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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抽象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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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可据以探讨古人创造此字与运用此字之观念与思想。如象,乃一动物,但体大,有些处像是离体独出。如象鼻,只是象体之一部分,不能认它为另一物。象牙亦然。又如象足,大而分离远,但只是象足,不得另认为一物。于是象字又作形象用,须认识其整体形象始得。则体字象字,义实相通。近人用抽象、具体两辞来翻译西方语,其实依照中国本义,象即是体,当先识其抽象,再及具体。具体在抽象之内,本无分别。

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今人亦以抽象义来解释此玄字。其实异中得同即是玄。如天即是玄。天无体,会同诸体之异而谓之天。故中国人不言天体,乃言天象。如阴晴谓之气象,其实此象亦即是一玄,亦汇通众异而成。如是则象乃成为超出群体之体。故中国人用体字,其中便有不具体之存在。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其实礼亦可谓即是一玄。如礼分宾主,单是宾,无礼可言。单是主,亦无礼可言。宾主会合,始见有礼。鼠有形体,亦有生命。必相会合,乃成一鼠。倘无生命,则其体亦变。生命非具体,是在鼠体中即有不具体之存在。宾主之礼,亦在宾主双方具体行为之上,有一不具体之精神,乃始见有礼。否则又何从把人生之礼来比作鼠体。可见中国古人,对天地万物,对人生万状,实具有一种甚深抽象的看法。以今语言之,即是有一种甚高哲学观点在内。

又如性字,从心从生。而此生字,则并不单指一具体个人之生命言,乃指生命总体,汇通人生禽兽生草木生,凡属宇宙间之群生言。乃一极端抽象字。心字亦然。人必有心,古今人各有心,此心字亦一抽象字。会合生与心而有性,则性更属一抽象字。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但此性字之创造,则不知先于孔子已几何年。此皆老子所谓同谓之玄,此性字即包涵甚深甚广。民初新文化运动,主张哲学关门,主张打倒玄学鬼。其实中国文字之创造与运用中,即寓有甚深之哲学玄学意义。苟欲哲学关门,则亦当尽废汉字。

中国周易好言一“象”字,又言一“元”字。元有原始义,即老子众妙之门之玄,声同义通。物自具体言,何止万。但自其抽象言,则可分为乾、坤、离、坎、艮、兑、震、巽之八卦。详分之,则有六十四卦。简分之,则只乾、坤二卦。宇宙万别,自象之大同言之则如上。再由乾坤合言之,则为太极,即其最原始者。故太极即众妙之门。

古人传说,八卦始于伏羲。要之,甚古即有之,或当在创始文字之前。则中国人好会诸异以求同,好于具体中作抽象观,好由此来追寻一原始,好统万归一,再由一推万,上引老子三语,可谓得其奥妙。儒家言亦然,即其好言性字可知。孔子虽少言性,然其言孝弟,言忠信,言仁,言智,皆性也。西方人好具体分别,如言男女恋爱。中国人言泛爱众,亦同此爱字。但终嫌其具体,陷于事为上,乃改言仁字,始纯属一抽象。

异同之辨,实即虚实之辨。中国人每连言玄虚。爱落形迹,易见为实。仁则玄虚,无形迹可指。朱子释仁字曰:“心之德,爱之理。”心与爱尚易知,德与理则难知。故中国人讲道理,须以意会,不当从语言文字上拘泥具体以求。故曰心知其意,又曰体会。此体会二字,即以己心会合此道理而适为一体,此始为善学。此又非一种玄学而何。

故抽象与具体,又有虚实之辨。依今人观念言,具体是实,抽象乃虚。依中国古人观念言,则具体乃虚,而抽象始是实。故中国人对此宇宙,不喜从物物上作分别之具体观。中国人对人生,亦不喜从事事上作分别之具体观。必凌空驾虚,作共通超越之抽象观。如关羽失荆州身死,具体事业全归失败,而中国人乃谓如此始完成关羽其人一生之意义与价值。又如岳飞之死于风波亭,其具体事业亦全归失败,而中国人则谓如此始完成岳飞其人一生之意义与价值。故关岳同尊为武圣,则中国人之看人生意义与价值,岂不转在虚空一边,而不在具体一边。故中国人乃重视其人之德性,更过于其人之事业。

由此又有时间与空间之辨。空间若是一实,而时间像是虚。但中国人观念,则空间只是虚,时间始是实。天地之别即在此。地属空间,终是虚。天属时间,乃成实。西方人认天国有上帝,上帝亦一实。中国人认上帝为天之主宰,主宰则是一动,乃是一虚。若天是实,主宰此实之上帝乃是虚。心性为人生之主宰,亦可谓人生为实,而心性则为虚。其实心性尚可指说,而人生更难指说。今人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为人生,距中国人之人生观,真如河汉之隔矣。

老子道家更作有无之辨。一切具体皆作有,抽象玄同乃一无。故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依老子意,则天地间一切用皆在无处,不在有处。其实儒家孔子言亦何独不然。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颜渊亦谓“夫子博我以文”。孔门此一“文”字,以今语释之,当称花样。花亦是一具体,花样则不拘一花。江南三月,杂花生树,乃成花样,则是一抽象。人生一切事,合成花样,则谓之人文。人文化成,则为中国人之文化观。

今再举一显著例言之,中国乃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国家,其首都尤为人文荟萃之地。如长安,如洛阳,今已不能详言。姑以元、明、清三代之首都北平为例,言其建筑,如天安门、午门、故宫,如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如北海、中、南海三海,以及其他大街小巷,合成一花样。凡诸建筑,皆在此同一花样中。若一一分别而观,则将失去其共同完成一大体统之意义与价值。故中国人对长安、洛阳之没落,若颇不顾惜,以其具体虽已破毁,而其花样则仍存在于后起之北平。其他一切城市,如苏州,如成都,亦各有一套花样,此亦人文之一面。西方重具体不重抽象。如游雅典、罗马,欧洲古代人文,均扫地以尽。现代之巴黎、伦敦,一切花样已与古代之雅典、罗马大不同。而对雅典、罗马之一建筑,一遗物,则不胜流连,赏玩不尽。此亦中西双方观感之不同处。

今再举一小例。如庙宇,如坟墓,中国人皆不甚重视,而重视其对此庙宇坟墓之祭祀,必恭必敬,不苟不忽。列代王朝崩溃,苟其不再祭祀,则其旧有之庙宇坟墓,亦都荒毁不治,不再注意。唯各代王朝祭祀之礼,则相承不变,繁文缛节,时有增加,此之谓人文。而一切具体之物质建设,则并不同样受重视。

漫游英伦,参观牛津、剑桥两地之书院建筑,绵亘数百年之久。体制瓦石,一皆保留不变。增新之外,旧况依然。来者赞叹,为西方学校一楷模。中国人重视教育,历数千年。先秦百家讲学,汉唐相承,勿替益盛。即自南宋朱子白鹿洞书院以下,元、明、清各代书院遍全国。然绝无一处堪与牛津、剑桥相比。西方重具体,书院建筑,终属物质方面。中国重抽象,大师讲学,则属人文方面。大师一去,书院旧址,其意义价值亦遂而失。依中国语言之,当称为形而下。师道始是形而上。此亦与上述庙宇祠堂坟墓祭祀之礼,轻重有偏,又显然之一例矣。

再以文学言。西方重具体故事,如英国莎翁剧本之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传迄今。一切恋爱小说剧本,大体相似。而中国则周南关雎之诗,婚姻大典,同所歌诵,亦历久不衰。中国之所谓礼乐,显然是一种抽象性之人文精神。此又是中西文化相异之一例。其他类此者尚多,兹不详及。

体用两字连用,始见于东汉末年。古人常言用,不及体。体即具体,必有分别。如一砂一砾,一草一木,分别乃成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扩大言之,不仅天体难穷,地亦然,究竟离地几尺始不为地。水行地上,是否不属地。海洋不属地,则地即甚见狭小。地上有山,万物丛生,是否属地。如是分说,地之为地,乃无具体可言。

近代科学家始创四度空间说,其实每一体必与时间并在。沟浍有盈有壑,水流既竭,此沟浍之体又何在。山上万物丛生,分别重视其丛生之物,山之为体又何在。人自婴孩长大成人,无日无夜而不变,则人之为体又难定。故具体若可指,实不可指。若有定,实甚难定。中国古人少言体,其意义当在此。

今言人生。人之所以为人,即在其有生,而生则只是一变。如言身体,体在变中,即无具体可寻。中国古人好言气,不论有生无生,皆一气所成。而气则只是一变,即以其变而成体。实则气非体,后人乃言气体,此乃俗语非雅言。气应是一抽象名词,抽离其具体乃有此象。言气象则较为近实。

周易六十四卦皆言象,此世界一切有生无生,皆可归纳卦象中。一卦以六爻成,爻即是变。全易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即以包括天地间一切万物之变。即后起一切变,亦可包括在内。故易有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一切变只是一不变,其事至为易简。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易之为书,亦在求知人事之变。何由而能知,则在求之象。

宇宙间一切象,不外和合分别之两变。易以乾“-”坤“--”两爻象之。乾坤犹天地,“-”象天,“--”象地。人生亦此二象,“-”象男,“--”象女。其他一切变化,全由此起。如“-”与“--”,此之谓位变。“=”与“==”,此谓数变。如是则宇宙一切可有四大变,即“=”“==”“-”“--”。数变增,而位变益明,乃成八卦。又上下相叠,乃成六十四卦。于数变、位变之中,又见有时变。易之大义,简易言之,不过如此。

中国人常兼言天地。天不易知,观于地而天可知。如曰“履霜坚冰至”,“梧桐一叶落,天下知秋”,见此知彼,乃抽象之知。见霜仅知霜,见梧桐叶落仅知梧桐叶落,则属具体之知。中国人贵抽象知,由是以知天。

若仅求具体知,天不具体,又何由知。霜具体,顷刻而变,实不具体。梧桐叶亦然。万物实未有体,仅知霜与梧桐叶,千万中知其一二,何得谓即知万物之体。故中国古人不贵知体,贵知用。不贵知物,贵知事。依古训言,“物犹事也”。俗语连称物事,又言东西。东西两面对立,无东即无西,须同时知其对立之两面。物与事亦对立,不知事,即不知物。见事乃见用。中国人之求知特性如此。

故中国人言生必兼言死,言有必兼言无,言空必兼言时,存亡、成败、治乱、兴衰、吉凶、祸福、喜怒、哀乐,每皆兼言之,不分别专举一端独立以为言。易言阴阳,亦兼对立之两面。阴阳家又扩及五行。行亦犹言物事,金、木、水、火、土不当专作物体看,当兼其事行看。水流下,火炎上,金内凝,木外散,土得其中,不下不上,不凝不散,独见为调和安定,最见地性,故曰土地。金木水火,皆在地中行,能动作,各见其天。故金木水火土五行,即一天地,一阴阳。宇宙间种种物事,皆不外此。其实此五行亦皆是一种抽象,不当从具体求。

西方人从具体求知,故重分别,重物不重事。中国重和合。具体分别若见有固定性,和合抽象则特见有流动性。故西方人言天,必言上帝,亦具体而固定。易言天,曰:“天行健”,则乃一行动,无体可指。求可指,则言地。但易言地,则曰“顺”,仍属象,非体。亦不指言其体。故易言天地,只言“乾健坤顺”,皆言其象,即言其事其用,而不言其为一物一体。此乃最可表达中国古人之观念。

人生从具体言,有人始有生。从抽象言,则有生始有人。生必和合,如饮食,即与物相和合。苟无饮食,即不得有生。又必男女和合,否则亦无生。又必有父母子女,世代绵延,否则其生短暂,仍归绝灭,仍不为生。故有生必有群,非群即无生。若专指其个体各别之身为生,则大不通。身由父母来,由饮食而长成。故人生乃由事见物。阴居后,阳居先。地居后,天居先。人居后,生居先。具体必居后,抽象乃在先。岂不即此而可知。

中庸言:“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此非甜酸苦辣之为味,乃今俗语所谓之人情味。饮食之意义与价值,非仅养吾身,尚有远超其上者。孔子饭疏饮水,颜子箪食瓢饮,其味亦岂饮食小人之所知。门内膏粱,门外有冻死骨,此膏粱又何味。实则此亦众人所共知,故为中庸之知。圣贤亦不能离此以为知。天之生人,生庸俗,亦同生圣贤。圣贤乃在庸俗中成其为圣贤,离于庸俗即不得成其为圣贤。同此饮食,同此为人,中庸之德亦即天德。在其能充实而光辉之,斯即为圣贤。

中庸又言:“夫妇之愚”,“夫妇之不肖”。天之生人,必分男女。婚姻和合,人群大道乃以肇始。中国人言夫妇,犹其言天地。故曰:“中庸之道,造端乎夫妇”,则岂不乃造端于愚不肖。而天地亦为愚不肖。中国中庸之道,其难言有如此。至于个人主义则绝非人群大道,向不为中国人所重视。

中庸又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夫妇一阴一阳,两端对立,然相与间有一中。人群大道,即贵有此中,相通和合,使双方各得其所,各得安定,各得亲密往来,此即群道之大本。圣贤言道即在此,尽人与知与能。然此道亦一抽象。看重具体,则分别对立,人事多端,必出于争,终不能建立一大群。就西方言,宗教、科学相对立,宗教信天,科学偏物,于人皆不相亲。如何在此天与物之两端,求其互通相和,此为人生莫大一进程,亦为人类莫大一问题。论政治,民主、独裁又成两端。民主重多数,独裁尊少数,在多数少数间,亦贵有互通相和之一道。不能尚多数抹杀少数,亦不能尊少数忽略多数。论经济,则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又成两端。资本主义尚私有,共产主义尚共享。私有共享,亦当两存。如何求得一中道,此亦人类当前一问题。

推此言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亦成两端。社会中何得无个人,个人相与,又何得不合成一社会。双方互合成体,相和成道,则可以两全。否则各谋发展,相互敌对,则同归失败。天地宇宙时空,亦成双作对,而有和无争。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因天地亦在此道中,无此道亦不得成其为天地。

具体求分别,则处人群中,又必求相异特出,不甘为一寻常人。即在和平中,亦求超群独立,如今世一切运动会即其例。十人赛跑,一胜九负,群中见独。但非负何有胜,非群何见独。本属两端,和合成体,失则俱失,成则兼成。一人跑跳球棒之独胜其群,究何意义价值可言。中国人言立德、立功、立言,立于己即立于其群。于群有大贡献,遂于群中得不朽。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亦中国古礼中一大礼,非近世诸项运动之比。

笛有七孔,共成一声。乐有八器,金、石、丝、竹、瓠、土、革、木,共成一乐。声之与乐,亦抽象之和合。中国人重礼必兼乐。礼之用,和为贵。所以表其和者则在乐,乐即人生中之可乐者。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高山流水,可以见而知。伯牙琴声志在此,则唯钟子期知之。此见抽象之难知。中国古人言乐,又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声尚近具体,竹声出于空,肉声出于心,心属人,亦一抽象。声属天,天人和合以为一,此则最为中庸之大道。

庄子曰:“唯虫能虫,唯虫能天。”此言道贵自然。人非虫,乃能与天相对立。人文亦与自然相对立。故虫声即天声,而人声则别。能以人声合天声,乃最见执两用中之大道。中国舞台剧最能表现人生,最高表现则在乐。语言亦音乐化,语言之不足,而表达以歌声。喜怒哀乐,皆从歌声出,发乎天,成乎心。心与天若处两极端,而歌声则其中和。故中国戏剧乃最可乐之人生。即哀即怒,亦皆可乐。中国人生之理想,即此境界,乃以戏剧表达之,而始惬然觉其有当于此心。其实登台演剧,亦一庸俗人,一庸俗事。而在台上歌演,则不啻成为一圣贤豪杰。能知圣贤豪杰之无异于庸俗,则无违乎中庸之道矣。抑且生旦净丑,乃和合以成一共同之人生,非分别以相争。即唐宋官驿皆有歌伎,以慰旅宦之羁孤。凡其歌唱,亦异于近代之商业相争。此一节亦值注意。

中国舞台脸谱,亦一种抽象化。若极平常,亦见其特出。衣装亦然。有衣装高贵而其人则卑下者,有衣装寻常而其人乃为上等者。观者望而知,此亦中庸而极高明之一道。若论具体,服装人品显相分别,但岂得以服装定人品。

西方人以具体求人生,乃感人生有两大事,一恋爱,一战争。其实恋爱亦如战争,男女双方,不顾一切,竭其全心力以赴,此亦可暂不可常。西方人又言婚姻乃恋爱之坟墓。恋爱乃若更高出于婚姻。不知恋爱尚分两体,夫妇则成一体。但此体属于抽象,而实为人生理想所在。恋爱尚在个人主义之阶段,苟和合成家,而不变其双方各人之立场,则转多难处。故西方唯求为一小家庭,先与翁姑分,继与子女分,如是庶得小安。家如此,国亦然。故西方亦唯有小国寡民,不能有广土众民一统之大国。大国则必为一帝国。多有殖民地,形大而体仍小。如中国之一统,有中央有地方,和合而成,其体乃大。乃由抽象之中庸大道来。此义甚深,读者试自参之。

战争为人群一大事,必有对立之双方。一方败,失其对立之地位,战争平息,乃转觉失去一可乐。亦如谓婚姻为恋爱之坟墓,则婚姻岂不亦失去一可乐。无恋爱,无战争,人生落空,所乐何在。唯一幸事,今日尚多国林立,战争不断发生。婚姻制度则逐渐取消,群尚恋爱同居。兵战外又有商战,又有种种运动场上特设之战。恋爱战争不断可求,具体人生之悲剧乃如此。

中国人则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夫妇一伦乃其起步,婚姻事大,恋爱事小。治国平天下,天下和平事大,战争事小。人道立,但人群之外,尚有天地大自然,与人类文化成双对立,而其间仍有一中道。人文当参天地之化育,而人生乃无止境。然人生终不能无止境。大学言:“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己之明德以亲民,内外和合,斯即至善,可止矣。千里之行,起于脚下。婚姻为男女结合一止境。慈孝友弟,乃家庭一止境。君臣朋友,忠信相处,乃国与天下治平和合一止境。逐步得其止,又可逐步再向前。则止处即其起步处。止乃无止,此乃一番抽象大理论,而中国人则谓之中庸之道,人人能知能行。此一深义,乃大堪玩味。

西方人重具体分别,学术亦分门别类,如宗教、科学、哲学、文学亦各自独立。中国古代则一切学问皆相通,皆归于人生,归于礼乐。礼则其体,乐则可乐乃其用。知必归之行,而人生全体大道亦俱备其中,更不必分门别类,多作各自之独立。即如医学,西方重解剖。一身器官皆各分别,不重其共通之生命。中医则在一气相通处求。故西医据病言病,中医则言病在生理。西医治病,可去其一器官。其药亦多无机物。中医则治其生命全体,用药亦多有机物。故中医更重病前之营养。

身然,国亦然。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亦各分别专治,不相会通。故国病最难治。求富求强,国乃为一相争大武器。和平相安,只是暂时现象。中国以礼乐为治平大道,若似玄言,非具体可能。实则中国五千年历史可作证。

学问知识之最具体者,则为近代之科学。但近代科学乃供作相争之器,非治平之道。近人非不知。又每一物必分别之为原子原素,今始言电子,分阴分阳,实一动态,则一切物皆原始于一动,此即中国之所谓气。气非物,有其象。宇宙乃一气之流动。则西方科学之最新发明,中国观念已早得知。中国非无科学,但当称之为生命科学,或人文科学,与西方之所谓自然科学亦有别。此非会通于双方文化大传统之总全体,则无以明之。

然则人类一切学问知识,首当于何求之?曰,宜先求之人之心,以心合于事。圣贤如此,愚不肖亦尔。中国古籍,诗书为尚。诗言人心,书言人事。西方史学最后起,心性之学在西方可谓尚未开始。专尚理智,不求之喜怒哀乐之情感,何以知人心。喜怒哀乐藏于中,而有其和。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亦愚不肖之所有。圣贤之学则“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孔子亦学愚夫愚妇之忠信。西方唯宗教家言庶或有似。但言灵魂,又谁证之。故信仰非学问,非知识。

西方知识重具体,若为一固定,乃唯求其变。实则变乃一自然。中国人重人文,则不言变而言改。自然有变亦有常。以人文赞天地之化育,则贵于变中求常。曰心曰事,则非贵求变,乃贵能改。知其常,心乃安,乃得生长,故心安则理得。今日举世人心徒知求变,乃不得一安定感,今日不知明日事。独上帝乃一安定,举世唯当赖以为救。而科学昌明,上帝更不易见,其果将何道之从?此诚近世人类一大问题。则曷不从此心之喜怒哀乐以求和求安,此为中国中庸之道,乃始寻常而可求。

中庸一书,当出秦代,融通儒道两家言。易传当为同期之书,亦融通儒道两家。求之中国传统文化,于此两书其勿忽之。本篇具体抽象之辨,乃依近人观念言,实即易、庸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