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些都是小说家们可能会用于控制读者和角色之间距离的基本技巧。然而有必要指出，作家们也采用其他的方法来控制距离，而且，如果要对叙述视角进行更为复杂的描述，就必须把它们都考虑进去。例如，在判断一名叙事者的可靠性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如此。梅尔维尔的《白鲸》和格拉斯的《铁皮鼓》都是利用全知者视角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但是我们会在大体上感觉自己在道德、理智和情感方面与以实玛利更为亲近，因为以实玛利是一位明显可靠得多的叙事者，甚至在他报道亚哈独处时的想法时。而奥斯卡·马策拉特则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他毕竟是一名精神病院的病人，还把他的无所不知的能力归因于他的铁皮鼓，声称是它“告诉他”那些他从未目睹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对于一位叙事者的可靠性的反应当然是程度不一的，比方说，我们对奥斯卡比对林·拉德纳《理发》里的叙事者亲近得多，后者认为用一个恶作剧去毁灭某人的生活是一件相当好玩的事情。）
而且，正如我们会对一名在一部戏剧中突破“第四堵墙”——那是一堵让我们与演员分离开来的想象中的墙壁——并且直接对我们说话的角色更为亲近一样，我们与那些有意识地向观众开口说话的叙事者之间的疏离感更少。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都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集中表现它们的叙事者的思想、情感和经验，但是我们对哈克亲切一些，他说的第一个字是“你”，而且他从头至尾都在对着我们说话，而弗雷德里克·亨利则不是这样，在把他的故事说给我们听的时候，第四堵墙仿佛就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而不是一个隐喻。我并不是要指出马克·吐温在海明威失败的地方大获全胜——远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位作家都会创造出某种距离，让我们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投射到他的主角身上去。我们被期望从哈克那里感受到一种亲和力，因为他在反思他的不良行为时举止高贵，同时我们被期望与弗雷德里克·亨利之间有某种隔膜，因为他在思考他的高贵行为时会表现恶劣。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小说中的叙述视角时，不应当仅仅关注我们正在运用的人称，还应当考虑那些控制我们的叙事者与角色之间的距离时涉及的全部技巧。如果我们记得控制距离是叙述视角的主要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在创作短篇和长篇小说时将会更加全面地利用这个非常重要的叙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