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化重和合，西方文化重分别。中国文化重全体，西方文化重部分。中国文化重向内，西方文化重向外。故中国人贵通，西方人贵专。
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每线必有两端，其中则指线之全体言，非指两端各折其半之中间一点言。庄周引名家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线取其半，犹存其半，故云不竭。西方几何学重点，由点成线，由线成面成体。线有长，面有宽，体有厚，点则无长无宽无厚。但天地间何来有此物，故西方人言：真方真圆，只在天上，不在人间。分之又分必如此，一切皆成为虚无。中国人则认点在体之和合中，体则可万世不竭。
（二）
人生有身，心所附著。身有五官四肢百骸，乃有视听活动作为。西方人信灵魂，灵魂无身，则无视听活动作为可言，当仅有一存在。一如几何学之无长无宽无厚之点。抑且灵魂疑当无男女。否则亿兆斯年，天堂虽广，何得容此无穷之生育。故灵魂乃各自独立，互不相通。其高处有上帝，当亦一灵魂，对其他灵魂无主宰无管理，仅有降谪，灵魂无反抗无逃避。但降谪尘世，又分亚当夏娃，则无理可说。凯撒事凯撒管，上帝亦不过问。世界末日，亦若固然。上帝于尘世之无情，实堪惊诧。但累积两千年，尘世人日夜祷告忏悔，上帝无头脑，而能一一觉知，记忆裁判，或升天堂，或降地狱。此等皆无理可据，无事可征。
又上帝无配偶，无家室，乃有独生子耶稣。耶稣在人世上十字架，上帝亦无奈何。耶稣死后复活，当仍在人世，与亲生父仍久隔绝。此等亦皆无理可据，无事可征。是则上帝耶稣天堂灵魂之存在，唯一可信，乃在人之一心。使人心无此信，则耶教一切不存在。是西方之灵魂与宗教仍是一心，复何疑辨。但此乃东方人观念。西方哲学重思维，科学重证验，宗教一本信仰，故其内容亦各自独立。与东方人观念之尚会通者大不同。
西方人所信之上帝又与天有别，天堂乃其居处。西方天文学，星河云海，渺无边际，亦皆物，上帝对此亦不管。上帝乃一独立存在，与物若互不相通。西方之重专，重分别，上帝最其一例。
中国人观念则万物皆生于天，人乃万物中一物，而天则为其一总体。中国人亦言帝，为天体一主宰。帝在天中，犹国之有君，故亦尚有德，诗“文王之德，克配上帝”是矣。
又中国人观念，天生物各有性。人则有个性，有群性。性各有别，此谓个性。同在天之中，同受天之命，同相聚处，故有群性。故性命一体，即物即天，即别即和。有生无生，乃其小异。
西方人似重个性，不重群性。但如论多少数，少数亦皆有个性，乃见抹杀。中国人则于重个性中更重少数。如家有夫妇，有父母子女，有兄弟姊妹，一家如一人，群体中存有个体，个体和合成群体。故中国乃一氏族社会宗法社会，个性群性乃得兼育并长。而有祖有宗，有贤有圣，则属少数。齐家治国平天下，皆由此个性群性之互相和合兼长并育来。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修则以宗祖贤圣为归，则仍重少数。而五千年之久，始终抟成一民族国家，皆由此群中之有祖宗圣贤来。
中国人言性又言心。心由性来，性相通始见心，心相通始见性。一身五官四肢皆物，和合相通始见心。心非身中一物，而附于身以著。西方人以脑为心，脑乃身上一器官，异于中国人之所谓心。中国人言心脏之心亦身上一器官，乃由其掌全身血脉流通言，而人心则不限在心脏，心之在身，无在而无不在。身内身外，一切相通处皆为心。心有知，可以若无知。心有觉，可以若无觉。深言之，此心即天。天人合一，即心与天之合一。
今人误认知识思想为心，此实仅心之一活动，一作用。中国人言性情，乃始是心之真全体。今可谓性属体，心属用。但亦可谓心性皆属用，唯物唯器始为之体。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也。故心性皆抽象名词，非具体事物。
（三）
印度佛教不信灵魂，谓尘世一切，皆由人生前业来。其视人事，有始有终，重时间绵延，与西方异，近中国思想。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化即有天台宗一心三观说，或中或假或空，皆出此心之所观。华严宗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法界。事有理为据，理有事可征，理与事皆无碍，即非业。业有障，理事皆无障，以其皆出于一心。禅宗六祖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临别五祖，赠以金纲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理即由心无住而生，即有事非业。二祖向达摩乞安心术，达摩告以“将心来，与汝安”。二祖由此得悟。此非悟人之无心，乃悟心无住处。否则觅心者即心，岂不易知。此下禅宗皆畅发此心之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即是即心即佛，与中国传统重心之义大相近。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周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又言倏忽为浑沌凿七窍而浑沌死。此心妙用，中国传统自孔子庄周以来，已深得其神髓之所在矣。
心非物，但必依于物而见。中国人所谓相反相成，心与物即如此。物乃存在，心则流通，此乃宇宙中一切存在之两端。西方哲学有唯心论唯物论，宇宙间有无心之物，却不易见无物之心。唯心能不住于物，而于物和合相会通，此乃心之正。庄周齐物论譬之以风，风必依于物，非物何有风。养生主又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尽火传，非薪何有火。如风如火，亦一存在，同时即一流通。流通必依据于存在，故二者实一。实则人心亦即存在与流通之和合，非有和合，即不见心生。故虽云无所住，仍必有所住。中国佛教此下有禅宗与净土宗合一，只念阿弥陀佛，心无所住，乃若有所住。若有所住，实乃无所住。此事人人能之，遂为中国佛学之最后最高一成就。其要义仍在心。
（四）
灵魂本皆中国字。灵，通义。心最相通，唯人有心，故称人为万物之灵。中国魂魄连言，又言体魄魂气。体言其存在，气言其流通。所流通者即其所存在，果存在亦自有流通。故魂魄乃一非二，亦可谓魄指身言，魂指心言。心之流通，自生已然。非必死后有鬼，乃见流通。夫妇好合，夫死，其生前之心在妻心中。妻死，其生前之心在夫心中。父慈子孝，父母死，其心在子女心中。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生处群中，此心即通于群。群常在，斯生前此心亦无不之而得常在矣。抑不止此，心可流于物，如作书绘画音乐舞蹈，乃至陶瓷雕刻制造，一切人间艺术，亦皆人心所寓。文学本之文字，亦即艺术。凡文学艺术，皆其人生前魂气所至。魂气在生前，故能无不至，非死后始能无不至也。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此乃以孟子生前之魂气，上感于孔子死后之魂气。主动者，乃在孟子非孔子。
孔子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则祭祀亦此心之魂气相通。祭者心在，则所祭者如在，此则信而有征。西方人祭上帝耶稣，当亦如是而已。故群体为大生命，个体为小生命。小生命当从大生命来，其死亦归入大生命中。大生命不绝，斯小生命亦常存，唯当入化而已。其化则不仅在死后，乃在生前。人心即此生命，近人乃知生命有存在，不知生命乃更有流通。此即犹知人有体之魄，而不知其兼有气之魂。
孔子死，其心尚在其弟子心中。其弟子乃心丧三年，庐墓不去，乃成孔林，迄今为中国一名胜古迹。试一瞻谒，即见孔子与其门人弟子魂气之所至。吾乡有泰伯墓，乃一小土丘，历三千年常存，此亦魂气积累。自泰伯之让天下，其心迄至今三千年，感动乡人心，知恭知敬共达于此墓。凡中国名胜古迹率如此。则死世界仍存在生世界中，而笼罩此生世界，相与和合会通，亦可见矣。
（五）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凡心不能无物可依，空空仅一心。中国人谓虚心，乃近似佛家言无所住，非言心空无物。故中国人修心必言志。志于道，非志于物。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可求，故无志可立，仅从心好而已。道可求，始言志。实亦由志乃成心，故曰立志，即犹言立此心。言修身，亦犹言修心。则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齐所治所平，皆此心，非物。物则何修齐治平之有。
道即此生命之大全体。德即此道之得而存于己，仁即此道之通而达于人。据德依仁，是为道德人生。艺即此心兼及物，使此诸物亦能会通和合而纳入人群之大生命中，与之俱化始为艺。文学亦一艺。人生不能离此物世界，又何得无艺。实则道德乃艺术之至高，而艺术乃道德之至精。中国传统人生当亦以道德与艺术合一并称，非道德即不成其为艺术，非艺术亦不成其为道德。
道德艺术皆由人心来，故中国人言人生必言心，与西方人言灵魂大不同。灵魂由人生外面来，又向人生外面去。人心则即此人生，人生在，即人心在。中国人生能通天人合内外，皆由此心。心不存，则人生活动犹如行尸走肉，复何生之足云。
孔子心，言其近，可以通于七十门弟子之心。言其远，可以历两千五百年而通于今。故孔子之心，亦即孔子之性命，亦即孔子之德之天。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是也。亦可说孔子性命至今尚在。人生可以如天之尚在，此诚中国人生之大艺术，亦即人生至德要道之所在矣。
个性群性只通于人与人之间，唯艺术心则超于群而通于物。大学言格物致知，人生不能离于物，故心知亦必通于物，必格物乃可言知之至，是则人心不当仅通于人心，犹当通于物。不当专言道德，而又必兼言艺术。
西方人亦有艺术，但重物不重心，又主争。中国艺术则主和。西方艺术在分胜负，而中国艺术则仅见高下。近代西方各种运动会，则以艺术化入商场中。各种杀人武器，则以艺术化入战场中。中国艺术则非商非兵，皆在人生性命之安居乐业中。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亦以杀人，但射亦有礼。礼贵和。群中有杀，亦出天意，亦以致和。犹如生中有死，死亦生道中一端，死生乃终始如一。如天之有阴阳晴雨，阴雨亦通入阳晴中，共成一天。止戈为武，文武亦同在一道中。皆所谓相反相成，执两用中，此有深义，可密阐细究。
（六）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鼠生在其体，人类大群之生则在礼。礼分宾主，夫妇、父子、兄弟相处，亦互为宾主。礼即道德，亦即艺术。闭门读书，上友古人，则千百世上人皆如宾客，可以自由接对。而诸宾客皆静默无言动，尽待主人之心领而神会。为主人者，又何乐如之。此又非一种大艺术而何。孔子之学不厌即在此。
中国人生亦可谓乃一礼乐人生。古代礼不下庶人，文化演进，乃至全人生皆归入于礼。读清代五礼通考一书，约略可见。但吉礼、宾礼、嘉礼易言，凶礼、军礼难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凶礼犹易知。军礼更难言。但当知非仅以礼治军，更要者，在知军之亦必以礼治。礼之用，和为贵。则军之用，亦必以和为贵。不唯在军之内当求和，即在军之外，与敌相对，其要亦在和。止戈为武，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治军所希之能事在此。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先兵后食。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即此心，苟非此心，何来有信。然则人生可去兵，犹可去食，最不可去者，乃此心之信。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亦由伯夷叔齐之心有所信。非信纣可为天子，乃信周武王不当兴兵伐纣。孔子称其为古之仁人，孟子则称之为圣之清。至于今，伯夷叔齐之心尚传，抑且所传之盛，尚过于周武王之伐纣心。心之清，可除去一切，如伯夷叔齐岂不并兵与食而尽去之，唯存一信。其实不仅伯夷叔齐为然，人心亦莫不唯有信。唯所信有不同而已。
今日世人不知重此心，但亦仍有信。求富于食，更求强于兵。原子弹核子武器更所信，次之则经商求利润。核子武器且不论，经商买方日不足，卖方不景气，又奈何？若依孔子言，先去核武器，再去一切商业政策，唯保持此自信心，即人类互信心，则人类大群自可立。若问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有心者遇无心者又奈何？曰，心得性命之正，无心则违失性命。此天地乃一性命大体，亦即性命一大场合，违失性命，又焉得久安居天地间。故信天乃信心，心与天一，其可贵乃在此。
今人不信己心，又如何信他人心，当更不信古人心，如孔子心。孔子自信己心，由于信他人心，更贵在其信古人心。古人心犹能通于今，此则更可信。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学不厌教不倦，乃成其为孔子。远推古代，为原始人，则乌有近世之核子武器与商业政策。然原始人与近代人，仅四围外物异，内在性命则同。递传迄今，仍此性命。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尚不能视听，但已有知觉。此心即原始人心，亦即后来之大人心。大人心本源于赤子心。依孟子意，亦可谓不失古人心，乃得近世心。此亦始终一贯。
故心则只是此一心，天人如一，古今如一，焉得有所谓进步。外在年岁境与物可言进步，内在性命天与心不可言进步。故中国人只言此心之立与达修与正而已。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从心上立言，伯夷叔齐即此心。今人不知重心，则此等语又何从去解释。
余上所述，乃尽从余之读中国古书来。古人心藏在文字中，余从文字中检得，非一种艺术人生乎？故此一番心，只是检不到，却非不存在。其实天常在，群常在，斯心亦常在，唯有志者能信之修之。此乃一种道德人生。但亦有步骤，有规矩，此又为一种艺术人生礼乐人生。
但此心之信，乃由此心之修来。心犹天，岂不天亦当修。朱子言“理先气后”是已。中庸亦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印度佛教言，诸天亦来佛前围坐听讲，此亦稍近中国意。易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国人图强，唯求西化，美其名曰时代化。今日之时代，又岂尽为西方人所占？窃愿以易传“自强不息”四字与国人共勉之，唯国人之相与共信而共修，以归于正，则反己而自得之矣。其归则仍要在国人之能信。余年九十二，长在病中，报馆索稿，姑妄言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