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低声说：“你说的是违法的。”
“确实是，总统先生，”将军回答，“但你得想想怎样才是保护人民的最好方法。局势很清楚：塔图姆决定在自己的国内发动一次种族清洗，并攻击我们。我们的情报显示他在国内并无支持者。如果我们干掉他，该国的温和派领袖内斯塔将会取代他。”
“没错，但你说除掉他，暗杀外国领导人可违犯了国际法。”
将军叹气说：“但是，总统先生，你得看到你这种选择有多简单。一颗子弹，之后由特工善后，就能避免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以及可能爆发的战争。我知道你不希望自己手上染上外国领导人的血，但你想让对方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血流成河吗？”
道德拥有较法律更高的权威，这是为什么我们赞成在国家法律明显不正义或没有合法的渠道来反抗时，公民有不服从法律的权力。我们可能不同意非洲国民大会对抗种族隔离时将某些行动合理化，但是要求南非向该国黑人提供足够的法律抗争机会也是相当可笑的想法。
想象一个人们必须违法才能做正确事情的情境并不难：救人比遵守速度限制更重要；不该为了避免侵入私人领地而放弃追捕危险的罪犯；偷比饿死要强。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要求总统做的事违犯国际法并不能解决他是否应该做的问题。问题在于情况是否真的严重到不诉诸非法行动就不能避免可怕后果的程度？
如果将军的预估是正确的，那似乎可以将暗杀行动合理化。举个老套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希特勒未来会做的事，难道不会在他年轻时杀了他吗？如果不杀他，是否表示你将他的生命看得比大屠杀死亡的600万条生命以及其他因他发动的战争而死亡的无数生命重要？
然而，就像推翻萨达姆政权所显示的那样，问题是情报经常出错。事实是虽然我们事后可能认为当初应该早点儿行动，但我们不可能确定未来会有什么后果。暗杀可能阻止一场种族清洗与战争，但也可能造成更大的动荡，或只是换了人上台继续屠杀。我们必须尊重预期外后果法则。
但总统可不能轻松地耸耸肩说：“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政治人物的工作是预估目前与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做决定，估算可能错误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制定政策不是以绝对确定为基础，而是以可能性为基础。
所以，这个两难仍未解决。如果塔图姆没有被暗杀，而且他如预料到的继续走下去，总统“是的，我知道这件事有可能发生，但是我无法确定，所以决定袖手旁观”这样的说辞将成为无力的辩白。与此同时，总统也不可能经常仅靠不可靠的情报就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在这件事上，总统该如何决定？可以确定的是，这绝对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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