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介绍派珀特原则（通过在旧智能组间插入新的管理水平而发展的理念）时，没有问新的层次应该在什么时候建立。如果管理者介入得太早，它们管理的工作者还没成熟，那几乎什么也完不成。如果管理者来得太晚，同样会推迟思维发展。怎么能保证管理者不会参与得太早或太迟呢？我们都见过看起来成熟得太快或太慢的儿童，他们的某些方面与其他方面的发展速度不符。在理想的系统中，每个发展中的智能组都受其他智能组控制，这些智能组在必要的时候会引入新的智能体，也就是已经学到了足够的内容，可以开始一个新阶段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的学习潜能出现得太早，那肯定是一场灾难。如果每个智能体从出生起就可以学习，它们就会被婴儿时期的理念压垮。
管理这种事务的办法之一就是在遗传决定好的时间里开启新的智能组。在各种各样的“生物”成熟阶段，特定的智能体阶级可以开始建立新的联结，其他智能体则被迫通过建立永久联结来放慢发展速度，这些联结在此之前都是可逆的。是否有这种确定可以生效的发条机制呢？来想想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儿童在五岁之前就获得了“可逆”和“限定”这样的智能体。对这些儿童来说，这些至少已经足够在这个年龄激活新的中间水平的智能体了，所以这些儿童可以继续建立像“外表”和“历史”这种智能体。然而，还没有准备好的儿童会因为要被迫建立一些不太有效的“更社会”而受到一点儿阻碍。对那些已经发展到“时间表之前”的儿童来说，这种刻板的成熟机制效果也不太好。最好有这样一些系统，在这些系统中，每个阶段的时间安排取决于之前真正发生了什么。
阶段性的事件可能是通过我们所说的投资原则开始的：一旦某项特定的技能抑制了它附近的所有竞争者，它就会越来越有可能受到重用，于是就为它提供了更多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种自我加强的效应可以引发一段快速的发展，在这段时期一种特定的技能很快就会主导整个场景。阶段性事件的结束方式之一可能是我们所说的例外原则。为了搞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假设某个特定的智能组发展出了一种特别实用的工作方法，许多其他智能组也很快学会利用这种能力。其他智能组越依赖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每次“进步”造成的干扰就越大，因为现在它需要取悦的客户更多了！甚至加快一种程序的速度都会损坏其他依赖它工作时长的智能组。因此，一旦一种方案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它就会变得很难改变。不是因为它自身或发展它的智能组的固有限制，而是因为社会中其余的部分都依赖它现在的形态。
一个旧智能组一旦变得很难改变，就是时候建立另一个新的智能组了，进一步的发展需要的可能是革命而不是进化。为什么一个复杂的系统必须通过一系列单独的步骤来发展，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