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丽卡上8年级的时候——不是在那所新希望学校，而是一所老式的公立学校，两位来自“为美国而教”组织的成员在附近创办了一所新的公办民助高中，简简单单地取名为“学园”。这所学校原本打算招收那些从新希望学校毕业的孩子，校风也与新希望学校很贴近——学生们都穿校服，纪律严明，开设特殊课程。
创办人对于贫穷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不知道导致贫穷的原因。他们认为，贫穷是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种族歧视、全球化影响、文化传播、运气不佳、政府政策不利等上千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他们也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他们认为不单是他们自己，别人同样不清楚导致贫穷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坚信所有试图找出能够使孩子们摆脱贫困的症结的努力都是徒劳，因为贫穷并不是某个单独的症结造成的。他们认为，如果你想摆脱祖祖辈辈贫困的状态，那你就得同时处理好所有的事。
当他们开始筹建这所学校的时候，曾试图发起一次募捐动员会，但后来却因为绝大多数募捐者对此一无所知而不了了之。然而，发起这次动员会的初衷始终在他们心头萦绕——贫穷是一种突发体系。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总是想通过解构性的推理来试图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换言之，人们更倾向于将事物分割成若干部分，看看每一部分的作用是什么。正如阿尔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在《链接》（Linked）一书中所写的：“化约主义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它认为，为了理解自然，我们必须将其组成部分一一解读。在人们的设想中，一旦我们了解了各个部分，就可以很容易地抓住整体事物的要领。各个击破，细节决定成败。因此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世界的每个组成部分来了解整个世界。我们研究原子和超弦理论以了解宇宙，研究分子以探究生命，研究个体基因以弄清复杂行为，研究先知以理解风潮和宗教的根源。”这种思考方式使得人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逐一剖析组成部分的方法来搞清问题，能够仅仅通过调查某人的遗传基因或后天特征就知道他的个性。这种演绎模式是意识认知的特长，这种认知是线性且理性的。
这种方法的弊端无法解释动态复杂性，而动态复杂性恰恰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关键特征，所以近年来，突发体系模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当将不同的组成元素合在一起，并产生出比其总和还要大的结果时，突发体系便应运而生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体系中的各部分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又会触发某种全新的内容产生。举例来说，诸如空气和水等对人而言是没什么伤害性的事物，通过某种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结合后，就会形成飓风。若干音节结合后形成的故事，讲述起来绘声绘色，而任何一个音节都无法产生这样的效果。
突发体系并不依赖于某个中央控制者。相反，相互作用的模式一旦建立，就会反过来对体系各部分的行为产生影响。
就拿蚂蚁来说，群居的蚂蚁会不经意发现一处新的食物来源。没有一只蚂蚁会“发号施令”，命令全体进行重组以便采集食物；对一只蚂蚁而言，这只不过是它觅食途中意外发现的新食粮。之后，它身边的其他蚂蚁会发现它爬行方向的改变，而这些蚂蚁身边的其他蚂蚁又会察觉它们爬行方向的改变，不一会儿——按照史蒂文·约翰逊的说法“局部信息会成为群体智慧”——整个蚂蚁群就有了一条传递采集食物信息的信息高速通道。变化会在整个群体中迅速地扩散开，蚂蚁群会为了利用新的情形而对自身的思维进行重构，而这种改变并非意识所致。不过，当新的局面出现并成为一种习惯确定下来之后，未来的蚂蚁便会不约而同地遵守。
突发体系可以让习惯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斯坦福大学学者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的研究表明，如果你将若干蚂蚁放在一个大型的塑料托盘上，它们会组建起一个群体。它们会为死去的蚂蚁建造坟墓，而这些坟墓会建在离蚂蚁群尽可能远的地方；它们还会建起垃圾场，同样会建在离群落尽量远的地方。没有哪一只蚂蚁会打破这种布局。事实上，每只蚂蚁对这些整体布局或许都毫不知晓，它们只是在重复习惯性的路线。少数蚂蚁开辟了路线后，其他蚂蚁便会跟随，整个群体也将会迅速建立起全新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建立起来，蚂蚁群将会世世代代地把它传承下去，这种智慧也将传承下去。一旦建立起来，“先例”就会对蚂蚁群后来的表现产生一定的影响。
突发体系随处可见，大脑就是一个例子。神经元个体不会容纳信息——比如苹果的概念——但是千百万个神经元激发所形成的图形会使苹果的概念在头脑中浮现。基因遗传也是一种突发体系。多种不同的基因与多种不同的环境经过复杂的相互作用之后，某种特性——比如进攻性——就会显现出来。
婚姻同样是一种突发体系。弗朗辛·克拉格斯布伦（Francine Klagsbrun）观察到，当一对夫妻走入婚姻诊疗室的时候，意味着病人有3个——丈夫、妻子以及婚姻本身。婚姻是夫妻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鲜活记录，当婚姻这种全新的模式确定下来并渗入夫妻二人的思想之后，它便会开始影响他们各自的行为举止。尽管婚姻是存在于夫妻之间的，但它却具有它自己的影响力。
文化也是一种突发体系。没有什么人能够完全代表美国、法国或中国式的文化特征，没有哪个独裁者能规定某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当千百万人的行为和关系形成之后，就会产生规律性；一旦出现这些行为习惯，未来的人们也会下意识地将之传承下去。
“学园”的两位创始人认为贫穷也是一种突发体系。生活在极度贫穷状态中的人们处于复杂的、没有人能真正看清和理解的生态系统中。
2003年，弗吉尼亚大学学者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在贫穷环境中长大的人们智商相对偏低。记者们通常会接着问他，如何提高贫困孩子的智商呢？“老实讲，我认为任何环境因素都不应当为贫穷的不利影响负责，”他在后续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在贫穷的环境中，没有哪种单独的事物能让贫穷产生不利影响。”
特克海默花了几年时间试图弄清楚，“在贫穷环境中成长”的哪些因素会造成最负面的结果。他能够容易地得出贫穷造成的最终结果，但当他尝试衡量特定变量的影响时，却发现任何单一变量都不是决定结果的因素。特克海默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43项针对认知缺陷儿童成长环境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仔细比对，然而这些研究都未能证明任何特定变量所起的作用，尽管所有变量综合在一起后的结果十分明显。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减轻贫困的不良影响方面无计可施。它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将这些影响分解为一个个构成部分去研究。贫穷是一种带有整体性的突发体系，它有其自身的影响。正如特克海默所说的：“任何行动自由的人的复杂行为都不是由一系列叠加的原因引起的。任何重要的结果，比如青春期的失足行为，都是无数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而每一种因素又有无数的潜在影响，涉及无数的环境复杂因素，更不要提各种环境影响相互制约，它们与基因的无数种影响又会发生交互作用。”
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情况导致了特克海默所谓的“悲惨前景”。我们不可能界定和澄清人类行为的成因，或是弄清这种或那种行为的根源。人们可以指出某些具有突发体系性质的情况，例如贫困或是单亲家庭，大约会对处于该情况中的人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人们也有可能指出该情况中事件A与事件B之间的关联，而且这些关联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要想解释A如何导致了B的发生则很困难，可能性非常小。因果关系在“悲惨前景”中变得模糊了。
“学园”创办人的信条是：要着眼于整体文化，而非贫困的具体部分。没有哪种特定的干预措施能够以连贯的方式彻底改变一个孩子或是一个成年人的生活，但是假如你能让一个人置身于一种新文化、一种新的关系网的包围之中，那么他们将会吸收新的思考和行为习惯，尽管这种吸收的方式是你永远无法测量和理解的。当你把这样的人放在新的、更加丰富的文化环境中时，最好还是保证这样的文化环境能够持续下去，因为如果他们退回到原先那种文化环境的话，已经取得的绝大部分成果都会付诸东流。
“学园”的两位创始人发现，他们创建的不只是一所学校，更是一种反主流文化。他们的学校将会为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们营造出一种充满成就感的氛围。这氛围不可能跟他们原本的生活文化彻底对立，不然他们只会抵触它。但是它会一再强调那些让“学园”的两位创始人——医生和律师的儿子——能够考进大学的社会规范、生活习惯以及信息。他们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而且两极分化的社会里，贫困家庭的孩子跟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相比，所需援助和支持的类型并不相同。
说得冠冕堂皇些，他们创办的是一所“不受父母干扰”的学校，也就是说他们会让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跟他们父母无意识灌输给他们的文化相隔绝。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发现，父母和社区环境对个人成就的影响比学校更加突出。“学园”的创办人希望他们的学校不仅成为教授孩子们数学和英语的课堂，更能成为孩子们的社区和家园，成为引领孩子们通往大学、摆脱贫困的阶梯。
在突发体系中，想找到任何问题的“根源”都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这样的体系也有一个优点：尽管一系列负面因素会带来负面结果，但一系列正面因素会带来正面结果。当你处于积极的文化氛围中时，随着各种积极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增益，总体的积极影响将会是滚雪球式的。
埃丽卡没有道理不去这所学校里读书。当埃丽卡上8年级的时候，她的个头已经更高，也出落得更加漂亮，但是依然很倔犟。她心中有深深的不满。她会对母亲大声喊叫，但又对她爱得死去活来，这种复杂的纠结心理是无人能体会的。埃丽卡在街上会跟她的同伴们争吵，有时甚至打架。在学校，她既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也是个令老师头痛的惹事精。在某种程度上，埃丽卡认为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于是她以一种好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结果总是无缘无故地与人结怨。
有时她会对那些试图帮助她的人恩将仇报。她清楚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很恶劣的，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她就是不能自已。当她望向镜中的自己时，会对自己重复她的格言“我是个强大的人”。她告诫自己要仇视这所她其实并不仇视的学校，告诫自己要厌恶这个她确实有点厌恶的社区。这就是她真实的特质。埃丽卡不知怎的明白，她无法单靠自己作出转变。她不能待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单凭个人意愿的力量改变她的未来。如果再待下去，她总是会被同样的情绪暗示所支配，她的觉醒在这些暗示面前不堪一击。
不过，她可以作出一个决定——改变她的环境。如果她能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许就能受到另一种情绪暗示和潜意识文化影响的支配。改变环境要比改变秉性容易得多。改变环境之后，新的情绪暗示和文化影响就可以自动发挥作用了。
埃丽卡8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几乎全都花在了打听“学园”的情况、跟学生们交谈、询问她的母亲和老师的情况上面。2月的一天，埃丽卡得知“学园”的全体校董将参加某个会议，于是她依照自己小斗士的心态作出决定，一定要让校董们允许她到这所学校上学。
埃丽卡趁一群学生从后门走出去上体育课的时候，偷偷地溜进了“学园”，一路来到会议室，敲了敲门就走了进去。好几张桌子拼放在房间中央，周围坐着大约25个大人，“学园”的两位创办人坐在离她最远的一侧。
“我想来你们学校上学。”埃丽卡大声说，让房间里所有人都能听到。
“你是怎么进来的？”坐在中间的一个大人质问道。
“明年我可以来你们学校上学吗？”
一位创办人微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套抽签系统，如果你输入你的名字，4月份的时候会通过抽签……”
“我真的很想来你们学校上学。”埃丽卡打断他的话，把自己反复琢磨了几个月的话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我10岁的时候想去新希望学校念书，结果他们不收我。我跑去社会机构找那里的工作人员，可他们还是没有录取我，最后他们动用了3名警察才把我弄出去。现在我已经13岁了，我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也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举止算是得体。我觉得我够资格来你们学校就读，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问任何人，我还有推荐信。”埃丽卡掏出一张活页纸，上面有老师们的签名。
“你叫什么名字？”那位创办人问。
“埃丽卡。”
“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相关制度的。很多人都愿意来‘学园’读书，所以我们就采取了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每年春季抽签录取。”
“你这是在找借口回绝我。”
“你和别人一样，机会平等。”
“你就是在找借口回绝我。我要来这所学校上学，我要上大学。”
埃丽卡再也没说什么，只是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她下定决心，这次要把她弄走得派更多的警察才行。
坐在创办人正对面的是一个极胖的男人。他是一个做对冲基金交易的经理人，拥有数十亿的身家，热衷于投资教育事业。他非常聪明，但又保持着谨小慎微的社交风格。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他抬眼看了看埃丽卡，然后把纸折好，顺着桌面推给桌子对面的创办人们。创办人们打开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着：“在那该死的抽签上动动手脚。”
两位创办人沉默了一会儿，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其中一位抬起头来，声音低沉地问道：“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埃丽卡。”
“听着，埃丽卡，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的规矩，这套规矩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我们照章办事，我们得做到纪律严明——绝对的严明。所以这话我只说一次：假如你把今天跟我们谈话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我会亲自把你从学校里踢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
“那就在纸上写下你的名字和地址，放在桌子上。我们9月再见。”
胖男人从椅子上吃力地站起身来，为埃丽卡递上了他的笔和一个小本子。除了在电视上看过外，埃丽卡还没见过如此精美的笔。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为了保险起见，她还留下了自己的社保号码，然后才离开。
埃丽卡走后，满屋子的校董们面面相觑。等了一会儿，大家在确定埃丽卡走远了之后，那个做对冲基金交易的胖男人才咧嘴笑了起来。房间里的所有人顿时笑作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