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丽卡的事业蒸蒸日上，她的家却变得混乱。她和哈罗德在两人28岁的时候成立了这家咨询公司。随后的几年事事顺心，他们在这几年里积累了不少客户，雇用了8个新员工，配置了新电话和漂亮的打印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业务咨询上，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甚至还搭上了周末。偶尔他们还能挤出一些时间出去旅行，跟朋友小聚，两个人享受烛光晚餐，但他们绝不会有空整理家务或者收拾他们买的房子。一切都开始显现出破败的迹象。如果灯泡坏了，好几个月都不会换新的，埃丽卡和哈罗德在这期间都学会了在黑暗中穿行。楼下的有线电视欠费了，他们俩却都没时间打电话给有线电视公司。地毯污迹斑斑，窗户裂开了，院子里的排水沟积满了枯黄的树叶……他们适应了周遭的种种阻碍，甘愿以家庭生活的混乱为代价换取事业上的成就。
然而，大约过了4年，公司开始分崩离析。经济衰退袭来。虽然办公楼和员工还是老样子，但是人们却不像原先那样积极了。不久前大家还都豪气冲天地说什么面临风险迎难而上之类的话，现在却都被吓得灰溜溜地夹起了尾巴。聘请咨询公司曾被看做一家想要长远发展的企业必须做的事，如今却被视为无用的奢华之举。客户们纷纷跟埃丽卡的咨询公司终止了合同。
许多朋友从埃丽卡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都是埃丽卡的客户，有的和她一起打过网球，有的和她结伴旅行过，甚至有的人还到她家里做过客。她曾为他们所在的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她与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情一度那么真真切切。
但当合同终止的时候，她与他们的友谊也就结束了。埃丽卡发现再也没有人回复她那些妙趣横生充满嘲讽的电子邮件，也没有人回她的电话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再喜欢她，他们只是不想伤害她。他们停止了跟她的合作，又不想亲口告诉她，以免给她带来痛苦。于是他们索性退出了她的生活。埃丽卡开始意识到善意背后的虚伪。客户们所谓的不想给她带来伤痛，事实上不过是不愿陷入一场不愉快的对话罢了。这只是出于怯懦，并不是真的体恤。
办公室变得冷冷清清。埃丽卡的无助让员工们看得难受。她不能流露出任何恐惧，但他们都能感受到她内心的不安。“任何事情都没有结束，直到最后一刻。”她会对员工们这样说，神情冷静而坚定。然而，公司仍然迟迟没有资金到账。银行也不高兴了。她的信用贷款额度被削减了，她不得不用信用卡来支付员工工资，还要苦苦哀求新客户给她些事情做。
最后，最大的合同也没了。她打电话给对方的首席执行官求他续约。她很少会表现得如此脆弱，她的全部工作都押在这通电话上了。然而那位首席执行官与其他客户一样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表示，他只是暂时不需要和埃丽卡合作了，大约一年内他就会重新联系埃丽卡，以便继续合作。他说了一大堆类似的承诺。可是她无法开口告诉他，她的公司失去这个合同就撑不过一个星期了。他的话等于宣判了她的公司的死刑，然而当她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并没有颤抖，也没有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失败的感觉。”她想。情绪上的影响在大约一小时后才显现出来。她一个人躲进洗手间，一边抽泣一边呕吐。她想回家爬到床上待着。
在这一周结束的时候，她召集了她的员工们。他们围坐在会议室里，假装镇定地相互开着玩笑。埃丽卡环视着这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总是拿着笔记本电脑的汤姆，他会一字不漏地把听到的重要事情录入文档；思维极度活跃的宾，她总是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跳到下一句；埃尔西，她总是那么不自信；艾莉森，她为了省钱跟室友睡在同一张床上；还有艾米里奥，他把解酸药片藏在电脑上面的格子里。他们稀奇古怪，让你难以想象。
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她变得出奇地平静。她告诉大家她别无选择，只能关掉这家公司。一切都过去了，她破产了。她说国家的整体经济走势偏离了方向，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她说得太久了，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开始浮现出那些或许本来应该换个方式去做的事情。她内心中还有某种东西在抵触“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样的想法，想要明确地指出究竟是谁的过错，不管是否公平。然后她开始复述古老的企业家格言：并不存在失败，这不过是学习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步。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到安慰。
随后的几周她还有些事做，卖掉办公室的易耗品，写几封邮件，但在这之后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感觉居然令人如此无所适从，让埃丽卡感到震惊。她一辈子都在工作，如今却突然掉进了一个没有道路可走的世界。
她曾经以为自己或许能享受片刻的平静，但事实上她的感觉糟糕透顶。“在人类的一切渴望和需求中，没有什么能够比对锻炼和受雇的渴望更加持久，更加无法让人满足，”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写道，“而且这种渴望好像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梦想的基础。”
她开始崩溃。几周后，她甚至难以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编写备忘录。她整天都感觉筋疲力尽，尽管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她渴望能有机会克服一下困难，让她忙起来。
终于，她开始重新打理日常生活。很久以前她就是一家健身房的会员，但她几乎从来都没有去过，因为她过去一门心思想要拯救她的公司。如今她开始疯狂地健身。每天早晨她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去星巴克坐着，带着她的公文包、电话和手提电脑。和有工作的人在一起真是件痛苦的事情，就好像她是健康王国里唯一的病人，是个被放逐的人。她看着成群结队的上班族啜饮着咖啡，不假思索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返回办公室。他们还有任务等待着他们去完成，而她没有。她出没于不同的星巴克咖啡店，这样就没有人能轻易看出其实她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在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唐·佩克总结了关于失业心理成本的研究结果。长期失业的人远比一般人更容易抑郁，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到多年以后。在接下来的人生岁月里，这些人会更加依赖工作，并且更加害怕承担风险。他们更容易酗酒并殴打配偶。他们身体的健康状况会逐渐恶化。在30岁左右失业的人，平均寿命要比从来没有遭遇失业的人少一年半。部分研究人员还发现，长期失业造成的心理影响等同于丧偶。
埃丽卡和哈罗德的关系也经受着考验。哈罗德从小到大一直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人自身，而埃丽卡却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哈罗德总是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就能高兴地投入进去，他把失业后最初几周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埃丽卡则需要不断向上爬，需要承担使命。哈罗德愿意接受任何看起来有趣的工作，不久他就成了某个历史协会的项目负责人。埃丽卡需要一份能够使她再度成为支配者的工作。她会坐在星巴克里，给她的老朋友们打电话，试图找个副总裁以上级别的工作。然而，几乎从来没有人回复她，很快她也就对此不抱什么希望了。她开始考虑再次创业，开个奶茶冰激凌加盟店、蒙古烤肉店、家政中介公司，甚至涉足辣白菜批发行业。这可不是她以前考虑过的职业道路。
几个月后，一个朋友告诉她，一家名叫Intercom的电网公司正在招人帮他们作战略规划。她一度讨厌这家公司，因为他们的服务很差，维修人员缺少培训，客户支持的效率也很低，就连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出了名的独断专行。当然，现在这些都无关紧要，她提出了求职申请。
面试官让她等了很久，温和却高高在上般地招呼她。“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员工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对她说，“每天到这里来工作是件愉快的事，就像《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里写的那样。”
埃丽卡心想，这个家伙是不是根本就没看过那本书里关于越南的描写。
当然，他随后就开始吹嘘他自己。“我有责任让自己遵循最完美的标准，我有责任让自己创造卓越。”这显然只不过是公司宣传活动中经常出现的漂亮口号罢了。面谈继续进行，他似乎变成了一部行业套话复读机。“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努力不把事情弄得复杂，而是寻求最好的共赢态势。”他告诉她。看起来，这家公司的人们似乎总能直率地进行深入对话，避免繁文缛节。他们追求最高效率的执行力，通过协同配合直接一对一地满足客户需求，以便迅速完成关键任务，并以此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谋求高水准蓝海级别的行业地位。
埃丽卡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微笑。她显得热情十足，似乎相当盼望得到这份工作。她有意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当他问她在公司想做什么的时候，她只是说了些套话，又把问题抛给了他。
他说一周内给她回电话，但电话打来时已经是两周以后了。在这期间，她的电话保持振动模式，不管是真的还是她幻想的，只要有一丁点动静，她就忍不住抓起电话看看。最后电话终于打来了。他们给她安排了后续的面试，又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她重新成了有工作的人。公司给了她一间漂亮的办公室。她开始参加各种会议，发现周围尽是些自大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