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维埃望着贝勒兰。这个人二十分钟后下车，他将疲惫困顿，与周围的人群毫无两样。他会想：“我累坏了……干上这一行！”他对妻子会说这样的话：“这里可比安第斯山上空舒服。”可不是，人那么珍惜的一切几乎离开他而去了：他不久前就经历了这种不幸。他不久前在眼前景色的另一面度过了几个小时，不知道能否重睹这座灯光灿烂的城市。能否再体验人间的甜酸苦辣——这些与童年俱来的可厌又可亲的朋友。“不论哪群人中，”里维埃想，“总有些人不引人注目，却是出色的信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除非……”里维埃怕某些崇拜者。他们不懂冒险的神圣性，他们的赞扬歪曲冒险的意义，贬低人。贝勒兰只是比别人更了解，在某种角度下看到的世界有什么价值，把庸俗的赞语老实不客气地顶回去，他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的伟大气质。所以，里维埃祝贺他说：“您是怎么成功的？”他喜欢他不说废话，谈到自己的飞行，像铁匠谈到自己的铁砧板。
贝勒兰首先说明他的退路断了。几乎在表示歉意：“因而我没有选择余地。”接着，他什么也看不见：雪封住他的视线。但是强烈的气流救了他，把他吹上七千米高空。“飞行全程中，我大约与山脊保持一般高度。”他也谈到陀螺仪，进气口方向以后必须改变，雪把它堵了。“上冻了，您知道。”过后，其他气流又吹得贝勒兰往下翻滚，接近三千米时，他不明白怎么会没撞上东西。这是因为他已经在平原上空了。“我被冲到晴空中突然发现的。”他最后解释说，这时候他的感觉是从地洞中钻了出来。
“门多萨也有风暴吗？”
“没有。我降落时是好天，也没风。但是风暴紧紧跟在我后面。”
他作了一番描述，因为——他说——“这实在怪极了。”风暴顶部高高遮在雪一般的云堆里，但是尾部像黑色岩浆在平原上翻滚。城市一座接着一座埋在里面。“我从来没见过……”接着他不作声了，有个回忆触动了他。
里维埃向督察员转过身。
“这是太平洋飓风，他们通知我们太迟了。这类飓风从来不越过安第斯山的。没想到这回跟着追到东部来了。”
督察员对此一无所知，然而点点头。
督察员显得犹豫，朝贝勒兰转过身，喉结动了动。但是没说话。他考虑后，眼睛望着前面，又恢复了忧郁的尊严。
这种忧郁的神色，还有一件行李，到处跟着他。里维埃召他来办些杂务，上一天才到达阿根廷。他的一双大手没处放，督察员的尊严也丢不下。他没有权利赞赏别出心裁、生动活泼。从本职工作出发，他只赞赏照章办事。他没有权利跟大伙喝一杯，与同事称兄道弟，大胆说句俏皮话，除非巧上加巧，在同一个中途站遇上了另一位督察员。
“当法官，”他想，“要不讲情面。”
说实在的，他并不做出判决，只是摇头。他对一切不认账，遇到什么事，只是慢条斯理地摇头。
心亏的人见了他惴惴不安，装备确也得到了良好保养。他不大得人心，因为督察员生来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打报告的。自从里维埃写了这样的话：“请罗比诺督察员向我们提供报告而不是诗。罗比诺督察员促进职工的热忱，才是充分发挥他的职能。”他再也不提新建议和技术方法。从此以后，他像不错过每日的粮食一样，不放过人的缺点过失。不放过贪杯的机械师，不放过通宵不眠的机场场长，不放过着陆弹跳的飞行员。
里维埃对他的评价：“他不很聪明，正是这一点才成绩斐然。”里维埃订出一套规章制度，就里维埃来说，是出于对人的了解；但是，对罗比诺来说，只剩下对规章制度的了解。
“罗比诺，哪个起飞误点，”有一天里维埃对他说，“您该扣他的准点奖。”
“遇上不可抗力也扣？遇上雾也扣？”
“遇上雾也扣。”
罗比诺有这么一个大刀阔斧、不怕做事不公正的上司，感到一种自豪。罗比诺本人在这种不惜得罪人的权力中得到威严。
“你们到六点十五分才发起飞信号，”他后来对各位机场场长照样说，“我们不能付给你们奖金。”
“但是，罗比诺先生，五点三十分时，十米之外就啥也看不见了。”
“这是规章制度。”
“但是，罗比诺先生，我们没法把大雾赶走！”
罗比诺不理不睬，叫人高深莫测。他属于领导阶层。在这些主见不多的人中间，只有他懂得怎样靠罚人提高准点率。
“他不出主意，”里维埃提到他说，“也就不会出馊主意。”
如果一名飞行员损坏飞机，这位飞行员得不到机器保养奖。
“要是飞机在树林上空出故障呢？”罗比诺问过这件事。
“在树林上空也不行。”
罗比诺就把这句话当作依据。
“我很抱歉，”他后来对飞行员说，神情亢奋，“我万分抱歉，但是应该上别的地方出故障。”
“不过，罗比诺先生，这事由不得人呀！”
“这是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里维埃想，“像宗教仪式，表面上荒诞不经，不过可以造就人。”显得公正或不公正，里维埃并不在意。这些词甚至可能对他毫无意义。小城镇的布尔乔亚到了晚上，围着乐池转，里维埃想：“对他们公正或不公正，这没有意义：他们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人是一团尚未成形的蜡，需要塑造。需要给这块材料培育一个灵魂，创造一个意志。他这样严格，不是要他们受奴役，而是使他们升华。每次误点要罚，他办事有欠公正，可是他鼓动每个中途站保持起飞的意志；他在创造这种意志。他不让大家看到天气阴霾，像得到放假休息那样高兴，这使他们常备不懈，甚至最不出色的工人也在等待中暗暗叫屈。这样，天空一出现云隙，决不漏过：“北面有豁口，飞吧！”全赖里维埃，一万五千公里航线上，对邮政班机的崇拜高于一切。
里维埃有时说：
“这些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工作；他们爱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不讲情面。”
他可能叫人苦恼，但也给他们巨大的欢乐。
“应该敦促他们，”他想，“过一种奋发有为的生活，有苦恼，有欢乐，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
汽车进了城，里维埃要司机开到公司办公室去。罗比诺剩下一个人，跟贝勒兰待在一起，张嘴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