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情感进行了如实的陈述，有读者对此或许会有些反感。假如情感果真如本书所述，和认知过程一样，具有理性分析的特点，那灵魂还有何立足之地？此外，假如人类体验的非物质层面，即我们的“情感”，多数都可以通过DNA和体内某些荷尔蒙的含量来进行预测，难道我们不可以利用类似的论述方式来描述所谓“生活”的总体，并一劳永逸地摒弃精神的概念吗？
非也。
通过科学认识，我们只能对人类情感与认知的整体做出片面且多少有些模糊不清的描述，其全貌远非一览无余，或许也永远无法完全明了。精神和灵魂代表着藏匿在科学可以解释的范畴之外的东西。
关于灵魂和生命的本质，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由生物细胞构成，生物细胞含有DNA高分子，而DNA高分子本身又由碳和氢构成。那么，我们究竟仅仅是各部分之和，还是除了身体的物质构成之外，还存在某种神秘成分可将生命与无生命世界区分开来？是否存在一种成分，没了它我们在实验室里创造的任何合成物都无法真正获得生命？
从最基础的物理学到生物学，再到经济学，对于每种科学解释来说，这种解释是否代表了绝对真相这一问题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连贯、有效地解释我们在周围发现的实证现象，这样的科学解释便是可接受的。对物理学家来说，量子论与相对论十分简单，足以让他们相信这些理论可以解释原本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尽管我们或许难以理解这些理论）。但它们或许离“真相”还差得很远，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观察周围世界的科技和认知水平有限。古代的物理模型假定世界是一个平板，其外则是无底深渊。按照该模型受到信奉的时期所具备的实验观察技术，这算得上是十分杰出的模型，直到航海者远洋航行归来之后，讲述了与该解释相悖的见闻，这一模型才失去了说服力。
同理，它适用于对人类情感和认知行为的科学解释。博弈论、脑科学、进化论解释和心理学都不过是一家之言（或几家之言），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在不同情况下观察到的个人和集体行为。与物理学理论相比，行为理论，尤其是以博弈论为基础的行为理论，近年来发展迅速，这是因为行为科学的实验成果远比物理学的实验成果容易获取。要获取行为科学的实验成果，既不需要巨型望远镜，也不需要粒子加速器。在行为科学领域，在超市排队或者读报纸文章都可以成为实证研究的场所，启发研究者的头脑，形成见解，再由简单、成本较低的实验室实验进行验证。经过实验证实的新见解积少成多，最终成为新学说（又名理论）的基础，这些学说让我们对所谓“人类行为”的整体认识略微清晰了一些。
新实验成果得来之易是行为科学研究的一大优势，但也是该领域的一个潜在危害。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可以为我们提供物理常数的客观度量（有时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位），而行为科学实验室得出的成果有时或许可以做出迥然不同的解读。这些成果不仅容易受到实验规划与实行方式的影响，还会受到所得数据分析方式的影响。研究者若是学术诚信达不到最严格的标准，又对特定的实验成果急于求成，就会对数据进行所谓的“拷打”，直至数据“坦白”出自己想听的内容。这种行为使得行为科学的实验成果暴露在遭人操纵的潜在危害下，随着顶尖研究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剑拔弩张，这一危害愈益凸显。
2011年，荷兰蒂尔堡大学终止了与迪德里克·斯塔佩尔的雇用关系。斯塔佩尔本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曾任该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院院长。这位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多年来公然捏造其研究所依据的数据，遭到披露后，学校才出此下策。斯塔佩尔在同行评审的主流期刊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均被撤回。
斯塔佩尔的一项研究甚至引来了欧洲各地日报的关注。那篇论文名为《肉类让你露出最差一面》，在文章中，斯塔佩尔称食肉乃至想到肉类都会让人变成自私的反社会人格。其结论所依据的实验数据表面看来是他在实验室研究中收集的，但事实证明，所有数据都完全是他异想天开捏造的。
斯塔佩尔的欺诈行为遭到调查，他随后又承认自己犯下的行径尤其不配成为一名科学家，这葬送了他的事业。他被蒂尔堡大学撤销了教授职位，被所属的学术协会开除了会员资格。其中有一家国际心理学协会开除斯塔佩尔后，其主席致信给协会所有会员，警告称过于激烈的学术竞争会让人丧失理智，弄虚作假。
整件事本身对人性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质疑，学术竞争既不能为竞争者带来金钱，也不能带来其他物质利益作为回报，这是一场认可、尊重与荣誉之争。事实证明，即便自知完全配不上这样的认可和荣誉，人们仍然非常乐在其中。斯塔佩尔的欺诈行为或许并非研究者操纵数据的唯一案例，却是公然欺诈的一个罕见案例。学术制衡通常能对此类案件的揭发起到有效的作用，但对所有行为科学研究保持一定的批判思维和怀疑态度，也是有益的事情，其中包括本书提到的研究。
我们的内部情感与理性系统只是一线之隔，其界线错综复杂。在要求我们做决策的多数情况中，无论是意义深远、改变人生的决定，还是可以想见的最微不足道、平凡琐碎的决定，这一线之隔都很容易变得模糊不清，乃至完全消失。两个系统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在许多情况下，情感的存在让我们得以做出迅速而近乎机械的决定，但在其他情况下，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情感会与理性的思考过程背道而驰。
对于找什么工作或是否继续一段恋情等问题，做出决定的并非我们的理性机制，而是情感机制。我们几乎总会到达某个节点，对所有事实都一清二楚，对每种方案都进行了反复思考，也知道不可能再有新信息或新发现能帮助我们下决心，但我们仍然发现自己无法走出最后一步，痛下决心。让我们犹豫不决的是情感原因，而非认知原因，理性思考（乃至物质利益）转化为情感反应——恐惧与希望，或同情与愤怒，像左右摇摆的钟摆一样将我们拉向不同的方向。最终，决定会归结为哪种情感的感受程度最深，这就是决策“软件”的真实运作方式。在多数情况下，这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请试想片刻，假如我们的决策过程也像政府部门一样实行“分权制”，有的决定全由理性负责，有的则全由情感控制。举个具体的例子，设想一种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情景，一天早上，你到工作单位上班，打开电脑，发现另一家公司发给你一封电子邮件，建议你申请该公司的一个职位。对这份聘用建议，是给出肯定答复，还是婉拒掉，继续目前的工作，这全由你决定。
假如该决定被全权下放到你头脑中的理性部门，你的反应方式会类似于瓦肯星的史波克先生按照人们的预期可能会做出的反应方式。你首先会准确地列出一张清单，其中包含现有工作的所有特征（工资、个人利益、升职机会），再相对应地列出新工作的特征。鉴于你对提供给你的新工作只了解部分信息，在你为该职位列出的清单上，每项特征还会附上概率。你也会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决定应聘该工作可能会引起的连锁事件，以及你在整个过程结束后得到这份工作的概率。
下一步是为每项特征赋值，该数值表示你预计可从该项特征中获得的满足感或失望感。就算你走运，至此尚未犯错，到了这一步，你也十有八九会失败。若无情感机制的辅助，几乎就无法为满足感或失望感估值。所有的事实任你掌握，但即便如此，你也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
相反，若将决策权全权交由情感机制处理，情况又会如何？这样一来，你或许可以快速做出决定，但支配这一决定的因素却是近期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与你的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至多只能说微乎其微。例如，假如前一天你的老板对你说话的方式冒犯了你，你或许会对邀请你应聘新工作的邮件给出肯定答复，甚至将你的老板列在收件人一栏中。另一方面，假如发邮件给你的人拼错了你的名字，或者招聘的职位乍看起来吸引力不如你现有的工作，你很可能会当即回绝，并附上一句风凉话，因此断绝了你今后再收到招聘信的机会。只有情感与理性机制紧密合作，你才能做出识明智审、令人满意的决定。
我希望本书所述的案例与众多研究能让你相信，情感并非进化过程中，久远的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残余，而是一种有效、复杂的工具，可以平衡和补充我们的理性一面。
归根结底，拥有优势的是多情善思之人，而非万事寄望于思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