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是研究美国不同社会阶层中不同家庭环境的学术泰斗。她和她的研究助手花了20年的时间，坐在起居室地板上、汽车后座上观察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拉鲁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和处于社会底层的父母培养子女的方式相去甚远，甚至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在理论和模式上都截然不同。
父母教育程度较高，比如哈罗德，其在一种被拉鲁称为“协同培养”的氛围里成长，他会被带着参加大量有家长监管的活动，并随父母到各处游历。父母深层次地参与到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他们经过一致努力，为孩子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感知体验。
这一步骤是非常费神费力的，有关家庭作业的争吵就是最常见的例子。但是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懂得在由有序机构组成的世界中如何应对。他们知道如何与大人们闲谈，如何在人群前表现，如何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些孩子有时甚至还懂得把行为与结果联系起来。
当拉鲁向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父母展示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所采用的日程表时，那些父母们对此大为震惊，他们认为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们一定很难受。拉鲁发现，社会底层家庭养育孩子采取的完全是另一套方法。在这些家庭中，成人世界与孩子们的世界有着更刻板的划分。父母们通常认为孩子长大成人后的麻烦就已经够多了，于是他们让孩子独自去安排他们自己的闲暇时间。拉鲁观察到，一个小女孩希望母亲用盒子帮她建一个玩具屋，但她母亲立刻拒绝了她，没有一丝内疚，因为玩耍时光是属于孩子们的，在她母亲的眼里显得无关紧要。
拉鲁通过观察发现，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们显得更加无拘无束，也更有活力。他们与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们的父母不能经常带着他们参加活动，所以他们闲暇时比较自由。他们可以到户外活动，和在社区里闲晃的一大群小朋友们玩耍。这些孩子在玩伴方面没有特定的偏好，他们可以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玩。他们也很少因为闲着无聊而抱怨。他们甚至在拿冰箱里的食物前也要先征得母亲的许可。“孩子哭哭啼啼这种在中产阶级家庭很普遍的事，在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中却很少发生。”拉鲁如此写道。
哈罗德的童年符合拉鲁所讲的第一种类型。埃丽卡的童年生活由于太过复杂，使得她介于两种类型之间——她时而受到母亲的溺爱，时而又像没有母亲一样，面对着一个需要她照看、需要她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的病人。
社会底层家庭的养育模式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在这样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在适应现代经济体制方面往往不会那么如鱼得水。首先，他们没有被培养出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艾尔瓦·诺（Alva Noë）曾写道，语言“是一种分享的文化方式，仅能被置身于某种特定文化形态系统中的人所解读”。埃丽卡的家庭像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一样，成员间很少交谈。拉鲁写道：“这类家庭的谈话量彼此不同，但总体上远远少于中产阶级家庭的。”
哈罗德的父母在他身边一直不断地唠叨。在埃丽卡的家里，电视几乎从未关过。埃丽卡的母亲总因为太过疲劳而无暇跟埃丽卡进行孩子般幼稚的交谈。科学家们对中产阶级家庭和社会底层家庭中的交谈量作过精确的计算。一项由堪萨斯大学的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瑞斯里（Todd Risley）所作的著名研究指出，孩子4岁的时候，成长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比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要少听到3200万个词。平均每个小时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会听到487句话，而在靠补助金维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只能听到178句。
这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语气的感情色彩上。哈罗德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得到赞许，每一点微小的成绩都被父母兴高采烈地拿来赞美，以表扬他非凡的能力。而埃丽卡所听到的差不多褒贬参半。哈罗德的父母经常不断地出题来考他，跟他玩一些无足轻重的游戏，假装用攻击性的话语来刺激他回击。他们还不停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作出某些决定，为什么会给他强加某些约束限制，而哈罗德可以自由地同他们争论，指出他们这么做不对的理由。哈罗德的父母也会纠正他的语法，等他参加标准化考试时，他已经没必要专门学习语法规则了。他总是一开口便说出最佳的措辞。研究屡屡表明，语言环境上的差异会对智商和学习成就造成影响。
简而言之，哈罗德的父母并不仅在经济上满足他，还将生活习惯、知识和认知特征传授给了他。哈罗德算得上世袭精英阶层的一分子，而这个阶层的自我强化方式就是通过先天的遗传基因与一代又一代的勤奋努力。
埃丽卡并没有这些无形的优势，她生活的环境要混乱得多。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玛莎·法拉（Martha Farah）的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孩子的压力激素分泌量要比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多，这种激素会对包括记忆、图形辨识、认知控制（对明显的错误答案给予否定的能力）以及语言流畅表达能力在内的多种认知能力造成影响。贫困家庭的孩子成年后不怎么和亲生父母共同居住。对小型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在神经调控方面，在缺失父亲的环境下长大的动物比拥有父亲的动物发育要相对迟缓，而且易冲动。这并不仅仅是金钱和机遇的缺乏。贫穷和家庭破裂能够改变人的潜意识，改变人对未来与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
日积月累后，这些差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来自最贫困社区的学生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为8.6%，而来自富人社区的孩子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则为7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的研究表明，50% 的收入不平等是由一个人18岁时所体现出的特征决定的。这些差异大部分都与潜意识的能力相关，包括态度、感知力和社交准则。这会使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孩子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