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有一个名为陆象先的人，他的父亲陆元方是武则天时的宰相，所以自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在青年时就气度很大，以喜怒不形于色而闻名。
陆象先早年做同州刺史，有一次家里的仆人当街碰见他的下属参军(一种地方军事官职)，没有下马。这在当时虽然算是一件没有礼貌的事，但也并不过分严重。参军仅仅是刺史下属负责军事的官员，况且，刺史的仆人也未必认识他。但是，这位参军却大发雷霆，命人鞭打仆人，血流浃背。然后，参军到陆的官府中禀告说：“下官冒犯了大人您，请您免去我的官职。”
对此，陆象先早已知晓事情原委，从容答复说：“身为奴仆，见到做官的人不下马，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做官的人打了上司的家仆，罢官也可以，不罢官也可以。”说完，也不再理踩这位参军，自顾自地翻开一本书看起来。参军一时揣摩不透刺史的态度，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灰溜溜地悄然退了出去，从此收敛了很多。
在冲突中，为了避免因为出错而导致同归于尽的后果，人们一定都希望找到一个刚好足够阻吓对手而又不会过火的回应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使威胁变得缓和一点，创造一种风险，而不是一种确定性，表明可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托马斯•谢林的边缘政策想法。在其著作《冲突策略》里，他有这样的解释：边缘政策是故意创造一种可以辨认的风险，一种人们不能完全控制的风险。这一策略在于有意将形势变得多少有点难以把握，其原因只是这种难以把握的形势在对方看来可能难以承受，因而被迫忍耐下来。这等于将敌人置于一个双方共担的风险之下，对他进行干扰和威胁，又相当于是告诉他，假如他采取敌对行动，我们可能大为不安，以至于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都会越过边缘界线，采取行动与他同归于尽，从而对他进行阻吓。
“边缘”一词实际上本身就有这样的意思，它作为一种策略，可以将对手带到灾难的边缘，迫使他撤退。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的行动，被普遍视为成功运用边缘政策的典范。
边缘政策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微妙策略，本质在于故意创造风险。这个风险应该大到让你的对手难以承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以化解这个风险。那么是不是存在一条边界线，在这一边是安全的，一旦落到另一边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答案是否定的，并不存在这么一个精确的临界点，人们只是看见风险以无法控制的速度逐渐增长。理解边缘政策的关键在于，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边缘不是一座陡峭的悬崖，而是一道光滑的斜坡，它是慢慢变得越来越陡峭的。
清朝名臣曾国藩手下有一员悍将，名叫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属下大将，从未读过书，是个粗鲁莽撞之人。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正巧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曾国藩认为只有让陈国瑞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使用他。于是曾国藩叫来陈国瑞，历数他的劣迹暴行。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然后与陈国瑞约法三章。陈国瑞无言可辩，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野性难改，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不行，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同时告诉他，如果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和其他任何策略行动一样，边缘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改变对方的期望来影响他的行动。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加以运用，故意创造和操纵着一个在双方看来同样糟糕的结局的风险，引诱对手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