会方案，一定会把会场选在校内的教室，一定取消生日礼品，万万没想到他老人家说，这两个方案都可以，最好是合起来，上午办庆典，下午搞研讨，晚上组织一场生日派对。
听了导师的意见，大师兄的脸色惨白，汗水一个劲地往外涌。大伙儿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导师让我们先回去，再把方案细化一下，最好能把会场的实景拍摄下来，再请几家媒体，若时间允许再赶印个会议影集，即导师本人画传之类的，作为会议材料，装进专门印制的纸袋里。我们几个迷迷怔怔地离开了导师家，一连几天没敢合眼，人人都瘦了一圈，怎么办呢？全是大师兄惹的祸，他没事找事，非说最了解导师的脾气，向我们捶胸顿足地发誓说，导师最不喜欢排场张扬，能和我们吃顿便饭就知足了。天呐，这下看怎么收场，我们一直建议大师兄趁早去死吧！
隔了一周，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导师，为防止意外，大师兄还为导师准备了一个氧气袋和几粒速效救心丸，怕导师经不起实话的打击而提早告别人世。
那天，导师的精神状态出奇地亢奋。我们一进门他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客厅的茶几上还特意摆放了几盘水果和坚果小吃。没等大师兄开口，老人家就滔滔不绝地讲上了，“本想再听听你们的方案策划，高兴啊，教书一辈子能教出你们这些好学生真是不枉此生啊！老朽何德何能，竟享受了如此荣耀！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在人民大会堂办生日庆典，各级领导百忙之中前来祝贺，各界名流纷纷献辞……这是何等荣耀……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你们都做到了！这怎能不让我激动、兴奋！谢谢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可话又说回来了，有些事情想了不一定说，有些事情说了就等于做了。你们把事情已经说出来了，我觉得就跟做了一样！有这份心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花那份钱，出那份力，遭那份罪。光听说你们的设想，我就兴奋得好几天没睡踏实，想象那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高档豪华的研讨会场，热情洋溢的精彩致辞，我八十岁的虚荣心早就满足啦，谢谢你们，快吃点水果，嗑点瓜子，今天就算给我过生日了，绝对不再重复举办啦！”
那场精心策划的导师生日庆典至今仍停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口头上，但导师却逢人便讲这场被他“坚决制止”了的豪华庆典，尤其在碰到赵、鲁二位教授时，他总会兴致勃勃地一遍又一遍地提起那些想前来祝贺生日的领导者的名字以及整个庆生活动的欢乐场面。
辅导员
“你抽时间去看看武老师，他挺想大家的。我前几次去看他，他每回都念叨我们。”这是去年夏天老邱出差到成都时跟我聊天时说的话。
武老师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老邱还告诉我，武老师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差一点过去了。不过，他愈后效果不错，记忆力很好，全班四十个学生的名字都能一一叫上来。去年校庆时，我们班有二十多位同学返校聚会，武老师见了大家的面很激动，脑血栓又犯了，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才缓过来。人老了，挺寂寞的。武老师的老伴死了四年多了，现在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当年他欣赏的那几个班干部很少露面。有的做了官，忙啊，连我们也难见一面。团支书孙长脖子当了市委书记后腐败了，被判了十四年。嗨，上大学时他可是武老师的心肝宝贝儿，指望不上了。所以，老邱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开会，一定抽空去看看班主任。“你现在快当上院士了，武老师肯定会为你骄傲，上次校庆聚会你没去，武老师挺遗憾的。”
听了老邱的建议，我心里还真有些内疚。说实话，从上大学算起，到今年正好三十年了，还从未回去看望过武老师。不知为什么，大学这段时光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挺模糊，不像中小学时代那么清晰。能记住的大学老师也很少，想来想去能想起来的，还真是只有辅导员了。那时的武老师才四十来岁，从部队刚转业到学校工作，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不给学生上课，只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况。其实，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辅导员是个没学问、没本事的角色。跟那些著名教授比，他们在学校和学生眼里都没啥地位。但话又说回来了，总有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跟辅导员走得很近，他们一般都是学生干部。还有些同学因为遇到了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也与班主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比如老邱，他虽不是干部但是有名的“病号”，三天两头跑医院。四年大学，他连看病加住院差不多占了小一半时间。武老师因此为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工资，他对武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我当时是班上最不起眼儿的普通学生，既没当干部，又没得过大病，好像没跟班主任说过几句话。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武老师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温暖的，而那些大腕教授却大多记不住了。
我答应老邱下次到北京，保证挤些时间到班主任武老师家坐坐，毕业这么多年了，辅导员还念叨着他的学生，让我心里十分感动和惭愧。老邱是位有情有义的人，我俩在一个宿舍里住了四年，感情很深，他说的话我很在意。
春节快到了，我正巧去北京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会，晚上没事儿，我去了武老师家。
武老师见到有客人来，非常高兴。两只脚在瓷砖上急促地蹭着，拽着我的手往沙发上让坐。
“我是您的学生，还记得吗？”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
“记得，记得。你可出息大了，那么有名，谁不认识你啊？”武老师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手。
“哪里，哪里，都是老师您教育的结果。”我的眼圈湿润了，“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看您，可总不凑巧。真不好意思，
我这个学生太不合格了，太让您失望了。”
“你忙，你忙，我知道。你不像我，一个大闲人，啥事都没有。身体又不好，净给组织添麻烦。你现在干啥呢，还当市委书记？”他拉着我一同坐下，关切地问。
“我没当书记……”
“又高升啦！好哇，我就知道你能干，有这个本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这块料，能当官儿。当官好啊！咱班出了好几个司局级的干部。除了你，还有小柳，叫柳小萌，她现在也当上副市长了。王名成，你们班的组织委员，现在是司长了，还有班长赵大胡，那家伙也行，先当官，后来下海经商，把生意做到外国去了，听说还办了绿卡，成了外商了……你年轻，正是干事的好时候。”武老师兴奋得眼睛放光。
“不年轻啦，我也五十出头了。”我附和着。
“五十出头，正是当官的好年龄。我一想起你啊，心里就特别满足自豪。前些日子，有人说你被双规了，真是胡说八道。这年头，谣言多得很呢！为啥这么说，嫉妒呗！这回你又升了，谣言不攻自破。”武老师替自己的学生愤愤不平。
“武老师，咱班的同学您都有印象吗？”我试探着问。
“当然了，别看我七十多了，走路两条腿不大听使唤了。
可脑袋瓜儿没问题，清楚着呢！你们这届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能叫得上来。”他自信地做了一个跷大拇指的动作。
“孟新宁您还记得吗？”我报上了自己的大名。
“孟新宁？是你们这届的吗？”武老师一时没想起来。
“是，就我们这个班的，个子不高，四川人。”我提醒他。
“噢，我记不大清楚了。是不是那个平常不大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有时爱说个怪话，毕业分配回老家一个重点工程工作的小平头？”武老师的记忆力很棒，“他现在干啥？”
“他还在那儿工作，当上了全国劳模。”我如实地告诉他。
“好啊，人这一辈子其实干什么都一样。劳模也不错，凭双手吃饭，累是累点，心里踏实。你们同学之间还得相互帮助，你这个当大官的，要多安慰安慰他，别自暴自弃。”武老师深情地嘱托我。
“放心吧，挺好的，过得很充实。您要多注意身体，别老惦记我们这些学生了，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我给您带了点滋补品，再给您留点钱，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我随手塞给了他一个信封。
“哎哟，你这是怎么说的。让你太破费了。谢谢，谢谢。这不光是你个人的心意，也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您一个大领导，百忙之中来看我，还给我送这送那，真让我过意不去，我要是告诉别人说孙书记来看我，他们得羡慕死。”武老师客气地坚持要把我送到楼下，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把他拦在门口。
后来，我特意给老邱打了个电话，告知他我去看过经常念叨我们的辅导员了。但我没细说整个过程，更没有说老师真正记住并想念的是孙长脖子们，而我是替他看望了当年栽培过他的辅导员。
咳 嗽
在评上教授之前，老莫并不咳嗽。
咳嗽是一种毛病，这不用医生下结论，连三岁的孩子都这么认为，但莫教授的咳嗽是个例外。在大学里教书，谁不想奔个教授职称? 为了这个人人皆知的身外之物，不知有多少人绞尽脑汁，废寝忘食，忍气吞声，胸闷腹胀。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搅得那些自以为是的教师们心神不宁，没有哪位不坚信树梢上那几颗让人垂涎欲滴的“教授”果子非己莫属。风一摇、人一晃，眼睁睁地看着果子从自己眼前消失，落到旁人手里。那种滋味能好受吗？恼羞成怒者开始写举报信，罗列种种“事实”，指控幸运者作弊，认定其研究成果除了抄袭、剽窃之外一无所有；捶胸顿足者乃仰天长叹，世事不公何至于此，上苍有眼无珠竟能犯下如此大罪；潇洒超然者大笑不已，滔滔不绝地嘲讽教授之名如粪土，心里却急切地等着下一次能有人把自己也喻为肥料。
老莫苦苦熬了几十年，脑袋上屈指可数的几根头发早已失去了本色。他那只枯枝般的手终于紧紧攥住了这颗并不新鲜的果子——教授，他梦里曾经千百次替别人称呼自己为莫教授。
老莫，同事们以后将改口尊称为莫教授。尽管早就过了容易冲动的年龄，但当得知评审结果时，老莫还是吃了两颗速效救心丸。
老莫，不，莫教授开始中午顶着烈日在校园里散步了。他倒背双手，令人难以置信地挺起凹陷多年的肚子，脸上堆积着精心组织的谦虚的微笑。这笑容像一篇观点鲜明的论文，透露出无可争议的成功信念；同时也像一篇措辞强硬的声明，表达了据理必争的坚定立场。
莫教授变得宽容随和了，否定性的态度消失了。讲课和发言前，总是礼节性地咳几声，透着沉稳和自信。学生和同事们对于莫教授新添的咳嗽节目，还是认同的，都以微笑表示理解，甚至觉得这声音中蕴含着丰富的学问，而没有丝毫病态矫作的成分。
莫教授的脸上撒下了片片红云，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他兴奋地散步、讲课、开会，持续不断地用咳嗽强调自己并表达他内心的喜悦与尊严。
又过了一段时间，咳嗽变得不可控制了。咳嗽声把完整的一句话撕扯得支离破碎。同事们开始产生疑问，这咳声似乎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职称晋升反映。学生们也不大满意，因为课堂上除了咳嗽，几乎听不到新的内容。莫教授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他镇定地去了医院，期待着再一次公正。
医生故作轻松地告诉他，只是一般的肺病，大概是结核。
莫教授如释重负。
医生立即通知其家属：肺癌晚期，不要心存侥幸。
莫教授一生只痛痛快快地咳嗽了三个月。
博学的人
老孟因学识渊博而失去了很多朋友，只剩下一只老黑猫与他相伴。每到黄昏时分，他总是抱着那只昏昏欲睡的老猫，呆坐在厨房阳台的破藤椅上，絮絮叨叨地给它讲天文地理、音乐绘画和古希腊神话。
天资聪慧的老孟自幼好学，五岁时能熟背唐诗三百首，有神童之誉。小学三年级便达到了中学生的水平，知识覆盖面极宽，不但同学们有难题向他求教，就连不少任课老师，也常常私下里与他探讨，深得同学的钦佩崇拜和老师的欣赏器重。这么说吧，读小学时他像个中学生，读中学时他像个大学生，读大学时他像个教授。后来在教授圈子里，都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但“教授的教授”并不是教授。老孟大学毕业留校时没能去教书，而是去了图书馆做一名资料员。不是他不想当老师，而是按规定他不符合做教师的资格，教师必须具备博士至少是硕士的学位。老孟当时正处于骄傲的峰巅，声称全校没有哪位教授配得上做自己导师。他的目中无人和唯我独尊，让他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好机会，只能屈就于图书馆的一隅，与圣人伟人窃窃私语，谈天说地、评古论今。老孟至今仍引以为傲，自称与天往还，不与鼠辈为伍，整天“于珠峰之巅，俯视丘陵上爬来爬去的蝼蚁”。
因学问宽厚、思想深邃且审美趣味曲高和寡，老孟的眼里始终无人，包括女人。他对古代美女了如指掌，对希腊美女心仪已久，却对身边走动的血肉之躯嗤之以鼻：“俗，而且太俗，俗不可耐！”老孟宁可忍受“独怆然而泪下”的孤独，也不肯放低身段，与他人共处一个屋檐下。
演员需要舞台，教师需要讲台，官员需要主席台。学富五车的老孟一直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场所，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没有听众的激励，就缺乏成就感和价值感。老孟在享受孤独的同时，也常常心里憋得发慌。他是个述而不作的博学者，善讲而不善写，没有讲台和听众，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老孟的学问无人分享。
只要有同学聚会，老孟必定参加。不管生人熟人，老孟开口便讲，滔滔不绝。无论什么话题，他总能拦腰截断，以我为主。老孟无所不知，无所不懂，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他总能从远古找到根源，起码从尧舜开始，一路讲来，细致入微，并伴以“你们不懂”、“我知道你没有知识储备”、“这个有些深奥，你肯定不明白”、“嘁，这是个常识，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之类的穿插短语，令听者不爽。同学们了解他，一般不愿与他辩论。当然大伙儿也自知浅薄，无法说服他，就任由他一人夸夸其谈，而其他人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并不在意他到底讲了什么真知灼见。遇到场面过于混乱时，老孟会十分愤怒，用力拍打桌子，让大伙静下来。同学们嘻嘻哈哈地嘲弄他几句，又闹闹哄哄地相互敬酒了。
老孟经常慨叹世风不古和时代浅薄，像他这样的人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器重，他与柏拉图一样，渴望实现“哲学王”的梦想。
同学聚会越来越少请老孟参加了，偶尔他出现时，总有人借口有事而提前离开。老孟有满肚子的学问要讲给他人听，却无人捧场。老孟并没有别人理解的失落感，依然骄傲地鄙视着他看到的一切人。回馈他这种态度的，是所有人都同样鄙视他，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问却仍然不通人情世故，总把社交场合当成他一个人的讲坛，把交谈变成独语。在一个人人都想发言的时代，谁还会容忍一个人的话语垄断呢？
只有那只老猫甘做老孟的铁杆粉丝，轻轻地打着呼噜，在半睡半醒中倾听老孟枯燥乏味的喋喋不休。
终身教授
在导师眼里，我不光是学生，有时也是小偷、强盗、警察、推销员、收水电费的、领导……甚至是他死去多年的父亲和远在国外的儿子。
导师在学界名气很大，曾培养过许多杰出人才。我能投在他的门下，在他老人家的精心指导下钻研学术，攻读博士学位，真是三生有幸，祖坟无疑是冒了青烟。
当系里通知我被导师录取时，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名师出高徒啊！”一位十年前毕业的同门师兄就曾自豪地向我夸耀道，“我当年就是追随恩师走上了探寻真理之路的，他确实与众不同，如果你能够在他身边学习几年，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师兄是我的硕导，我更应该称他为老师，但他告诫我说：“只要你做了恩师的博士生，就只能喊我师兄了，这是必须的！”
我明白“师兄”的低调谦虚，当着博导的面，我可以冒昧地喊他师兄，但私下里我仍尊称他为老师。
经反复联系，我终于盼到了面见导师的机会。按照电话里确定的见面时间，我手捧一束鲜花来到了教授住宅楼三层的一套单元房门前，按响了门铃。屋里没反应，我又重新按了两遍并敲了几下。过了几分钟，门突然开了，一盆凉水迎面泼来，吓得我一激灵，手里的鲜花掉到了地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冲我挥着拳头吼道：“快滚，我不要你的菜刀，去别处推销去！”没等我定过神来，门咣的一声又关上了。我不得不重新敲，结果又是一盆水，臭烘烘的，不知道是用它洗什么啦！接下来，我学乖了，敲门后迅速躲在一侧，当水泼出来后，我乘机钻进家里。我赶紧做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新报到的学生。他气哼哼直勾勾地盯着我，用疑虑而混浊的目光打量着我，终于相信了我。“噢，对不起！我以为又是该死的推销员了！”
他示意我在客厅里坐下，又端量了我好一阵子，然后问：“你是出版社的？稿子不是取走了吗？”我愣愣地纠正说：“不，老师，我是您新入门的博士生。”“噢，瞧我这记性。你刚才好像说过了，你叫什么名字？”他和蔼地问。我把名字报上，并告诉他老家在湖南。“噢，湖南人，湖南好啊！那你从湖南大老远地跑来我家有什么事吗？”老人的口吻很亲切。“老师，我是您新录取的博士生，跟您求学来了！”他又乐了，“噢、噢、噢，对、对、对，你是我的学生，今年刚录取的，好啊！欢迎！瞧我这记性，你老家在哪里呀？”“湖南。”“对，湖南好啊！你从湖南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最后的几分钟，导师终于把我的身份和来拜访他的目的确定下来了，并跟我约定，每周三上午十点准时到他家里听他讲课并与他一起讨论。从那以后，我从未迟到缺课过。一学期下来，我被导师误认成了各种人物，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次，导师在跟我探讨苏联红军当年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强奸过中国妇女时，突然命令我站起来，把衣服口袋都翻给他看，然后愤愤地说：“像你这样的小偷我见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还有一次他讲完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后，让我回去动员亲朋好友把家里的锅、铲、钩、勺等铁器统统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去大炼钢铁，以支援国家建设。
还有两次，他把我当成了入室抢劫的盗贼，假装与我周旋，偷偷地躲到卧室里拨打了110 电话，让警察把我严厉地审查了一遍。
更令我惊恐的是，他有时会向我低头认罪，把学阀、特务、坏分子、反革命等莫名其妙的名词往自己头上扣，泪流满面地请求我宽大处理，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我百思不解、走投无路之时，我不得不向我的硕士导师兼博士师兄求助，请他帮我解释恩师的种种怪异表现。
师兄很不以为然地瞅了我一眼：“这很正常嘛！老师是终身教授，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诲人不倦！他现在还爬着锻炼吗？”“爬着？我没见过。”我答。“年岁大了，爬不动了。我做他的学生时，他每天都会在屋子里爬来爬去，那时他才八十岁刚出头，说是爬行有利于健康长寿。去年过九十大寿时，你还没入门，那场面相当壮观，所有的弟子都来为他祝寿，连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还专门发来了贺信。那天恩师就想当场做一个爬行示范，被学生们搀扶着拦住了，怕累坏了。”“老师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怯怯地问。
“别瞎说。这事儿千万要保密。咱导师是大师，是名家，不会痴呆的。十年前他就这样啦，我们历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用理智保持沉默，不能跟别人说我们的导师痴呆疯傻之类的坏话。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学生们如何赢得同行们的羡慕？有一种默契叫作心照不宣，你懂吧？”
师兄的开导让我迷迷怔怔地继续追随恩师探求真理，但导师总是把我当成别人的教学方式实在令我尴尬和不安。比方说昨天吧，他非把一把明晃晃的切肉钢刀递给我，恳请我给他做开颅手术，他显然认定我是外科医生了，一声声地喊我大夫，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被他误导。
有意思
小侯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跟我在同一个教研室。
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过研究，发表了几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在学界小有名气，小侯凭借年龄优势，加上天赋不错，很快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成功给侯教授带来了不少好处，出国考察、课题牵头人、成果评奖等都少不了他的份，学校还推选他当上了市政协委员。
小侯说话的口气比以前明显地大了起来。除了对同行和前辈不以为然外，更不把当官的放在眼里，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操，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知识分子普遍瞧不起当官的，这既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时尚，我也有这个毛病。大学里的教师们凑在一起闲聊时，谈论学术的少，议论政治的多。而说起政治来，似乎个个都很内行。谈政治离不开官场，讲官场又免不了说政客，政客泛泛而论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读书人议论政治，往往从纯而又纯的抽象原则开始，到俗而又俗的具体现象结束，援引的事实基本上源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和地摊报刊上传播的各类逸闻趣事。这么说吧，在许多学者眼里，当官的生来就是愚蠢、无能、贪婪、腐败和不学无术的化身，他们的唯一价值就是为知识阶层提供了饭后茶余嘲讽谩骂的靶子。小侯在对当官者的蔑视态度上，超过了我们所有人。每次瞎侃时，他最后都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动作很不协调地挥着拳头，吼叫道：“操，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习惯于在大粪池里洗手！”
就是这位嫉“官”如仇的侯教授，当得知系里将选派一名教师到县里任副县长的时候睡不着觉了。据说他私下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如愿以偿——任东部沿海地区某县级市的副市长（挂职），时间为一年。
同事们不再好意思去刨根问底地探讨他一反常态的选择背后的动机。有些人背地里把他描述成口是心非、双重人格的两面派，甚至讥讽他做官就像有些男人对小姐的行为一样，嘴上骂着，心里还想着，只要没人注意就会偷偷地捏一把。其实，这些人跟我一样，对于他当副市长这件事儿，内心里是既羡慕又嫉妒。
小侯（还是按规矩叫侯市长好），也就是侯副市长到任三个月后来京开会，他让当地驻京联络办的下属们派车把我们系里的十几位老师接到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五星级酒店。在那里他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晚宴。说实话，那的确是我大半辈子见到的最豪华的餐厅，也是至今所能吃上的唯一一次最高档次的饭菜了。
侯副市长那一天派头很大，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像是在官场里千锤百炼过的老手，与三个月前的侯教授判若两人。说话也拖着长音，每句话的开头和结尾都加上几个“啊”、“啊”，完全是从他过去所嘲笑的对象那里克隆复制过来的。趁着他给我们做“政府工作报告”喘口气的间歇，我小声地打断了他：“你别讲得太复杂了，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你当官的感受？”
侯市长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声告诉我：“就三个字——有意思！”
“有意思？”我重复了一句。我觉得他的回答很有水平，也很有意思。这三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过去了，挂职期满，但小侯没有如期回校。据说，根据其工作表现和本人的强烈要求，上级决定让他继续留任，而且是改挂职为任职。我们也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同行而感到骄傲。
又差不多过了一年，有消息说小侯被免去了副市长的职务且被移交到司法部门处理。系里有些人提供了不少关于他的传说：贪污啦，受贿啦，包二奶啦，养情妇啦，挪用公款啦，甚至与当地的黑社会有牵连啦等等。反正不管怎么说，小侯算是完蛋啦！
有人问我对小侯的事情有何感想，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