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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心之信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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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文化重和合,西方文化重分别。中国文化重全体,西方文化重部分。中国文化重向内,西方文化重向外。故中国人贵通,西方人贵专。

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每线必有两端,其中则指线之全体言,非指两端各折其半之中间一点言。庄周引名家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线取其半,犹存其半,故云不竭。西方几何学重点,由点成线,由线成面成体。线有长,面有宽,体有厚,点则无长无宽无厚。但天地间何来有此物,故西方人言:真方真圆,只在天上,不在人间。分之又分必如此,一切皆成为虚无。中国人则认点在体之和合中,体则可万世不竭。

(二)

人生有身,心所附著。身有五官四肢百骸,乃有视听活动作为。西方人信灵魂,灵魂无身,则无视听活动作为可言,当仅有一存在。一如几何学之无长无宽无厚之点。抑且灵魂疑当无男女。否则亿兆斯年,天堂虽广,何得容此无穷之生育。故灵魂乃各自独立,互不相通。其高处有上帝,当亦一灵魂,对其他灵魂无主宰无管理,仅有降谪,灵魂无反抗无逃避。但降谪尘世,又分亚当夏娃,则无理可说。凯撒事凯撒管,上帝亦不过问。世界末日,亦若固然。上帝于尘世之无情,实堪惊诧。但累积两千年,尘世人日夜祷告忏悔,上帝无头脑,而能一一觉知,记忆裁判,或升天堂,或降地狱。此等皆无理可据,无事可征。

又上帝无配偶,无家室,乃有独生子耶稣。耶稣在人世上十字架,上帝亦无奈何。耶稣死后复活,当仍在人世,与亲生父仍久隔绝。此等亦皆无理可据,无事可征。是则上帝耶稣天堂灵魂之存在,唯一可信,乃在人之一心。使人心无此信,则耶教一切不存在。是西方之灵魂与宗教仍是一心,复何疑辨。但此乃东方人观念。西方哲学重思维,科学重证验,宗教一本信仰,故其内容亦各自独立。与东方人观念之尚会通者大不同。

西方人所信之上帝又与天有别,天堂乃其居处。西方天文学,星河云海,渺无边际,亦皆物,上帝对此亦不管。上帝乃一独立存在,与物若互不相通。西方之重专,重分别,上帝最其一例。

中国人观念则万物皆生于天,人乃万物中一物,而天则为其一总体。中国人亦言帝,为天体一主宰。帝在天中,犹国之有君,故亦尚有德,诗“文王之德,克配上帝”是矣。

又中国人观念,天生物各有性。人则有个性,有群性。性各有别,此谓个性。同在天之中,同受天之命,同相聚处,故有群性。故性命一体,即物即天,即别即和。有生无生,乃其小异。

西方人似重个性,不重群性。但如论多少数,少数亦皆有个性,乃见抹杀。中国人则于重个性中更重少数。如家有夫妇,有父母子女,有兄弟姊妹,一家如一人,群体中存有个体,个体和合成群体。故中国乃一氏族社会宗法社会,个性群性乃得兼育并长。而有祖有宗,有贤有圣,则属少数。齐家治国平天下,皆由此个性群性之互相和合兼长并育来。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修则以宗祖贤圣为归,则仍重少数。而五千年之久,始终抟成一民族国家,皆由此群中之有祖宗圣贤来。

中国人言性又言心。心由性来,性相通始见心,心相通始见性。一身五官四肢皆物,和合相通始见心。心非身中一物,而附于身以著。西方人以脑为心,脑乃身上一器官,异于中国人之所谓心。中国人言心脏之心亦身上一器官,乃由其掌全身血脉流通言,而人心则不限在心脏,心之在身,无在而无不在。身内身外,一切相通处皆为心。心有知,可以若无知。心有觉,可以若无觉。深言之,此心即天。天人合一,即心与天之合一。

今人误认知识思想为心,此实仅心之一活动,一作用。中国人言性情,乃始是心之真全体。今可谓性属体,心属用。但亦可谓心性皆属用,唯物唯器始为之体。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也。故心性皆抽象名词,非具体事物。

(三)

印度佛教不信灵魂,谓尘世一切,皆由人生前业来。其视人事,有始有终,重时间绵延,与西方异,近中国思想。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化即有天台宗一心三观说,或中或假或空,皆出此心之所观。华严宗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法界。事有理为据,理有事可征,理与事皆无碍,即非业。业有障,理事皆无障,以其皆出于一心。禅宗六祖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临别五祖,赠以金纲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理即由心无住而生,即有事非业。二祖向达摩乞安心术,达摩告以“将心来,与汝安”。二祖由此得悟。此非悟人之无心,乃悟心无住处。否则觅心者即心,岂不易知。此下禅宗皆畅发此心之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即是即心即佛,与中国传统重心之义大相近。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周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又言倏忽为浑沌凿七窍而浑沌死。此心妙用,中国传统自孔子庄周以来,已深得其神髓之所在矣。

心非物,但必依于物而见。中国人所谓相反相成,心与物即如此。物乃存在,心则流通,此乃宇宙中一切存在之两端。西方哲学有唯心论唯物论,宇宙间有无心之物,却不易见无物之心。唯心能不住于物,而于物和合相会通,此乃心之正。庄周齐物论譬之以风,风必依于物,非物何有风。养生主又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尽火传,非薪何有火。如风如火,亦一存在,同时即一流通。流通必依据于存在,故二者实一。实则人心亦即存在与流通之和合,非有和合,即不见心生。故虽云无所住,仍必有所住。中国佛教此下有禅宗与净土宗合一,只念阿弥陀佛,心无所住,乃若有所住。若有所住,实乃无所住。此事人人能之,遂为中国佛学之最后最高一成就。其要义仍在心。

(四)

灵魂本皆中国字。灵,通义。心最相通,唯人有心,故称人为万物之灵。中国魂魄连言,又言体魄魂气。体言其存在,气言其流通。所流通者即其所存在,果存在亦自有流通。故魂魄乃一非二,亦可谓魄指身言,魂指心言。心之流通,自生已然。非必死后有鬼,乃见流通。夫妇好合,夫死,其生前之心在妻心中。妻死,其生前之心在夫心中。父慈子孝,父母死,其心在子女心中。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生处群中,此心即通于群。群常在,斯生前此心亦无不之而得常在矣。抑不止此,心可流于物,如作书绘画音乐舞蹈,乃至陶瓷雕刻制造,一切人间艺术,亦皆人心所寓。文学本之文字,亦即艺术。凡文学艺术,皆其人生前魂气所至。魂气在生前,故能无不至,非死后始能无不至也。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此乃以孟子生前之魂气,上感于孔子死后之魂气。主动者,乃在孟子非孔子。

孔子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则祭祀亦此心之魂气相通。祭者心在,则所祭者如在,此则信而有征。西方人祭上帝耶稣,当亦如是而已。故群体为大生命,个体为小生命。小生命当从大生命来,其死亦归入大生命中。大生命不绝,斯小生命亦常存,唯当入化而已。其化则不仅在死后,乃在生前。人心即此生命,近人乃知生命有存在,不知生命乃更有流通。此即犹知人有体之魄,而不知其兼有气之魂。

孔子死,其心尚在其弟子心中。其弟子乃心丧三年,庐墓不去,乃成孔林,迄今为中国一名胜古迹。试一瞻谒,即见孔子与其门人弟子魂气之所至。吾乡有泰伯墓,乃一小土丘,历三千年常存,此亦魂气积累。自泰伯之让天下,其心迄至今三千年,感动乡人心,知恭知敬共达于此墓。凡中国名胜古迹率如此。则死世界仍存在生世界中,而笼罩此生世界,相与和合会通,亦可见矣。

(五)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凡心不能无物可依,空空仅一心。中国人谓虚心,乃近似佛家言无所住,非言心空无物。故中国人修心必言志。志于道,非志于物。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可求,故无志可立,仅从心好而已。道可求,始言志。实亦由志乃成心,故曰立志,即犹言立此心。言修身,亦犹言修心。则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齐所治所平,皆此心,非物。物则何修齐治平之有。

道即此生命之大全体。德即此道之得而存于己,仁即此道之通而达于人。据德依仁,是为道德人生。艺即此心兼及物,使此诸物亦能会通和合而纳入人群之大生命中,与之俱化始为艺。文学亦一艺。人生不能离此物世界,又何得无艺。实则道德乃艺术之至高,而艺术乃道德之至精。中国传统人生当亦以道德与艺术合一并称,非道德即不成其为艺术,非艺术亦不成其为道德。

道德艺术皆由人心来,故中国人言人生必言心,与西方人言灵魂大不同。灵魂由人生外面来,又向人生外面去。人心则即此人生,人生在,即人心在。中国人生能通天人合内外,皆由此心。心不存,则人生活动犹如行尸走肉,复何生之足云。

孔子心,言其近,可以通于七十门弟子之心。言其远,可以历两千五百年而通于今。故孔子之心,亦即孔子之性命,亦即孔子之德之天。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是也。亦可说孔子性命至今尚在。人生可以如天之尚在,此诚中国人生之大艺术,亦即人生至德要道之所在矣。

个性群性只通于人与人之间,唯艺术心则超于群而通于物。大学言格物致知,人生不能离于物,故心知亦必通于物,必格物乃可言知之至,是则人心不当仅通于人心,犹当通于物。不当专言道德,而又必兼言艺术。

西方人亦有艺术,但重物不重心,又主争。中国艺术则主和。西方艺术在分胜负,而中国艺术则仅见高下。近代西方各种运动会,则以艺术化入商场中。各种杀人武器,则以艺术化入战场中。中国艺术则非商非兵,皆在人生性命之安居乐业中。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亦以杀人,但射亦有礼。礼贵和。群中有杀,亦出天意,亦以致和。犹如生中有死,死亦生道中一端,死生乃终始如一。如天之有阴阳晴雨,阴雨亦通入阳晴中,共成一天。止戈为武,文武亦同在一道中。皆所谓相反相成,执两用中,此有深义,可密阐细究。

(六)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鼠生在其体,人类大群之生则在礼。礼分宾主,夫妇、父子、兄弟相处,亦互为宾主。礼即道德,亦即艺术。闭门读书,上友古人,则千百世上人皆如宾客,可以自由接对。而诸宾客皆静默无言动,尽待主人之心领而神会。为主人者,又何乐如之。此又非一种大艺术而何。孔子之学不厌即在此。

中国人生亦可谓乃一礼乐人生。古代礼不下庶人,文化演进,乃至全人生皆归入于礼。读清代五礼通考一书,约略可见。但吉礼、宾礼、嘉礼易言,凶礼、军礼难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凶礼犹易知。军礼更难言。但当知非仅以礼治军,更要者,在知军之亦必以礼治。礼之用,和为贵。则军之用,亦必以和为贵。不唯在军之内当求和,即在军之外,与敌相对,其要亦在和。止戈为武,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治军所希之能事在此。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先兵后食。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即此心,苟非此心,何来有信。然则人生可去兵,犹可去食,最不可去者,乃此心之信。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亦由伯夷叔齐之心有所信。非信纣可为天子,乃信周武王不当兴兵伐纣。孔子称其为古之仁人,孟子则称之为圣之清。至于今,伯夷叔齐之心尚传,抑且所传之盛,尚过于周武王之伐纣心。心之清,可除去一切,如伯夷叔齐岂不并兵与食而尽去之,唯存一信。其实不仅伯夷叔齐为然,人心亦莫不唯有信。唯所信有不同而已。

今日世人不知重此心,但亦仍有信。求富于食,更求强于兵。原子弹核子武器更所信,次之则经商求利润。核子武器且不论,经商买方日不足,卖方不景气,又奈何?若依孔子言,先去核武器,再去一切商业政策,唯保持此自信心,即人类互信心,则人类大群自可立。若问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有心者遇无心者又奈何?曰,心得性命之正,无心则违失性命。此天地乃一性命大体,亦即性命一大场合,违失性命,又焉得久安居天地间。故信天乃信心,心与天一,其可贵乃在此。

今人不信己心,又如何信他人心,当更不信古人心,如孔子心。孔子自信己心,由于信他人心,更贵在其信古人心。古人心犹能通于今,此则更可信。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学不厌教不倦,乃成其为孔子。远推古代,为原始人,则乌有近世之核子武器与商业政策。然原始人与近代人,仅四围外物异,内在性命则同。递传迄今,仍此性命。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尚不能视听,但已有知觉。此心即原始人心,亦即后来之大人心。大人心本源于赤子心。依孟子意,亦可谓不失古人心,乃得近世心。此亦始终一贯。

故心则只是此一心,天人如一,古今如一,焉得有所谓进步。外在年岁境与物可言进步,内在性命天与心不可言进步。故中国人只言此心之立与达修与正而已。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从心上立言,伯夷叔齐即此心。今人不知重心,则此等语又何从去解释。

余上所述,乃尽从余之读中国古书来。古人心藏在文字中,余从文字中检得,非一种艺术人生乎?故此一番心,只是检不到,却非不存在。其实天常在,群常在,斯心亦常在,唯有志者能信之修之。此乃一种道德人生。但亦有步骤,有规矩,此又为一种艺术人生礼乐人生。

但此心之信,乃由此心之修来。心犹天,岂不天亦当修。朱子言“理先气后”是已。中庸亦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印度佛教言,诸天亦来佛前围坐听讲,此亦稍近中国意。易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国人图强,唯求西化,美其名曰时代化。今日之时代,又岂尽为西方人所占?窃愿以易传“自强不息”四字与国人共勉之,唯国人之相与共信而共修,以归于正,则反己而自得之矣。其归则仍要在国人之能信。余年九十二,长在病中,报馆索稿,姑妄言之如此。