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会儿
“该起床了。”我喊了第四遍了。
“等一会儿。”儿子也回答了四遍。
“快洗脸去。”他妈妈至少催了三回，“等一会儿。”
儿子同样回答了三次。
从儿子上小学的头一天起，我们每天早晨都重复着这同样的一问一答。每学年末，学校返给家长的通知单上，记录着全年几乎一天不漏的儿子迟到的劣迹。
“该做作业了。”我和妻子每天晚上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儿子，“等一会儿。”儿子一边不厌其烦地换着电视频道，一边不厌其烦地应答我们的催促。于是，我们经常接到儿子未完成家庭作业的电话通告。
“该洗袜子了。”在睡觉前我们轮番提醒儿子，生怕他忘了。“等一会儿。”他不耐烦地冲我们嚷嚷。结果，每到周末我们要从他的床底下和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双双臭气熏天的袜子，然后替他集中洗完。
“快把水龙头关上。”儿子每次刷完牙，总是咧着嘴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欣赏他那口不知有何美感的牙齿，而不顾自来水哗哗地流着。“等一会儿。”他还是不紧不慢地龇着牙。我们急着去赶班车。晚上回来后，家里灌满了水，他站在没膝深的水中，悠然自得地对着镜子欣赏那口该死的牙。
有一次，我和妻子同时出差，又一同回到了家。“快开门，我们没带钥匙。”我俩喊了无数遍。“等一会儿。”他坐在地上玩电脑，无数遍地让我们等着。我和妻子从傍晚等到天亮。
儿子后来出国了。到国外时，我们曾给他打过电话，他在电话的那头说，“等一会儿，我给你们打过去。”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们老两口还没接到儿子那“等一会儿”打来的电话。
陪 读
学生公寓的门前聚集了一百多人，这还不包括值班人员花了三天时间劝退的两百多人。
“我们准备起诉校方，让校长和你们这些看门狗统统进监狱，亲自尝尝法治社会的铁律，到那个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我们这些学生家长可不是好惹的。我儿子他三姨夫在公安局里当干部，二舅是法院执行庭的庭长，他最小的小姨跟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小瞧了我们的能量，惹急了我们啥事都能办出来……”
“说得好！我老公可是现役军官，上校军衔，他要是发起脾气来我可劝不住，说句话能把一个团的兵力拉过来，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我女儿也住在这栋楼里。我不信你们就不怕曝光？别说这么所破大学，环球食品集团怎么样，我说它液态制品里大肠杆菌超标就超标，媒体一报道，说垮就垮，老板都跳楼了，早干什么啦，劲儿劲儿的，连点原始股票都舍不得送。我让你牛……”
“咱家可有人在审计部门工作，专门审计高校的。只要我打声招呼，你们这大学就甭办了。这年头谁敢说经得起审计？财务上违规的事多了去了，你们可别不识相，我们家长可是给学校留足了面子，可别给脸不要脸……”
“就是嘛！上大学又不是蹲监狱，凭啥管得那么严。再说现在的监狱也都人性化了，宽松得很。”
“什么叫娇生惯养啊！我那孩子可是市里的状元，别说自己洗衣服了，就连每天挤牙膏我都舍不得让他干。哪能让他分散精力呢，这事儿他爷爷奶奶爸爸全包了……”
“我儿子也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将来顶不济也能成个科学家，怎么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洗碗叠被呢！那可不行，人才需要保护，这可是原则问题……”
“我女儿可是个天才，不仅数理化门门全优，钢琴过了八级，舞蹈比赛还拿过大奖呢！从小到大我们全家没让她干过一点粗活儿，每天晚上睡觉都是我哼着催眠曲哄睡的，要是离开了我，失眠了谁负责啊……”
“咱得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培养的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不能让学校的这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妨碍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果校方不让我们这些家长和保姆陪住，那就是不讲政治……”
学校经过研究，决定部分接受家长的建议，同意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晚上七点至九点允许家长或保姆进入宿舍为学生叠被、铺床、梳头、洗衣服，但刷牙洗脸上厕所等事必须由学生本人独立完成。
校方决定一经公布，多数家长表示可以理解。只剩下十几位家长仍坚持己见并扬言要在学生公寓大厅和过道里日夜静坐。
奖 励
我一个同事的小孩叫闹闹，两岁时进入幼儿园，很快就成了班里的先进分子。
幼儿园里有一套完善的奖励制度和评价机制，随时表彰那些表现优秀的乖孩子。优秀的表现包括吃饭快、拉屎快、穿衣服快、系鞋带快……不剩饭、不掉渣、不打人、不哭、不笑、不说……以及捡到东西要上交，遇到违反纪律的小朋友要及时向老师举报等等，内容庞杂，名目繁多。
表扬与奖励的权力归老师所有，即表扬谁与不表扬谁全由老师一人说了算。奖励的方式以精神鼓励为主，偶尔辅助于物质刺激，奖品多为小红花和小红旗。
小红花是用橡皮刻制的图章盖在孩子们人手一册的评价本上的，有时老师还会直接把图案印在孩子的手心、手背和额头、脸颊上，突出奖励的时效性。手上、脸上的小红花容易被擦掉，所以每当获得此种奖励时，闹闹总想方设法避免洗手、洗脸，必须洗时也格外小心，生怕一不留神抹杀了自己的光荣。
闹闹对于小红花和小红旗相当在意，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得到奖励的机会。他吃饭、拉屎的速度从全班最慢变成了第一名，赢得了无数个小红花。为此，他有好几次差一点被包子噎死，有一回喝汤呛得鼻口流血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后来，他逐渐摸索出一条既不被撑着噎着而又能夺得冠军的秘诀，那就是趁着老师不注意时，便把馒头、米饭抓着塞到衣兜、裤衩、背心、鞋袜等隐蔽处，再若无其事地专心把碗盘舔干净。闹闹从不掉米粒，餐具舔得能当镜子用。即使偶尔弄撒了饭菜，也会坚决机智地把责任推到邻座的小朋友身上。
至于在拉屎方面，闹闹简直是个神童。当动作慢的孩子还没来得及蹲下时，他已经提上裤子啦！他学会了憋，经常憋得肚疼脸紫，每当他妈妈在幼儿园的大门口亲到一天未见的宝贝脸蛋时，准有一股臭气从裤筒里迅速升腾。他妈妈鼓励说：儿子，为了荣誉，值！妈妈愿意天天给你洗裤子。
小红花积累到十枚以后，老师就加盖一面小红旗。每个小朋友红花和红旗的获得情况被制成一个图表展示在教室后面的宣传墙上。闹闹多次名列榜首。个别月份他被排在第二第三名，这会使他变得很沮丧，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也会跟着情绪低落。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她总向我抱怨和声讨世道的不公以及社会风气的腐败，因为据她了解，那两个跃到她儿子前面的孩子的家长是当官的，有权有势，老师不敢惹，于是，她便隔三岔五地给闹闹的班主任老师送点小礼物。
闹闹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获奖的窍门，他觉得光靠吃饭、拉屎不行，还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自己要想在光荣榜上永居第一，不仅要自己争的红花、红旗多，还要让别人少得表扬。他有时会故意把饭粒扔在旁边小朋友的桌子底下或者偷偷地把小伙伴的鞋袜藏起来。闹闹更热衷于向老师告状，瞪大眼睛不知疲倦寻找他人的错误和毛病。如果老师不及时地给他盖上小红花，他甚至会去找园长连老师一块儿告。
闹闹强烈的荣誉感一直保持至今，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自上小学起，他的妈妈便把学校和单位里的各种奖励办法运用于家庭教育当中。她先后为儿子自制了各类奖状、奖杯、奖牌，并不时地为儿子颁发奖金。所以，闹闹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激励和赞美。
与此同时，闹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深受孩子的感染，只要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地去争取获得她“应得”的荣誉。几年下来，她多次获得了“工会积极分子”、“爱国卫生标兵”、“热心人奖”、“广播体操大赛最佳观众奖”、“合唱节优秀加油手”等等，去年的超女比赛她疯狂参与，还跳到台上手舞足蹈了一阵子直到被轰下来为止。她为此还赚了一张“勇气可嘉”证书。
她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常死拉硬拽地逼着同事到她家里参观闹闹自幼儿园开始所赢得的各项奖励的实物证据。我先后瞻仰了不下十次。她热切地期待着每位参观者的观后感，大家无不“哎哟”、“哎哟”惊叹一番。有一次，她满含热泪地望着我，让我替她预测一下儿子的未来，我深思良久，十分肯定地跟她说，闹闹将来一定会成为勃列日涅夫。
我的同事显然对这个古怪的名字感到陌生。她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希望得到我进一步的解释。我只好告诉她，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大人物，苏联的最高领袖，他一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对于荣誉的向往达到了无人可比的程度。他的胸前总是别满了勋章，以至于把衣服脱下扔到地板的一瞬间，能把天花板上的吊灯震落。有一次，当他走进克里姆林宫时，一位官员惊讶地问他，亲爱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您今天怎么没戴上勋章？他低头一看，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我忘了从睡衣上摘下来了。你的闹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像苏联的最高长官一样，到那时，他就可以给自己颁奖啦！
我的同事对我的预测不置可否，但从她那傻乎乎的笑容里，我能感觉出她的无限憧憬。
上个礼拜，我的同事忙着给儿子申请大学的保送生资格，她雇了辆小面包车，拉着闹闹从小到大的四箱子获奖证据直奔大学。大学招生部门的负责人很负责地答应她，你儿子的这些奖励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无用的。她非常气愤，在那里哭闹大半天，好不容易在保安人员的劝说下把奖状、奖杯、奖牌和其他奖品拉回了家。
调 研
能陪教授们吃饭，朱二可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他头一天除了遵照乡长的指示，精心安排好饭菜之外，还特意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找了个小本本，想请教授在那上面签名并打算随手记下他们饭桌上的绝句妙语；二是从儿子那里借了本成语辞典，连夜背了二十来个成语，争取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派上用场。
据乡长说，这回一下子来了五位学者，都是著名的大牌教授，他们能来穷乡僻壤调研“三农”问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一定要接待好，不得出任何差错。乡长还说，你朱二可当年差三分没考上大学，但也算半个文化人了。这回给你个机会，让你近距离地陪同教授，算是你的造化，也算是乡领导给你的奖赏，年终发奖金时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朱二可点头称是，一连向乡长说了十多遍“谢谢”。
朱二可在乡里当文书，握笔杆子的时候多，握锄头的时候少。乡政府公务员的编制少，他一直属于编外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写字的农民”。他的儿子正读中学，朱二可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他觉得这比自己当上公务员更重要。朱二可本想让儿子也来拜见教授们，能在家门口见到大学教授，这对孩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但乡长不同意，说弄个小毛孩子跑来跑去不成规矩，朱二可只好红着脸放弃了努力。
教授们的年纪都不大，穿戴也很随便，全都是牛仔裤、T 恤衫或花格子衬衣。朱二可自己倒扎了条斜纹领带，头发上还抹了油，显得很正式。
乡长热情地把教授们让到餐桌旁坐下，并亲自为客人们斟上当地最好的白酒，教授们连连拍手推辞说不会喝。乡长说：“喝不喝，先倒上。”一位有名的教授拒绝道：“不喝就别倒了。这年头，到处都是假酒，中国的假货百分之九十以上销往农村，在这儿喝酒那等于玩儿命。”其他四位客人也附和着，认为乡长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谋杀。
乡长尴尬地自己先仰脖干了一大杯，然后说：“不喝就不喝吧，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咱以茶代酒，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朱二可也赶紧换上了茶杯，接着乡长的话茬表示进一步的欢迎，还用了句 “蓬荜生辉”的成语。一位教授打趣说，你们的棚顶挺干净的，没生什么灰呀！
乡长趁着吃饭的机会，见缝插针地为他们介绍乡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事情多，下午要赶回县城，原定的调研时间压缩了，不能专门开会，只好边吃饭边听汇报。乡长顾不上吃东西，一个劲儿说数字。但没说几句，就被调研组的组长，一位姓张的博士生导师给打断了：“你用不着说那么详细，其实农村的情况我们很清楚。这次我们下来，也就是做做样子。这个调研课题才给了不到三十万的经费，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我们这几位，都是有名的专家，心里都有数得很。”他拍拍乡长的肩膀，示意他不必讲了。
乡长跟朱二可大眼瞪小眼地僵在那里，只好听他们之间的高谈阔论。
专家们谈笑风生。一个说最近的股市真他妈的“熊”，闹得他一天损失了七八万块钱。另一个说他们研究所的副所长欺人太甚：“竟敢勾引我的女研究生。”还有一个骂自己的老婆不是东西，背着他跟一个公司的小老板眉来眼去。吴教授一个劲儿地讨好那个组长张博导，请他帮忙在学科评审委员会谋个委员的职位，好争取拿到百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并表示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他。张博导笑嘻嘻未做允诺，只是说他最近想换辆越野车，打算明年暑假开车去趟西藏。其中一位教授还提到了他的小姨子，说她在吴教授的单位工作，一直没评上副高级职称，因此请吴教授多关照一下。吴教授拍着胸脯称没问题，又色迷迷地问了句：“你小姨子长得水灵吗？我得跟她私下谈。”他们最后一起讨论回到县城后究竟到哪家洗浴中心去找小姐好好地按摩一番。
教授们虽未喝酒，却都很尽兴。临走时他们纷纷夸乡长豪爽，一个人就喝了一瓶酒，还夸菜做得有特色，都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污染。朱二可代表乡长把事先备好的各类干果、干蘑装进面包车里，他们客气地笑纳了。
望着汽车远去的背影，乡长对朱二可说你今天可算开眼了，年底就别跟我要奖金了。朱二可沮丧着嘟囔道：“下次你还是让别人开眼吧，他们连句成语都没说！哼，真是亏大了！还好，幸亏没让儿子来！”
手 镯
曼姐的女儿十分优秀，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的前几名，曼姐为此骄傲得浑身是劲儿。
只要一提起女儿，她就乐得面部变形。若再问上一句：“你是怎么培养的？”她就会挤眉弄眼扭屁股，打开话匣子跟你说上大半天，直到你起了要掐死她或者自己寻短见的可怕念头。
以前同事们总拿她开玩笑，说曼姐你是不是当初抱错了孩子？如果没这女儿，我们还真看不出你有什么优点。现在谁也不敢再这么调侃了，因为曼姐会抓起杯子摔到你脸上或者直接冲过来抽你两个耳光子。她越来越严肃地反复强调：孩子的成功完全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
曼姐没读过大学，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教育孩子的“科学方法”。
据她说，女儿入小学之前差点被她那“该死的没出息的爸爸”也就是她当年“瞎了眼嫁给的比窝囊废还窝囊一百倍的男人”给耽误了前程。那时的曼姐正“豪情万丈地打拼天下”，在汹涌澎湃的商海中“乘风破浪”。而那位“比狗屎还臭的饭桶草包”竟然“光顾着抽烟喝茶外带勾引收垃圾的老女人”，根本就没把培养女儿的事情放在心上，致使孩子错过了学前的扎实教育，连钢琴、二胡、舞蹈、数学、外语都没学过。幸亏曼姐发现得早，她毅然在事业即将成功的那一刻，也就是“已经看见了胜利曙光”之际，放弃了“基本上已经攥到了手里的巨额财富”，转向了对女儿的精心教育。她常说：“谁是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是我！谁是与亿万富翁擦肩而过的人？是我！谁是视金钱为粪土的人？还是我！”
丈夫在被曼姐雇人打断了一条腿后滚出了家门，且收到了“离婚后永远不准见女儿”的严正警告，“只要敢来看女儿，另一条腿和两只胳膊就会不翼而飞”。
曼姐独自一人担负起了把女儿培养为“当今世界最优秀女人”的重任。小学一年级时，她每天都辅导女儿学习到深夜。从二年级起，她不得不承认“现在的课本太难了”，于是由辅导变成监督，依然陪女儿做作业，并为孩子做各种营养餐。女儿非常争气，直到读初二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曼姐总是人前替女儿谦虚：“其实这孩子可笨了，关键是看家长的教育方法。小学一年级最重要了，基础必须打得跟混凝土浇灌一样结实。一年级是我手把手教的，不信你问她？”女儿一脸茫然地配合着，“嗯、嗯、嗯”地紧着点头。
曼姐教育培养女儿的妙方很多，比如她经常把孩子领到五星级宾馆或名牌服装的橱窗前循循诱导：这地方高不高级，这服装漂不漂亮，高级吧，漂亮吧，喜欢吧，那我就告诉你，你如果学习不好，考不上顶尖大学，你就做梦吧！你同桌的小晶这回考得比你分数高，等将来她要是穿上这身衣服，住进总统套房里，你就跳楼去吧！有时，曼姐会气冲冲地拽着女儿到乞丐讨饭的天桥上，厉声呵斥：“你睁开眼睛看看，明天你就跪在这里要饭吧，你这回数学才考了全班第三，呸，你不当乞丐才怪呢！ ”
到了初三，女儿长了点脾气，开始与曼姐拌嘴斗气了。曼姐听老师和别的家长说过，这是青春期的正常表现。斗争了几次，曼姐没占到上风，便大哭大嚷了几场，都没有取得她预想的效果。于是她转而求助佛祖的力量，经常跑庙里烧香拜佛。只要听说哪儿有算命的大师一定去请人给看一看，说一说。拜完了，算完了，就按照高人的指点回去“作法”，今天在女儿的腰带上系个红绒线布条，明儿个又往女儿的兜里塞张黄纸片，后天又让孩子进教室时先迈右脚，大后天又叮嘱孩子不要用手扶门框等等，把女儿搞得晕头转向。如果哪天孩子考试拿了高分，曼姐就眉飞色舞地大肆渲染:“怎么样，听老妈的话错不了。妈可神啦，你的每一步成功都离不开你老妈我的相助。”孩子常常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或者绝望地扔下一句：“你有病吧！”
久而久之，孩子多少受到了心理暗示，偶尔遇到难题或学习成绩下降总怀疑是妈妈背后捣的鬼，私下写日记称她为WP 和YG，意思是“巫婆”、“妖怪”。
今年高考前一周正好赶上女儿的生日，曼姐认为这个生日非同寻常，早早地找高人给策划了一番。过生日那天，曼姐特别邀请了几位所谓的“大师”，云山雾绕地比比划划一通，把女儿吓得夜里噩梦不断。第二天一早，曼姐神神秘秘地反复叮嘱女儿一定要把头天的生日礼物——经过“开光”的玉镯戴在手腕上，它能保佑你考上最好的大学。
孩子连蹦带跳地往教学楼跑时，在门口的台阶上一不小心跌了个跟头，偏偏把手镯摔成了四瓣。她心里既硌硬又沮丧，尤其觉得回家跟妈妈没法交代，猜不出母亲又会生出多少“妖术”。放学的路上，孩子神情恍惚地被一辆出租车给撞上了，一下子住进了医院，生命虽无大碍，但头晕恶心，属于严重的脑震荡，只好放弃了高考。
曼姐原打算等女儿以优异成绩被名牌大学录取后为下一届和下几届的学生家长传授她的教子秘方，到全省或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前文中的一些加引号的表述就是她准备讲的“硬词”，但女儿不争气，让她极其失望。
曼姐一直怀疑是女儿不相信她的话，故意把玉镯摔了才惹的祸，她已托“大师”为女儿再请一副开了光的银手镯，明年高考时一定戴得紧紧的。
墓 碑
因为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过课，于是她就成了我的同学。因为是同学，于是就有了不好意思拒绝的心理定式。因为我的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她就很好意思地经常找我，没完没了地向我倾诉一些鸡零狗碎的无厘头琐事……
她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份只领工资而无须上班的稳定工作和一套联体别墅、两辆高档汽车、数量可观的银行存款以及一位对她体贴入微的做生意的丈夫。然而，所有这些令人羡慕的优裕生活条件，却无法阻止和替代她的另一种嗜好——无休止地抱怨。
简单地说，她的快乐与幸福是建立在对自己想象和杜撰的各种不幸之中。她会不知疲倦地向他人倾诉她的种种不幸，声泪俱下地指责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自己的不公，能清楚地记起五岁那年母亲曾把一个大苹果塞给了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而扔给她的那个明显小许多。这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导致她长期怀疑自己是否是母亲的亲生女儿，直到她的长相完全变成妈妈当年的模样为止。她愤愤地告诉我：“这不是一个苹果的问题。我不在乎苹果的大小，而在意我在父母心目中的位置，他们重男轻女，从小就没把我当人看。”
她曾给母亲买过一件花衬衫，给父亲拿过一百元钱，这是她孝敬父母的铁证，至少跟我念叨了二十年。她还送给嫂子一双塑料凉鞋，这我也听了不下上百遍。她甚至还给弟弟家的小孩送过一件“顶高级”的新书包，“你凭良心说，我这个人孝顺吧，大方吧？就是嘛，做人不能不讲究！不管他们怎么对我不好，我都不计较。该孝敬父母就孝敬父母，该照顾弟妹就照顾弟妹。买衣裳、买凉鞋、买书包不得花钱呀，我心疼了吗？没有！我就是这么个人，不记仇，不跟他们一般见识，父亲说要治病了，我立马给邮去了一百块钱，没说过二话。为给我妈买那件花衬衫，我都快临产了还挺着大肚子满街转，累得我腰疼腿酸，差一点晕倒在大街上……”她的高尚与无私大方，总离不开衬衫、凉鞋、书包和一百块钱……
前年秋天，她母亲去世了，与头两年病死的父亲合葬于老家的祖坟上。她很伤心，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觉得自己刚过中年就成了孤儿。
“后事办得顺利吗？”我递给她几张擦面纸。
她揉了揉鼻子，瓮声瓮气地说：“不知道，我没回去！”
“为什么，你母亲去世了你也不回去送终？”我惊讶地瞅着她。
“我才不回去呢！他们太气人了，没有这么办事的，他们实在是太缺德太过分了！”她气得又哭了起来。
“他们是谁？兄弟姐妹？”我问。
“还能有谁？就是那群王八蛋！”她又抹了一把鼻涕。
“他们干什么事了，不让你回去奔丧？”
“他们可缺德了，在父母的墓碑上不刻我的名字。你说这叫什么事嘛，哪有这样办事的？”她气愤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
“太不像话了！子女立碑怎么能把你排除在外呢？”我也替她抱不平。
“可不是嘛，说我没交钱。立块破碑要花两百块钱，还让我出二十，凭什么？我又没占父母的便宜，还给他们买衣服、凉鞋、书包，凭什么让我再出钱？这不是钱的事，是争个理儿！你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不知是哪根筋出了问题，我猛地挥手抽了她一耳光。多年的同学，我怎么能动手打她呢？事后我有些后悔。
她一年多没再找我了。人都是有脸有皮的，我失去了一位老同学。
去年的正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刚从医院回来，想找我聊聊。
“病了？没什么大事吧？”我关心地问她。
她在电话里哭了，说没病，是让大嫂给打了：“那个乡下泼妇太过分了，揪住我的头发就往石碑上撞，把我的额头撞了个大口子，流了大半碗血，这事没完，我没那么好欺负……”从她的哭诉中我理清了事故的大概经过：她春节期间开着宝马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砸那块未刻上自己名字的墓碑，正巧碰上了前来烧纸的哥嫂，于是厮打了起来，嫂子还用夺下来的锤子砸碎了宝马的车灯……
吴英的病
过了四十岁后，吴英只对健康和疾病的话题感兴趣。在与朋友和同学聚会时，如果不让她尽情地讲述自己多年来与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作斗争的光辉历史，并送上一句“吴英要不是身体不好，咱们谁都比不过她”之类的感叹，她就会一脸的愤怒，甚至会愤然告辞。
她父亲曾对她母亲说过：“这丫头的病就是你给宠出来的。”就因为父亲的口无遮拦，让女儿至今怀恨在心。吴英三十多年没再搭理过爸爸，她早就发过誓了：“我一辈子不会再看他一眼，我没有这个父亲。到他死那天，我也不稀得掉一滴眼泪。我说话算话，否则天打雷劈！”
吴英聪颖而好强，自打上小学起一直表现积极，学习成绩在全班、全年级名列前茅，且好跑好跳，是学校体育比赛中引人注目的奖牌获得者。到了中学依然当班长，偶尔考个第二名或第三名，就歇斯底里地哭鼻子，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然后拿出塑料皮儿的日记本抄录一段段名言警句，并有感而发地写几句自我励志的狠话，诸如：“人生只有一个第一，没有第二”，“我的字典里没有亚军一词”，“不想当居里夫人的女人就不配做女人”等等。合上笔记本，她会大喊一声，在原地跳几跳，用力跺跺脚，然后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
父母、老师都以吴英为骄傲，同龄人也把她视为典范和标杆。吴英当之无愧，信心满满，高中三年一般不正眼看人。有几个男生暗恋过她，但均未敢有进一步的表示，生怕吴英啐他一脸唾沫。“吴英的心在天上，居里夫人的眼里怎么会有居里？”他们私下里醋溜溜地谈论她。
高考结束后，吴英差一点走上绝路，若不是妈妈寸步不离地照看她，她肯定寻了短见。由于考试临场发挥不理想，吴英仅考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与她所设定的目标和同学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她不仅不想读，也不想活了。母亲逢人便替女儿解释，说这孩子去考场时发着40℃的高烧，又赶上生理期，肚子疼得头上直冒汗，能咬牙坚持下来已经是万幸了。妈妈善意的谎言，多少替吴英挽回了些面子。她也渐渐顺着母亲编的故事讲下去，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细节。讲的次数多了，她自己便信以为真，冲着父母理直气壮地叫：“发高烧、闹肚子、五脏六腑疼得钻心，没死在考场上就算命大了。你俩够有造化了！”
大学四年，吴英依然保持着过去亢奋向上的精神状态，除了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外，还担任学生干部，积极组织各类集体活动。同时抄录豪言壮语的笔记本摆了一摞。除了“存在先于本质”、“人与人是狼”之类的引进流行哲理外，还添加了“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竞争就是把失败的机会留给别人”等妙语。
但走别人的路，别人也不一定让你走。吴英毕业时本想挤进政府部门，实现其“撒切尔夫人”之梦，却未能如愿。又想去大型企业或外资公司狠赚一把，堆座金山银山，也没能成真；她还想了许多别人走过的成功之路，同样无法走通。于是，她回到家乡的县城在自己的母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虽说有一定的落差，但吴英当时仍能以饱满的热情面对那些纯真的学生。这是她的母校，是她倍感骄傲与自豪的过去，是培育她自信和自负的一片沃土，如今她重新回到这里，在夏日的微风中，仰望着操场边那一排排参天大树，她激动得心潮起伏，泪流满面。
吴英挑起了高一班主任的重担，暗下决心要在两年内担任年级组长，三年内升至副校长，五年内主持全校工作，接下去则要越过教育局长，直接当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她推测，到那时她不应该超过三十岁。再往后，吴英没有清晰的岗位职务和时间表，但她有信心也有决心在四十岁前后成为同学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偶像。
然而在三十岁生日聚会时，她哭得一塌糊涂。她向昔日的同学讲述了自己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头疼、腰酸、胃寒、肾虚、肺热、失眠、惊悸……凡是能想起的各种症状，她都一应俱全，所以她至今不仅未能当上年级组长，而且连做班主任也因体力不支而辞去了。有知情的同学私下说：“吴英啥病没有，尽是装的。”她很变态，一心想当官，既瞧不起校长，更瞧不起同事，人际关系极其紧张……
吴英一如既往地努力着。“在成功的路上，各种疾病蜂拥而至，围追堵截。同事们的嫉妒也与日俱增。”她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她屈身下嫁给了县医院的一位医生，这又是她“倒霉的开始”，“是一辈子的悲剧”，“是瞎了眼的结果”，她常跟同事们谈起这个“窝囊废”、“草包”、“饭桶”。
因为这位生性腼腆善良的男人整天围着她转，像呵护婴儿般小心翼翼精心侍奉自己心中的“公主”，而傲慢的“公主”却骂他根本不像个男人……
吴英现已申请病退，在她发现自己已超过了升迁的年龄后，她又得上了若干种新的疾病。她守着当医生的丈夫，却四处求医。她说西医没用，都是唬人的，常以她丈夫为例，把医生贬损得一无是处。只要听说哪里有巫医神汉、和尚道士、看相抽签算命的，她必定前往叩拜……尝试了无数民间偏方，直至奄奄一息。她的丈夫一次次把她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换来的都是无休止的数落和谩骂……
只有当同学们去看她时说一句：“吴英若不是身体不好，我们谁也比不了她！”她的脸上才会露出些许得意的笑容。
无法唤醒的记忆
在老家闹哄哄的集市上，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年轻女子拽了一下他的胳膊，他与她说了几句话。她又拽了拽他的胳膊，他边甩边退。西下的日光不该那么刺眼，他回头望那个女人时，还用手在额头下搭了个遮阳檐舌，那逆光直刺而来，来不及避闪，雷电一般击中了他。眼前一黑，他倒下了。耳边有尖叫声、跑踏声，急促而混乱。他睁开眼睛，看到了一摊从肚皮里流出的肠子，又一黑，上下眼皮就紧紧地贴到了一起。
再次醒来时，他惊恐地仰望着正俯下身子为他擦脸的女人，只听到一声尖叫，那声音清脆刺耳，仓促地拖着长长的尾音，没有嘈杂的背景，单一直接，然后是哭泣，既悲且喜，像母亲拥着新过门的儿媳妇那样。
“你是谁？”他含含糊糊地问，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一眨不眨。
“死鬼，你连老婆都认不出了？”她双手捂着脸颊，眼泪雨水一般淌着。
“老婆？有点像。不是，你到底是谁？”他声音干涩细弱，吐词生硬吃力。
“是你老婆，不骗你！”她把脸贴向他的脸。
他试图转动脑袋，却力不从心。她用脸蛋蹭着他的脸颊，他慌乱地拒绝着，想推开她，但两手不听使唤，只勉强地动了动。
“这是哪里？什么鬼地方？”他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
“是租住的地下室。”女人哽咽着说。
“地下室？为什么住地下室？新买的房子呢？”他的眼睛里有了光。
“卖啦！”女人用勺子往他的嘴里喂牛奶。
“卖了？为什么要卖？”他把头扭向一边。
“治病、打官司。”女人抹了抹眼角。
“治病？给谁治病？”
“给你治病。”
“我？我得了什么病？”
“植物人病！”
“植物人病？”
“对，你个死鬼，整整昏睡了两年，跟个木头似的。”女人抽泣着。
“躺了两年？为什么？”
“谁知道为什么，所以惹了官司。”女人又往他嘴里喂牛奶。
“什么官司？”他又把头歪了过去。
“嗨，说来话长，等你身体好点再说吧！”女人叹了口气。
“你是谁？”他一脸迷惑的神情。
“我是你老婆，又忘啦？”女人提高了嗓门。
“不，你不是，我老婆头发是黑的，你是花白的。我老婆皮肤白嫩，你的脸上全是褶子。”他的脑袋在枕头上左右摇着。
女人哭了，哭得很投入，悲伤而漫长。
他的体力渐渐恢复了，意识仍很模糊。
妻子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希望能唤醒他的记忆。
两年前，你回老家探望父母。下车路过农贸市场时，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被绊倒了，嘴唇磕了个口子，流着血。你把她扶起来，喊她的亲人。孩子的妈妈很快出现了。她从你怀里抢过孩子，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凶狠地盯着你。当你转身离开时，她上前拽住了你的胳膊，要讨个说法。你向她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她仍不依不饶，要你赔偿给孩子一千块钱。她不相信你的解释，更没有感谢的意思，而是一个劲地骂你推倒了她的宝贝女儿，还把她抱在怀里图谋不轨。你气愤地用力甩开了她，但只走了几步，就被她的丈夫，一个在集市上卖肉的屠夫猛扑过来，把杀猪刀捅进了你的肚子，接下来，你就倒下了，肠子流到了卖鱼大嫂的摊位前，让她呕吐了好一阵子。
开始打官司了，你在医院昏迷不醒，警察无法听取口证，只能任由那个小女孩的父母随意发挥了。开始时你家乡的父老有几个为你愤愤不平，但那个屠夫一一登门送了礼和钱，腰上还别了把杀猪刀。他们就改口了，说那天集上人多没看清……你是那村子里走出的大学生，他们都麻木得不认识了。
无论妻子如何提醒，他始终摇着头，表示一切都记不起了。后来妻子的目光呆滞了，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地喃喃自语。他无法核实妻子向他叙述的故事，只是不断地问她：“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长大后会有记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