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唤这个13世纪的霸主。正午的阳光下，他坐在历史的阴影里，越过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雕像，凝望着路易威登，社会转型中的物质欲望。这就是蒙古的今天。
一
一临近乌兰巴托市区，就会看到红色、蓝色层叠错落的小小屋顶，在草原的辽阔怀抱中，十分可爱。然而接近这些屋顶却要花掉很长时间，道路残破尘土飞扬，车流停滞，寸步难行。在这个游牧的国度里，乌兰巴托是一个年轻而不堪重负的城市。1990年经济自由化以来，人口和车辆都急剧增加、膨胀，现在人数已达蒙古全国的一半，但基本建设并未随之更进。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房屋，拥挤在雨后泥泞的道路，撑开城市的皮肤。
在蒙古，交通规则仍是沿用苏联式的右行，很多车也来自苏俄，方向盘在左边。1990年之后，日本车大量引进。但司机座位未加改装，仍在右边。于是，蒙古的马路上，靠右并行着两种规格的车，司机有时在左，有时在右，乘客也常常弄错上车的方向。对这种错乱，蒙古人安然自处，手一挥，归因于游牧民族的自由天性。可是，长久以来，他们却遵从草原的古老契约：上马一定要从左边。也许城市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年轻了，规则脆弱易变。
像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一样，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一个巨大荒凉的广场，中间的纪念碑/雕塑标识着近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这里，是戴着尖顶圆帽、跃马挥手的苏赫巴托——1920年，他在列宁的帮助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后苏联红军帮助革命党军队，打败了中国驻军，宣布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蒙古人忘记成吉思汗，忘记他们曾经有过骇人的霸业（昔日俄罗斯也是被征服者之一），帮助他们树立了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共产主义信仰和政治偶像。这座广场就叫作苏赫巴托广场。
广场南边，是两座崭新的玻璃大厦，其中一座写着大大的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广场的北边，是面南而坐的国家宫，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威严的台阶之上，拱形凹壁中，坐着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1990年之后，告别了共产主义理想，蒙古人重回历史，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唤这个13世纪的霸主。正午的阳光下，他坐在历史的阴影里，越过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雕像，凝望着路易威登，社会转型中的物质欲望。这就是蒙古的今天。
二
穆尼娅（Munya）出生于1964年初的乌兰巴托，最初祖母给她取名为“太阳”，“就是那一类很土的名字。”穆尼娅撇撇嘴。在外出差的父亲回家后，不喜欢这个名字，正好一位90岁的邻居老人前来拜访，按照蒙古习俗，老人送了一座钟作为穆尼娅出生的礼物。父亲想到了一个名字：Munhtsag，意思是“永恒的时间”。为了方便外国人发音，“永恒的时间”平日把自己的名字简称为“Munya”。
像很多蒙古女性一样，穆尼娅有一张圆圆肉感的脸，强壮的高颧骨，细长眼睛，“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好多男人喜欢我，不过越老越喜欢。”48岁的她已经发胖，却未见老态，欢快幽默，高兴时在草原上跳起芭蕾舞《天鹅湖》，只是烟抽得很凶。穆尼娅会说非常好的俄文和一般好的英文，“我们蒙古人没办法，别人不愿意学蒙古语，我们只好学外文了。”
生长在共产主义蒙古，穆尼娅是一个城市女孩。父亲是电厂工程师，母亲是药剂师，用穆尼娅的话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信徒，也是开明的父母。他们让穆尼娅和弟弟受最好的教育。“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苏联老师比较多的学校。”穆尼娅说。相比于蒙古老师，他们有更好的文化修养，心态也较为开放。穆尼娅从七岁开始学俄文，背诵普希金的诗歌，“我的俄文肯定要比一般的俄国人好。”
穆尼娅出生时，正是中苏关系恶化达到高峰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主持发表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即“九评赫鲁晓夫”。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的蒙古，也被拉入紧张局势。苏联军队大量进驻蒙古，修建机场和军事基地，似乎这里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前沿。而中国即将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丝毫不平静，“柏林墙”已经修好，再过几年，就是被苏联坦克中止的“布拉格之春”。在另一半的世界，学生运动、民权运动也即将爆发。但是在乌兰巴托，在父母的尊重和疼爱下，穆尼娅安全、自由地长大。和很多那个年代的蒙古人一样，她对社会主义时期有很深的感情。记忆中，那时的乌兰巴托“美丽，宁静，到处都是图书馆”。
古代蒙古是什么样的，当时穆尼娅并不清楚。谈论“成吉思汗”危险而丢脸，课本里说，这是一个残忍的封建统治者，而推翻了封建统治，是共产主义的伟大成就。穆尼娅相信这些。苏联帮助蒙古修建学校、图书馆、医院、科研机构，国家负担一切，上学、看病都免费，生活是安稳幸福的，只要认真读书。
中学毕业后，穆尼娅考取了公费留苏的名额，去学习地球化学。父母认为她应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她也的确像父母一样，远离政治，固守专业，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卷入。1987年，她回到蒙古，加入了一个国际地质探测队，“那时候的国际，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她补充说，这个地质勘测队里，有捷克、波兰、苏联的科学家，他们一起在蒙古的高山上待了三年。1990年，勘测任务结束时，蒙古已经处于巨变之中。
三
变化开始于1989年12月10日的苏赫巴托广场。当时天空飘着雪，乌兰巴托的冬天最冷时可达零下40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冷的首都”。那天是国际人权日，一个月前柏林墙倒塌。在寒冷的苏赫巴托广场，大约两百人举着“打倒官僚体制”“实行经济改革”“开放言论自由”等标语，在广场上游行。他们多半是面孔斯文、穿着体面的年轻人，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间或有摇滚乐队伴奏。
大部分抗议者出身高官家庭，在苏联和东欧接受了教育，接受了1980年代苏联躁动、自由的新思潮。他们都懂一门斯拉夫语，有几个会说英文和俄文，能从西方报纸、电台和电视上获取信息。比如当时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被称为“民主的金喜鹊”的赵日格（Sanjaas?rengiin Zorig）就是如此。赵日格的父亲是一名高官，母亲是一个物理学家——俄罗斯和蒙古的混血儿，外祖父也是一名科学家，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
赵日格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呼吁终结社会主义统治的学生们。回国之后，赵日格有感于蒙古政治空气的单一，他组织聚会，在大学教书，向师生们传播民主思想。很快，他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叫作“新一代”的小组，在他的公寓聚会，也悄悄在乌兰巴托市区贴传单。
因为他的学识、热情和非暴力改革的思想，赵日格备受尊敬。他是12月10日游行的策划者之一，两百人的领袖。政府和安全部门并没有作出任何行动来驱散这个小小的队伍，抗议者自己安全地离开了广场。这并非蒙古政府的惯常所为，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掌权之后，苏赫巴托被形容为蒙古的列宁，他的继任者乔巴山则是蒙古的斯大林。在苏联的掌控和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党迅速残酷地清洗不同政见者，包括当时的统治阶层——喇嘛。镇压时期失去生命的人数众说不一，比较可靠的数字是25000个。有学者统计说，20世纪初蒙古有大约10万个喇嘛，到20世纪中，只有不到1000个了。大部分被迫还俗，有一部分被杀，而喇嘛庙非拆即毁。
这次意料之外的胜利鼓舞了赵日格和他的同志们。在此之前的聚会是随机和不固定的，在此之后，抗议者成立了蒙古民主同盟，每周末在苏赫巴托广场组织集会。
集会中提出的主张有很多，有人主张民主政治，有人鼓吹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人希望终止社会主义统治，但是保留社会主义时代对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补助。像很多民主运动一样，其中也不乏机会主义者，试图从乱中获利。当时，这些纷繁的主张都埋藏在对政府的一致反对之下。
同时，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知道，无法仅靠几个城市知识分子产生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必须把全国的牧民和工人都团结起来。他们尝试寻找乌兰巴托之外的志同道合者，很偶然地，额尔登特铜矿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师，成为他们坚定的同盟。额尔登特铜矿于1970年代由苏联和蒙古联合开发，工程师和工人中兼有苏联人和蒙古人，但是同样的工作，苏联人却拿到较高的收入。一名蒙古工程师说：“我们每天都感觉自己是次等人、受压迫者，这深深伤害了我们的骄傲和民族感情。”民主同盟找到了和工人的共同点：对苏联的反对情绪，抗议指向苏联和蒙古政府。有了共识之后，两群人结成了互利的联盟。这年12月，额尔登特工人召集了一个会议，誓愿：“不再被掌控在苏联手中，我们希望同工同酬。”
蒙古革命和宗主国苏联有着复杂的关系。苏联曾经遏制了蒙古的民主与人权，现在又成为民主改革者们的启蒙地。而随着抗议的进行，改革者再次发现民族主义的诉求：摆脱苏联的控制，政治自主，找回蒙古人的自尊。这种诉求是实际的，同时也很容易唤起民众的热情。
与此同时，苏联对于蒙古的控制正在松弛，1988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宣布将逐步撤出在蒙古的驻军。在整个东欧的自由化浪潮中，蒙古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1989年12月17日，在一次两千人的集会之后，蒙古民主联盟向蒙古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改革请愿书。这是蒙古公民第一次如此公开地进行政治建议。请愿书里包含多党选举制、市场经济、基本人权，政府要保障言论、出版、迁徙和宗教自由，“最后，政府应该公布乔巴山时期对公民和喇嘛的罪行。”改革者坚持，所有这些要体现在一部新宪法中。
经过商议和犹豫之后，政治局正面回应了改革者的要求：理论上，政府支持改革的要求。看起来，当时的苏联不会支持镇压行动，蒙古政府也担心，镇压会使得政局不稳，这样中国就有可乘之机——他们无法忘记清朝曾统治过蒙古两百多年。
但是妥协并不能让改革者满意。官员们说，他们同意改革，支持多党制、自由选举、公民权，他们将在五年内引进这些改革。
年轻的改革者不想等待五年，更何况这可能是缓兵之计。他们继续在苏赫巴托广场聚会，吸引公众加入。广场上人越来越多，和维持秩序的士兵之间越来越紧张。冲突一度发生，这时，赵日格坐在朋友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呼吁人们平静下来。冲突停止了。这一幕成了蒙古平静民主革命的象征。
四
1990年1月21日，气温零下30度，民主联盟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最后在苏赫巴托广场集会。仅仅一个多月，改革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2月10日的大约两百人，到几千人。游行中不只有乌兰巴托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小镇、乡村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抗议者也更有自信，政府不会驱散或是攻击他们。对于改变的要求也更尖锐了。
抗议甚至有明星加入，这一次不是摇滚乐队，而是男歌星索罗巴拉姆（Dogmidyn Sosorbaram）在苏赫巴托雕像前，带领人们合唱关于成吉思汗的民歌。这本身就是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的挑战，过去，成吉思汗被描绘为一个残忍的侵略者，蒙古人民应以他为耻，现在他带着蒙古的历史回来了。这一天，也是列宁的忌日。
整个1月和2月，年轻的改革者们都在周末集会。政府对于如何面对时局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他们指责改革者是酒鬼、腐败自利，这些言论没有带来丝毫伤害，尽管其中一些指控后来变成了事实。2月，改革者甚至组建了两个政党，这在事实上已经违反了蒙古《宪法》第82条关于一党专政的条款。1921年之后蒙古的第一本地下杂志《新镜》，被送到了政府机构。
人们注意了乌兰巴托到处可见的领袖形象。在乌兰巴托机场，列宁的照片在迎接旅客。乌兰巴托宾馆的花园里，列宁雕像注视着人们。最令他们愤怒的，是国家图书馆前面，居然有一座斯大林像。这一象征含义让抗议者无法接受。2月22日，他们到图书馆前面打碎了斯大林像。
然而政府还没有答应任何改变。3月4日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似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在广场上示威、公开或私下会见政府成员，已经不够了。抗议需要新的策略。他们想到了绝食。这对于普通蒙古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方式。提议者想到的是甘地、白宫前反对越战的科学家，以及不久前邻国发生的事件。
3月7日下午两点，气温零下15度，十个人穿着被禁止的传统蒙古长袍，在苏赫巴托广场开始了绝食。绝食者来自蒙古民主联盟，他们要求民主体制改革，开放和外国的贸易，尊重蒙古历史传统。他们加上了更具体而致命的一条：政治局是被任命而不是选举的，应该被废除，同时，大呼拉尔成员的选举没有竞争对手，应该实行多党制。
绝食抗议吸引了一些困惑的群众，几小时内，很多人到了广场。有人不能理解这一行为：为什么有东西不吃呢？大多数人很快明白了绝食抗议的重要性。他们徘徊在广场周围，表达对绝食者的同情。夜幕降临后，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
苏赫巴托广场是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抗议地。民主联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了大量时间宣传绝食和全国性抗争的重要性。当天下午，几百名额尔登特的工人们罢工，以支持苏赫巴托广场的罢工。其他几个城市也跟随额尔登特，组织罢工。在首都，蒙古学生联合会号召学生罢课，支持绝食者。甘丹寺——蒙古当时唯一存在的喇嘛庙——派了几个喇嘛到广场上以示支持。
在国家宫的会议室，政治局整天都在开会。便衣在广场上窥探，把信息汇报给他们。政治局的委员们看得到也听得到广场上的动静。是否立即改革，如何对待越来越失控的局面，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强硬派希望武装介入，另一些人担心国家陷入混乱，希望和平解决。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劝说绝食者为了健康考虑，停止抗议。绝食者礼貌地拒绝了，他们坚持要求政府立即辞职。
第二天，绝食继续。下午四点，第一副总理达系·宾巴苏伦（Dashiin Byambas?ren）从国家宫走了出来。他安排了一次抗议者和政治局的谈判，但没有达成共识。民主联盟仍然坚持立刻改革，他们指出，百分之五十的政治局委员老得可以拿养老金了，而大呼拉尔三分之一的人民代表已经连任了至少五届。这些“代表”，都不能代表一般的蒙古人。
苏赫巴托广场上的人急剧增加，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共产主义国家重要的节日，这使得更多人来到广场上。人数的统计不一，有笼统地说是几万，也有说是“9000”。其中有的人并不像民主联盟一样持有非暴力的信念，他们坐着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先到苏联大使馆，再去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特穆赫（Batm?nkh）的官邸，围着这两栋建筑，高喊反苏和反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口号。民主联盟曾经倡导非暴力抗议，现在却似乎失去了对抗议的控制。在那些混乱的日子，大约70人受伤，一名死亡。改革者没有想到会发生骚乱。
骚乱之后，政治局意识到必须要做决定了。苏联催促蒙古领导人妥协，避免进一步的麻烦。蒙古无法自处于1989年以来共产主义阵营的溃败之外。同时，有些政治局委员相信，即使自由选举，他们也会占上风。他们认为自己在乡村还有很强的政治基础，这是对手没有的。
经过协商，巴特穆赫宣布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这个决定通过电台、电视机传到蒙古各地，抗议者停止绝食，民主联盟的领导者呼吁人们离开广场。3月21日的大呼拉尔决定，开放党禁，并于当年7月重新选举。
1992年，蒙古通过新《宪法》，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国”，并更换了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承诺保证公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世界上第二个、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迅速而和平地完成了转变。
五
同样是在苏联读书，同样生长在精英家庭，但父母帮穆尼娅选择了科学作为职业，她也距离政治、权力很远。结束了地质勘测，科学家穆尼娅已经要面对蒙古社会巨大的变化。尽管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成就，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蒙古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经济上的灾难。
市场派迅速掌握了国家权力，在蒙古全境实行全面国有资产私有化，即“休克疗法”，同时削减医疗、教育、福利的预算。过去这些部门都由国家负责，资金很大程度来自苏联的资助。这时苏联的资助停止了，政府不拨款，不赚钱的部门陆续瘫痪。同时，保障市场运行的法制与监管体制并未建立起来，私有化极不公平，大批工人失业。物价急剧上涨，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25%。
穆尼娅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科学院的工资不够家里生活了。“我必须得养活我的孩子啊！”穆尼娅的丈夫出生于高干家庭，同样在自由化的浪潮里失去了工作，“他不想再出去为了很低的工资做事，每天都在家喝酒。”穆尼娅没有掩饰对丈夫的失望，“其实我从来没爱过他，结婚只是因为，”Munya仰起头吐出一口烟，“因为我怀孕了，第一个孩子，我想留下来。可是我爸绝对不会同意我做单身母亲，所以就结婚了。”
坐在蒙古包里，木架（蒙古人称为墙）搭起的圆形结构，外面铺上羊毛毡，因此总有一股羊毛的味道。蒙古人热爱这种古老的居住方式，即使在小镇的院子里、乌兰巴托的楼房下，都有可能坐落着蒙古包，就像元朝定都大都后，皇宫里也搭建了蒙古包，皇后坚持在蒙古包里生产。
这是肯特省不儿罕合勒敦山下的营地，铁木真出生在这附近，统一了蒙古草原上所有的部落之后，他也是在这里被正式推举为“可汗”。因此这里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作为对游客的妥协，蒙古包里沿“墙”安置了三张单人床，并非席地而坐。蒙古包中央的炉子并未生火，8月底的晨昏已经接近零度，但是对蒙古人穆尼娅来说，那不算什么。
1992年，穆尼娅的亲戚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他跟我说，穆尼娅，你俄文那么好，英文也不错，干脆过来给我联络外国客户吧。”那是经济开放的结果之一，以前蒙古从属于苏联掌控的社会主义贸易体系，畜牧产品、矿产，基本供应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现在公司客户有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当然仍有俄国人。两年之后，穆尼娅决定进入旅游业，成为一家涉外旅游公司的经理。因为蒙古的旅游旺季很短，6月开始，10月结束。整个漫长的冬天，都很清闲，可以做别的。
穆尼娅放弃了科学生涯，此时却发现了自己的专业派上了另一个用场。“以前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家的生活都很朴素，现在资本主义来了，有钱人开始戴珠宝了。”穆尼娅先是用她的地质知识帮朋友鉴定珠宝，后来，她去一家珠宝公司卖首饰，因为懂行而且谈吐风趣，她的销售量特别高。现在，原来的地质科学家、48岁的穆尼娅每天做两份工作，白天在旅游公司，晚上卖珠宝，来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女儿在美国，儿子在俄罗斯，分别“攻占”了两个世界超级大国。“我希望他们毕业以后回国，改变蒙古。”穆尼娅说。
十五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离开了失败的人生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穆尼娅在旅游业里认识了许多西方男人，发现自己虽然变老，但越来越多男人围绕在身边，为她开朗幽默的个性着迷。“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她说，“女人结婚之后很容易变老，因为再也没人关注你，追逐你。所以啊，要保持吸引别人，和别人调情，只是不要越过那条线。”
在游牧生活中，女人也要承担艰苦的劳动，蒙古女性向来强韧，是一家人的主心骨。“蒙古女人一般都很内敛、含蓄，我不是。”穆尼娅说。毕竟来自开明家庭，经历了共产主义男女平权的革命，她更开放、自信和直接。穆尼娅现在的男友是蒙古人，和丈夫不一样，这是她认为的“性感的蒙古男人”，“剽悍、坚强”。他们在一起十年，分开居住，仍然强烈地爱着对方，“几天不见就想得要死。”唯一苦恼的是，男友和已逝的丈夫一样，为穆尼娅和其他男人的调情嫉妒发狂，“我跟他说，我都快五十岁了，能干吗啊？”
1995年，穆尼娅第一次到北京。当时中国全面发展“商品经济”，物资比蒙古丰富，她在秀水街、王府井买了好多东西。“那时候大街上没什么汽车，都是自行车，北京人穿得还很朴素，多半是蓝色、绿色工作服，但也开始慢慢讲究了，有一个女孩穿着短裤，又穿着长筒袜，袜子上还破个洞。”穆尼娅大笑，得意地说，“我们受苏联影响，穿得一直都好多了。”
可是现在的北京越来越光鲜，让穆尼娅羡慕。因为金矿和铜矿的开发，蒙古摆脱了1990年代的低谷，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资源开发破坏了草原，获益的也只是少数人。越来越多的贫民涌入乌兰巴托，到处是夜店、醉鬼，没有人看书，都想着怎么赚钱。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物价是欧洲的，工资还是蒙古的，”穆尼娅说，“社会主义时代，大家都一样，不过是一样地穷，现在如果你足够努力，的确生活得比较好，可是真累啊。”
当年在广场的抗议者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包括当选为大呼拉尔成员、后来又成为基础建设部部长的赵日格，他质疑民主化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否走得太快，他认为，腐败横行、改革不公平导致了很多蒙古人掉到了贫困线以下。1998年，在一场政治危机中，作为各方妥协的结果，赵日格被临时任命为总理。但是几个月后，两名杀手闯进赵日格家，把他妻子捆起来，等赵日格一进家门，就冲过去刺了16刀，三刀刺在心脏。奇怪的是，他们逃走之前从冰箱里拿了一瓶醋和一瓶酱油。四天后，人们拿着蜡烛在苏赫巴托广场悼念赵日格，这个死在民主胜利之后的非暴力改革者。
赵日格刺杀案始终都没有破，但他妹妹坚信是调查贪腐使得赵日格遭到了政治暗杀。
六
1998年初，穆尼娅所在的旅游公司收到一封信，那是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询问能否帮他安排一次前往成吉思汗出生地、位于蒙古东北部的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旅行。魏泽福原本是在研究部落民族在世界商业史上的地位，他从北京，经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沿路考察古代的商道。随后他纵横万里，重走蒙古人、突厥语系的迁徙部落，又循着马可·波罗的相似航道，绕着古老蒙古帝国的外围旅行。这一年，成吉思汗幼年生长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经过近八百年之后，首度对外开放。魏泽福想把寻访此地作为研究计划的终结。
他找到穆尼娅的公司，只是因为当时蒙古很少有旅游公司做出网站，而穆尼娅又回信极快。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条旅游线路，但是对于顾客，她当然有求必应。苏联吉普车带着魏泽福和翻译穆尼娅穿过草原，来到蒙古东北部的肯特省。没想到这次旅行竟花了五年时间。
在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并不是热爱文字的民族。他们很少留下史料，如同成吉思汗去世后万马踏平坟墓使之无迹可寻，蒙古人似乎有一种秘密的作风。这个最可畏的征服者，历史却由被征服者书写。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写道，“人称他是诸王之王，暴躁易怒的成吉思汗，让亚洲的良田尽成荒野。”全世界流传的，是他野蛮暴虐的侵略形象。19世纪，北京出现一份后来被称为《蒙古秘史》的手稿，传说这里记载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但是手稿用暗码写成，无人能够破译。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研究成吉思汗一直是一个禁忌。苏联人管制了不儿罕合勒敦山一带，偷偷研究蒙古帝国历史的学者，被扣上反党反政府、中国间谍等罪名，关入狱中，饱受折磨。无论是学者、艺术家还是政治人物，只要和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扯上关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990年代，蒙古人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他们热切地将成吉思汗印在伏特加瓶、香烟、巧克力棒、挂毯上，用铜、钢等不同材质，做成大小不同的塑像，安放在苏赫巴托广场、安放在草原上。有趣的是，成吉思汗生前并未留下任何肖像，因此他的当代画像常常各不一样。而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个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到底真相如何，也还是一片空白。
魏泽福从1998年开始，每年夏天都到不儿罕合勒敦山。草原上没有路，只有浅浅的车痕。一眼可以看到天边，但也可能一天都看不到一个人。他带着刚刚在美国被破译的《蒙古秘史》，和蒙古考古学家、地理学家一起，反复比对不同文本。经过五年，魏泽福找出成吉思汗出生、成长、称汗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拼出完整的故事。2004年，他写成《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六年后，他的另一本书《成吉思汗的女儿们》出版，描写了蒙古皇室的女性，魏泽福认为她们非常重要，却被历史忽视。
在这两本著作中，魏泽福带来对于蒙古帝国的新认识。在他看来，成吉思汗不是残酷无情的征服者。的确，蒙古铁蹄所到之处，都留下杀戮屠城的故事。但是作者反驳说，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残忍并不下于此。况且，他认为杀戮的故事，是成吉思汗的战术，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实际死伤人数并不如传说那么多。
在魏泽福的著作中，成吉思汗是一个智慧坚强的政治领袖。他懂得在不同的阶段联合不同的政治力量，他也是杰出的军事家，战术多变。当他统一了蒙古草原，就将部族古老的习俗编成“大法”，想要结束各个部落之间互相掳掠纷争、永无宁日的历史。
铁木真的妻子孛尔帖曾被蔑儿乞部落抢走，“抢婚”正如掠夺财物一样，是草原艰困自然环境下的生活方式，但铁木真没有向古老的规则低头，他在不儿罕合勒敦山祷告三日，下山向义父王罕借兵长途奔袭，抢回孛尔帖。此时孛尔帖已经怀孕，长子术赤出生后一直背着生父疑云。但是成吉思汗始终尊重孛尔帖，并赐给术赤与其他儿子同样广大的土地。他拟定的“大法”第一条，就是严禁绑架女人。
而成吉思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魏泽福认为，是他和子孙们打通了欧亚大陆，并拓展、维护商业路线，建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体系。货物、农产品、文化、医学、科技，在欧亚大陆流通，中国、印度、欧洲无不因此改变。而获益最大的是欧洲，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那时传入欧洲，如培根所说：“改变了全世界的外观和状态，第一样改变的是文学，第二样是战争，最后一样是航海。”以此为技术基石，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
魏泽福说：“成吉思汗出身于古老部落，但对于塑造以商业、通信、世俗化大国为基础的近代世界的功劳远胜任何人。”
这种站在世界角度对于蒙古历史的新解读，台湾中研院院士、辽金元史学者萧启庆称之为“令人震撼”。而魏泽福高超的叙事技巧，使《成吉思汗》一书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长达数周之久。穆尼娅说，很多美国人来到蒙古，手里都拿着一本魏泽福的书。他们因魏泽福而重新认识蒙古，并为美丽的草原惊叹。这令穆尼娅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为自己作为一个蒙古人而骄傲，这是她在共产主义时期不曾感觉到的。
2012年夏天，魏泽福又来到了乌兰巴托。研究结束后，他仍然维持着对蒙古的热爱。每年夏天他都带着生病的妻子居住在乌兰巴托，这里天气凉爽，人们热情，只要出城，就是广阔的草原。而他也已经成为蒙古的贵客。乌兰巴托的书店里，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著作的英文和蒙文版。
魏泽福买下了市中心的一座公寓，这里市价已达一平米两万人民币。电梯直上，打开门后，水晶吊灯照亮客厅，餐桌上的酸奶块、墙上蒙古皇后的画像和偶尔掉下来的小虫子提醒人们，这里还是蒙古。魏泽福个子不高，温暖友善，他带我们走到阳台，关了灯，窗外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的灿烂灯火，电视塔兀自高耸在一角。“多美的夜色啊！”他说。穆尼娅惊叹：“好像纽约啊！”
的确，成吉思汗的世界体系早已过去，这是今天的全球化。曾经蒙古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成吉思汗痛恨定居，迁徙的帐篷和军队就是他的城市。那是游牧文明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当他的子孙们选择定居，建起一座又一座都城，王朝就奢侈腐朽下去。中国农民起义把他们赶回了蒙古草原，经过一阵战、和，来自东北的满族成为新霸主。1911年满清王朝的崩解，成了蒙古独立的契机，可是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喘息，就又落入来自北边的强邻之手。今天的蒙古，正在怀想着过去的霸业荣光，学习适应另一种世界秩序。
这时穆尼娅唱起歌：“乌兰巴托的夜，多么美，多么美，乌兰巴托的夜，约会的人儿多美好。”这首歌曾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里，北京的世界公园里，从未出过国的女孩会唱宁静的《乌兰巴托之夜》。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中国人，一个蒙古人，一个美国人，冷战时期互相为敌，此刻站在乌兰巴托的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